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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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举停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大事件;而肇兴于晚清上海的书业革命,引发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促成了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的多元复杂互动。学制改革与印刷业的根本转型,这两个事件交逢在近代"中""西""新""旧"世道迁折的时局中,两者并非引发与被引发的单一因果关系。技术与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是真正将这些思想变局实现并固定下来的本质性力量。书业革命,正是这样的一个"枢机"——承载了、呈现出思想与市场、制度与技术变迁之间繁复而又具体的轨迹。
The abol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s a watershed ev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while the book industry revolution which sprang up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Shanghai,had resulted in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print capitalism"and the multiple and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ought and commerce,and enlightenment and busines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form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meeting in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east"and the"west",the"new"and the"old",was not just cause-and-effect.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patial pattern are the essential forces which actually promoted and realized the thought transformation.
The abol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s a watershed ev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while the book industry revolution which sprang up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Shanghai,had resulted in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print capitalism"and the multiple and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ought and commerce,and enlightenment and busines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form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meeting in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east"and the"west",the"new"and the"old",was not just cause-and-effect.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patial pattern are the essential forces which actually promoted and realized the thought transformation.
引文
(1)如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全面论述了废科与近代教育、制度转型、绅士阶层流变及社会变迁的关系;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史林》2007年第5期),曹南屏:《坊肆、名家与士子:晚清出版市场上的科举畅销书》(《史林》2013年第5期)、《清末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与新学传播》(《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等论著,均讲述科举与新学传播,但主要是思想史范畴内的。关于晚清上海出版印刷业的研究也非常多,诸如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许静波:《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2-1856)》(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韩琦:《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石印术的传入为例》(载韩琦、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4-127页)、韩琦、王扬宗:《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中国印刷史料选辑》第4辑《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367页),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等,这些论著均提及废科举导致石印业衰落。亦可参见拙著《“新学猖狂”与启蒙的生意》(《读书》2013年第10期)与《“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析---兼论新书业与“君宪”、“革命”之关系》(《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7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12月)。本文则在印刷、出版的脉络中,具体讨论科举改革、印刷技术革新与书业变迁之间的关系。
(1)关于印刷业、出版业、书业,在晚清中国界限本不分明,本文沿用陆费逵的说法:“我国的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是界限不分的。古昔就不用说了,就现在……而言,还有许多招牌用某某书局,实际上或专营出版,或专营印刷,或兼营出版与印刷,就是我们的同业,也很不容易分清她到底是出版业或印刷业,习惯上统称书业。”(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1-392页。)
(2)后文有重点论述“旧书业式微”,此“旧书业”,一则指内容,晚清时人所论“旧书”-“新学”之“旧”,二则指印刷史上新旧技术之间的兴替。
(3)《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申报》1898年8月13日。
(4)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1897-1931)》,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页。
(5)庄俞:《鲍咸昌先生事略》,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页。
(6)姚公鹤:《上海闲话》,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7)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续)》,《新世界学报》第9期(1902年),第81页。
(8)“程桂馨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9页。
(1)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杨光辉、熊尚厚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2)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2页。
(3)《振兴新学宜严杜邪说议》,《申报》1901年9月16日。
(4)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5)张禹、陈盛奖编注:《王理孚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6)《入学考验问题》,《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1909年2月15日,“评论”,第2页。
(7)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1)半粟编:《中山出世后中国60年大事记》,“民国丛书”第1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73页。
(2)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3)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2-1033页。
(4)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171-173页。
(5)《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缘起》,《申报》1906年4月25日。
(6)吴敬恒:《新字典序》,《新字典卷端》,民国元年八月十五日,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2卷,第675页。
(1)晚清新书业,教科书为大宗。随着课艺书退出市场,改革课本、编译新的适合于学堂教育的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关于晚清的教科书事业,已有众多研究,诸如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慧慧《晚清学部编审教科书的活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本文不再赘述。
(2)“孙甲铭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580页。
(3)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宜由管学大臣进呈并禁止悖谬之书折》,载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4)孙诒让:《〈中西普通书目表〉叙》(光绪二十四年),载张宪文辑、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5)“三湘喜报”,原载《万国公报》第90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三),第376页。
