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国文教育中的古文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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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考察清末国文教育所涉及的文章分类问题。壬寅、癸卯两学制和早期选本型教科书沿袭真德秀《文章正宗》以来按功能归大类的趋势,多将古今文章分为"叙记"与"论说"两种。受到修辞学和新式教授法启发,一些教科书改变了姚、曾选本论辨类居先的惯例,将"叙记文"为作文入门。限于课堂讲授实际,新式国文教育主要在"义法"层面传授更具操作性的功能类别,以《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为楷模;亦有个别读本标榜《古文四象》的秘传,致力于声音诵读之学的承续,从"声气"或"体性"的角度进行古文辨体。古文类别之学在清末新教育界的延续,为新型文体系统的引进准备了接受媒介。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regard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proses involved in the literary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Both 1902/1904 Regulations and the earlier textbook readers followed Zhen Dexius 真德秀 The Canon of Writings( Wenzhang Zhengzong 文章正宗) to classify all modern and ancient works by their functions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as nar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Inspired by the modern rhetoric and new pedagogies,a number of textbooks abandoned the convention of beginning with the type of argumentation,which was set by Yao Nai( 姚鼐) and Zeng Guofan( 曾国藩),and started to open with narration as the entry of composition. Restricted by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classroom teaching,the new styled literary education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level of principles and methods( Yifa 义法) to impart more operational types of functions,modeling The Classified Anthology of Classical Proses( Guwenci Leizuan 古文辞类纂) and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 Copied from the Classics,Historical Writings and Philosophical Schools( Jingshibaijia Zachao 经史百家杂钞). Besides,a limited selection of readers brandished The Four Imag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ses( Guwen Sixiang 古文四象)as an esoteric doctrine and devoted to the succession of the lore of acoustic recitation. They tried to discern the different kinds of composi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nd and breath( Shengqi 声气) or style and nature( Tixing 体性).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classical proses by the new styled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prepared the recipient for adopting the modern genre system.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regard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proses involved in the literary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Both 1902/1904 Regulations and the earlier textbook readers followed Zhen Dexius 真德秀 The Canon of Writings( Wenzhang Zhengzong 文章正宗) to classify all modern and ancient works by their functions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as nar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Inspired by the modern rhetoric and new pedagogies,a number of textbooks abandoned the convention of beginning with the type of argumentation,which was set by Yao Nai( 姚鼐) and Zeng Guofan( 曾国藩),and started to open with narration as the entry of composition. Restricted by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classroom teaching,the new styled literary education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level of principles and methods( Yifa 义法) to impart more operational types of functions,modeling The Classified Anthology of Classical Proses( Guwenci Leizuan 古文辞类纂) and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 Copied from the Classics,Historical Writings and Philosophical Schools( Jingshibaijia Zachao 经史百家杂钞). Besides,a limited selection of readers brandished The Four Imag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ses( Guwen Sixiang 古文四象)as an esoteric doctrine and devoted to the succession of the lore of acoustic recitation. They tried to discern the different kinds of composi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nd and breath( Shengqi 声气) or style and nature( Tixing 体性).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classical proses by the new styled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prepared the recipient for adopting the modern genre system.
