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音》三题
摘要
《川音》见录于后晋释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是随函性质的众经音义,其著者为西川厚大师。《川音》音注反映了唐末五代时期四川方音的一些特征,具有重要的地域断代方音史研究价值。
引文
储泰松2002《可洪音义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
陈彭年、邱雍等撰,周祖谟点校2004《广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邓强2015《〈资治通鉴释文〉所见宋代四川方音声调特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
高田时雄2005《可洪〈随函录〉与行瑫〈随函音疏〉》,《敦煌·民族·语言》,钟翀等译,北京:中华书局。
胡三省2003《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黃耀堃2004《黃耀堃语言学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
黄淬伯2010《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北京:中华书局。
蒋冀骋1997《近代汉语音韵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可洪1997《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中华大藏经》(第59、60册),北京:中华书局。
刘晓南、罗雪梅2004《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
刘晓南、罗雪梅2007《宋代四川诗人阴声入声韵通押中的方音现象》,《古汉语研究》第3期。
刘晓南2011《宋代四川诗文用韵阴入通押所反映的通语与方音现象》,《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
刘晓南2012《宋代四川语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芳民2006《唐五代佛寺辑考》,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常培2008《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常培文集》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又见:《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
麦耘1991《切韵》知、庄、章组及相关诸声母的拟音》,《语言研究》第2期。
麦耘2010《从中古后期-近代语音和官客赣湘方言看知照组》,《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彭金祥2012《四川方言语音系统的历时演变》,成都:巴蜀书社。
邵荣芬1997《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力1982《朱熹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万献初2012《汉语音义学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玄应1982《一切经音义》,影印高丽大藏经第3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行均1991《龙龛手鉴》,北京:中华书局。
许端容1989《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音系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张义、黄仁瑄2016《〈阿毗达磨俱舍论〉之玄应“音义”校勘举例》,《汉语学报》第2期。
周祖谟1966《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北京:中华书局。
(1)为讨论方便,引文文字原则上仍其旧。
(2)“卷二十一”指《可洪音义》的卷次;“p”前数字指中华书局版《中华大藏经》的册数,“p”后数字指页码,a、b、c分别表示上、中、下栏,“60p0085c”即指《中华大藏经》第60册第85页下栏。下同。
(3)《可洪音义》中所使用的代字简写符号。
(4)“草”见《玄应音义》卷四“秸草”注(32p0060C):“公八反。秸稾也。經文作,非也。今經中有作字,音夷軄反,穀麦也。”据此知,可洪所言“《经音义》作”,即对应玄应音义注释“经文作”;可洪所言“应和尚以秸替之”,即对应玄应所立字目“秸草”。“32p0060C”即表示高丽藏本《玄应音义》第32册第60页下栏。例(6)(7)(8)体例同此。
(5)当佛经原文用字为俗讹字时,《玄应音义》往往用玄应所认定的正字进行对应替换,并列为字目,而将底本用字以“经(文)作某”的形式在注释中进行指明。《可洪音义》与此不同,而是直接将佛经原文用字列为字目,然后进行注释。《西川经音》字目确立的原则同《可洪音义》:“或有署其卷目,亦不双彰,唯摽误错之形,余则都无一二,《西川厚大师经音》是也。”(《大藏经音随函录·后序》,60p0607b)
(6)“跏趺”《玄应音义》卷五“交趺”注(32p0069A):“又作跗,同。府于反。《三蒼》:‘跗,足上也。謂交足而坐也。’經文従足作跤,非也。”据此知,可洪所言“《经音义》作跤趺”,即对应玄应注释“经文从足作跤”;可洪所言“以交趺替之”,即对应玄应所立字目“交趺”。例(10)(11)(12)体例同此。
