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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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公元7~9世纪,河西和陇右地区成为唐朝和吐蕃争夺的最重要前沿阵地,频繁的战乱导致这一区域经济衰退和人口外迁。到了唐后期,吐蕃内乱更使当地人口锐减,致使"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1]。吐蕃首领论恐热大肆夺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八州,并屠杀当地居民,焚其室庐,以至于"五千里间,赤地殆尽"[2]。也许正是这些原因,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the burial at Dachangling Site in Sunan County followed the custom of Tubo(Tibetan) Kingdom, and the double-chamber structure might be the reflec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ang burial style. The color-painted wooden coffin and the motifs reflected the elements of the Tuyuhun and Han peoples under the governing of Tibetan Kingdom. The costumes of the burial occupant had Tibetan characteristics, and burying two horses in the burial passage is also the Tibetan funeral custom, but the extended supine burial posi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re area of Tibetan Kingdom. Tibetan burials usually had mounds above them, but this burial at Dachangling has no mound on the ground, which is more similar to the funeral custom of Tuyuhun people. The grave goods found in this burial concentrated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urkic Khaganate. The occupant of this burial was very probably a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 of the Tibetan army. This burial showed the local cultural statuses when the Tibetan Kingdom was controlling the Hexi regio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the burial at Dachangling Site in Sunan County followed the custom of Tubo(Tibetan) Kingdom, and the double-chamber structure might be the reflec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ang burial style. The color-painted wooden coffin and the motifs reflected the elements of the Tuyuhun and Han peoples under the governing of Tibetan Kingdom. The costumes of the burial occupant had Tibetan characteristics, and burying two horses in the burial passage is also the Tibetan funeral custom, but the extended supine burial posi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re area of Tibetan Kingdom. Tibetan burials usually had mounds above them, but this burial at Dachangling has no mound on the ground, which is more similar to the funeral custom of Tuyuhun people. The grave goods found in this burial concentrated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urkic Khaganate. The occupant of this burial was very probably a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 of the Tibetan army. This burial showed the local cultural statuses when the Tibetan Kingdom was controlling the Hexi region.
引文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8064、8065页,中华书局,1956年。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8044页,中华书局,1956年。
[3]a.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归葬先茔》第293、2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b.陈忠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年第4期。
[4]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5]施爱民:《肃南西水大长岭唐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
[6]施爱民:《肃南大长岭吐蕃文物出土记》,《丝绸之路》1999年第1期。
[7]李永平:《肃南大长岭唐墓出土文物及相关问题研究》,《故宫文物月刊》2001年第6期。
[8]a.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b.程义:《西安地区唐代双室墓葬研究》,《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
[9]范晓东:《酒泉果园墓群及其文化内涵述略》,见《肃州历史文化遗产研究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 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
[12][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吐蕃传》第6103页,中华书局,1975年。
[1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14]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第188、189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15]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高台县汉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b.孔令忠,侯晋刚:《记新发现的嘉峪关毛庄子魏晋墓木板画》,《文物》2006年第11期。
[16]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17]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见《藏学学刊》第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18]Amy Heller,Preliminary Remarks on Painted Wooden Panels from Tibetan Tombs,Scribes,Texts,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Proceedings of the 12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iesbaden:Reichert Verlag,pp.11-24,2013.
[19]许新国:《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发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0]吴浩军、赵建平:《西沟唐墓十二神兽砖雕艺术欣赏》,《丝绸之路》1994年第4期。
[21]张丽华:《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22]孔庆典:《中古时期中古西北民族的生肖纪年》,《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
[23]同[18]。
[2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都兰吐蕃墓》第102、103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5]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
[2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吐蕃传》第5249页,中华书局,1975年。
[27]同[12]。
[28][元]脱脱等:《宋史》第14153页,中华书局,1977年。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231页,中华书局,1980年。
[30]根敦琼培著,法尊大师译:《白史》第11、12页,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1年。
[31]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顥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2]谢静:《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
[33]同[32]。
[34]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顥译注:《〈贤者喜宴〉摘译》(十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35]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考古》2012年第11期。
[36][唐]杜佑:《通典·边防六·吐蕃》第5171页,中华书局,1988年。
[37]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见《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38]同[19]。
[39]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及续篇,《中国藏学》1989年第3、4期。
[40]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8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6年第11期。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
[44]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45]《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48页。
[46]a.Aldenderfer,M.,Variation in Mortuary Practice on the Early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High Himalayas,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Vol.1,Inaugural Issue,pp.293-318,2013.b.[美]迈克尔·芬克尔著,刘珺译:《尼泊尔天穴探秘》,《华夏地理》第124期,2012年。
[47][挪威]克瓦尔耐著,褚俊杰译:《苯教及其丧葬仪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2期。
[48]《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53页。
[49]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50][梁]沈约:《宋书·索虏传》第2322页,中华书局,1974年。
[51]同[19]。
[52]杨铭:《试论唐代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及其历史影响》,《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53]同[36]。
[5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郭知运传》第3190页,中华书局,1975年。
[55]孙机:《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文物》1993年第8期。
[56]Dovdoi Bayar,Gedenkstaetten und Steinskulpturen der Alttuerkischen Zeit,Dschingis Khan und seine Erben,Das Weltreich der Mongolen,München:Hirmer Verlag,p78,Pl.51,2005.
[57]同[55]。
[58]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
[59]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见《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6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
[61]Alexander Mongait,Archaeology in the USSR,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9.
[62]奈良国立博物館、なら·シルクロード博協会主催:《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奈良県立美術館,P.261、163,1988年。
[63]Boris Marschak,Silberschaetze des Orients:Metallkunst des 3.-13.Jahrhunderts und ihre Kontinuitaet,Leipzig:VEB E.A.Seemann Verlag,Fig.45,1986.
[64]王维坤:《试论日本正仓院珍藏的镀金鹿纹三足银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65]同[59]。
[6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6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郭元振传》第4362页,中华书局,1975年。
[6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王君传》第3192页,中华书局,1975年。
[69][宋]欧阳修等:《新唐书·沙陀传》第6154页,中华书局,1975年。
[70]马清林、David A.Scott:《甘肃省肃南大长岭唐墓出土鎏金银杯金相学研究》,见《2002年材料科学与工程新进展(下)-2002年中国材料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
[71]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66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72][唐]令狐德棻等:《周书·突厥传》第910页,中华书局,1971年。
[73]邵文实:《唐代后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迁徙及其后果》,《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
[74]同[69]。
[75]许新国:《都兰热水血渭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76]a.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b.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8044页,中华书局,1956年。
[3]a.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归葬先茔》第293、2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b.陈忠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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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my Heller,Preliminary Remarks on Painted Wooden Panels from Tibetan Tombs,Scribes,Texts,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Proceedings of the 12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iesbaden:Reichert Verlag,pp.11-24,2013.
[19]许新国:《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发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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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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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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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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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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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王君传》第3192页,中华书局,1975年。
[69][宋]欧阳修等:《新唐书·沙陀传》第6154页,中华书局,1975年。
[70]马清林、David A.Scott:《甘肃省肃南大长岭唐墓出土鎏金银杯金相学研究》,见《2002年材料科学与工程新进展(下)-2002年中国材料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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