(6)《亚洲课本·首册序》,商务印书馆1901年版,载汪家熔《中国出版通史》第7卷(清代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7)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略例》,载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69页。
(1)《劝各郡县广购中西有用书籍以兴实学说》,《申报》1901年9月25日。
(2)参见张晓灵《晚清西书的流行与西学的传播》,《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期。
(3)转引自杨丽莹《扫叶山房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1页。
(4)《跋昭代名人策论》,《申报》1902年8月17日。
(5)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载《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5页。
(6)《三先生崇祀》,载胡思敬《国闻备乘》卷3,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7)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年9月5日),原载《民报》第7号,参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8)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第393页。
(9)转引自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10)高凤池:《本馆创业史---在发行所学生训练班的演讲》,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第51-52页。
(11)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年9月5日),原载《民报》第7号,参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78页。
(12)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3)关于晚清西学丛书,可参考鲁军《清末西学输入及其历史教训》,载郑如斯、肖东发编《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吕明涛:《新学与新学丛书》,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1)《石印殿版直行二十四史全書出版广告》,《申报》1903年9月2日。
(2)《新撰石印时务策论总纂初集》,《申报》1897年8月15日。
(3)《出售新学汇编》,《申报》1898年7月19日。
(4)《芸缃阁书局发兑书籍西学大成》,《申报》1898年3月11日。
(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出版》,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另参见郭平兴《近代早期(1840-1919)湖南图书出版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6页。
(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7)《中外日报》1902年2月17日。
(8)《中外日报》1902年5月12日。
(9)《中外日报》1902年6月3日。
(10)《商务:石印畅销》,《集成报》第18期,1901年10月。
(11)《书肆守旧》,《盛京时报》1907年1月6日。
(12)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57-58页。
(1)王韬、顾光燮等:《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页。
(4)《译书公会章程》,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90页。关于戊戌时期上海的新出版业,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时期上海的出版界》,《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
(5)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6)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7)《工部侍郎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翻辑诸书纲要折》,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1页。
(8)严复:《与张元济书》,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5页。
(9)杜亚泉:《记鲍咸昌先生》,载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页。
(10)参见李占领《西学输入与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11)张晓灵:《晚清西书的流行与西学的传播》,《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期,第40页。
(1)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载林治平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2)李提摩太撰、蔡尔康译:《广学会第十一届年报纪略》,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4),第217页。
(3)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1897-1931)》,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386页。
(4)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页。
(5)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6)黄尊宪著、钟叔河辑校:《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29页。
(7)杨守敬撰、张雷校点:《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8)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年9月5日),原载《民报》第7号,参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76、178-179页。
(9)邓实:《拟设国粹学堂启》,载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30页。
(1)俞樾:《三大忧论》,《春在堂全书·宾萌集》集6,同治十年石印本,第2-3页。
(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441页。
(3)《创设学堂(南汇)》,《中外日报》1900年6月5日。
(4)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5)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4页。
(6)“陈庆年函”,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页。
(7)参见梁玉泉《从〈申报〉书籍广告看清末新、旧学交融的原生态势》,《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8)《新学问题》,《盛京时报》1907年10月5日。
(9)“汪大燮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899页。
(10)《进士之倒运》,《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13日。
(1)《申报》1909年5月24日。
(2)《张南械辑印佚丛自序》,《国学萃编》第6、7期(1909年),第6页。
(3)“致许寿裳”(1911年),《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1页。
(4)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1-52页。
(5)参见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史路《晚清印刷技术的演变及原因探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6)1889年5月25日上海《北华捷报》刊《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8-89页。
(1)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2)《益闻录》1890年第1007期,转引自许静波《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2-1856)》,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3)周全:《西方传教士对我国近代印刷术影响的探讨》,《印刷世界》2006第12期;张梅:《文明书局教科书出版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页。
(4)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70页。
(5)周越然:《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6)姚公鹤:《上海闲话》,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第260页。
(7)韩琦、王扬宗:《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第365-367页。
(8)参见杨丽莹《扫叶山房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0-83页。
(9)《申报》1885年10月9日。
(10)鸿宝斋:《上海鸿宝斋分局发兑各种石印书籍》,光绪三十一年,载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479页。
(1)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第394页。
(2)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第394页。
(3)转引自杨丽莹:《扫叶山房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0页。
(4)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
