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山西义学与寺庙文化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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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义学是清代中国乡村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山西,义学逐渐取得国家、绅士以及乡民的支持,破除寺庙文化的阻碍,在乡村社会不断扩展。在义学取代寺庙成为乡村重要公共事业的过程中,透过绅僧冲突、僧民冲突诸多事例,可以看出义学的发展推动着山西乡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构,促使其朝着近代化方向迈进。
The charity school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basic rural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s Qing dynasty.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harity school gradually broke down the barriers of accessibility for China's temple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result, religious culture progressively expanded in the rural areas due to the support the government and affluent locals offered through the charity school system. Meanwhile, in the process of replacing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temples, the charity school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center for public utilities in these rural areas. From many different historical examples of conflict among Chinese monks and village locals taken from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ity school promoted both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s rural culture as well as its societal relations and modernization.
The charity school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basic rural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s Qing dynasty.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harity school gradually broke down the barriers of accessibility for China's temple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result, religious culture progressively expanded in the rural areas due to the support the government and affluent locals offered through the charity school system. Meanwhile, in the process of replacing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temples, the charity school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center for public utilities in these rural areas. From many different historical examples of conflict among Chinese monks and village locals taken from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ity school promoted both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s rural culture as well as its societal relations and modernization.
引文
[1] 罗志田主编.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 王庆成.晚清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J].近代史研究,2009,(2)4-22.
[3] 王守恩.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转引自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王先明.院落沧桑——山西古民居的历史文化解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5] 邓必安,邓常.乾隆孝义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25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6]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M].长沙:岳麓书社,1986.
[7] 佚名.大荷兰国事:讲求义学[N].万国公报,1877-01-26(429).
[8] 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9] 龙汝霖.同治高平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36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0] 贺树恩,武达材,王舒萼.光绪平遥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7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1] 王家坊,葛土达.光绪榆社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8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2] 桂敬順.乾隆浑源州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3] 赵冠卿,龙朝言,潘肯堂.光绪续修崞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4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4] 何才价,杨笃.光绪繁峙县[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5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5] 陈文述.州县捐设义学议[N].中国教会新报,1870-4-28(88).
[16] 梁其姿.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7] [美]韩淑瑞,罗友枝.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M]. 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8] 吕会东.清代山西进士的分布状况及原因[A].马法柱主编.孔庙国子监丛刊[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26-144.
[19]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主编.山西通史(卷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20] 李长华,姜利仁.光绪怀仁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6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1] 吴光熊,史文炳.光绪岢岚州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7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2] 吴其均.道光繁峙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5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3] 鹿学典,武克明.光绪浮山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55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4] 牛照藻,萧光汉.民国芮城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64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5] 祁连休.中国民间故事史卷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
[26] 许效正.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27] 李兆泰.太原地方审判厅九月分判结民事案件:民庭判决邢里仁呈诉马骥材强占庙产一案[A].山西司法汇报[C].1912,(4):198-200.
