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缓解要素错配么?
|
摘要
根据经济学经验研究,指出缓解要素错配现象能够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缓解我国长期以来要素错配的现象。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可通过鼓励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有效地改善地区层面要素错配的现象。同时,从时间和地区维度的分析也进一步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缓解要素错配的现象,并指出,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期,可以通过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有效改善资源错配现象,提高全要素生产水平。因此,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要素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改革动力,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引文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2)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3)张建华、邹凤明:《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期。
(1)陈永伟:《资源错配:问题、成因和对策》,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13年,第9页。
(2)David Alan Aschuer,“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3,no.2,1989,pp.177~200.
(3)Barro,“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103~125.
(4)R.Ramos,M.Garca-A-Santana and J.Asturias,“Misallocation,Internal Trade,and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Meeting Paper,no.1035,2014.
(5)周海波、胡汉辉、谢呈阳、戴萌:《地区资源错配与交通基础设施: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产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6)吕承超、朱英俊:《交通基础设施、时空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软科学》2016年第9期。
(7)Hsieh 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4,no.4,2009,pp.1403~1448.
(8)龚关、胡关亮:《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9)李平、王春晖、于国才:《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11年第5期。
(1)Alwyn Young,“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5,no.4,2002,pp.1091~1135.
(2)范欣、宋冬林、赵新宇:《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经济研究》2017第2期。
(3)袁志刚:《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创新对外开放模式》,《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1)由于数据质量问题,西藏暂未纳入研究范围,同时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2)陈永伟、胡伟民:《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
(3)季书涵、朱英明、张鑫:《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6期。
(4)金戈:《中国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5)白俊红、刘宇英:《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期。
(1)M.J.Mel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vol.71,no.6,2003,pp.1695~1725.
(2)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3)张建华、邹凤明:《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期。
(1)陈永伟:《资源错配:问题、成因和对策》,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13年,第9页。
(2)David Alan Aschuer,“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3,no.2,1989,pp.177~200.
(3)Barro,“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103~125.
(4)R.Ramos,M.Garca-A-Santana and J.Asturias,“Misallocation,Internal Trade,and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Meeting Paper,no.1035,2014.
(5)周海波、胡汉辉、谢呈阳、戴萌:《地区资源错配与交通基础设施: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产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6)吕承超、朱英俊:《交通基础设施、时空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软科学》2016年第9期。
(7)Hsieh 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4,no.4,2009,pp.1403~1448.
(8)龚关、胡关亮:《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9)李平、王春晖、于国才:《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11年第5期。
(1)Alwyn Young,“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5,no.4,2002,pp.1091~1135.
(2)范欣、宋冬林、赵新宇:《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经济研究》2017第2期。
(3)袁志刚:《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创新对外开放模式》,《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1)由于数据质量问题,西藏暂未纳入研究范围,同时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2)陈永伟、胡伟民:《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
(3)季书涵、朱英明、张鑫:《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6期。
(4)金戈:《中国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5)白俊红、刘宇英:《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期。
(1)M.J.Mel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vol.71,no.6,2003,pp.1695~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