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云山:西藏的社会现状——对新声社记者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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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藏的社会现状——对新声社记者谈话》[1],谭云山[2]著。文章分别从政治、军事、交通、商业、风俗及其他近状等几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进行了介绍。由于有受谢国渠之邀一同入藏宣慰的经历,且与十三世达赖、西藏地方的上层人士及在拉萨的汉人有过直接接触,故谭云山对西藏地方的情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文章的内容也较能反映出其时西藏地方的真实情况。该文为研究民国时期西藏的地方政治、交通、商贸提供了史料,也反映出当时涉藏人员对于西藏地方的认知。然而由于入藏时间较短,无法对西藏进行全面的考察与研究,文中谭云山所做的一些判断较为主观,部分内容与史实存在一定的出入。
The Tibetan Social Conditions—A conversation to the journalist of the Xinsheng news agency,written by Tan Yunshan, introduces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ibet in 1930s`,such as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military establishment,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the transportation and business. Tan Yunshan was directly ac-quainted with the Tibetan social conditions after spending about 100 days in visiting the Tibetan local officials inLhasa, consequently, to some extent, his words are receivable. This article is significant to the research on thepolitics and the trade of Tibet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to the study on the cognition of Tibet. Howev-er, Tan was not able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ibet, so some of his words in this paper are not au-thentic.
The Tibetan Social Conditions—A conversation to the journalist of the Xinsheng news agency,written by Tan Yunshan, introduces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ibet in 1930s`,such as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military establishment,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the transportation and business. Tan Yunshan was directly ac-quainted with the Tibetan social conditions after spending about 100 days in visiting the Tibetan local officials inLhasa, consequently, to some extent, his words are receivable. This article is significant to the research on thepolitics and the trade of Tibet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to the study on the cognition of Tibet. Howev-er, Tan was not able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ibet, so some of his words in this paper are not au-thentic.
引文
[1]谭云山曾随国民政府“赴藏特派员”谢国梁入藏宣慰,在西藏地区停留共计约三个月(谭云山一行于1930年11月22日自噶伦堡启程入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后,于26日抵达春丕河谷,并于12月18日到达拉萨。1931年2月25日谭云山离开拉萨,于3月1日抵达亚东并继续向加尔各答前行。故谭云山在西藏地区停留的时间约百日,其中,在拉萨一地停留60日)。由于谭云山曾晋见十三世达赖,且与西藏地方的上层人士及在拉萨的汉人有不少交往,故其能对西藏地方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一份“谈话”,也可算是谭云山在藏之见闻。另:新声社,即“新声通讯社”,系中国近代私营通讯社,由严谔声创办并任社长,于1930年8月16日成立于上海,“以宣达社会工商建设等真实消息为宗旨”。“九·一八”事变后,两次印发《田中义一满蒙政策》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出版有《民国二十年之新声通讯社》、《新闻法令章规》等书。(《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编委会编:《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46页。)
