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制罪观念的展开、补充与回应——兼与叶良芳教授等否定论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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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刑罚由犯罪所产生,并对犯罪的认定起到能动的反作用。这具体体现在:对于重罪以及犯罪加重构成的成立条件需要严格限制,以有效保障人权;而在恰当界定与行政法等处罚衔接的前提下,对轻罪的构成要件解释则可以适当宽缓,以周延保护法益。完整倡导以刑制罪观念,涉及法条用语的相对性问题。以刑制罪观念由罪刑均衡原则所导出,因而理所当然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同时,也应该看到犯罪之间可能存在的竞合关系。以刑制罪观念对于各种类型的案件,包括争议案件的解决,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需要善待。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is two-way.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elony crimes and the aggravated crimes need to be strictly limit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human rights; however,under the premise of defining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d others,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misdemeanor can be appropriately relax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egal benefits. The concept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rime by the statutory penalty of the crime involves the relativity of legal terms,which means that this concept deriv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so it is subject to the principle of a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also see the possible co-opetition between crimes. The concept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rime by the statutory penalty of the crime is instructive in resolving various types of cases,including dispu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is two-way.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elony crimes and the aggravated crimes need to be strictly limit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human rights; however,under the premise of defining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d others,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misdemeanor can be appropriately relax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egal benefits. The concept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rime by the statutory penalty of the crime involves the relativity of legal terms,which means that this concept deriv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so it is subject to the principle of a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also see the possible co-opetition between crimes. The concept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rime by the statutory penalty of the crime is instructive in resolving various types of cases,including disputes.
引文
[1]叶良芳.量刑反制定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批判[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2]王华伟.误读与纠偏:“以刑制罪”的合理存在空间[J].环球法律评论,2015(4).
[3]陈兴良.法条竞合的学术演进---一个学术史的考察[J].法律科学,2011(4).
[4]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4).
[5]梁根林.许霆案的规范与法理分析[J].中外法学,2009(1).
[6]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分类重排本)·(刑事卷4)[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
[7]黄祥青.罪质分析法与转换定罪规则的适用[M]∥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第75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8]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3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9]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0]付立庆.论涉枪“两抢”案件刑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M]∥刘明祥,田宏杰.刑事法探究(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11]付立庆.被害人因受骗而同意的法律效果[J].法学研究,2016(2).
[12]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7年刑事审判案例卷)[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张明楷.结果加重犯的认定---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京高刑终字第451号判决[M]∥茅院生,田金益.中国法律评论(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4]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5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5]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J].政法论坛,2012(4).
[16]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J].中外法学,2013(5).
[17]赵希.“量刑反制定罪论”不违反罪刑法定[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8]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J].中外法学,2008(3).
[19]高艳东.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J].现代法学,2009(5).
[20]郑延谱.量刑反制定罪否定论[J].政法论坛,2014(6).
[21][日]山口厚.刑法总论[M].3版.有斐阁,2016.
(1)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书。
(2)采取这一立场的,比如周少华《罪刑法定在刑事司法中的命运——由一则案例引出的法律思考》,载《法学研究》,2003(2);陈兴良《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13(3)。
(3)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见赵运锋《以刑制罪司法逻辑的功能探析》,载《河北法学》,2014(4)。
(4)参见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6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内容。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刑初字第00754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京高刑终字第451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于同志《结果加重犯的认定与处罚——北京高院判决王照双强奸案》,载《人民法院报》,2007-03-06(6)。另外,陈兴良教授似乎也对强奸行为与最终的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持肯定态度。参见陈兴良教授为山口厚所著《从新判例看刑法》的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所写的译序,第3页。
(3)案例10、案例11均来自于河南省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咨询。
(1)案例12来自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的咨询。
(1)对本案的详细分析,参见付立庆《论抢劫罪与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之间的关系——以孙某寻衅滋事案为切入点》,载《法学》,2015(4)。
(1)参见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5刑初442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刑终41号刑事判决书。
[2]王华伟.误读与纠偏:“以刑制罪”的合理存在空间[J].环球法律评论,2015(4).
[3]陈兴良.法条竞合的学术演进---一个学术史的考察[J].法律科学,2011(4).
[4]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4).
[5]梁根林.许霆案的规范与法理分析[J].中外法学,2009(1).
[6]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分类重排本)·(刑事卷4)[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
[7]黄祥青.罪质分析法与转换定罪规则的适用[M]∥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第75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8]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3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9]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0]付立庆.论涉枪“两抢”案件刑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M]∥刘明祥,田宏杰.刑事法探究(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11]付立庆.被害人因受骗而同意的法律效果[J].法学研究,2016(2).
[12]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7年刑事审判案例卷)[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张明楷.结果加重犯的认定---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京高刑终字第451号判决[M]∥茅院生,田金益.中国法律评论(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4]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5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5]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J].政法论坛,2012(4).
[16]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J].中外法学,2013(5).
[17]赵希.“量刑反制定罪论”不违反罪刑法定[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8]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J].中外法学,2008(3).
[19]高艳东.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J].现代法学,2009(5).
[20]郑延谱.量刑反制定罪否定论[J].政法论坛,2014(6).
[21][日]山口厚.刑法总论[M].3版.有斐阁,2016.
(1)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书。
(2)采取这一立场的,比如周少华《罪刑法定在刑事司法中的命运——由一则案例引出的法律思考》,载《法学研究》,2003(2);陈兴良《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13(3)。
(3)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见赵运锋《以刑制罪司法逻辑的功能探析》,载《河北法学》,2014(4)。
(4)参见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6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内容。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刑初字第00754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京高刑终字第451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于同志《结果加重犯的认定与处罚——北京高院判决王照双强奸案》,载《人民法院报》,2007-03-06(6)。另外,陈兴良教授似乎也对强奸行为与最终的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持肯定态度。参见陈兴良教授为山口厚所著《从新判例看刑法》的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所写的译序,第3页。
(3)案例10、案例11均来自于河南省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咨询。
(1)案例12来自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的咨询。
(1)对本案的详细分析,参见付立庆《论抢劫罪与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之间的关系——以孙某寻衅滋事案为切入点》,载《法学》,2015(4)。
(1)参见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5刑初442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刑终41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