(7)储泰松(2002:9)根据《可洪音义》同一条目中,《川音》与厚大师前后并举,指出《川音》与《西川厚大师经音》当指两书;万献初(2012:196)在行文中将《川音》与《西川经音》平行罗列,可见亦认为是两书;许端容(1989:16)认为以上称名为异名同实,惜无考证。
(8)黄耀堃(2004:272-273)指出古代的音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随文加注,即正文里面经常附注的音义;二是专收音义之书;三是随函音义,即附在每一卷(函)末的音义。同时又指出:“第三类可以说是第一类发展成第二类的‘中间过体’。”
(9)《川音》具体成书年代及地点无考,可洪在《大藏经音随函録后序》中云“从《十诵律》借得此本挍勘”,则《川音》在可洪征引之前,已经入藏并流布,是以《川音》成书当距《可洪音义》始撰有年。又可洪在《后序》中云“厚大师当蜀国英髦”,加之《可洪音义》始撰于后唐长兴二年,则《川音》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907-931年之间,成书地点当在西川。
(10)《川音》非是杂出众手,而是成于一家,其所存音注材料,跟同时代、同地域、源自各家、时间跨度较大的韵文材料相比,其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可以从同一共时平面来观察其语音系统,还可以在考察韵类、声调系统的同时考察其声纽系统,从而为我们考察唐末五代之际四川通语、方音系统提供了便利,有助于续连四川方音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1)其中属于《可洪音义》字目之“又音”者,共96例,其余292例为可洪注释中另立字目之注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梵语音译词与汉语词之音注属于不同的语音系统,本文讨论的对象将限定在汉语词部分。因此,除去梵语音译词62例不计,讨论材料共得汉语词326例。
(12)首先,可洪所引这一类《川音》音注往往居于又音的位置,与可洪所注首音相对应。当其注音对象与首音相同时,可洪往往在又音后面加注按语“非也”,表明该音不合通语语音系统,是方音的反映(详见下例)。其次,《川音》成书地点、作者地望均为西川,故这类音切所反映的特点当属唐末五代四川方音系统。再次,这类音切所反映的部分特点在唐末五代以前及稍后时期的四川方音里面均有体现(详彭金祥、刘晓南、罗雪梅、邓强等有关四川方音史论著)。以上表明这类语音特点具有历史继承性。
(13)《可洪音义》音系“职德”合一(储泰松2002:88)。
(14)例如:黔黎上巨廉反。黑也。秦始皇帝攺民為黔首。下音犁。衆也。(卷一,59p0548c)
(14)例如:黎丞上力兮反,下之陵反。衆也。(卷一,59p0570a)
(16)据《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刘晓南、罗雪梅2004),宋代四川方音只微部包含《广韵》音系中的只、脂、之、微、齐、祭、废、灰(部分)、泰(部分)诸部,质缉部包含《广韵》音系中的质、术、栉、物、迄、没、陌、麦、昔、锡、职、德、缉诸部。
陈彭年、邱雍等撰,周祖谟点校2004《广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邓强2015《〈资治通鉴释文〉所见宋代四川方音声调特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
高田时雄2005《可洪〈随函录〉与行瑫〈随函音疏〉》,《敦煌·民族·语言》,钟翀等译,北京:中华书局。
胡三省2003《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黃耀堃2004《黃耀堃语言学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
黄淬伯2010《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北京:中华书局。
蒋冀骋1997《近代汉语音韵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可洪1997《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中华大藏经》(第59、60册),北京:中华书局。
刘晓南、罗雪梅2004《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
刘晓南、罗雪梅2007《宋代四川诗人阴声入声韵通押中的方音现象》,《古汉语研究》第3期。
刘晓南2011《宋代四川诗文用韵阴入通押所反映的通语与方音现象》,《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
刘晓南2012《宋代四川语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芳民2006《唐五代佛寺辑考》,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常培2008《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常培文集》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又见:《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
麦耘1991《切韵》知、庄、章组及相关诸声母的拟音》,《语言研究》第2期。
麦耘2010《从中古后期-近代语音和官客赣湘方言看知照组》,《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彭金祥2012《四川方言语音系统的历时演变》,成都:巴蜀书社。
