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赋学史料及其与小说之关联问题
摘要
在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中蕴藏有丰富的赋学文本与史料,这是一个被学界长期忽略的赋学领域。借赋学兴盛时代的东汉、三国之史事敷衍而成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存有《铜雀台赋》《据水断桥赋》《大雾垂江赋》和《赤壁鏖兵赋》以及一些赋学史论。曹植原撰而借诸葛亮之口增改的《铜雀台赋》在《三国演义》的情节转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缘于《三国演义》版本衍变繁杂,各版本中的赋篇文本出现有存、废与增、删的不同抉择以及异名、异文等问题,其中蕴涵着独特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批评倾向。赋作本身具有描绘性的"体物"特征,又与小说情节设置相关联,在小说氛围创设及情感褒抑方面伏波千里,彰显出鲜明的叙事性特征。雅、俗两种文学体式在以三国为故事发生场的历史语境中相融互渗,彰显出独特的文学现象。
引文
(1)郑铁生:《〈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修订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一书收录《铜雀台赋》和《大雾垂江赋》,并有赏析。笔者《话说〈三国演义〉中的赋及赋论》(《名作欣赏》2009年第10期)一文也有简单论述,本文延续这一问题的探讨,重在梳理小说中的赋学史料及其与小说的关联问题。
(2)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的第九节中推断《三国志演义》最初刊本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三十余种刊本从其发展而来:“嘉靖本假定是罗贯中氏的原本的话,则罗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还未有人敢加以更动、删落或放大的了……在清代的初期……果然出来了一位文士,又将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变而成为第一才子书。”郑振铎将《三国演义》分为嘉靖本和毛宗岗本两种系统。(郑文载《小说月报》20卷10号,1929年)后因“关索故事”和“静轩诗”等问题研究的持续展开,英国学者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日本学者上田望(《〈三国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流传的一个考察》,《东洋文化》1990年第71号)和中川谕(林妙燕译:《〈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都提出了各自的版本演化系统。
(1)陈寿史传,罗贯中编次:《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九“诸葛亮智说周瑜”回,明嘉靖本壬午刊本。
(2)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384页。文中所引《三国演义》文字,如未特别注明,皆出自此本,不再赘注。
(1)毛本多将铜雀台的书写比作《阿房宫赋》,如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云:“其台正临漳河,中央乃铜雀台……上横二桥相通,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毛评曰:“八言可抵一篇《阿房宫赋》。”
(2)[日]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对魏安、上田望诸家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分类多有修正(第14-24页),后出转精,段江丽《中川谕的〈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对此有详论。故本文的版本系统分类以中川谕系统为参照,中川谕将《三国演义》版本划分为三大系统:一是24卷系诸本: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英雄谱本、李卓吾本、钟伯敬本、毛本、李渔本;二是20卷繁本诸本:叶逢春本、余象斗本、志传评林本、郑少垣本、杨闽斋本、汤宾尹本;三是20卷简本诸本:熊清波本、刘龙田本、朱鼎臣本、天理图本、黄正甫本、刘荣吾本。
(3)[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第111、138页。案: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一书在总结魏安的版本系统划分时,即将刘龙田本直接划入D支,这不符合魏安的系统划分,中川谕对魏安观点的理解不够全面。参见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第30页。
(1)案:钟伯敬评本眉批作:“孔明妙处,正在禁处下着。”
(2)近代连阔如传本的《评书三国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3回也以“诸葛孔明诵赋激瑜”为回目,诵赋全文,并有详细的情节解说,亦说明《铜雀台赋》在《三国演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3)案:“曹操”应是“曹植”之误。
(1)章培恒:《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以叶逢春本〈三国志传〉为中心》,见氏著《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2)或者说:《据水断桥赋》是“赋”还是“古风”,是判断《三国演义》版本归属于“嘉靖本系统”还是“志传本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
(1)沈伯俊:《张飞字“翼德”还是“益德”?》,载《三国漫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2)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99,民国续金华丛书本。
(3)案:现存曾巩文集中不见这篇“古风”。
(4)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59页。
(5)案:宋人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清抄本)卷87收有《祖龙学集》,亦不见此赋。
(6)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3页。
(7)佚名辑:《古今杂剧》之《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元刻本。
(8)朱凯:《刘玄德醉走黄鹤楼》头折,民国孤本元明杂剧本。
(9)《三国志平话》卷中,《古本小说集成》本,第1册,第73页。
(1)关于古代小说与戏曲之间的改编问题,侯忠义《古代小说的改编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1期)一文有详论,可参考。
(2)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3)任耀云、宋学俊:《描写艺术概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9-250页。
(4)刘海燕:《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演变与评点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1)李国文:《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04页。
