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捞鼎”图的流传与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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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泗水捞鼎"图是画像石(砖)中较为典型的汉画图案,集中出土于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四省。不同地区的图案组合有同有异,根据图案组合和组合的变化情况,可以初步得出该图案流传路线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到了四川后,捞鼎图像进入转变发展期,这里也是捞鼎画像最晚消失的地区,其图像结构的变化与移民的迁入以及当地葬俗等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Retrieving the Ding from the Sishui river (sishui laoding)" is a typical motif imaged in the pictorial stones and bricks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were mainly discovered in Shandong, Jiangsu, Henan,and Sichuan provinces. While sharing some similarities, the images depicting this motif vary from region to region with regards to the composition. A close study on the images and their transitions suggests that they were spread from Shandong to Jiangsu, Henan, and Sichuan in a row. After their arrival in Sichuan, variations started to be seen. It is also in Sichuan that the latest images of this motif were fou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images is believed to have a close tie with the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burial customs.
"Retrieving the Ding from the Sishui river (sishui laoding)" is a typical motif imaged in the pictorial stones and bricks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were mainly discovered in Shandong, Jiangsu, Henan,and Sichuan provinces. While sharing some similarities, the images depicting this motif vary from region to region with regards to the composition. A close study on the images and their transitions suggests that they were spread from Shandong to Jiangsu, Henan, and Sichuan in a row. After their arrival in Sichuan, variations started to be seen. It is also in Sichuan that the latest images of this motif were fou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images is believed to have a close tie with the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burial customs.
引文
[1]a.杨孝军、郝利荣:《汉画中“捞鼎”的社会意义及其生死象征》,《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b.杨孝军、郝利荣:《汉代画像中“捞鼎”及其象征意义--兼论董仲舒天的哲学思想表现以及汉代民间生死信仰》,《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156-160页。
[2]黄琼仪:《汉画中的秦始皇形象》,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辛旭龙:《汉画中的“泗水捞鼎”图像》,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
[4]邢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194页。
[5]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6]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图一七七。
[7]同[6],第15页,图二一。
[8]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
[9]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藏。
[10]赵成甫:《南阳汉代画像砖》,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6年,第218页。
[12]同[11],第2365页。
[13]同[11],第218页。
[14]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1200页。
[15]同[11],第248页。
[16]同[11],第218页,见《正义》。
[17]同[14]。
[18]同[11],第58页,见《正义》。
[19]三洪为秦梁洪、徐州洪和吕梁洪,其中秦梁洪与秦始皇捞鼎典故有关,故命名。关于三洪历史,见《京杭运河江苏(史料)选编》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第186-198页。
[20]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将汉画像石的分布分为五区,其中第一个分区包括了部分捞鼎图出土区域(山东省西南部以及江苏省北部)。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21]史培争:《汉画像与历史故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22]吴雪杉:《从“九鼎”到“丹鼎”--四川汉代“取鼎”图像的嬗变》,《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庄小霞:《四川汉画像所见丹鼎图考》,《四川文物》2015年第6期。
[23]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第118页。
[2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何志国、孙淑云、梁宏刚:《我国最早的道教炼丹实物--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金汞合金的初步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5]唐长寿:《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电子大学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26]同[14],第1127页。
[27]蓝勇:《西南文化历史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8页。
[2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
[29]a.王子今、高大伦:《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考论》,《文物》2004年第9期;b.赵瑞明:《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补释》,《四川文物》2009年第4期。
[30]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后“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3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刘焉列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2433页。
[32]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6页。
[2]黄琼仪:《汉画中的秦始皇形象》,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辛旭龙:《汉画中的“泗水捞鼎”图像》,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
[4]邢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194页。
[5]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6]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图一七七。
[7]同[6],第15页,图二一。
[8]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
[9]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藏。
[10]赵成甫:《南阳汉代画像砖》,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6年,第218页。
[12]同[11],第2365页。
[13]同[11],第218页。
[14]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1200页。
[15]同[11],第248页。
[16]同[11],第218页,见《正义》。
[17]同[14]。
[18]同[11],第58页,见《正义》。
[19]三洪为秦梁洪、徐州洪和吕梁洪,其中秦梁洪与秦始皇捞鼎典故有关,故命名。关于三洪历史,见《京杭运河江苏(史料)选编》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第186-198页。
[20]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将汉画像石的分布分为五区,其中第一个分区包括了部分捞鼎图出土区域(山东省西南部以及江苏省北部)。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21]史培争:《汉画像与历史故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22]吴雪杉:《从“九鼎”到“丹鼎”--四川汉代“取鼎”图像的嬗变》,《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庄小霞:《四川汉画像所见丹鼎图考》,《四川文物》2015年第6期。
[23]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第118页。
[2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何志国、孙淑云、梁宏刚:《我国最早的道教炼丹实物--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金汞合金的初步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5]唐长寿:《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电子大学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26]同[14],第1127页。
[27]蓝勇:《西南文化历史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8页。
[2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
[29]a.王子今、高大伦:《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考论》,《文物》2004年第9期;b.赵瑞明:《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补释》,《四川文物》2009年第4期。
[30]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后“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3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刘焉列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2433页。
[32]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