引文
(1)近年已有论文讨论晚清古文家与国文教育、古文选本与国文教科书的关系问题。可参阅徐雁平:《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看近世文学观念的转变》,《现代中国》第3辑,2002年10月;吴微:《从“古文选本”到“国文读本”——桐城文章与文学教育的转型》,《国学研究》第27卷,2010年6月;李斌:《清末古文家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
(2)参见陆胤:《清末蒙学读本的文体意识与“国文”学科之建构》,《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陆胤:《“普通国文”的发生——清末〈蒙学报〉的文体试验》,《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3)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门类》,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862—6863页。粗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4)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师大月刊》第2期,1933年1月。
(5)黎目在晚清部分仅录林纾《中学国文读本》和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两种,其余从略。此后有关晚清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探讨,即多围绕此二书展开,未能体现当时教科书编纂和使用的全况。
(1)陈尔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教科书和民初“国文”想象的塑造——以“文章选本”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2008年)中,讨论到民初国文教科书的“文章辨体”与作文“四分法”发生的关系,惟对于晚清时期这一问题发端的情形,未遑涉及。
(2)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458页。
(3)吴汝纶:《与陆伯奎学使》(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74、377—379页。
(4)参见吴汝纶:《与李赞臣》(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答姚慕庭》(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廿三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9、186页。
(5)戊戌前后,吴汝纶在书信中屡次提出将《古文辞类纂》与“六经”并列,甚至取代“六经”的观点。参见《答阎鹤泉》《答姚慕庭》《答严幾道》诸函,《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2—143、185—186、231页。
(6)唯梅曾亮的《古文词略》一种,不见于吴汝纶的“学堂书目”。但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吴汝纶曾在给廉泉的信中提到:“鄙意西学诸生,但读《论语》、《孟子》及曾文正《杂钞》中《左传》诸篇,益之以梅伯言《古文词略》,便已足用。”因此,读梅氏《古文词略》仍可看作来自吴汝纶一派的观点。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06页。
(1)《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北京: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约1903年1月)刻本,无页码。其中《古文辞类纂》所标版本为“兴县康氏刻本、江苏书局重刻本”,与吴汝纶等推崇吴刻本的态度不同。
(2)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中学堂章程》,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第329页。
(3)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教育杂志》第2年第9期,“附录”栏,宣统二年九月初十日。
(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校用书,早就纳入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及所附《教授法》)、文明书局《初等小学读本》等新编国文教科书。见学部:《通行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书目》,《学部官报》第4期,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5)该书内封有“壬寅十月于日本印行”之款,版权页则署“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五日印刷,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八日发行。”按吴闿生书前《弁言》:“《古文读本》二卷,儿时家大人所授读。择古今文字雅驯有机趣可以开濬智识者。唐以前皆简短,自欧公而下则渐深,以其时学力固已较进也……今兹朝廷取西法,广学校,学科益多,文章之事不可终废,欲启辟蹊径,莫逾于此编者。日本三省堂书肆,请为印行,因取稿本付之。惜圈识未完,当俟重印时,请家公校补。日本之志汉文者,亦可以考焉。区区一线之延,盖亚洲之绝学也已。壬寅冬日启孙谨识,时留学东京早稻田大学。”该本后有北京河北书局、华新书局排印本。后来吴闿生更就该书所选韩非诸《难》和《史记》序赞,撰为《桐城吴氏文法教科书》,有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铅印本。
(6)吴闿生对常堉璋冒用《古文读本》之名颇有意见,特在《重印古文读本弁言》中指出:“近时饶阳常君堉璋取先君评选姚氏《类纂》印行,亦名《古文读本》,与此本绝殊。彼书宜名《姚选古文简本》,乃符事实,而常君等校印,颇以私意去取。如《原道》《与孟尚书书》皆弃不载,其他割截尚多,则非先君之旧矣。”见《(桐城吴先生点定)古文读本》卷首,北京:河北书局,光绪二十九年铅印本,第4页。
(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9页。
(8)韩汝煃、丁宜中:《贵州优级师范选科琐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7—128页。
(9)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96页。
