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与粮台的设置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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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康熙末年及雍正时期在川藏道上设置汛塘、粮台是清治藏战略实施中的一项重大行动,既有力地保证了这一时期清中央政府几次用兵西藏及加强西藏治理之需,又为之后此道的长期运行与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川藏道汛塘、粮台的设置有其历史背景,具体实施也有一过程,并呈现出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康熙末年至雍正时期川藏道上设置汛塘、粮台不仅仅是保障内地与西藏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还具有多方面的性质与职能,对清中央政府之后治理西藏与康区沿途地区均有重要意义。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对这一时期川藏道上汛塘、粮台的设置有较多记载,有重要史料价值。
The establishment of Xuntang(lower-level military base in the Qing dynasty)and Liangtai(local institute for army's suppl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on the Sichuan-Tibet route in the late Kangxi and Yongzhe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ies that the Qing employed to govern Tibet,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supplied the Qing's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ed the governance to Tibet,bu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ong-term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SichuanTibet route after the war.Xuntang and Liangtai on Sichuan-Tibet route were established on a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t took several years to complete it.Its establishment had some notable characteristics.Except to guarantee the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inland and Tibet,Xuntang and Liangtai had various functions,which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Qing Central Court's governance of Tibet and the areas along the way of Kham.Early Local Chronicles of Tibet compiled in the Qing dynasty are valuable for researches because many records were provided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Xuntang and Liangtai on the Sichuan-Tibet route.
The establishment of Xuntang(lower-level military base in the Qing dynasty)and Liangtai(local institute for army's suppl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on the Sichuan-Tibet route in the late Kangxi and Yongzhe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ies that the Qing employed to govern Tibet,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supplied the Qing's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ed the governance to Tibet,bu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ong-term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SichuanTibet route after the war.Xuntang and Liangtai on Sichuan-Tibet route were established on a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t took several years to complete it.Its establishment had some notable characteristics.Except to guarantee the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inland and Tibet,Xuntang and Liangtai had various functions,which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Qing Central Court's governance of Tibet and the areas along the way of Kham.Early Local Chronicles of Tibet compiled in the Qing dynasty are valuable for researches because many records were provided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Xuntang and Liangtai on the Sichuan-Tibet route.
引文
(1)光绪《西藏图考》卷之二《西藏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8页。
(2)《藏程纪略》写于康熙六十年(1721),为清代进藏纪程最早之作,其作者焦应旂即由青藏道进入西藏再由川藏道返回内地。其文最早载和宁印本《西藏志》,吴丰培辑入《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藏纪概》成书于雍正初年,为清代成书最早的西藏方志,其著者李凤彩也是从青藏道入藏,再从川藏道返回内地(《藏纪概》,《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又,《清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记,平定西藏后,由青藏道入藏官兵要求从川藏道返回,此请不仅得到批准,康熙皇帝还同时下令由滇藏道入藏的满兵亦从川藏道撤回。
(3)乾隆《卫藏图识·图考上卷》“程站”,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
(4)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志》,四库全书本。
(5)王我师:《藏炉总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有研究者认为《藏炉总记》应属早期西藏地方志。参见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地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
(6)乾隆《西藏志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
(7)《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4、275页。
(8)关于《西藏志考》的成书年代,参见赵心愚:《〈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
(9)乾隆《西域遗闻》,1936年禹贡学会铅印本。此志关于乍丫粮务改设于拉里的记载及相关分析,见赵心愚:《乾隆〈西域遗闻〉资料的三个主要来源》,《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10)此语见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西藏志·程站》中,记打箭炉至拉萨共计4780里。见乾隆《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路程距离记载出现不同,可能与道路改道有关,但也可称约五千里。
(11)国庆:《清代藏区驿传制度蠡测》,《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冯智:《清代治藏军事研究》第十一章《清军在藏区的驿传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12)《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六月辛丑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13页。
(13)《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辛未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21、222页。
(14)雍正《四川通志》卷22下《驿传》《铺递》,四库全书本。
