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废支郡”与“直属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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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两位君主为了解决藩镇之患,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废支郡"和"直属京"政策。两项政策的实施是逐步推行的,且与罢黜禁军将领军职是同步进行的,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两项政策的实施,其着力点放在支郡刺史的"专奏权"方面,这又与藩镇在京城设立的进奏院有关,关乎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传递。此外,太祖、太宗所推行的"废支郡"和"直属京"政策是建立在五代制度的基础上,并不是北宋建立后才有的,这些政策的施行最终促使藩镇节度诸使成为虚衔。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two monarchs,Taizu and Taizong,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eudal towns,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e policy of"Abolishing Prefectures"and"Directly Affiliated to Central Governmen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policies was carried out step by step,and they wer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removal of the general of imperial guard,and there w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tingency.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policies focused on the"Special Reporting Power"of secretariat of the county,which was related to Jin Zou Yuan set up by military governors in the capital and related to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In addition,the policies of"Abolishing prefectures"and"Directly Affiliated to Central Government"pursued by Taizu and Taizong were based on the system of the Five Dynasties,not jus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eventually made the military governors and Khroms become nominal titles.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two monarchs,Taizu and Taizong,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eudal towns,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e policy of"Abolishing Prefectures"and"Directly Affiliated to Central Governmen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policies was carried out step by step,and they wer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removal of the general of imperial guard,and there w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tingency.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policies focused on the"Special Reporting Power"of secretariat of the county,which was related to Jin Zou Yuan set up by military governors in the capital and related to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In addition,the policies of"Abolishing prefectures"and"Directly Affiliated to Central Government"pursued by Taizu and Taizong were based on the system of the Five Dynasties,not jus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eventually made the military governors and Khroms become nominal titles.
引文
[1]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C]//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钱若水.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范学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8]黄纯艳.下情上达的唐宋登闻鼓制度[C]//邓小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M].济南:齐鲁书社,2004.
[11]张国刚.唐节度使始置年代考定[C]//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
[12]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3]王钦若.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4]杜佑.通典[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1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李上交.近事会元[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第4册.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7]王静.朝廷和方镇的联络枢纽:试谈中晚唐的进奏院[C]//邓小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0]赖青寿.唐后期方镇(道)建置研究[C]//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1]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M].张忱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3]李昌宪.宋受周禅所得州县考[C]//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4]宋靖.十国地方行政考[M]//任爽.十国典制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
[25]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6]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7]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聂崇岐辨析了宋初“杯酒释兵权”与“罢藩镇”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截然为两件事情,详见氏文《论宋太祖收兵权》,《宋史丛考》,第263-282页。
(2)如关履权《论北宋初年的集权统一》,载氏著《两宋史论》,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1-46页;汪槐龄《论宋太宗》,《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第61-68页;李裕民《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54-57页;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河北学刊》1993年第4期,第75-81页;顾吉辰《宋太祖加强中央权威的举措》,《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45-51页;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03-140页;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236-284页;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55-156页;易图强《五代朝廷行政上削藩制置》,《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第54页;盛险峰《“维制”与宋初政治格局》,《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第87页;戴扬本《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演变》,《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5辑,第99-127页;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等等。
(1)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第2093页;亦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第87页,“凡得州十四”。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太祖开宝三年三月庚午条,第245页,与《文献通考》时间记载上不一致。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太祖开宝三年五月丁卯条,第246页,与《文献通考》时间记载上不一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祖乾德五年五月庚寅条,第194页;亦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三泉县》,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第2619页。
(4)脱脱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第2188页,亦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江南西道五·信州》,第2158页。
(5)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淮南道八·高邮军》,第2570页;开宝四年六月,“升扬州高邮县为高邮军”,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第266页。
(1)据前引聂崇岐之论证,可知余蔚应是承袭聂崇岐的观点。详见余蔚《唐至宋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体系的演变》,《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61页。
(2)脱脱等《宋史》卷三〇一《张秉传》,第9995页;亦见罗愿《新安志》卷六《先达·张度支》,《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第7682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己亥条,第471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九月癸丑条,第551页。
(1)聂崇岐指出:“罢藩镇支郡,事在太宗初年,但太祖于平割据诸国后,即令新收各州直隶京师,早已肇其端矣”,并列举了太宗所废支郡的隶属情况。载氏文《论宋太祖收兵权》,《宋史丛考》,第277-278页。
(2)关于太宗所废支郡的等级与地位,邓小南就曾指出:太宗所废支郡,近半数是节度使所在州,而非“支郡”。但其并未深入讨论太宗所废支郡为什么会涉及众多节度州。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一章第二节“北宋初期对于任官制度的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7页。
(1)藩镇所管辖驿站的管理者主要是馆驿巡官,是为节度使之僚佐。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9页;王溥《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节度使》亦云:“永徽以后,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686页。
(3)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都督》,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第895页;王溥《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节度使》,第1686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9页。
(4)学界有开元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两种说法,本文采用二十二年之说法。具体论证见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载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661-670页;亦见罗凯《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6卷第1辑,2011年,第44-52页。
(1)关于唐五代直属京政策的研究成果,可具体参见李昌宪《五代削藩制置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02-110页;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第一编第二章“唐代州郡的特殊种类---防御、团练州和直属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6-40页。
(1)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94-102页。其引章如愚之说来证明之,“艺祖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大运使,以总利权”。亦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考十五》,及马端临所引吕祖谦语,亦可证明之。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钱若水.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范学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8]黄纯艳.下情上达的唐宋登闻鼓制度[C]//邓小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M].济南:齐鲁书社,2004.
