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诗的新疆模式——对当代“新边塞诗”的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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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1980年代"新边塞诗"的兴起与界定,应进行颠覆式的论究。传统边塞诗的论述源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故可从民国初期以降的几部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史展开讨论。此外,西方诗人以牧歌为基调的古典田园诗,正好作为这个中国古典边塞诗的反面模板,故可透过刘大杰和沃尔夫冈·伊瑟尔对"田园诗"的定义,以及"边战"在古代边塞诗界定上的关键性作用,将1950—1980年代新疆汉语诗歌中名为新边塞诗,实为"类边塞"的诗歌,重新定位为格局较小的"方寸田园诗"和视域开阔的"旷野田园诗"。前者实乃以叙事主体为中心的牧歌,后者当可视为新疆地理对传统田园诗的扩展,故可名之为"田园诗的新疆模式"。以上的论述是针对当前所有中国当代诗歌史专著和主流论述的颠覆与修正。
This article conducted a subversive discussion on the Xinjiang"New Frontier Poetry"that emerged in the 1980's.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frontier poetry was a topic from that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therefore,a diachronic discussion on some edition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early Minguo period is indispensable. Furthermore,the Western pastoral poetry descriptive of typically bucolic scenes can be an opposite paradigm in this contrast. Through the definitions of"Pastoral Poetry"by Liu Dajie & Wolfgang Iser and the factor of"border wars",the so-called Xinjiang"New Frontier Poetry"is defined as"Micro-Pastoral Poetry"and"Macro-Pastoral Poetry";the former is mainly narrative,and the latter an expa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idyllic pastoral poetry and therefore can be renamed as"The Xinjiang Mode of Pastoral Poetry"in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ise the mainstream conclusions in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his article conducted a subversive discussion on the Xinjiang"New Frontier Poetry"that emerged in the 1980's.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frontier poetry was a topic from that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therefore,a diachronic discussion on some edition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early Minguo period is indispensable. Furthermore,the Western pastoral poetry descriptive of typically bucolic scenes can be an opposite paradigm in this contrast. Through the definitions of"Pastoral Poetry"by Liu Dajie & Wolfgang Iser and the factor of"border wars",the so-called Xinjiang"New Frontier Poetry"is defined as"Micro-Pastoral Poetry"and"Macro-Pastoral Poetry";the former is mainly narrative,and the latter an expa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idyllic pastoral poetry and therefore can be renamed as"The Xinjiang Mode of Pastoral Poetry"in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ise the mainstream conclusions in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引文
[1]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174.
[2]胡云翼.唐诗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3]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北平:文化学社,1931:219.
[4]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M].北平:北平者书店,1935:95.
[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华书局,1941.
[6]胡大浚,马兰州.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J].中国文学研究,2000(3).
[7]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老辉.新疆当代文学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
[8]祝之谦.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诗歌卷[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
[9]闻捷.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闻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0]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
[11]周涛.新疆的歌[J].诗刊.1979(12):71.
[12]杨牧.我骄傲,我辽远的地平线——写给我的第二故乡准噶尔[J].上海文学,1981(3).
[13]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14]章德益.地球赐给我一角荒原[J].诗刊,1981(8).
[15]周涛.伊犁马之歌[J].上海文学,1980(10).
[16]周涛.长鬃烈马[J].人民文学,1981(8).
[17]周涛.周涛诗年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18]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J].西北师大学报,1986(2):52.
[19]何清.游牧:一种精神言说的方式[J].当代文坛,2004(5):91.