(15)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此文重点探讨清代前期康区的塘汛,未涉及粮台。
(16)《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丙寅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07、208页。
(17)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认为,年羹尧此建议被采纳后温普带领满兵五百赴炉驻扎,为满兵“西移驻打箭炉开始”。在此之前,仅有绿营兵驻守。
(18)孟秋丽:《舆图中的川藏交通——解读清末彩绘地图《西藏全图》》,任新建、周源主编:《任乃强先生纪念文字——任乃强与康藏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文作者是对川藏道上站与站的距离谈此看法的,实际上汛塘、粮台的距离更是如此。
(19)嘉庆《四川通志》卷191《西域志一》,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其志卷首小序中,明确言“西域”的边界在南登以西。
(20)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
(21)赵心愚:《雍正时期清政府在川西高原设置土司的行动及特点》,《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此文分析了雍正时期土司设置后所纳贡赋,但未涉及派塘汛土兵。
(22)《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74页。
(23)道光《巴塘志略·塘汛》中即有全为土兵的塘。尽管此志成书较晚,但所记土兵塘应早已出现。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
(24)嘉庆《卫藏通志》卷4《程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5)《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六月辛丑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13页。
(26)《清世宗实录》卷93,雍正八年四月戊申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341页。
(27)《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
(28)雍正《四川通志》卷22中《兵制》。
(29)《清高宗实录》卷234,乾隆十年二月乙巳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479页。
(30)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8、29、78页。
(31)嘉庆《里塘志略·职官》,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版。
(32)傅嵩炑:《西康建省记·西康郡县记》,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四川官印刷局1912年印本。
(33)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此文主要探讨川藏道的开拓,沿路汛塘、粮台的设置则是这一交通要道管理与运行的保障。
(2)《藏程纪略》写于康熙六十年(1721),为清代进藏纪程最早之作,其作者焦应旂即由青藏道进入西藏再由川藏道返回内地。其文最早载和宁印本《西藏志》,吴丰培辑入《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藏纪概》成书于雍正初年,为清代成书最早的西藏方志,其著者李凤彩也是从青藏道入藏,再从川藏道返回内地(《藏纪概》,《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又,《清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记,平定西藏后,由青藏道入藏官兵要求从川藏道返回,此请不仅得到批准,康熙皇帝还同时下令由滇藏道入藏的满兵亦从川藏道撤回。
(3)乾隆《卫藏图识·图考上卷》“程站”,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
(4)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志》,四库全书本。
(5)王我师:《藏炉总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有研究者认为《藏炉总记》应属早期西藏地方志。参见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地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
(6)乾隆《西藏志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
(7)《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4、275页。
(8)关于《西藏志考》的成书年代,参见赵心愚:《〈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
(9)乾隆《西域遗闻》,1936年禹贡学会铅印本。此志关于乍丫粮务改设于拉里的记载及相关分析,见赵心愚:《乾隆〈西域遗闻〉资料的三个主要来源》,《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10)此语见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西藏志·程站》中,记打箭炉至拉萨共计4780里。见乾隆《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路程距离记载出现不同,可能与道路改道有关,但也可称约五千里。
(11)国庆:《清代藏区驿传制度蠡测》,《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冯智:《清代治藏军事研究》第十一章《清军在藏区的驿传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12)《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六月辛丑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13页。
(13)《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辛未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21、222页。
(14)雍正《四川通志》卷22下《驿传》《铺递》,四库全书本。
(15)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此文重点探讨清代前期康区的塘汛,未涉及粮台。
(16)《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丙寅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07、208页。
(17)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认为,年羹尧此建议被采纳后温普带领满兵五百赴炉驻扎,为满兵“西移驻打箭炉开始”。在此之前,仅有绿营兵驻守。
(18)孟秋丽:《舆图中的川藏交通——解读清末彩绘地图《西藏全图》》,任新建、周源主编:《任乃强先生纪念文字——任乃强与康藏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文作者是对川藏道上站与站的距离谈此看法的,实际上汛塘、粮台的距离更是如此。
(19)嘉庆《四川通志》卷191《西域志一》,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其志卷首小序中,明确言“西域”的边界在南登以西。
(20)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
(21)赵心愚:《雍正时期清政府在川西高原设置土司的行动及特点》,《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此文分析了雍正时期土司设置后所纳贡赋,但未涉及派塘汛土兵。
(22)《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74页。
(23)道光《巴塘志略·塘汛》中即有全为土兵的塘。尽管此志成书较晚,但所记土兵塘应早已出现。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
(24)嘉庆《卫藏通志》卷4《程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5)《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六月辛丑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13页。
(26)《清世宗实录》卷93,雍正八年四月戊申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341页。
(27)《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
(28)雍正《四川通志》卷22中《兵制》。
(29)《清高宗实录》卷234,乾隆十年二月乙巳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479页。
(30)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8、29、78页。
(31)嘉庆《里塘志略·职官》,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版。
(32)傅嵩炑:《西康建省记·西康郡县记》,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四川官印刷局1912年印本。
(33)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此文主要探讨川藏道的开拓,沿路汛塘、粮台的设置则是这一交通要道管理与运行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