(1)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注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2)曾国藩:《序例》,余础基整理:《经史百家杂钞》,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3)关于真德秀《文章正宗》所分四大类的文体学意义,参阅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曾枣庄:《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四分法”及其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学》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3—296页。按《古文辞类纂》的十三类,虽未明言区分大类,其排序却依次符合“议论(论辨、序跋)、辞命(奏议、书说、赠序、诏令)、叙事(传状、碑志、杂记)、辞赋(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四大门类的归属。
(4)王葆心:《高等文学讲义》卷四上,武昌:湖北汉黄德道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第5b—6a页。
(5)参见吴汝纶:《与廉惠卿》,《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06页。
(6)吴汝纶曾在致林纾信中提到:“此书(按指《古文四象》)止敝处钞有底本,人间别无副钞,殆古今最精之选本,虽已刻之《经史杂钞》不能及也。”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22页。
(7)吴汝纶整理刊印《古文四象》的始末,详其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廿七日《与曾重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日《致曾君和袭侯》、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答贺松坡》、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与林琴南》四函及戊戌年所作《记古文四象后》一文。分别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36—137、218、353、424—424页;第1册,第301—302页。
(8)参见朱东润:《古文四象论述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5年第4卷第2期。关于《古文四象》的版本流传,参见王澧华:《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6—235页。
(9)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3种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382—1385页。
(1)程先甲履历,见《清代朱卷集成》第185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73—182页。
(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四,“程一夔甲集八卷续编四卷三编四卷”条,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5—616页。
(3)程先甲:《全编宗旨》,见《高等国文学教科书》卷首,江宁:江楚书局,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按:此书未完,笔者所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仅一册,只有甲编“古文格式”中的论说科部分。
(4)程先甲:《全编宗旨》。
(1)程先甲:《高等国文学教科书总标目》,见《高等国文学教科书》卷首。
(2)程先甲:“古文格式”第一,《高等国文学教科书》甲编,第1—2页。
(3)程先甲:“古文格式”第一,《高等国文学教科书》甲编,第4页。
(4)参见姚明晖:《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南洋中学》,见《南洋中学文史资料选辑》(一),上海:上海市南洋中学,出版年不明,第62—63页。
(5)王培孙:《述从兄引才事》,见孙元主编:《南洋中学文史资料选辑》(二),上海:南洋中学档案室,2003年,第51—52页。
(1)王纳善:《国文读本粹化新编》卷首《初编叙述类要目》,上海:上海群学会,光绪三十二年二月铅印本,第2—3页。
(2)王纳善:《国文粹化读本编辑大意》,见《国文读本粹化新编》卷首,第1a页。
(3)按:王建善编有《初等国文教授》和《国文教授进阶》二书,为国人自撰“教授法”书籍的滥觞,分别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和二十九年闰五月由育才书塾刊行。二书相关情形,参见拙撰:《从“记诵”到“讲授”——清末西洋教授法的引进与知识方法的转型》(未刊稿)。
(4)潘博:《叙》,见《高等国文读本》,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洋装铅印本,第1册,第1—2页。
(5)潘博生平事迹,可参考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潘若海》,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84—485页。
(6)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7)潘博:《叙》,《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2页。
(1)潘博:《例略》,《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2—3页。
(2)笔者所见,即有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四月两种再版本的版权页。
(3)孙雄:《国文讲义馀谈》,《寰球中国学生报》第2期,丙午(1906)七月。
(4)潘博:《例略》,《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3页。
(5)潘博:《高等国文读本》第5册,第67页。
(6)程先甲:“古文格式”第一,《高等国文学教科书》甲编,第4页。
(7)参见蔡德龙:《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8)张百熙等:《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80、282—283、273—274页。
(9)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0、321页。
(10)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学务纲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0页。
(1)文部省令:《尋常師範學校ノ學科及其程度》,原载日本内阁:《官报》第2710号,明治25(1892)年7月11日。此处参考了清末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译文,并据原文更改了部分误译。见南洋公学译书院初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校订:《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重排本,第8册,第421—422页。