(1)相关事迹的陈述,详见http://www.bbtpress.com/homepagebook/3047/a06.htm.(2017/11/07)。
(2)“安西大都护府”,在不同时期也称作“安西都护府”,是唐朝管理西域的一个军政机构,有点类似中共建政初期的“军区”概念,统辖安西四镇,最大管辖范围一度完全包括天山南北,甚至连到波斯。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起设立,到唐德宗贞元六年止,约一百五十年(640-790)。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安西大都护府(2017/11/07)。以上引述的大唐地图,应当是武功最强盛的时期。
(3)“盛唐气象”的概念原出严羽《沧浪诗话》:“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林庚在1958年针对“盛唐气象”展开论述,提出时代性格的影响理论,非常能够说明这个“帝国子民”的心理现象:“盛唐气象正是凭借着生活中丰富的想象力,结合着自建安以来诗歌在思想上与艺术上成熟的发展,飞翔在广阔的朝气蓬勃的开朗的空间,而塑造出的那个时代性格的鲜明的形象。那末这个艺术形象的艺术特征,就不可能离开那个时代而存在,它的艺术特征与时代特征因此是不可分割的。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详见林庚:《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第95页。
(4)郑兴富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诗歌卷》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此诗共四段,后两段是老头儿和“我”的对白。
(5)每一套木卡姆都是由大曲(Naqma)、叙事诗(Dastan)和民间歌舞(Maxrap)组成,《十二木卡姆》中有部分曲目是以艾里谢尔·纳瓦依(Alisher Navoiy,1441-1501)的格则勒(Ghazalyat)为歌词来编曲的,他是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其代表作《思想宝库》由3130首格则勒抒情诗组成,内容绝大部分是赞美人格操守的优点,批判不忠行为的爱情抒情诗。经过在新疆各地五百年的传流,不断扩充、丰富起来。帕尔哈提指出:“维吾尔木卡姆的唱词中既有‘古典文人诗作’又有‘民间歌谣’。内容包括哲人箴言、先知告诫、民间故事、传说,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生活艰辛、命运乖蹇的感叹,以及各类各样的乡间俚语、市井俗言。”详见迪力夏提·帕尔哈提:《十二木卡姆的历史与现状(下)》,《新疆艺术(汉文版)》2017年第1期,第122页。
(6)赛喀克是明朝时期的维吾尔著名诗人,《十二木卡姆》词作家、作曲家,他是发展了赞美诗歌体“堪塞旦”的重要人物。《巴亚特木卡姆》的作曲出于他之手。详见迪力夏提·帕尔哈提:《十二木卡姆的历史与现状(上)》,《新疆艺术(汉文版)》2016年第6期,第124页。
(7)贺敬之、郭小川、田间等人在1963年出塞,在路上写了一些诗,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西出阳关》《雪满天山路》、田间《雪白的画册》都曾被学者纳入新疆边塞诗的讨论。这些作品都写得空泛,比较像旅游随笔,或政治宣传语的断句。
(8)这部文学史在1941—1949年初次出版(两卷初),后来在1957—1958年、1962—1963年修订了两次,1973年因应“文革”政治环境的需求又修了一次。唯有1941—1949年版保留了他最原初的心境,是一次完全自由的创作。此书一出版即大受欢迎,也因此成为“大跃进”时期的重点批判对象,它被批判后影响反而更大。目前广泛流通的是1962年版。
(9)沃尔夫冈·伊瑟尔著.陈定家等译:《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第二章《作为一种文学虚构范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本文所述的欧洲田园诗概念,主要借用、转化、修订自此书第二章的论述观点。
(10)周涛:《新疆的歌》,《诗刊》1979年第12期,第70页。此诗在《周涛诗年编》,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里的年份为1980年,此年份有误,但诗句并无更改。本文以《诗刊》为准。
(11)周涛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提到:“‘新边塞诗’出来以后在新疆和全国都受到压制,这个压制是明显的。在新疆,首先是文联主席刘萧无就反对,理由是边塞诗原来是征战西北的,现在新疆是祖国的一部分,你征战谁去?所以他反对,他是新疆文坛最高领导,他反对你就没戏了。我到北京给《诗刊》送稿子,杨金亭当时是诗刊编辑部主任,……他就跟我说里面有一首《蒙古人唱起古歌》,政治倾向不对。……所以新边塞诗并不是官方捧起来的,官方首先是反对的,这一点是明确的。‘新边塞诗’后来叫做‘西部诗’,新边塞诗成了气候,大家都进入里面扩大成西部诗,后来《新疆文学》也改名《中国西部文学》了。”详见卢一萍:《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虚——周涛访谈录》,《青年作家》2017年第3期,第14-15页。
(12)《周涛诗年编》,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32页。此诗在不同的书刊中有不同的排版版本,经比对,此版本最为可靠。
(13)三年后周涛将此狼鹰之斗,改写成散文《猛禽》(1985),完全释放此诗高度压缩的细节与猎食者思维。详见夏冠洲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散文卷》,第300-306页。
