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及村社治理机制——基于陕西D县河滩村冬枣产业规模化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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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导形式,通过农业产业集群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的可行路径。本文考察了河滩村冬枣产业实现产业集群的过程,发现村社统筹机制在村社集体土地的配置、村社组织的动员以及公共品的村社供给这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业转型。村社统筹与村庄动员成为新时代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机制。伴随着农业转型,村社治理也应小农户需求而转向经济性服务,村社组织是农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是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纽带。
Smallholder family farm management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 China. It is a feasible pattern to achieve scal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based on family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ase study analysis regarding the scale agglomeration process of He Tan village, and analyzes the dynamics of a village community, which includes configuration of collective land, mobilization of rur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welfare and public goods by the village community. The dynamics has promoted scale development of an agrarian transition on the basis of household family management. Collective planning and village mobilization have become the main subjects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in the agrarian transition. During the agrarian transition,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on also turns to respond to smallholders' needs for economic services. Village community is an indispensable agent in the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and an organic link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Smallholder family farm management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 China. It is a feasible pattern to achieve scal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based on family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ase study analysis regarding the scale agglomeration process of He Tan village, and analyzes the dynamics of a village community, which includes configuration of collective land, mobilization of rur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welfare and public goods by the village community. The dynamics has promoted scale development of an agrarian transition on the basis of household family management. Collective planning and village mobilization have become the main subjects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in the agrarian transition. During the agrarian transition,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on also turns to respond to smallholders' needs for economic services. Village community is an indispensable agent in the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and an organic link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引文
1.陈航英,2018:《中国农业转型及其动力机制再思考——基于皖南河镇的经验研究》,《开放时代》第3期。
2.陈锡文,2012:《把握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变迁的脉搏》,《开放时代》第3期。
3.陈锡文,2017:《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4.程秋萍、熊万胜,2016:《治理交易成本与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演变——基于1949-2015年J市养猪业兴衰史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5.费孝通,2001:《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
6.费孝通、张之毅,2006:《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冯小,2015:《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业治理转型——基于皖南平镇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8.符平,2018:《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9.龚为纲、黄娜群,2016:《农业转型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当代中国农业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10.龚为纲、张谦,2016:《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开放时代》第5期。
11.何慧丽、邱建生、高俊、温铁军,2014:《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12.黄宗智,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13.黄宗智,2010:《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14.黄宗智,2014:《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吗?》,《开放时代》第2期。
15.黄宗智,2018:《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开放时代》第3期。
16.刘军强、鲁宇、李振,2017:《积极的惰性——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作机制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17.刘燕舞,2011:《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基于三个地域个案的比较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18.马明洁,2000:《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
19.孙新华、钟涨宝,2017:《地方治理便利化:规模农业发展的治理逻辑——以皖南河镇为例》,《中国行政管理》第3期。
20.王德福、桂华,2011:《大规模农地流转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分析——基于皖南林村的考察》,《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21.温铁军、董筱丹,2010:《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4期。
22.吴毅,2005:《“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中国老区建设》第6期。
23.吴毅,2018:《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4.徐宗阳,2016:《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25.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开放时代》第5期。
26.张晓山,2009:《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管理世界》第5期。
27.赵晓峰、王习明,2010:《国家治理体制转型与农民致富实践的绩效评析——基于豫中C乡与川西Y乡农民致富实践的实地考察》,《古今农业》第1期。
28.赵晓峰、赵祥云,2016:《农地规模经营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重塑——兼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社会学命题》,《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29.Freedman Maurice,1963,“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4(1):1-19.
30.Grow,Graham,2000,“Developing Sociological Arguments through Commun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3(3):137-187.
31.Hunter,Floyd,1956,“The Little Community:Viewpoints for the Study of a Human Whol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0(1),268-268.
32.Zhang,Qian Forrest,2013,“Comparing Local Models of Agrarian Transition in China.”Rural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10(1):5-35.