[11]张国刚.唐节度使始置年代考定[C]//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
[12]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3]王钦若.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4]杜佑.通典[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1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李上交.近事会元[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第4册.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7]王静.朝廷和方镇的联络枢纽:试谈中晚唐的进奏院[C]//邓小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0]赖青寿.唐后期方镇(道)建置研究[C]//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1]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M].张忱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3]李昌宪.宋受周禅所得州县考[C]//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4]宋靖.十国地方行政考[M]//任爽.十国典制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
[25]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6]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7]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聂崇岐辨析了宋初“杯酒释兵权”与“罢藩镇”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截然为两件事情,详见氏文《论宋太祖收兵权》,《宋史丛考》,第263-282页。
(2)如关履权《论北宋初年的集权统一》,载氏著《两宋史论》,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1-46页;汪槐龄《论宋太宗》,《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第61-68页;李裕民《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54-57页;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河北学刊》1993年第4期,第75-81页;顾吉辰《宋太祖加强中央权威的举措》,《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45-51页;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03-140页;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236-284页;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55-156页;易图强《五代朝廷行政上削藩制置》,《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第54页;盛险峰《“维制”与宋初政治格局》,《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第87页;戴扬本《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演变》,《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5辑,第99-127页;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等等。
(1)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第2093页;亦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第87页,“凡得州十四”。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太祖开宝三年三月庚午条,第245页,与《文献通考》时间记载上不一致。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太祖开宝三年五月丁卯条,第246页,与《文献通考》时间记载上不一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祖乾德五年五月庚寅条,第194页;亦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三泉县》,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第2619页。
(4)脱脱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第2188页,亦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江南西道五·信州》,第2158页。
(5)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淮南道八·高邮军》,第2570页;开宝四年六月,“升扬州高邮县为高邮军”,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第266页。
(1)据前引聂崇岐之论证,可知余蔚应是承袭聂崇岐的观点。详见余蔚《唐至宋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体系的演变》,《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61页。
(2)脱脱等《宋史》卷三〇一《张秉传》,第9995页;亦见罗愿《新安志》卷六《先达·张度支》,《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第7682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己亥条,第471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九月癸丑条,第551页。
(1)聂崇岐指出:“罢藩镇支郡,事在太宗初年,但太祖于平割据诸国后,即令新收各州直隶京师,早已肇其端矣”,并列举了太宗所废支郡的隶属情况。载氏文《论宋太祖收兵权》,《宋史丛考》,第277-278页。
(2)关于太宗所废支郡的等级与地位,邓小南就曾指出:太宗所废支郡,近半数是节度使所在州,而非“支郡”。但其并未深入讨论太宗所废支郡为什么会涉及众多节度州。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一章第二节“北宋初期对于任官制度的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7页。
(1)藩镇所管辖驿站的管理者主要是馆驿巡官,是为节度使之僚佐。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9页;王溥《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节度使》亦云:“永徽以后,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686页。
(3)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都督》,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第895页;王溥《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节度使》,第1686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9页。
(4)学界有开元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两种说法,本文采用二十二年之说法。具体论证见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载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661-670页;亦见罗凯《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6卷第1辑,2011年,第44-52页。
(1)关于唐五代直属京政策的研究成果,可具体参见李昌宪《五代削藩制置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02-110页;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第一编第二章“唐代州郡的特殊种类---防御、团练州和直属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6-40页。
(1)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94-102页。其引章如愚之说来证明之,“艺祖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大运使,以总利权”。亦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考十五》,及马端临所引吕祖谦语,亦可证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