(14)章德益处女诗集《大漠和我》(1983)的十八首诗当中,就有《在地球的大线团上》《地球的译员》《地球赐给我这一角荒原》三首地球诗,另有大漠两首;荒野两首半、天山两首,占了一半。
(15)余开伟从四个重点界定了新边塞诗:“1.以描写新疆的山川风物、风土民情、斗争生活和抒写新疆各族人民的胸怀襟抱为题材。2.以具有与新疆辽阔、苍茫地域特点相适应的粗犷、豪放、刚健、沉雄的艺术风格为主流,同时包括其他艺术风格,形成多种多样的艺术综合体。3.充溢着热爱边疆土地、热爱边疆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4.闪耀着绚丽多彩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但这些论点无关乎新疆作为“边塞”的角色,“军旅”内涵被忽略,比较像是“在地”写作的呼吁,而且后两点失于空洞。详见余开伟:《试谈“新边塞诗”的形成及其特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第90-91页。
(16)《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诗歌卷》,页250-251。此诗在《周涛诗编年》里将第二段再拆分成两段(共三段),但此诗很难找到第三个版本来校正,若根据语言节奏来判断,两段式比较可靠,故本文采用大系版。
(17)十字军是宗教、政治、军事三合一的符号,与周涛策马新疆原野的情境不符;况且十字军抵达中东之后,就很难出现穿着斗篷在雨中策马的画面。更符合周涛一行人的对照组合,应该是美国西部牛仔。
[2]胡云翼.唐诗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3]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北平:文化学社,1931:219.
[4]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M].北平:北平者书店,1935:95.
[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华书局,1941.
[6]胡大浚,马兰州.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J].中国文学研究,2000(3).
[7]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老辉.新疆当代文学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
[8]祝之谦.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诗歌卷[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
[9]闻捷.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闻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0]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
[11]周涛.新疆的歌[J].诗刊.1979(12):71.
[12]杨牧.我骄傲,我辽远的地平线——写给我的第二故乡准噶尔[J].上海文学,1981(3).
[13]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14]章德益.地球赐给我一角荒原[J].诗刊,1981(8).
[15]周涛.伊犁马之歌[J].上海文学,1980(10).
[16]周涛.长鬃烈马[J].人民文学,1981(8).
[17]周涛.周涛诗年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18]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J].西北师大学报,1986(2):52.
[19]何清.游牧:一种精神言说的方式[J].当代文坛,2004(5):91.
(1)相关事迹的陈述,详见http://www.bbtpress.com/homepagebook/3047/a06.htm.(2017/11/07)。
(2)“安西大都护府”,在不同时期也称作“安西都护府”,是唐朝管理西域的一个军政机构,有点类似中共建政初期的“军区”概念,统辖安西四镇,最大管辖范围一度完全包括天山南北,甚至连到波斯。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起设立,到唐德宗贞元六年止,约一百五十年(640-790)。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安西大都护府(2017/11/07)。以上引述的大唐地图,应当是武功最强盛的时期。
(3)“盛唐气象”的概念原出严羽《沧浪诗话》:“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林庚在1958年针对“盛唐气象”展开论述,提出时代性格的影响理论,非常能够说明这个“帝国子民”的心理现象:“盛唐气象正是凭借着生活中丰富的想象力,结合着自建安以来诗歌在思想上与艺术上成熟的发展,飞翔在广阔的朝气蓬勃的开朗的空间,而塑造出的那个时代性格的鲜明的形象。那末这个艺术形象的艺术特征,就不可能离开那个时代而存在,它的艺术特征与时代特征因此是不可分割的。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详见林庚:《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第95页。
(4)郑兴富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诗歌卷》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此诗共四段,后两段是老头儿和“我”的对白。