(2)如明治初年甚为流行的铜版小册子《记事论说文例》(安田敬斋著,明治12年5月印行),上卷为时候门(即时令文字)及日用尺牍,下卷即分为以上八门。而上卷“时候门”部分也是由记事文和书牍文构成的。参见齋藤希史:《『記事論説文例』-銅版作文書の誕生-》,见氏著:《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第236—263页。
(3)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第255页。
(4)张之洞:《劝学篇·守约》,见《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册,第9730页。
(5)陈澹然:《文宪例言》,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册,第6806—6807页。
(6)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再版铅印本。
(7)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八月七版铅印本。
(8)吴增[曾]祺评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第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十一月(1911年1月)五版铅印本。
(9)为适应民初中学校四年的新学制,林、吴二选经许国英分别重订为八册和四集。原书中“国朝”字样均改为“清”,而如林选中曾国藩为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等所撰志铭哀词,以及各处“昭忠祠记”等不符合辛亥以后“政治正确”的篇目,都被删去。但此重订本依旧畅销,如吴选《中学国文教科书》至1913年3月已销至第八版,更不用说各地的翻版盗印了。见吴增[曾]祺评选、许国英重订:《(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3月重订八版铅印本,版权页。
(1)张人凤:《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日本校订人署名及其他》,分别载樽本照雄主编:《清末小说》第20、30号,1997年、2007年。
(2)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编纂:《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十月八版铅印本(署“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版权页;第8册,宣统元年正月五版(署“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版”),版权页。
(3)林纾闽县人,吴曾祺侯官人,二县为福州府城附郭县,民国后并为闽侯县,即今福州市;高氏兄弟则为同属福州府的长乐县人。林纾早年与高凤岐、凤谦二人结为兄弟,“既而凤谦主干商务印书馆编译事,则约纾专译欧美小说”,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88—189页。吴曾祺教授乡里之时,就与高凤岐“为文字交……居同里闬,每相过从,上下其议论,极一时之欢”,“于并世文人少所许可,独推重啸桐,每与余言:啸桐治古文义例精严,为同时侪辈所不逮。”见江畬经:《漪香山馆文集序》,吴曾祺:《漪香山馆文集》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卷首,第1a页。吴曾祺文集中亦有《送高啸桐序》《高啸桐诔》等文,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4)林纾:《序》,《中学国文读本》第1册“国朝文”卷首,第1b页。
(5)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3册“元明文”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八月五版铅印本,第1b页。后来林纾更在《震川集选序》中畅发其说:归文“最足动人者,无过言情之作,是得于《史记》之《外戚传》。巧于叙悲,自是震川独造之处。墓铭近欧而不近韩,赠序则大有变化,惟不及韩之遒练耳。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文正官宰相,震川官知县转太仆寺丞。文正收复金陵,震川老死牖下。责村居之人不审朝廷大政,可乎?虽然,王凤洲以达官执文坛牛耳,震川视之蔑如。果文正之言,与震川同时而发,吾恐妄庸巨子之目,将不属之凤洲矣。”见朱羲胄编:《春觉斋著述记》卷二,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12页。
(6)参见夏晓虹:《林纾的古文与文论》,《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
(7)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6册“唐文”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九月初版本,第1a—1b页。
(8)林纾《春觉斋论文》:“张濂亭先生恒执‘因声求气’之言用以诲人。实则,讲声调者,断不能取古人之声调揣摩而摹仿之,在乎性情厚,道理足,书味深,凡近忠孝文字,偶尔纵笔,自有一种高骞之声调。试观《离骚》中句句重复,而愈重复愈见其悲凉,正其性情之厚,所以至此。”见《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声调》,《历代文话》第7册,第6373页。按:《春觉斋论文》应即为林纾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大学讲授古文的讲义。
(1)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6册“唐文”,第21a—b、29a、38a叶。
(2)章士钊在其《初等国文典·序例》中就曾指出:“学课各科之配置,皆有定限。其国文一科,必不复能如吾辈当年之吟诵者,则不易辙以求其通,万无几幸。夫所谓易辙者,当不外晰词性、制文律数者矣。”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80—182页。
(3)林纾对“因声求气”之说缺乏同情,除了吟诵法在课堂讲授上操作性的欠缺,或亦与其翻译泰西小说的经验有关。以哈葛德、狄更斯、大仲马等人作品为代表的西欧近代小说,正是工业革命和出版印刷技术革新背景下“默读文化”(silence reading)兴起的产物。林纾对“古文”的理解,可能已近于逻辑化、情节化的默读文本,诵读仅为帮助理解的手段。故从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到林纾、章士钊,或有从“诵读的古文”(或曰“声音的古文”)到“默读的古文”(或曰“文本的古文”)之变化,兹事体大,当于另文详论。
(4)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9册“周秦汉魏文”卷首“序”,第1a页。
(1)吴曾祺:《文体刍言》,《涵芬楼文谈》附录,见《历代文话》第7册,第6631—6660页。
(2)在吴曾祺的《漪香山馆文集》中,有《古今文范初集序》至《五集序》五篇,题下注明“原名《中学国文教科书》”,实际上即为《中学国文教科书》每集书前的例言。见《漪香山馆文集》目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铅印本,卷首。