(1)参见石霞、芦千文:《如何理解“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学习时报》,2018年03月3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330/c40531-29897890.html
(1)本文涉及到的村名、人名按照学术惯例均已匿名处理。
(1)既有研究中较强调具有行政色彩的主体,本文中的相关主体还包括社会性主体如村社组织等群众组织、小农户等经营主体,还包括经济性主体如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在基层实践中一般认定集体经济组织为具有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可以预留机动地。本文中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为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都预留有机动地。另外,河滩村行政村一级拥有集体林场,虽不能称之为机动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行政村的集体林场、村民小组的机动地都发挥了利益调节与土地调整的作用。
(3)河滩村冬枣种植试验起源于村集体林场的配置难题。河滩村在行政村一级因集体时期留有约490亩的集体林场,1997年李平安任村委会主任,当时农业税费负担较重,而集体林场位于黄河滩地,盐碱化问题较重,无人承包却要负担农业税费。2003年,李平安担任村书记,采取了一项强制政策,即村两委与小组长共27名干部,每人必须完成10亩集体林场土地的发包任务,如果个人发包不出去则由该干部自己接手承包。最终,集体林场大部分由村干部自己承包,其中李平安书记承包了200多亩。
(1)“断园”是客商收购当地农户冬枣的一种方式,客商为了抢占货源,往往以买断枣园的方式来收购,即客商估算种植户某座大棚的产量和价格,给种植户一个收购总价,买断该棚内所有的枣,收获季节由客商雇人采摘并运走。据调查,2016年之前,70%的农户是以“断园”的方式销售的,30%自己销售。
(2)在本文中,村社具有集体的意涵,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村社组织具体指村两委与村民小组两级组织。
(3)本文的产业集群借鉴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集聚着的相互关联的产业形式。本文中的冬枣产业,是通过农户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营同类品种,使得区域中由于集聚而形成规模,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经营者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了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了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冬枣产业在D县已经成为“一镇一品”“一县一品”标志性产业,形成了产业集群。
2.陈锡文,2012:《把握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变迁的脉搏》,《开放时代》第3期。
3.陈锡文,2017:《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4.程秋萍、熊万胜,2016:《治理交易成本与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演变——基于1949-2015年J市养猪业兴衰史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5.费孝通,2001:《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
6.费孝通、张之毅,2006:《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冯小,2015:《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业治理转型——基于皖南平镇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8.符平,2018:《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9.龚为纲、黄娜群,2016:《农业转型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当代中国农业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10.龚为纲、张谦,2016:《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开放时代》第5期。
11.何慧丽、邱建生、高俊、温铁军,2014:《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12.黄宗智,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13.黄宗智,2010:《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14.黄宗智,2014:《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吗?》,《开放时代》第2期。
15.黄宗智,2018:《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开放时代》第3期。
16.刘军强、鲁宇、李振,2017:《积极的惰性——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作机制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17.刘燕舞,2011:《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基于三个地域个案的比较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18.马明洁,2000:《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
19.孙新华、钟涨宝,2017:《地方治理便利化:规模农业发展的治理逻辑——以皖南河镇为例》,《中国行政管理》第3期。
20.王德福、桂华,2011:《大规模农地流转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分析——基于皖南林村的考察》,《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21.温铁军、董筱丹,2010:《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4期。
22.吴毅,2005:《“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中国老区建设》第6期。
23.吴毅,2018:《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4.徐宗阳,2016:《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25.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开放时代》第5期。
26.张晓山,2009:《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管理世界》第5期。
27.赵晓峰、王习明,2010:《国家治理体制转型与农民致富实践的绩效评析——基于豫中C乡与川西Y乡农民致富实践的实地考察》,《古今农业》第1期。
28.赵晓峰、赵祥云,2016:《农地规模经营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重塑——兼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社会学命题》,《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29.Freedman Maurice,1963,“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4(1):1-19.
30.Grow,Graham,2000,“Developing Sociological Arguments through Commun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3(3):137-187.
31.Hunter,Floyd,1956,“The Little Community:Viewpoints for the Study of a Human Whol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0(1),268-268.
32.Zhang,Qian Forrest,2013,“Comparing Local Models of Agrarian Transition in China.”Rural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10(1):5-35.
(1)参见石霞、芦千文:《如何理解“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学习时报》,2018年03月3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330/c40531-29897890.html
(1)本文涉及到的村名、人名按照学术惯例均已匿名处理。
(1)既有研究中较强调具有行政色彩的主体,本文中的相关主体还包括社会性主体如村社组织等群众组织、小农户等经营主体,还包括经济性主体如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在基层实践中一般认定集体经济组织为具有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可以预留机动地。本文中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为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都预留有机动地。另外,河滩村行政村一级拥有集体林场,虽不能称之为机动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行政村的集体林场、村民小组的机动地都发挥了利益调节与土地调整的作用。
(3)河滩村冬枣种植试验起源于村集体林场的配置难题。河滩村在行政村一级因集体时期留有约490亩的集体林场,1997年李平安任村委会主任,当时农业税费负担较重,而集体林场位于黄河滩地,盐碱化问题较重,无人承包却要负担农业税费。2003年,李平安担任村书记,采取了一项强制政策,即村两委与小组长共27名干部,每人必须完成10亩集体林场土地的发包任务,如果个人发包不出去则由该干部自己接手承包。最终,集体林场大部分由村干部自己承包,其中李平安书记承包了200多亩。
(1)“断园”是客商收购当地农户冬枣的一种方式,客商为了抢占货源,往往以买断枣园的方式来收购,即客商估算种植户某座大棚的产量和价格,给种植户一个收购总价,买断该棚内所有的枣,收获季节由客商雇人采摘并运走。据调查,2016年之前,70%的农户是以“断园”的方式销售的,30%自己销售。
(2)在本文中,村社具有集体的意涵,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村社组织具体指村两委与村民小组两级组织。
(3)本文的产业集群借鉴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集聚着的相互关联的产业形式。本文中的冬枣产业,是通过农户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营同类品种,使得区域中由于集聚而形成规模,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经营者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了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了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冬枣产业在D县已经成为“一镇一品”“一县一品”标志性产业,形成了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