[2]关于谭云山赴藏晋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可参阅王川:《再论1930年谭云山晋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3]1907年达赖喇嘛出走外蒙期间,曾设“伦钦”(首席大臣)一职。1926年,改称“司伦”(全权大臣)。1939年后为空缺,至1952年废止。该职类似清初奉达赖命代管西藏地方政务的“第巴”。“司伦”之职责,承达赖旨意,领导噶厦的日常事务,位在噶伦之上。此处的“藏王”,即指“司伦”,系俗称。见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302页。
[4]十三世达赖喇嘛之侄即朗顿·贡嘎旺秋(1906-?)。贡嘎旺秋于1924年被任命为司伦助理,两年后被擢升为司伦。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失势,但其担任“司伦”一职,直至为热振摄政所迫,于1939年4月辞职。其在保留原有官衔与薪水的前提下,退出政治舞台。1956年当选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1959年后又先后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等职务。(见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第628页。)毕达克称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一直微乎其微”,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更趋减少”。([意]毕达克著,沈卫荣等译:《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戈尔斯坦也表示,时人认为贡嘎旺秋“不适合在危机时期承担领导西藏的重任”。([美]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故所谓“有名无实”,似乎当指贡嘎旺秋对一些重要的职务“力不胜任”。
[5]即“噶伦”,又称“噶布伦”,西藏地方政府主管行政事务的官员,定额设四员,一僧三俗。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增设噶伦一名,常驻昌都,又称“昌都噶伦”。
[6]即日喀则。
[7]即1923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与十三世达赖“失和”而出走内地的事件。达赖与班禅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两大弟子,在清代一并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分治其地。在宗教承袭上,达赖与班禅互为师徒,关系密切。然而双方矛盾早已有之,1717年准噶尔军入侵西藏以及十年后的卫藏战争就为达赖、班禅双方的关系埋下了隐患。(参阅星全成:《历史上达赖与班禅两大系统矛盾成因探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晚清,因英国及英印对藏渗透侵略,达赖、班禅之间的关系更是出现裂痕并日益恶化。清末四川总督鹿传霖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表示“后藏班禅素与达赖不睦”,(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达赖与班禅亦因“左右互相谗构,嫌隙日深”。(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页。)而班禅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十三世达赖为筹措“新政”中新建军队的开支,而向包括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地扎什伦布寺所属各寺院增派粮款与兵税。在多次同噶厦政府交涉无果,且得知自己的几名重要官员在拉萨被捕入狱后,九世班禅于1923年11月23日晚连夜出走内地。在内地期间,九世班禅与中央政府及内地宗教界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为增进汉藏友谊,推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经过多方交涉,九世班禅终于踏上返藏之途。但随后因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难以兼顾西陲边务,更因噶厦政府的阻挠,班禅不得已滞留玉树,并于1937年12月圆寂于此。
[8]清代以前,西藏地方并未建立正规部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清军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队之后,福康安向清廷建议在西藏地方设立正规军。这在次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得以实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第四条即提出“成立三千名正规军队”,分驻前后藏、江孜及定日。此外,藏军的编制、粮饷以及武器配置,在《章程》中亦有规定。至此,西藏地方正式的常备军队方得以建立。(参见次旦扎西、杨永红编著,《西藏古代军事史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6-198页;张羽新编著,《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上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31-134页。)