(5)阙名:《论废时文尤当除积弊》,载金匮阙铸补斋辑《皇朝新政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163页。
(6)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7)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1)杨澜:《临汀汇考》卷4,页8a,[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饶佳荣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
(2)[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饶佳荣等译,第66页。
(3)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第451-452页。
(4)《官书局顶归商办(武昌)》,《申报》1908年6月3日。
(5)参见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第215-216页。
(6)《盛京时报》1907年1月6日。
(7)云间颠公:《嬾窝笔记·纪京城书肆之沿革》,载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1)张锐涵:《琉璃厂沿革考》,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第16页。
(2)瞿兑之著,虞云国、罗铮校订:《铢庵文存北游录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3)原注:“东西洋人,不惜重金,购厂肆名人书画载籍,国粹殆将罄尽”(《京都新竹枝词》,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第76页)。
(4)石版印刷术是晚清新闻画及图像生产的最重要媒介:“石印的廉价与快捷使图像被大量复制并迅速进入流通领域;石印画的绘画性和丰富的塑造表现力,以及其外来性使画家能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更自由地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并缩短从设计、制作到应用、推广的周期。充斥着各色图像的都市培养了市民阶层的‘观图’习惯,‘读图’和‘读报’成为了新型都市生活的组成内容。”参见陈霆《晚清民初石版印刷艺术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24、163-165页。
(5)武内义雄:《说〈四部丛刊〉》,原载《支那学》1卷4号,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94页。
(6)参见陈霆《晚清民初石版印刷艺术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63-165页;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6-47页。
(1)史路:《晚清印刷技术的演变及原因探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5页。
(2)[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2页。
(3)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99页。
(1)关于印刷业、出版业、书业,在晚清中国界限本不分明,本文沿用陆费逵的说法:“我国的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是界限不分的。古昔就不用说了,就现在……而言,还有许多招牌用某某书局,实际上或专营出版,或专营印刷,或兼营出版与印刷,就是我们的同业,也很不容易分清她到底是出版业或印刷业,习惯上统称书业。”(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1-392页。)
(2)后文有重点论述“旧书业式微”,此“旧书业”,一则指内容,晚清时人所论“旧书”-“新学”之“旧”,二则指印刷史上新旧技术之间的兴替。
(3)《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申报》1898年8月13日。
(4)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1897-1931)》,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页。
(5)庄俞:《鲍咸昌先生事略》,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页。
(6)姚公鹤:《上海闲话》,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7)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续)》,《新世界学报》第9期(1902年),第81页。
(8)“程桂馨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9页。
(1)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杨光辉、熊尚厚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2)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2页。
(3)《振兴新学宜严杜邪说议》,《申报》1901年9月16日。
(4)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5)张禹、陈盛奖编注:《王理孚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6)《入学考验问题》,《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1909年2月15日,“评论”,第2页。
(7)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1)半粟编:《中山出世后中国60年大事记》,“民国丛书”第1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73页。
(2)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3)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2-1033页。
(4)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171-173页。
(5)《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缘起》,《申报》1906年4月25日。
(6)吴敬恒:《新字典序》,《新字典卷端》,民国元年八月十五日,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2卷,第675页。
(1)晚清新书业,教科书为大宗。随着课艺书退出市场,改革课本、编译新的适合于学堂教育的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关于晚清的教科书事业,已有众多研究,诸如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慧慧《晚清学部编审教科书的活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本文不再赘述。
(2)“孙甲铭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580页。
(3)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宜由管学大臣进呈并禁止悖谬之书折》,载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4)孙诒让:《〈中西普通书目表〉叙》(光绪二十四年),载张宪文辑、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5)“三湘喜报”,原载《万国公报》第90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三),第376页。
(6)《亚洲课本·首册序》,商务印书馆1901年版,载汪家熔《中国出版通史》第7卷(清代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7)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略例》,载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69页。
(1)《劝各郡县广购中西有用书籍以兴实学说》,《申报》1901年9月25日。
(2)参见张晓灵《晚清西书的流行与西学的传播》,《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期。
(3)转引自杨丽莹《扫叶山房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1页。
(4)《跋昭代名人策论》,《申报》1902年8月17日。
(5)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载《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5页。
(6)《三先生崇祀》,载胡思敬《国闻备乘》卷3,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7)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年9月5日),原载《民报》第7号,参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8)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第393页。
(9)转引自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10)高凤池:《本馆创业史---在发行所学生训练班的演讲》,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第51-52页。
(11)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年9月5日),原载《民报》第7号,参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78页。
(12)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3)关于晚清西学丛书,可参考鲁军《清末西学输入及其历史教训》,载郑如斯、肖东发编《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吕明涛:《新学与新学丛书》,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1)《石印殿版直行二十四史全書出版广告》,《申报》1903年9月2日。
(2)《新撰石印时务策论总纂初集》,《申报》1897年8月15日。
(3)《出售新学汇编》,《申报》1898年7月19日。
(4)《芸缃阁书局发兑书籍西学大成》,《申报》1898年3月11日。
(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出版》,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另参见郭平兴《近代早期(1840-1919)湖南图书出版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6页。