(3)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中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9页。
(4)见《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绍介批评”栏。
(5)如“国朝文”部分,林选第一、二册共57篇,吴选初集共144篇。
(6)吴增[曾]祺:《初集例言》,第5页。
(7)参见《中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例言”,第1—4页。
(8)参见前揭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
(9)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转述黎锦熙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 6—1920. 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1—25页。
(1)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3种影印本,第1382—1385页。
(2)唐文治:《茹经先生自定年谱》,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第59—63页。
(3)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例言》,见《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上海:文明书局,宣统元年铅印本,卷首,第1a页。稍后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又编有《中学国文读本》,作为此书前导。见唐文治:《中学国文读本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第793—798页。
(4)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例言》,《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1b—2a页。
(5)唐文治:《论文之情》,《高等国文读本》卷一,“国文大义上”,第8a页。
(1)唐文治:《论奇正变化》,《高等国文读本》卷一,“国文大义上”,第33a—34a页。
(2)唐文治:《再论文之奇正变化》,见《高等国文读本》卷一,第41b页。
(3)按:此本《礼记·乐记》语而发挥,唐文治:《论文之声》,见《高等国文读本》卷二,“国文大义下”,第1a—3b页。
(4)唐文治:《论文之味》,见《高等国文读本》卷二,“国文大义下”,第24a—25a页。
(5)唐文治:《论文之神》,见《高等国文读本》卷二,“国文大义下”,第33b页。
(6)唐文治:《例言》,见《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1b页。
(1)王葆心:《总术篇》,见《高等文学讲义》卷四上,第8a—9a页。
(2)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范围》,见《历代文话》第7册,第6854—6855页。
(3)关于西洋修辞学在晚清国文教育,特别是文章分类系统重构过程中的作用,参见陆胤:《清末西洋修辞学的引进与近代文章学的翻新》,《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4)这仅是就教育实践而言。在文论方面,辨体著作仍颇丰富。参见朱迎平:《集成与开新——清末民初文体论著述评》,吴承学、何诗海编:《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61—371页。
(2)参见陆胤:《清末蒙学读本的文体意识与“国文”学科之建构》,《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陆胤:《“普通国文”的发生——清末〈蒙学报〉的文体试验》,《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3)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门类》,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862—6863页。粗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4)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师大月刊》第2期,1933年1月。
(5)黎目在晚清部分仅录林纾《中学国文读本》和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两种,其余从略。此后有关晚清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探讨,即多围绕此二书展开,未能体现当时教科书编纂和使用的全况。
(1)陈尔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教科书和民初“国文”想象的塑造——以“文章选本”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2008年)中,讨论到民初国文教科书的“文章辨体”与作文“四分法”发生的关系,惟对于晚清时期这一问题发端的情形,未遑涉及。
(2)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458页。
(3)吴汝纶:《与陆伯奎学使》(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74、377—379页。
(4)参见吴汝纶:《与李赞臣》(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答姚慕庭》(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廿三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9、186页。
(5)戊戌前后,吴汝纶在书信中屡次提出将《古文辞类纂》与“六经”并列,甚至取代“六经”的观点。参见《答阎鹤泉》《答姚慕庭》《答严幾道》诸函,《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2—143、185—186、231页。
(6)唯梅曾亮的《古文词略》一种,不见于吴汝纶的“学堂书目”。但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吴汝纶曾在给廉泉的信中提到:“鄙意西学诸生,但读《论语》、《孟子》及曾文正《杂钞》中《左传》诸篇,益之以梅伯言《古文词略》,便已足用。”因此,读梅氏《古文词略》仍可看作来自吴汝纶一派的观点。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06页。
(1)《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北京: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约1903年1月)刻本,无页码。其中《古文辞类纂》所标版本为“兴县康氏刻本、江苏书局重刻本”,与吴汝纶等推崇吴刻本的态度不同。
