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今文经学影响下的古文新变及其历史意义
摘要
在文以载道方面,魏源举起今文家道统之旗,排斥汉宋家言,在桐城派、汉学家的道统之外,另辟文以载道之新境界。魏源的古文观念来源于他的今文经学思想。他以古文为载体,倡言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经世致用,从而与桐城派喜谈道德心性、汉学家喜作考经论史之文区别开来。清中叶汉宋之争引发了文学上的骈散文体之争。魏源古文骈散兼行,雄恣古奥,能于桐城派古文与汉学家骈文之外自树一帜。魏源是嘉道时期古文发展处于转捩点上的重要作家,他在古文中所体现的新道统、新思想、新内容、新形式成为清末文学思想革命或文学改良运动的活水源头之一。
引文
(1)(7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3314-13315页,第13315页,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2)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第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研究魏源今文经学的成果很多,一般经学史、学术史著作都有介绍,专题论文亦有不少。汤志钧的《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庄存与和经今文》、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及其与刘兰肖合著的《魏源评传》、黄开国主撰的《清代今文经学新论》等专著对魏氏今文经学都有深入的探讨。但学界讨论魏氏今文经学与古文关系的成果较少,甚至专门研究魏源古文创作的论文也不多见。刘再华的专著《近代经学与文学》,分专节论及魏源,所论甚是,但与本文讨论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4)韩愈视周《诰》、殷《盘》、《左传》、《庄子》以及司马迁、扬雄等人的著述均为古文学习的对象,见其《进学解》。
(5)(30)(31)(33)(34)(35)(36)(37)(38)(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8)(70)(71)(73)魏源:《魏源集》,第848页,第111页,第120页,第359页,第117页,第226页,第217页,第146页,第152页,第151页,第48页,第443页,第207页,第49页,第48页,第319页,第207页,第8页,第228页,第231页,第8页,第207页,第206页,第240-241页,第167页,第361页,第84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6)(7)(8)(26)(78)(80)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第86-87页,第89页,第87页,第33、31页,第76-77页,第77-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魏源对汉学家排斥较多,但对理学家有不少肯定,如他曾作《周、程二子赞》《朱子赞》《陆子赞》《王文成公(阳明)赞》等。但笔者认为,魏源对于理学家,除肯定其部分学理外,只侧重于表彰他们的气节人品或事功,并非认为他们的儒学得了孔子全部真传。
(10)梁启超指出: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见《清代学术概论》,第68页。萧一山亦说:“自朴学盛行以后,理学衰微不张……理学之薪传,反为文学家所夺。”其中所说的“文学家”即指桐城派。见萧氏著《清代通史》,第195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12)(13)(15)(16)方苞:《方苞集》,刘季高点校,第906-907页,第165页,第164页,第164页,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4)如二程说:“韩子之学华,华则涉道浅。”(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88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朱熹批评韩愈“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朱熹集》,尹波、郭斋点校,第36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朱熹认为自孟轲氏没,圣学失传,至河南二程道统才接续上(《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他批评唐宋八家的话又见《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
(17)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第1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8)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61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9)(41)张岱年主编、戴震著:《戴震全书》(第六册),第353页,第496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20)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王昶《湖海文传》卷三十,清道光刻本。
(21)(60)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第236页,第605、60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2)(23)(24)惠士奇:《半农春秋说》卷十五,卷七,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九经古义》提要,第27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27)(8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23页,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8)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第298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07册。
(29)蒋湘南:《七经楼文钞》,第311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41册。
(32)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9)皮锡瑞:《经学通论》,清光绪思贤书局刻本。
(40)周予同:《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第3页,中华书局1959版。
(42)(43)(44)(45)钱大昕:《潜研堂集》,吕友仁校点,第109页,第362页,第391页,第8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1)(62)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第220页,第29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63)这段文字,笔者曾在《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一文中有论述,见《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这里为便于考察背景,择要重复说明之。
(64)据魏源之子魏耆所作《邵阳魏府君事略》,嘉庆十九年,魏源始与龚自珍切磋古文辞。见《魏源集》第848页。
(65)(6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207页,第2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
(67)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卷15),第9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69)钱基博曾指出六条“桐城文弊”:空洞、沿袭、拘囚、柔弱、狭隘、累琐。吴孟复先生不尽赞同钱说,但也承认“说‘柔弱’是对的”。参见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204-20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2)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五,第77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95册。
(7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7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77)曾朴:《孽海花》,第20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79)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第243页,《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507册。