[9]原文即“队军”,疑为“军队”。辛亥鼎革后,十三世达赖推行新政,进行军事改革,重建藏军。随后又在英国的帮助下扩建并训练藏军,谭云山所指的“正式军队”,当指重建之后的藏军。
[10]藏军的总兵力,及后文提及的“十三”之数,在藏文文献中并无确切的统计数据,而汉文、英文文献之记载皆有不同。如黄慕松入藏时,调查藏军现役兵力时称“全藏现有代本十三员”,兵力约有七千三百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73-75页。)谭云山、黄慕松入藏时间间隔较短,二人所记之数差别亦不大。估计1930-1934年西藏地方正规军应有六七千人之众。
[11]当指藏军总指挥或司令。1912年5月,达赖设“基巧钦波”,即藏军总指挥。次年,建立“基马康”(藏军司令部),设“大马基”与“小马基”(又译“马基穹娃”),即藏军正副司令。
[12]应为“戴琫”,一般译作“代本”。藏军的编建单位称“马噶”,又译“马改”、“马喀”,意为“兵营、团队”。因实行“代本”制,故又称代本团。代本之下,又设如本、甲本、定本等,下辖官兵分别为500人、250人、125人、25人,建制类似汉军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见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第332-333页。)
[13]喇嘛军即寺院之僧兵。据戈尔斯坦的研究,三大寺的僧兵占三大寺喇嘛总数的10-15%,在1913年前,甚至“使噶厦的藏军相形见绌”。(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第23-24页。)1912年,随着入藏川军发生“变乱”,西藏各地已有谋求驱逐驻藏川军之事。驻拉萨的川军接到江孜川军的求援,为筹备军饷而攻打色拉寺,反为色拉寺僧兵所败,由此亦可见僧兵的实力。
[14]1910年6月16日,清政府在拉萨建立了西藏邮政管理局。1910至1911年间,负责具体工作的邓维屏在亚东、江孜、日喀则、昌都、硕般多等地均设立了邮局。但遇辛亥之鼎革,驻藏川军变乱,中央政府设在西藏的邮政系统旋即陷入瘫痪,西藏所有邮局“被抢被封,已无一处”,“邮政、交通业经停止”,拉萨署邮务总办邓维屏亦逃离拉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432页。)民国政府亦试图恢复西藏地区的邮政系统,在尹昌衡西征的过程中,成都邮务总办就拟乘此机会派供事随军,沿途重新设置已撤之邮局,“若能进至拉萨,更较妥善”,然而此项工作最终因川军“难以前进”以及侨印华商陆兴祺“无从设法”而告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第一册,第443-446页。)
[15]西藏地方先后建立了电报局(达尔康,1913年初建,1925年正式成立)与邮政局(扎康,1918年成立)。但西藏地方的邮政,东只到江达,西只到日喀则,南只到帕里。相较之下,英国人在西藏地方的邮政系统更为有效率,但其只能从亚东通到江孜,到江孜之后,依然需要通过西藏地方的邮政局投递。(见邢肃芝口述、张健飞等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14页。)
[16]贡觉仲尼在1931年就曾建议国民政府在藏安设无线电台,认为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资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电报在中转时的“漏泄与延搁等弊”。但这一建议的最终落实,则要等到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其时国民政府以刘朴忱、蒋致余等人常驻拉萨,并安设无线电台,“从而实际上确立了国民政府官方在拉萨的一席之地”。(见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第186页。)
[17]疑为“管辖权”。
[18]事实上,各地藏区亦有由藏人经营的大的商号和商业组织。最为显赫者莫如“邦达昌”(“昌”又译作“仓”,藏语意为“家族”,在商业贸易中用以指代商号)。邦达昌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许可,得以统办全藏羊毛、贵重药材等物品的出口,“依靠权力的支持及商业的垄断”逐渐发展起来,不仅在云、贵、川、藏设有商号,在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亦设有商业机构。(参阅王川:《邦达多吉传略》,《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280页;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第458-459页。)此外,藏区一些寺庙的僧侣也在从事商贸活动。如甘孜大金寺,其商业机构为“桑杜昌”,其在康定、拉萨甚至噶伦堡均设有分号。此外,部分寺庙的财力雄厚,据任乃强1929-1930年对甘孜、理化两地商业机构的统计,寺庙经商之资本与土司、各地商人相较,均占有绝对优势。(参见任乃强:《西康札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130页,第158页。)
[19]就拉萨而言,汉商之势力以“北平、云南、四川人暨尼泊尔人为大”(《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86页。)1940年代,邢肃芝在藏修行。就其所见,“在西藏的汉商,以北京人的势力最大,实力最为雄厚。(邢肃芝口述,张健飞等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第219页。)