(2)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中学堂章程》,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第329页。
(3)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教育杂志》第2年第9期,“附录”栏,宣统二年九月初十日。
(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校用书,早就纳入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及所附《教授法》)、文明书局《初等小学读本》等新编国文教科书。见学部:《通行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书目》,《学部官报》第4期,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5)该书内封有“壬寅十月于日本印行”之款,版权页则署“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五日印刷,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八日发行。”按吴闿生书前《弁言》:“《古文读本》二卷,儿时家大人所授读。择古今文字雅驯有机趣可以开濬智识者。唐以前皆简短,自欧公而下则渐深,以其时学力固已较进也……今兹朝廷取西法,广学校,学科益多,文章之事不可终废,欲启辟蹊径,莫逾于此编者。日本三省堂书肆,请为印行,因取稿本付之。惜圈识未完,当俟重印时,请家公校补。日本之志汉文者,亦可以考焉。区区一线之延,盖亚洲之绝学也已。壬寅冬日启孙谨识,时留学东京早稻田大学。”该本后有北京河北书局、华新书局排印本。后来吴闿生更就该书所选韩非诸《难》和《史记》序赞,撰为《桐城吴氏文法教科书》,有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铅印本。
(6)吴闿生对常堉璋冒用《古文读本》之名颇有意见,特在《重印古文读本弁言》中指出:“近时饶阳常君堉璋取先君评选姚氏《类纂》印行,亦名《古文读本》,与此本绝殊。彼书宜名《姚选古文简本》,乃符事实,而常君等校印,颇以私意去取。如《原道》《与孟尚书书》皆弃不载,其他割截尚多,则非先君之旧矣。”见《(桐城吴先生点定)古文读本》卷首,北京:河北书局,光绪二十九年铅印本,第4页。
(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9页。
(8)韩汝煃、丁宜中:《贵州优级师范选科琐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7—128页。
(9)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96页。
(1)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注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2)曾国藩:《序例》,余础基整理:《经史百家杂钞》,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3)关于真德秀《文章正宗》所分四大类的文体学意义,参阅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曾枣庄:《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四分法”及其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学》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3—296页。按《古文辞类纂》的十三类,虽未明言区分大类,其排序却依次符合“议论(论辨、序跋)、辞命(奏议、书说、赠序、诏令)、叙事(传状、碑志、杂记)、辞赋(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四大门类的归属。
(4)王葆心:《高等文学讲义》卷四上,武昌:湖北汉黄德道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第5b—6a页。
(5)参见吴汝纶:《与廉惠卿》,《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06页。
(6)吴汝纶曾在致林纾信中提到:“此书(按指《古文四象》)止敝处钞有底本,人间别无副钞,殆古今最精之选本,虽已刻之《经史杂钞》不能及也。”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22页。
(7)吴汝纶整理刊印《古文四象》的始末,详其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廿七日《与曾重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日《致曾君和袭侯》、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答贺松坡》、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与林琴南》四函及戊戌年所作《记古文四象后》一文。分别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36—137、218、353、424—424页;第1册,第301—302页。
(8)参见朱东润:《古文四象论述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5年第4卷第2期。关于《古文四象》的版本流传,参见王澧华:《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6—235页。
(9)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3种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382—1385页。
(1)程先甲履历,见《清代朱卷集成》第185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73—182页。
(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四,“程一夔甲集八卷续编四卷三编四卷”条,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5—616页。
(3)程先甲:《全编宗旨》,见《高等国文学教科书》卷首,江宁:江楚书局,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按:此书未完,笔者所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仅一册,只有甲编“古文格式”中的论说科部分。
(4)程先甲:《全编宗旨》。
(1)程先甲:《高等国文学教科书总标目》,见《高等国文学教科书》卷首。
(2)程先甲:“古文格式”第一,《高等国文学教科书》甲编,第1—2页。
(3)程先甲:“古文格式”第一,《高等国文学教科书》甲编,第4页。
(4)参见姚明晖:《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南洋中学》,见《南洋中学文史资料选辑》(一),上海:上海市南洋中学,出版年不明,第62—63页。