[28] 王家坊,葛土达.光绪榆社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8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9] 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0] 王先明.院落沧桑——山西古民居的历史文化解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31] 赖昌期,张彬等.光绪平定州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21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2] 李焕扬,张于铸.光绪直隶绛州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59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3] 李廷芳,徐珏,陈子廷.乾隆重修襄垣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34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4] 员佩兰,杨国泰.道光太原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2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5] 杨延亮.道光赵城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52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6] 陈学富,庆钟,李延一.光绪高平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36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7] [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8] 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① 因山西乡村社会的诸多公共活动都围绕寺庙与求神祭祀展开,所以本文将包括僧侣、祭祀等与寺庙有关的宗教因素统称为寺庙文化。
② 关于西方文化冲击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改变的主要成果见杜丽的博士论文《基督宗教与云南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
③ 有关太平天国运动与乡村社会重构主要成果有王继平的“晚清湖南乡村社会阶层分层及其流动”,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湘军的兴起成为晚清湖南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原因(《求索》,2017年第5期)。还有周武的“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江南经济秩序与人文秩序的重构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④ 关于山西义学的研究,目前仅有李沛倩“清代山西义学经费来源初探”(《史志学刊》2014年第4期);朱静《浅析清代山西义学发展困境》(《科
(1)由于寺庙在乡村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且在崇神信仰的驱使下,许多乡民将土地、粮食捐给寺庙,甚至诸多乡村的社义仓就建在寺庙中,由僧侣看管。这势必是作为乡村管理者的绅士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在北方的乡村社会,宗族势力并没有南方强盛,宗族祠堂只是少部分地主绅士家中的私有财产。许效正在《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也认为“寺庙掌握了房屋、土地、山林、草原、资金等动产和不动产,这些财富的来源各不相同,其实质就是社会公共财产的长期积累。”[26](49)
(2)王汎森先生曾说,由于儒家经典对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日渐失去实际的引导力量,地方社会在统治、思想、文化等层面都出现了空虚的状态,即所谓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 补救的表示如书中所提到的早期龚自珍的《明良论》,晚清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儒家设教堂、设宣教师等,宋恕由“同情心“出发反复强调下层人民的“教”“养”二事,并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的社会福利思想结合起来。
(3)有关晚清僧侣恶劣行径的事例来自于祁连休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卷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5年,第931-938页;程世爵著的:《笑林广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第45、54、185-187页。
(4)《恶僧闹寺》,原文:山西阳曲县青龙镇有巨寺焉,三僧居其间,今届四月二十二日有五台山僧一名到寺住宿,寺僧以其同道效丈人之留宾,欣然肄纳,俄又有四僧四尼接踵入内,亦称借宿,寺僧以僧尼同住于理不便婉言斥以闭门羹待之。讵该四僧凶恶异常,怒火勃发,将前门金碧深入寺房,与寺僧殴,寺中一小僧见势不弊急赴寺楼狂击鲸锺以求外闻民人援救。而四僧闻锺速捕小僧……详见《益闻录》,1895年7月26日。
(5)对于捐办义学,清末官府给予的奖励是相当可观的,如光绪年间,怀仁县贡生陈极“振兴文教,复义学,蒙抚患,英各给急公好义匾额表其闾”;榆社县张廷僚“议立义学,捐地三百亩,每年收租五十石以助膏火,邑令表其门曰‘赞兴文教’;光绪《平定州志》卷十四载:建义学时,“绅士来谒者,议论及之,知有踊跃乐输共襄盛举之意,以其意商于余,余日善勉力为之,鹿君乃率邑之绅士有齿德者以为之倡,设法劝输,得若干缗于是庀材鸠工,相形度势,以古祠之旧址为白鹿之新规,起楼阁以奉文昌之神,开堂庑以为讲肄之地,或仍旧屋而葺之,或辟草莱而益之,而束修膏火之费” 。
[2] 王庆成.晚清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J].近代史研究,2009,(2)4-22.
[3] 王守恩.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转引自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王先明.院落沧桑——山西古民居的历史文化解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5] 邓必安,邓常.乾隆孝义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25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6]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M].长沙:岳麓书社,1986.
[7] 佚名.大荷兰国事:讲求义学[N].万国公报,1877-01-26(429).
[8] 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9] 龙汝霖.同治高平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36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0] 贺树恩,武达材,王舒萼.光绪平遥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7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1] 王家坊,葛土达.光绪榆社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8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2] 桂敬順.乾隆浑源州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7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3] 赵冠卿,龙朝言,潘肯堂.光绪续修崞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4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4] 何才价,杨笃.光绪繁峙县[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5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5] 陈文述.州县捐设义学议[N].中国教会新报,1870-4-28(88).
[16] 梁其姿.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7] [美]韩淑瑞,罗友枝.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M]. 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8] 吕会东.清代山西进士的分布状况及原因[A].马法柱主编.孔庙国子监丛刊[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26-144.
[19]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主编.山西通史(卷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20] 李长华,姜利仁.光绪怀仁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6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1] 吴光熊,史文炳.光绪岢岚州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7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2] 吴其均.道光繁峙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5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3] 鹿学典,武克明.光绪浮山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55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4] 牛照藻,萧光汉.民国芮城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64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5] 祁连休.中国民间故事史卷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
[26] 许效正.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27] 李兆泰.太原地方审判厅九月分判结民事案件:民庭判决邢里仁呈诉马骥材强占庙产一案[A].山西司法汇报[C].1912,(4):198-200.