[20]印茶属于红茶,性热,味苦涩,不如川茶饮之清新爽口、解油去腻。印茶在销往藏区之初,也并未得到藏人的青睐,藏人因印茶“口感不适”、“饮之腹痛”,依然愿意饮用川茶。但由于民国以降,川康政局不稳,商路的不畅严重影响了藏区与内地的边茶贸易。印茶凭借低廉的价格以及便利的交通,逐渐排挤川茶,在1925年前后,占据了西藏大部分茶叶市场。(参阅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21]1943年成立并开业的康藏贸易公司,其创立的目的之一,即是“挽回利权而免整个西藏经济商业为英印方面所操纵支配”。(《西康省政府就康藏贸易公司并无操纵汇水事致财政部公函》,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事实上,英国的经济实力在西藏的表现之一,即是将众多的工业制成品输入西藏,这些商品包括织品、金属制品、火柴、五金百货等(参阅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451-452页)。洋货的入侵极大地冲击了西藏地区的经济。以纺织业为例,随着英国物美价廉的毛织品的大量输入,西藏本土的氆氇业即受到影响,日益萎缩。(见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48-550页)。正如吴忠信所言,(西藏)“无形中已受英人之经济侵略”(《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98页),故“英国在藏经济实力毫无”之判断,并不准确。
[22]“柏格里”应即“帕里”,此当指“亚东”。按:“亚东”,又称“卓莫”、“卓木”,汉人称之为“亚东”。1915年西藏地方在此设立“亚东商务总管”,后改设“卓木基巧”,简称“仲基”。其辖卓木地区与帕里宗。
[23]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时,对帕里、亚东一带的税收做了调查,称“据印度年鉴,每年由藏输出羊毛约卢比一百二十万,向例扣税五分之一,约合二十四万元卢比”。(《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84-85页。)
[24]柳陞祺、沈宗濂在《西藏与西藏人》一书中提到了西藏“一妻多夫”的问题。他们认为这种婚姻形式,是由经济利益来决定的:“如何避免分家,保护财产并使其升值,是所有这些离奇婚姻的基本出发点…最终目的,就是要永久地扩大家族的利益”。(沈宗濂、柳陞祺:《西藏与西藏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187页。)
[25]除天、地、水、火外,另有“塔葬”。塔葬之规格尤高,仅限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地位崇高之大活佛。
[26]粘粑:一般译作“糌粑”;青蒿:青稞。。
[27]即“酥油茶”。陈渠珍在清末入藏途中曾品尝过酥油茶,其在回忆录《艽野尘梦》中写道:“酥茶者,以红茶熬至极浓,倾人长竹筒内,滤其滓,而伴以酥油及食盐少许,用圈头长棍上下搅之,使水乳交融,然后盛以铜壶,置火上煎煮。食糌粑时,率以此茶调之”。(陈渠珍:《艽野尘梦》,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5页。)
[28]即第三次康藏纠纷。1930年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庙产而发生纠纷,即“大白事件”。原本教俗之间的地产权益的争夺,由于康藏两军的介入而演变为西康、西藏地方间的冲突,之后青海地方也卷入其中,纠纷日益扩大。1932年之后,随着康藏、青藏分别达成停战协议,纠纷暂告段落。而事件的最终解决,则到1940年才得以完成。可参阅周伟洲:《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王川:《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黄天华:《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
[29]第三次康藏纠纷爆发后,时人就指出达赖在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一面向国府输诚籍缓康军,一面加派大军前来接应乘胜东侵”,以图占领全康。(举安:《康藏纠纷史的追溯》,《康藏前锋》,创刊号,第21页。见姚乐野、石硕主编,《<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下简称《校勘影印全本》)
[30]在这里,谭云山的观察,的确可谓“恐未为事实”。所谓英人“无任何势力”,理由之一是英军在西藏驻兵不多。然英印与西藏地方间的交通便捷,一旦遇有变故,“英军两周内兵力可抵拉萨”(《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12页),英军两次入侵西藏,并一度迫使达赖喇嘛出走拉萨便是前车之鉴,这种潜在的军事威胁是不应被忽视的。
[31]事实上,达赖喇嘛处于“骑墙”的状态。达赖喇嘛向赴藏宣慰的刘曼卿表示“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康藏轺征》,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92页,第112-113页。),但达赖喇嘛也指出国民政府首先须达成“内部巩固”,之后“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达赖喇嘛固然知道英国人居心非善,但鉴于国民政府力量的有限,故西藏地方明知英人居心叵测,却仍旧与之交好,“与其孤立无援,曷如暂藉外人之力以为臂助”。(仲康:《中藏关系与藏局前途》,《康藏前锋》,创刊号,第14页,见《校勘影印全本》,(一),第18页。)
[32]一般译作“尼泊尔”。
[33]亚东商路藏印贸易的实际商品交易额,1910年约为202万卢比,1925年则增至约532万卢比。而其时西藏与内地、西藏与英印之间的贸易总额约为600万卢比。由此可见,英印的商品在1924年前后已基本占领西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市场。(参阅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近代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第456-457页)。故谭云山“其每年贸易数目…为数亦不大多”的判断,亦不确。