(2)案:“日赋万言”中的“赋”是动词,主要针对西汉著名赋家扬雄而言,且扬雄有赋是“雕虫篆刻”之语,与前言一致,故可视为赋论。
(1)查《三国志》、《诸葛亮集》等书,皆无类似文字。《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三国志》,第913页)这里区分“俗士”和“俊杰”的标准是是否“识时务”,与诸葛亮的“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区分类似,“君子之儒”要“忠君爱国,守正恶邪”,要“泽及当时,名留后世”,是为“识时务”;“小人之儒”不“识时务”,只专工于翰墨辞赋,胸中无对策,不能惠泽当世,流芳后世,扬雄投莽即是。这或是罗贯中将此段话安在孔明身上的缘故。
(2)扬雄:《法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页。
(2)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的第九节中推断《三国志演义》最初刊本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三十余种刊本从其发展而来:“嘉靖本假定是罗贯中氏的原本的话,则罗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还未有人敢加以更动、删落或放大的了……在清代的初期……果然出来了一位文士,又将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变而成为第一才子书。”郑振铎将《三国演义》分为嘉靖本和毛宗岗本两种系统。(郑文载《小说月报》20卷10号,1929年)后因“关索故事”和“静轩诗”等问题研究的持续展开,英国学者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日本学者上田望(《〈三国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流传的一个考察》,《东洋文化》1990年第71号)和中川谕(林妙燕译:《〈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都提出了各自的版本演化系统。
(1)陈寿史传,罗贯中编次:《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九“诸葛亮智说周瑜”回,明嘉靖本壬午刊本。
(2)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384页。文中所引《三国演义》文字,如未特别注明,皆出自此本,不再赘注。
(1)毛本多将铜雀台的书写比作《阿房宫赋》,如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云:“其台正临漳河,中央乃铜雀台……上横二桥相通,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毛评曰:“八言可抵一篇《阿房宫赋》。”
(2)[日]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对魏安、上田望诸家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分类多有修正(第14-24页),后出转精,段江丽《中川谕的〈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对此有详论。故本文的版本系统分类以中川谕系统为参照,中川谕将《三国演义》版本划分为三大系统:一是24卷系诸本: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英雄谱本、李卓吾本、钟伯敬本、毛本、李渔本;二是20卷繁本诸本:叶逢春本、余象斗本、志传评林本、郑少垣本、杨闽斋本、汤宾尹本;三是20卷简本诸本:熊清波本、刘龙田本、朱鼎臣本、天理图本、黄正甫本、刘荣吾本。
(3)[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第111、138页。案: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一书在总结魏安的版本系统划分时,即将刘龙田本直接划入D支,这不符合魏安的系统划分,中川谕对魏安观点的理解不够全面。参见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第30页。
(1)案:钟伯敬评本眉批作:“孔明妙处,正在禁处下着。”
(2)近代连阔如传本的《评书三国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3回也以“诸葛孔明诵赋激瑜”为回目,诵赋全文,并有详细的情节解说,亦说明《铜雀台赋》在《三国演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3)案:“曹操”应是“曹植”之误。
(1)章培恒:《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以叶逢春本〈三国志传〉为中心》,见氏著《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2)或者说:《据水断桥赋》是“赋”还是“古风”,是判断《三国演义》版本归属于“嘉靖本系统”还是“志传本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
(1)沈伯俊:《张飞字“翼德”还是“益德”?》,载《三国漫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2)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99,民国续金华丛书本。
(3)案:现存曾巩文集中不见这篇“古风”。
(4)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59页。
(5)案:宋人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清抄本)卷87收有《祖龙学集》,亦不见此赋。
(6)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3页。
(7)佚名辑:《古今杂剧》之《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元刻本。
(8)朱凯:《刘玄德醉走黄鹤楼》头折,民国孤本元明杂剧本。
(9)《三国志平话》卷中,《古本小说集成》本,第1册,第73页。
(1)关于古代小说与戏曲之间的改编问题,侯忠义《古代小说的改编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1期)一文有详论,可参考。
(2)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3)任耀云、宋学俊:《描写艺术概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9-250页。
(4)刘海燕:《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演变与评点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1)李国文:《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04页。
(2)案:“日赋万言”中的“赋”是动词,主要针对西汉著名赋家扬雄而言,且扬雄有赋是“雕虫篆刻”之语,与前言一致,故可视为赋论。
(1)查《三国志》、《诸葛亮集》等书,皆无类似文字。《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三国志》,第913页)这里区分“俗士”和“俊杰”的标准是是否“识时务”,与诸葛亮的“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区分类似,“君子之儒”要“忠君爱国,守正恶邪”,要“泽及当时,名留后世”,是为“识时务”;“小人之儒”不“识时务”,只专工于翰墨辞赋,胸中无对策,不能惠泽当世,流芳后世,扬雄投莽即是。这或是罗贯中将此段话安在孔明身上的缘故。
(2)扬雄:《法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