[28] 王家坊,葛土达.光绪榆社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18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9] 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0] 王先明.院落沧桑——山西古民居的历史文化解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31] 赖昌期,张彬等.光绪平定州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21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2] 李焕扬,张于铸.光绪直隶绛州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59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3] 李廷芳,徐珏,陈子廷.乾隆重修襄垣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34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4] 员佩兰,杨国泰.道光太原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2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5] 杨延亮.道光赵城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52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6] 陈学富,庆钟,李延一.光绪高平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山西府县志辑:第36册.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7] [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8] 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① 因山西乡村社会的诸多公共活动都围绕寺庙与求神祭祀展开,所以本文将包括僧侣、祭祀等与寺庙有关的宗教因素统称为寺庙文化。
② 关于西方文化冲击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改变的主要成果见杜丽的博士论文《基督宗教与云南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
③ 有关太平天国运动与乡村社会重构主要成果有王继平的“晚清湖南乡村社会阶层分层及其流动”,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湘军的兴起成为晚清湖南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原因(《求索》,2017年第5期)。还有周武的“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江南经济秩序与人文秩序的重构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④ 关于山西义学的研究,目前仅有李沛倩“清代山西义学经费来源初探”(《史志学刊》2014年第4期);朱静《浅析清代山西义学发展困境》(《科
(1)由于寺庙在乡村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且在崇神信仰的驱使下,许多乡民将土地、粮食捐给寺庙,甚至诸多乡村的社义仓就建在寺庙中,由僧侣看管。这势必是作为乡村管理者的绅士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在北方的乡村社会,宗族势力并没有南方强盛,宗族祠堂只是少部分地主绅士家中的私有财产。许效正在《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也认为“寺庙掌握了房屋、土地、山林、草原、资金等动产和不动产,这些财富的来源各不相同,其实质就是社会公共财产的长期积累。”[26](49)
(2)王汎森先生曾说,由于儒家经典对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日渐失去实际的引导力量,地方社会在统治、思想、文化等层面都出现了空虚的状态,即所谓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 补救的表示如书中所提到的早期龚自珍的《明良论》,晚清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儒家设教堂、设宣教师等,宋恕由“同情心“出发反复强调下层人民的“教”“养”二事,并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的社会福利思想结合起来。
(3)有关晚清僧侣恶劣行径的事例来自于祁连休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卷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5年,第931-938页;程世爵著的:《笑林广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第45、54、185-187页。
(4)《恶僧闹寺》,原文:山西阳曲县青龙镇有巨寺焉,三僧居其间,今届四月二十二日有五台山僧一名到寺住宿,寺僧以其同道效丈人之留宾,欣然肄纳,俄又有四僧四尼接踵入内,亦称借宿,寺僧以僧尼同住于理不便婉言斥以闭门羹待之。讵该四僧凶恶异常,怒火勃发,将前门金碧深入寺房,与寺僧殴,寺中一小僧见势不弊急赴寺楼狂击鲸锺以求外闻民人援救。而四僧闻锺速捕小僧……详见《益闻录》,1895年7月26日。
(5)对于捐办义学,清末官府给予的奖励是相当可观的,如光绪年间,怀仁县贡生陈极“振兴文教,复义学,蒙抚患,英各给急公好义匾额表其闾”;榆社县张廷僚“议立义学,捐地三百亩,每年收租五十石以助膏火,邑令表其门曰‘赞兴文教’;光绪《平定州志》卷十四载:建义学时,“绅士来谒者,议论及之,知有踊跃乐输共襄盛举之意,以其意商于余,余日善勉力为之,鹿君乃率邑之绅士有齿德者以为之倡,设法劝输,得若干缗于是庀材鸠工,相形度势,以古祠之旧址为白鹿之新规,起楼阁以奉文昌之神,开堂庑以为讲肄之地,或仍旧屋而葺之,或辟草莱而益之,而束修膏火之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