(5)王培孙:《述从兄引才事》,见孙元主编:《南洋中学文史资料选辑》(二),上海:南洋中学档案室,2003年,第51—52页。
(1)王纳善:《国文读本粹化新编》卷首《初编叙述类要目》,上海:上海群学会,光绪三十二年二月铅印本,第2—3页。
(2)王纳善:《国文粹化读本编辑大意》,见《国文读本粹化新编》卷首,第1a页。
(3)按:王建善编有《初等国文教授》和《国文教授进阶》二书,为国人自撰“教授法”书籍的滥觞,分别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和二十九年闰五月由育才书塾刊行。二书相关情形,参见拙撰:《从“记诵”到“讲授”——清末西洋教授法的引进与知识方法的转型》(未刊稿)。
(4)潘博:《叙》,见《高等国文读本》,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洋装铅印本,第1册,第1—2页。
(5)潘博生平事迹,可参考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潘若海》,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84—485页。
(6)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7)潘博:《叙》,《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2页。
(1)潘博:《例略》,《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2—3页。
(2)笔者所见,即有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四月两种再版本的版权页。
(3)孙雄:《国文讲义馀谈》,《寰球中国学生报》第2期,丙午(1906)七月。
(4)潘博:《例略》,《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3页。
(5)潘博:《高等国文读本》第5册,第67页。
(6)程先甲:“古文格式”第一,《高等国文学教科书》甲编,第4页。
(7)参见蔡德龙:《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8)张百熙等:《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80、282—283、273—274页。
(9)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0、321页。
(10)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学务纲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0页。
(1)文部省令:《尋常師範學校ノ學科及其程度》,原载日本内阁:《官报》第2710号,明治25(1892)年7月11日。此处参考了清末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译文,并据原文更改了部分误译。见南洋公学译书院初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校订:《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重排本,第8册,第421—422页。
(2)如明治初年甚为流行的铜版小册子《记事论说文例》(安田敬斋著,明治12年5月印行),上卷为时候门(即时令文字)及日用尺牍,下卷即分为以上八门。而上卷“时候门”部分也是由记事文和书牍文构成的。参见齋藤希史:《『記事論説文例』-銅版作文書の誕生-》,见氏著:《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第236—263页。
(3)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第255页。
(4)张之洞:《劝学篇·守约》,见《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册,第9730页。
(5)陈澹然:《文宪例言》,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册,第6806—6807页。
(6)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再版铅印本。
(7)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八月七版铅印本。
(8)吴增[曾]祺评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第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十一月(1911年1月)五版铅印本。
(9)为适应民初中学校四年的新学制,林、吴二选经许国英分别重订为八册和四集。原书中“国朝”字样均改为“清”,而如林选中曾国藩为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等所撰志铭哀词,以及各处“昭忠祠记”等不符合辛亥以后“政治正确”的篇目,都被删去。但此重订本依旧畅销,如吴选《中学国文教科书》至1913年3月已销至第八版,更不用说各地的翻版盗印了。见吴增[曾]祺评选、许国英重订:《(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3月重订八版铅印本,版权页。
(1)张人凤:《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日本校订人署名及其他》,分别载樽本照雄主编:《清末小说》第20、30号,1997年、2007年。
(2)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编纂:《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十月八版铅印本(署“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版权页;第8册,宣统元年正月五版(署“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版”),版权页。
(3)林纾闽县人,吴曾祺侯官人,二县为福州府城附郭县,民国后并为闽侯县,即今福州市;高氏兄弟则为同属福州府的长乐县人。林纾早年与高凤岐、凤谦二人结为兄弟,“既而凤谦主干商务印书馆编译事,则约纾专译欧美小说”,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88—189页。吴曾祺教授乡里之时,就与高凤岐“为文字交……居同里闬,每相过从,上下其议论,极一时之欢”,“于并世文人少所许可,独推重啸桐,每与余言:啸桐治古文义例精严,为同时侪辈所不逮。”见江畬经:《漪香山馆文集序》,吴曾祺:《漪香山馆文集》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卷首,第1a页。吴曾祺文集中亦有《送高啸桐序》《高啸桐诔》等文,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4)林纾:《序》,《中学国文读本》第1册“国朝文”卷首,第1b页。