[2]关于谭云山赴藏晋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可参阅王川:《再论1930年谭云山晋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3]1907年达赖喇嘛出走外蒙期间,曾设“伦钦”(首席大臣)一职。1926年,改称“司伦”(全权大臣)。1939年后为空缺,至1952年废止。该职类似清初奉达赖命代管西藏地方政务的“第巴”。“司伦”之职责,承达赖旨意,领导噶厦的日常事务,位在噶伦之上。此处的“藏王”,即指“司伦”,系俗称。见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302页。
[4]十三世达赖喇嘛之侄即朗顿·贡嘎旺秋(1906-?)。贡嘎旺秋于1924年被任命为司伦助理,两年后被擢升为司伦。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失势,但其担任“司伦”一职,直至为热振摄政所迫,于1939年4月辞职。其在保留原有官衔与薪水的前提下,退出政治舞台。1956年当选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1959年后又先后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等职务。(见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第628页。)毕达克称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一直微乎其微”,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更趋减少”。([意]毕达克著,沈卫荣等译:《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戈尔斯坦也表示,时人认为贡嘎旺秋“不适合在危机时期承担领导西藏的重任”。([美]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故所谓“有名无实”,似乎当指贡嘎旺秋对一些重要的职务“力不胜任”。
[5]即“噶伦”,又称“噶布伦”,西藏地方政府主管行政事务的官员,定额设四员,一僧三俗。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增设噶伦一名,常驻昌都,又称“昌都噶伦”。
[6]即日喀则。
[7]即1923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与十三世达赖“失和”而出走内地的事件。达赖与班禅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两大弟子,在清代一并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分治其地。在宗教承袭上,达赖与班禅互为师徒,关系密切。然而双方矛盾早已有之,1717年准噶尔军入侵西藏以及十年后的卫藏战争就为达赖、班禅双方的关系埋下了隐患。(参阅星全成:《历史上达赖与班禅两大系统矛盾成因探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晚清,因英国及英印对藏渗透侵略,达赖、班禅之间的关系更是出现裂痕并日益恶化。清末四川总督鹿传霖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表示“后藏班禅素与达赖不睦”,(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达赖与班禅亦因“左右互相谗构,嫌隙日深”。(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页。)而班禅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十三世达赖为筹措“新政”中新建军队的开支,而向包括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地扎什伦布寺所属各寺院增派粮款与兵税。在多次同噶厦政府交涉无果,且得知自己的几名重要官员在拉萨被捕入狱后,九世班禅于1923年11月23日晚连夜出走内地。在内地期间,九世班禅与中央政府及内地宗教界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为增进汉藏友谊,推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经过多方交涉,九世班禅终于踏上返藏之途。但随后因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难以兼顾西陲边务,更因噶厦政府的阻挠,班禅不得已滞留玉树,并于1937年12月圆寂于此。
[8]清代以前,西藏地方并未建立正规部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清军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队之后,福康安向清廷建议在西藏地方设立正规军。这在次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得以实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第四条即提出“成立三千名正规军队”,分驻前后藏、江孜及定日。此外,藏军的编制、粮饷以及武器配置,在《章程》中亦有规定。至此,西藏地方正式的常备军队方得以建立。(参见次旦扎西、杨永红编著,《西藏古代军事史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6-198页;张羽新编著,《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上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31-134页。)