(5)每一套木卡姆都是由大曲(Naqma)、叙事诗(Dastan)和民间歌舞(Maxrap)组成,《十二木卡姆》中有部分曲目是以艾里谢尔·纳瓦依(Alisher Navoiy,1441-1501)的格则勒(Ghazalyat)为歌词来编曲的,他是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其代表作《思想宝库》由3130首格则勒抒情诗组成,内容绝大部分是赞美人格操守的优点,批判不忠行为的爱情抒情诗。经过在新疆各地五百年的传流,不断扩充、丰富起来。帕尔哈提指出:“维吾尔木卡姆的唱词中既有‘古典文人诗作’又有‘民间歌谣’。内容包括哲人箴言、先知告诫、民间故事、传说,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生活艰辛、命运乖蹇的感叹,以及各类各样的乡间俚语、市井俗言。”详见迪力夏提·帕尔哈提:《十二木卡姆的历史与现状(下)》,《新疆艺术(汉文版)》2017年第1期,第122页。
(6)赛喀克是明朝时期的维吾尔著名诗人,《十二木卡姆》词作家、作曲家,他是发展了赞美诗歌体“堪塞旦”的重要人物。《巴亚特木卡姆》的作曲出于他之手。详见迪力夏提·帕尔哈提:《十二木卡姆的历史与现状(上)》,《新疆艺术(汉文版)》2016年第6期,第124页。
(7)贺敬之、郭小川、田间等人在1963年出塞,在路上写了一些诗,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西出阳关》《雪满天山路》、田间《雪白的画册》都曾被学者纳入新疆边塞诗的讨论。这些作品都写得空泛,比较像旅游随笔,或政治宣传语的断句。
(8)这部文学史在1941—1949年初次出版(两卷初),后来在1957—1958年、1962—1963年修订了两次,1973年因应“文革”政治环境的需求又修了一次。唯有1941—1949年版保留了他最原初的心境,是一次完全自由的创作。此书一出版即大受欢迎,也因此成为“大跃进”时期的重点批判对象,它被批判后影响反而更大。目前广泛流通的是1962年版。
(9)沃尔夫冈·伊瑟尔著.陈定家等译:《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第二章《作为一种文学虚构范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本文所述的欧洲田园诗概念,主要借用、转化、修订自此书第二章的论述观点。
(10)周涛:《新疆的歌》,《诗刊》1979年第12期,第70页。此诗在《周涛诗年编》,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里的年份为1980年,此年份有误,但诗句并无更改。本文以《诗刊》为准。
(11)周涛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提到:“‘新边塞诗’出来以后在新疆和全国都受到压制,这个压制是明显的。在新疆,首先是文联主席刘萧无就反对,理由是边塞诗原来是征战西北的,现在新疆是祖国的一部分,你征战谁去?所以他反对,他是新疆文坛最高领导,他反对你就没戏了。我到北京给《诗刊》送稿子,杨金亭当时是诗刊编辑部主任,……他就跟我说里面有一首《蒙古人唱起古歌》,政治倾向不对。……所以新边塞诗并不是官方捧起来的,官方首先是反对的,这一点是明确的。‘新边塞诗’后来叫做‘西部诗’,新边塞诗成了气候,大家都进入里面扩大成西部诗,后来《新疆文学》也改名《中国西部文学》了。”详见卢一萍:《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虚——周涛访谈录》,《青年作家》2017年第3期,第14-15页。
(12)《周涛诗年编》,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32页。此诗在不同的书刊中有不同的排版版本,经比对,此版本最为可靠。
(13)三年后周涛将此狼鹰之斗,改写成散文《猛禽》(1985),完全释放此诗高度压缩的细节与猎食者思维。详见夏冠洲编:《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散文卷》,第300-306页。
(14)章德益处女诗集《大漠和我》(1983)的十八首诗当中,就有《在地球的大线团上》《地球的译员》《地球赐给我这一角荒原》三首地球诗,另有大漠两首;荒野两首半、天山两首,占了一半。
(15)余开伟从四个重点界定了新边塞诗:“1.以描写新疆的山川风物、风土民情、斗争生活和抒写新疆各族人民的胸怀襟抱为题材。2.以具有与新疆辽阔、苍茫地域特点相适应的粗犷、豪放、刚健、沉雄的艺术风格为主流,同时包括其他艺术风格,形成多种多样的艺术综合体。3.充溢着热爱边疆土地、热爱边疆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4.闪耀着绚丽多彩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但这些论点无关乎新疆作为“边塞”的角色,“军旅”内涵被忽略,比较像是“在地”写作的呼吁,而且后两点失于空洞。详见余开伟:《试谈“新边塞诗”的形成及其特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第90-91页。
(16)《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诗歌卷》,页250-251。此诗在《周涛诗编年》里将第二段再拆分成两段(共三段),但此诗很难找到第三个版本来校正,若根据语言节奏来判断,两段式比较可靠,故本文采用大系版。
(17)十字军是宗教、政治、军事三合一的符号,与周涛策马新疆原野的情境不符;况且十字军抵达中东之后,就很难出现穿着斗篷在雨中策马的画面。更符合周涛一行人的对照组合,应该是美国西部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