邵荣芬1997《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力1982《朱熹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万献初2012《汉语音义学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玄应1982《一切经音义》,影印高丽大藏经第3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行均1991《龙龛手鉴》,北京:中华书局。
许端容1989《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音系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张义、黄仁瑄2016《〈阿毗达磨俱舍论〉之玄应“音义”校勘举例》,《汉语学报》第2期。
周祖谟1966《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北京:中华书局。
(1)为讨论方便,引文文字原则上仍其旧。
(2)“卷二十一”指《可洪音义》的卷次;“p”前数字指中华书局版《中华大藏经》的册数,“p”后数字指页码,a、b、c分别表示上、中、下栏,“60p0085c”即指《中华大藏经》第60册第85页下栏。下同。
(3)《可洪音义》中所使用的代字简写符号。
(4)“草”见《玄应音义》卷四“秸草”注(32p0060C):“公八反。秸稾也。經文作,非也。今經中有作字,音夷軄反,穀麦也。”据此知,可洪所言“《经音义》作”,即对应玄应音义注释“经文作”;可洪所言“应和尚以秸替之”,即对应玄应所立字目“秸草”。“32p0060C”即表示高丽藏本《玄应音义》第32册第60页下栏。例(6)(7)(8)体例同此。
(5)当佛经原文用字为俗讹字时,《玄应音义》往往用玄应所认定的正字进行对应替换,并列为字目,而将底本用字以“经(文)作某”的形式在注释中进行指明。《可洪音义》与此不同,而是直接将佛经原文用字列为字目,然后进行注释。《西川经音》字目确立的原则同《可洪音义》:“或有署其卷目,亦不双彰,唯摽误错之形,余则都无一二,《西川厚大师经音》是也。”(《大藏经音随函录·后序》,60p0607b)
(6)“跏趺”《玄应音义》卷五“交趺”注(32p0069A):“又作跗,同。府于反。《三蒼》:‘跗,足上也。謂交足而坐也。’經文従足作跤,非也。”据此知,可洪所言“《经音义》作跤趺”,即对应玄应注释“经文从足作跤”;可洪所言“以交趺替之”,即对应玄应所立字目“交趺”。例(10)(11)(12)体例同此。
(7)储泰松(2002:9)根据《可洪音义》同一条目中,《川音》与厚大师前后并举,指出《川音》与《西川厚大师经音》当指两书;万献初(2012:196)在行文中将《川音》与《西川经音》平行罗列,可见亦认为是两书;许端容(1989:16)认为以上称名为异名同实,惜无考证。
(8)黄耀堃(2004:272-273)指出古代的音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随文加注,即正文里面经常附注的音义;二是专收音义之书;三是随函音义,即附在每一卷(函)末的音义。同时又指出:“第三类可以说是第一类发展成第二类的‘中间过体’。”
(9)《川音》具体成书年代及地点无考,可洪在《大藏经音随函録后序》中云“从《十诵律》借得此本挍勘”,则《川音》在可洪征引之前,已经入藏并流布,是以《川音》成书当距《可洪音义》始撰有年。又可洪在《后序》中云“厚大师当蜀国英髦”,加之《可洪音义》始撰于后唐长兴二年,则《川音》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907-931年之间,成书地点当在西川。
(10)《川音》非是杂出众手,而是成于一家,其所存音注材料,跟同时代、同地域、源自各家、时间跨度较大的韵文材料相比,其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可以从同一共时平面来观察其语音系统,还可以在考察韵类、声调系统的同时考察其声纽系统,从而为我们考察唐末五代之际四川通语、方音系统提供了便利,有助于续连四川方音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1)其中属于《可洪音义》字目之“又音”者,共96例,其余292例为可洪注释中另立字目之注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梵语音译词与汉语词之音注属于不同的语音系统,本文讨论的对象将限定在汉语词部分。因此,除去梵语音译词62例不计,讨论材料共得汉语词326例。
(12)首先,可洪所引这一类《川音》音注往往居于又音的位置,与可洪所注首音相对应。当其注音对象与首音相同时,可洪往往在又音后面加注按语“非也”,表明该音不合通语语音系统,是方音的反映(详见下例)。其次,《川音》成书地点、作者地望均为西川,故这类音切所反映的特点当属唐末五代四川方音系统。再次,这类音切所反映的部分特点在唐末五代以前及稍后时期的四川方音里面均有体现(详彭金祥、刘晓南、罗雪梅、邓强等有关四川方音史论著)。以上表明这类语音特点具有历史继承性。
(13)《可洪音义》音系“职德”合一(储泰松2002:88)。
(14)例如:黔黎上巨廉反。黑也。秦始皇帝攺民為黔首。下音犁。衆也。(卷一,59p0548c)
(14)例如:黎丞上力兮反,下之陵反。衆也。(卷一,59p0570a)
(16)据《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刘晓南、罗雪梅2004),宋代四川方音只微部包含《广韵》音系中的只、脂、之、微、齐、祭、废、灰(部分)、泰(部分)诸部,质缉部包含《广韵》音系中的质、术、栉、物、迄、没、陌、麦、昔、锡、职、德、缉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