[9]原文即“队军”,疑为“军队”。辛亥鼎革后,十三世达赖推行新政,进行军事改革,重建藏军。随后又在英国的帮助下扩建并训练藏军,谭云山所指的“正式军队”,当指重建之后的藏军。
[10]藏军的总兵力,及后文提及的“十三”之数,在藏文文献中并无确切的统计数据,而汉文、英文文献之记载皆有不同。如黄慕松入藏时,调查藏军现役兵力时称“全藏现有代本十三员”,兵力约有七千三百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73-75页。)谭云山、黄慕松入藏时间间隔较短,二人所记之数差别亦不大。估计1930-1934年西藏地方正规军应有六七千人之众。
[11]当指藏军总指挥或司令。1912年5月,达赖设“基巧钦波”,即藏军总指挥。次年,建立“基马康”(藏军司令部),设“大马基”与“小马基”(又译“马基穹娃”),即藏军正副司令。
[12]应为“戴琫”,一般译作“代本”。藏军的编建单位称“马噶”,又译“马改”、“马喀”,意为“兵营、团队”。因实行“代本”制,故又称代本团。代本之下,又设如本、甲本、定本等,下辖官兵分别为500人、250人、125人、25人,建制类似汉军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见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第332-333页。)
[13]喇嘛军即寺院之僧兵。据戈尔斯坦的研究,三大寺的僧兵占三大寺喇嘛总数的10-15%,在1913年前,甚至“使噶厦的藏军相形见绌”。(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第23-24页。)1912年,随着入藏川军发生“变乱”,西藏各地已有谋求驱逐驻藏川军之事。驻拉萨的川军接到江孜川军的求援,为筹备军饷而攻打色拉寺,反为色拉寺僧兵所败,由此亦可见僧兵的实力。
[14]1910年6月16日,清政府在拉萨建立了西藏邮政管理局。1910至1911年间,负责具体工作的邓维屏在亚东、江孜、日喀则、昌都、硕般多等地均设立了邮局。但遇辛亥之鼎革,驻藏川军变乱,中央政府设在西藏的邮政系统旋即陷入瘫痪,西藏所有邮局“被抢被封,已无一处”,“邮政、交通业经停止”,拉萨署邮务总办邓维屏亦逃离拉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432页。)民国政府亦试图恢复西藏地区的邮政系统,在尹昌衡西征的过程中,成都邮务总办就拟乘此机会派供事随军,沿途重新设置已撤之邮局,“若能进至拉萨,更较妥善”,然而此项工作最终因川军“难以前进”以及侨印华商陆兴祺“无从设法”而告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第一册,第443-446页。)
[15]西藏地方先后建立了电报局(达尔康,1913年初建,1925年正式成立)与邮政局(扎康,1918年成立)。但西藏地方的邮政,东只到江达,西只到日喀则,南只到帕里。相较之下,英国人在西藏地方的邮政系统更为有效率,但其只能从亚东通到江孜,到江孜之后,依然需要通过西藏地方的邮政局投递。(见邢肃芝口述、张健飞等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14页。)
[16]贡觉仲尼在1931年就曾建议国民政府在藏安设无线电台,认为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资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电报在中转时的“漏泄与延搁等弊”。但这一建议的最终落实,则要等到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其时国民政府以刘朴忱、蒋致余等人常驻拉萨,并安设无线电台,“从而实际上确立了国民政府官方在拉萨的一席之地”。(见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第186页。)
[17]疑为“管辖权”。
[18]事实上,各地藏区亦有由藏人经营的大的商号和商业组织。最为显赫者莫如“邦达昌”(“昌”又译作“仓”,藏语意为“家族”,在商业贸易中用以指代商号)。邦达昌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许可,得以统办全藏羊毛、贵重药材等物品的出口,“依靠权力的支持及商业的垄断”逐渐发展起来,不仅在云、贵、川、藏设有商号,在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亦设有商业机构。(参阅王川:《邦达多吉传略》,《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280页;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第458-459页。)此外,藏区一些寺庙的僧侣也在从事商贸活动。如甘孜大金寺,其商业机构为“桑杜昌”,其在康定、拉萨甚至噶伦堡均设有分号。此外,部分寺庙的财力雄厚,据任乃强1929-1930年对甘孜、理化两地商业机构的统计,寺庙经商之资本与土司、各地商人相较,均占有绝对优势。(参见任乃强:《西康札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130页,第158页。)
[19]就拉萨而言,汉商之势力以“北平、云南、四川人暨尼泊尔人为大”(《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86页。)1940年代,邢肃芝在藏修行。就其所见,“在西藏的汉商,以北京人的势力最大,实力最为雄厚。(邢肃芝口述,张健飞等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第219页。)