(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7)《中外日报》1902年2月17日。
(8)《中外日报》1902年5月12日。
(9)《中外日报》1902年6月3日。
(10)《商务:石印畅销》,《集成报》第18期,1901年10月。
(11)《书肆守旧》,《盛京时报》1907年1月6日。
(12)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57-58页。
(1)王韬、顾光燮等:《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页。
(4)《译书公会章程》,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90页。关于戊戌时期上海的新出版业,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时期上海的出版界》,《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
(5)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6)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7)《工部侍郎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翻辑诸书纲要折》,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1页。
(8)严复:《与张元济书》,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5页。
(9)杜亚泉:《记鲍咸昌先生》,载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页。
(10)参见李占领《西学输入与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11)张晓灵:《晚清西书的流行与西学的传播》,《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期,第40页。
(1)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载林治平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2)李提摩太撰、蔡尔康译:《广学会第十一届年报纪略》,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4),第217页。
(3)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1897-1931)》,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386页。
(4)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页。
(5)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6)黄尊宪著、钟叔河辑校:《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29页。
(7)杨守敬撰、张雷校点:《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8)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年9月5日),原载《民报》第7号,参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76、178-179页。
(9)邓实:《拟设国粹学堂启》,载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30页。
(1)俞樾:《三大忧论》,《春在堂全书·宾萌集》集6,同治十年石印本,第2-3页。
(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441页。
(3)《创设学堂(南汇)》,《中外日报》1900年6月5日。
(4)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5)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4页。
(6)“陈庆年函”,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页。
(7)参见梁玉泉《从〈申报〉书籍广告看清末新、旧学交融的原生态势》,《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8)《新学问题》,《盛京时报》1907年10月5日。
(9)“汪大燮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899页。
(10)《进士之倒运》,《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13日。
(1)《申报》1909年5月24日。
(2)《张南械辑印佚丛自序》,《国学萃编》第6、7期(1909年),第6页。
(3)“致许寿裳”(1911年),《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1页。
(4)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1-52页。
(5)参见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史路《晚清印刷技术的演变及原因探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6)1889年5月25日上海《北华捷报》刊《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8-89页。
(1)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2)《益闻录》1890年第1007期,转引自许静波《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2-1856)》,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3)周全:《西方传教士对我国近代印刷术影响的探讨》,《印刷世界》2006第12期;张梅:《文明书局教科书出版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页。
(4)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70页。
(5)周越然:《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6)姚公鹤:《上海闲话》,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第260页。
(7)韩琦、王扬宗:《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第365-367页。
(8)参见杨丽莹《扫叶山房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0-83页。
(9)《申报》1885年10月9日。
(10)鸿宝斋:《上海鸿宝斋分局发兑各种石印书籍》,光绪三十一年,载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479页。
(1)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第394页。
(2)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第394页。
(3)转引自杨丽莹:《扫叶山房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0页。
(4)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
(5)阙名:《论废时文尤当除积弊》,载金匮阙铸补斋辑《皇朝新政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163页。
(6)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7)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1)杨澜:《临汀汇考》卷4,页8a,[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饶佳荣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
(2)[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饶佳荣等译,第66页。
(3)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第451-452页。
(4)《官书局顶归商办(武昌)》,《申报》1908年6月3日。
(5)参见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第215-216页。
(6)《盛京时报》1907年1月6日。
(7)云间颠公:《嬾窝笔记·纪京城书肆之沿革》,载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1)张锐涵:《琉璃厂沿革考》,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第16页。
(2)瞿兑之著,虞云国、罗铮校订:《铢庵文存北游录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3)原注:“东西洋人,不惜重金,购厂肆名人书画载籍,国粹殆将罄尽”(《京都新竹枝词》,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第76页)。
(4)石版印刷术是晚清新闻画及图像生产的最重要媒介:“石印的廉价与快捷使图像被大量复制并迅速进入流通领域;石印画的绘画性和丰富的塑造表现力,以及其外来性使画家能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更自由地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并缩短从设计、制作到应用、推广的周期。充斥着各色图像的都市培养了市民阶层的‘观图’习惯,‘读图’和‘读报’成为了新型都市生活的组成内容。”参见陈霆《晚清民初石版印刷艺术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24、163-165页。
(5)武内义雄:《说〈四部丛刊〉》,原载《支那学》1卷4号,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94页。
(6)参见陈霆《晚清民初石版印刷艺术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63-165页;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6-47页。
(1)史路:《晚清印刷技术的演变及原因探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5页。
(2)[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2页。
(3)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