(82)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百五十八,第178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85册。
(83)(84)(8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2页,第485页,第532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
(2)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第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研究魏源今文经学的成果很多,一般经学史、学术史著作都有介绍,专题论文亦有不少。汤志钧的《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庄存与和经今文》、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及其与刘兰肖合著的《魏源评传》、黄开国主撰的《清代今文经学新论》等专著对魏氏今文经学都有深入的探讨。但学界讨论魏氏今文经学与古文关系的成果较少,甚至专门研究魏源古文创作的论文也不多见。刘再华的专著《近代经学与文学》,分专节论及魏源,所论甚是,但与本文讨论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4)韩愈视周《诰》、殷《盘》、《左传》、《庄子》以及司马迁、扬雄等人的著述均为古文学习的对象,见其《进学解》。
(5)(30)(31)(33)(34)(35)(36)(37)(38)(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8)(70)(71)(73)魏源:《魏源集》,第848页,第111页,第120页,第359页,第117页,第226页,第217页,第146页,第152页,第151页,第48页,第443页,第207页,第49页,第48页,第319页,第207页,第8页,第228页,第231页,第8页,第207页,第206页,第240-241页,第167页,第361页,第84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6)(7)(8)(26)(78)(80)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第86-87页,第89页,第87页,第33、31页,第76-77页,第77-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魏源对汉学家排斥较多,但对理学家有不少肯定,如他曾作《周、程二子赞》《朱子赞》《陆子赞》《王文成公(阳明)赞》等。但笔者认为,魏源对于理学家,除肯定其部分学理外,只侧重于表彰他们的气节人品或事功,并非认为他们的儒学得了孔子全部真传。
(10)梁启超指出: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见《清代学术概论》,第68页。萧一山亦说:“自朴学盛行以后,理学衰微不张……理学之薪传,反为文学家所夺。”其中所说的“文学家”即指桐城派。见萧氏著《清代通史》,第195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12)(13)(15)(16)方苞:《方苞集》,刘季高点校,第906-907页,第165页,第164页,第164页,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4)如二程说:“韩子之学华,华则涉道浅。”(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88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朱熹批评韩愈“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朱熹集》,尹波、郭斋点校,第36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朱熹认为自孟轲氏没,圣学失传,至河南二程道统才接续上(《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他批评唐宋八家的话又见《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
(17)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第1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8)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61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9)(41)张岱年主编、戴震著:《戴震全书》(第六册),第353页,第496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20)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王昶《湖海文传》卷三十,清道光刻本。
(21)(60)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第236页,第605、60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2)(23)(24)惠士奇:《半农春秋说》卷十五,卷七,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九经古义》提要,第27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27)(8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23页,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8)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第298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07册。
(29)蒋湘南:《七经楼文钞》,第311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41册。
(32)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9)皮锡瑞:《经学通论》,清光绪思贤书局刻本。
(40)周予同:《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第3页,中华书局1959版。
(42)(43)(44)(45)钱大昕:《潜研堂集》,吕友仁校点,第109页,第362页,第391页,第8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1)(62)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第220页,第29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63)这段文字,笔者曾在《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一文中有论述,见《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这里为便于考察背景,择要重复说明之。
(64)据魏源之子魏耆所作《邵阳魏府君事略》,嘉庆十九年,魏源始与龚自珍切磋古文辞。见《魏源集》第848页。
(65)(6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207页,第2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
(67)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卷15),第9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69)钱基博曾指出六条“桐城文弊”:空洞、沿袭、拘囚、柔弱、狭隘、累琐。吴孟复先生不尽赞同钱说,但也承认“说‘柔弱’是对的”。参见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204-20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2)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五,第77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95册。
(7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7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77)曾朴:《孽海花》,第20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79)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第243页,《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507册。
(82)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百五十八,第178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85册。
(83)(84)(8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2页,第485页,第532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