[20]印茶属于红茶,性热,味苦涩,不如川茶饮之清新爽口、解油去腻。印茶在销往藏区之初,也并未得到藏人的青睐,藏人因印茶“口感不适”、“饮之腹痛”,依然愿意饮用川茶。但由于民国以降,川康政局不稳,商路的不畅严重影响了藏区与内地的边茶贸易。印茶凭借低廉的价格以及便利的交通,逐渐排挤川茶,在1925年前后,占据了西藏大部分茶叶市场。(参阅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21]1943年成立并开业的康藏贸易公司,其创立的目的之一,即是“挽回利权而免整个西藏经济商业为英印方面所操纵支配”。(《西康省政府就康藏贸易公司并无操纵汇水事致财政部公函》,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事实上,英国的经济实力在西藏的表现之一,即是将众多的工业制成品输入西藏,这些商品包括织品、金属制品、火柴、五金百货等(参阅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451-452页)。洋货的入侵极大地冲击了西藏地区的经济。以纺织业为例,随着英国物美价廉的毛织品的大量输入,西藏本土的氆氇业即受到影响,日益萎缩。(见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48-550页)。正如吴忠信所言,(西藏)“无形中已受英人之经济侵略”(《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98页),故“英国在藏经济实力毫无”之判断,并不准确。
[22]“柏格里”应即“帕里”,此当指“亚东”。按:“亚东”,又称“卓莫”、“卓木”,汉人称之为“亚东”。1915年西藏地方在此设立“亚东商务总管”,后改设“卓木基巧”,简称“仲基”。其辖卓木地区与帕里宗。
[23]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时,对帕里、亚东一带的税收做了调查,称“据印度年鉴,每年由藏输出羊毛约卢比一百二十万,向例扣税五分之一,约合二十四万元卢比”。(《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84-85页。)
[24]柳陞祺、沈宗濂在《西藏与西藏人》一书中提到了西藏“一妻多夫”的问题。他们认为这种婚姻形式,是由经济利益来决定的:“如何避免分家,保护财产并使其升值,是所有这些离奇婚姻的基本出发点…最终目的,就是要永久地扩大家族的利益”。(沈宗濂、柳陞祺:《西藏与西藏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187页。)
[25]除天、地、水、火外,另有“塔葬”。塔葬之规格尤高,仅限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地位崇高之大活佛。
[26]粘粑:一般译作“糌粑”;青蒿:青稞。。
[27]即“酥油茶”。陈渠珍在清末入藏途中曾品尝过酥油茶,其在回忆录《艽野尘梦》中写道:“酥茶者,以红茶熬至极浓,倾人长竹筒内,滤其滓,而伴以酥油及食盐少许,用圈头长棍上下搅之,使水乳交融,然后盛以铜壶,置火上煎煮。食糌粑时,率以此茶调之”。(陈渠珍:《艽野尘梦》,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5页。)
[28]即第三次康藏纠纷。1930年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庙产而发生纠纷,即“大白事件”。原本教俗之间的地产权益的争夺,由于康藏两军的介入而演变为西康、西藏地方间的冲突,之后青海地方也卷入其中,纠纷日益扩大。1932年之后,随着康藏、青藏分别达成停战协议,纠纷暂告段落。而事件的最终解决,则到1940年才得以完成。可参阅周伟洲:《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王川:《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黄天华:《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
[29]第三次康藏纠纷爆发后,时人就指出达赖在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一面向国府输诚籍缓康军,一面加派大军前来接应乘胜东侵”,以图占领全康。(举安:《康藏纠纷史的追溯》,《康藏前锋》,创刊号,第21页。见姚乐野、石硕主编,《<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下简称《校勘影印全本》)
[30]在这里,谭云山的观察,的确可谓“恐未为事实”。所谓英人“无任何势力”,理由之一是英军在西藏驻兵不多。然英印与西藏地方间的交通便捷,一旦遇有变故,“英军两周内兵力可抵拉萨”(《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12页),英军两次入侵西藏,并一度迫使达赖喇嘛出走拉萨便是前车之鉴,这种潜在的军事威胁是不应被忽视的。
[31]事实上,达赖喇嘛处于“骑墙”的状态。达赖喇嘛向赴藏宣慰的刘曼卿表示“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康藏轺征》,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92页,第112-113页。),但达赖喇嘛也指出国民政府首先须达成“内部巩固”,之后“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达赖喇嘛固然知道英国人居心非善,但鉴于国民政府力量的有限,故西藏地方明知英人居心叵测,却仍旧与之交好,“与其孤立无援,曷如暂藉外人之力以为臂助”。(仲康:《中藏关系与藏局前途》,《康藏前锋》,创刊号,第14页,见《校勘影印全本》,(一),第18页。)
[32]一般译作“尼泊尔”。
[33]亚东商路藏印贸易的实际商品交易额,1910年约为202万卢比,1925年则增至约532万卢比。而其时西藏与内地、西藏与英印之间的贸易总额约为600万卢比。由此可见,英印的商品在1924年前后已基本占领西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市场。(参阅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近代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第456-457页)。故谭云山“其每年贸易数目…为数亦不大多”的判断,亦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