(5)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3册“元明文”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八月五版铅印本,第1b页。后来林纾更在《震川集选序》中畅发其说:归文“最足动人者,无过言情之作,是得于《史记》之《外戚传》。巧于叙悲,自是震川独造之处。墓铭近欧而不近韩,赠序则大有变化,惟不及韩之遒练耳。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文正官宰相,震川官知县转太仆寺丞。文正收复金陵,震川老死牖下。责村居之人不审朝廷大政,可乎?虽然,王凤洲以达官执文坛牛耳,震川视之蔑如。果文正之言,与震川同时而发,吾恐妄庸巨子之目,将不属之凤洲矣。”见朱羲胄编:《春觉斋著述记》卷二,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12页。
(6)参见夏晓虹:《林纾的古文与文论》,《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
(7)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6册“唐文”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九月初版本,第1a—1b页。
(8)林纾《春觉斋论文》:“张濂亭先生恒执‘因声求气’之言用以诲人。实则,讲声调者,断不能取古人之声调揣摩而摹仿之,在乎性情厚,道理足,书味深,凡近忠孝文字,偶尔纵笔,自有一种高骞之声调。试观《离骚》中句句重复,而愈重复愈见其悲凉,正其性情之厚,所以至此。”见《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声调》,《历代文话》第7册,第6373页。按:《春觉斋论文》应即为林纾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大学讲授古文的讲义。
(1)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6册“唐文”,第21a—b、29a、38a叶。
(2)章士钊在其《初等国文典·序例》中就曾指出:“学课各科之配置,皆有定限。其国文一科,必不复能如吾辈当年之吟诵者,则不易辙以求其通,万无几幸。夫所谓易辙者,当不外晰词性、制文律数者矣。”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80—182页。
(3)林纾对“因声求气”之说缺乏同情,除了吟诵法在课堂讲授上操作性的欠缺,或亦与其翻译泰西小说的经验有关。以哈葛德、狄更斯、大仲马等人作品为代表的西欧近代小说,正是工业革命和出版印刷技术革新背景下“默读文化”(silence reading)兴起的产物。林纾对“古文”的理解,可能已近于逻辑化、情节化的默读文本,诵读仅为帮助理解的手段。故从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到林纾、章士钊,或有从“诵读的古文”(或曰“声音的古文”)到“默读的古文”(或曰“文本的古文”)之变化,兹事体大,当于另文详论。
(4)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第9册“周秦汉魏文”卷首“序”,第1a页。
(1)吴曾祺:《文体刍言》,《涵芬楼文谈》附录,见《历代文话》第7册,第6631—6660页。
(2)在吴曾祺的《漪香山馆文集》中,有《古今文范初集序》至《五集序》五篇,题下注明“原名《中学国文教科书》”,实际上即为《中学国文教科书》每集书前的例言。见《漪香山馆文集》目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铅印本,卷首。
(3)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中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9页。
(4)见《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绍介批评”栏。
(5)如“国朝文”部分,林选第一、二册共57篇,吴选初集共144篇。
(6)吴增[曾]祺:《初集例言》,第5页。
(7)参见《中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例言”,第1—4页。
(8)参见前揭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
(9)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转述黎锦熙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 6—1920. 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1—25页。
(1)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3种影印本,第1382—1385页。
(2)唐文治:《茹经先生自定年谱》,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第59—63页。
(3)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例言》,见《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上海:文明书局,宣统元年铅印本,卷首,第1a页。稍后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又编有《中学国文读本》,作为此书前导。见唐文治:《中学国文读本序》,《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第793—798页。
(4)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例言》,《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1b—2a页。
(5)唐文治:《论文之情》,《高等国文读本》卷一,“国文大义上”,第8a页。
(1)唐文治:《论奇正变化》,《高等国文读本》卷一,“国文大义上”,第33a—34a页。
(2)唐文治:《再论文之奇正变化》,见《高等国文读本》卷一,第41b页。
(3)按:此本《礼记·乐记》语而发挥,唐文治:《论文之声》,见《高等国文读本》卷二,“国文大义下”,第1a—3b页。
(4)唐文治:《论文之味》,见《高等国文读本》卷二,“国文大义下”,第24a—25a页。
(5)唐文治:《论文之神》,见《高等国文读本》卷二,“国文大义下”,第33b页。
(6)唐文治:《例言》,见《高等国文读本》第1册卷首,第1b页。
(1)王葆心:《总术篇》,见《高等文学讲义》卷四上,第8a—9a页。
(2)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范围》,见《历代文话》第7册,第6854—6855页。
(3)关于西洋修辞学在晚清国文教育,特别是文章分类系统重构过程中的作用,参见陆胤:《清末西洋修辞学的引进与近代文章学的翻新》,《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4)这仅是就教育实践而言。在文论方面,辨体著作仍颇丰富。参见朱迎平:《集成与开新——清末民初文体论著述评》,吴承学、何诗海编:《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61—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