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佛教联合会”到“中国佛教会”——试析太虚大师建立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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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中国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推动者,太虚大师一生提出了许多佛教改革理念和构想,其中,建立全国性佛教统一组织是他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他提出的教制革命和整理僧伽制度的成功与否。在太虚大师一生中,特别是普陀闭关以后,他倡导成立或参与的佛教组织有中华佛教联合会、中国佛学会、中国佛教会等。对太虚大师与这些佛教组织的关系及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维度帮助我们理解太虚大师所从事的佛教革新运动。
引文
(1)纪华传:《世界佛教通史》第六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
(1)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1999年,第200-201页。
(2)见江灿腾:《太虚大师前传(一八九0——一九二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43页。
(3)太虚:《佛教月报创刊纪念》,《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2012年,第1385页。
(4)见太虚:《上佛教总会全国支会部联合会意见书》,《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33页。
(5)见太虚:《佛教僧寺财产权之确定》,《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81页。
(6)见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78页。
(7)见太虚:《存在、僧、僧羯磨》,《太虚大师全书》第18册,第160页。
(8)见太虚:《存在、僧、僧羯磨》,《太虚大师全书》第18册,第161页。
(1)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4-105页。
(2)印顺法师在《年谱》中特别注明“中有艾香德”,见《太虚大师年谱》,第117页。在前一年(1923)《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人员表》中,艾香德为名誉会董,列湖北督军萧耀南之后,见《暑期内世界佛教联合会第一次之通讯》,《海潮音》1923年第6期,第15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56册,第365页。)艾香德曾在1923年11月的《教务杂志》上发表《中国佛教领袖大会》一文,简要介绍大林寺会议的情况。See Karl Ludwig郾Reichelt,A Conference of Chinese Bud鄄dhist Leaders,The Chinese Recorder(1912-1938),Nov 1,1923.
(3)关于与会代表,《太虚自传》和《年谱》都举湖北了尘、湖南性修、江苏常惺、安徽竺庵、江西李政纲、四川王肃方等人,而《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明确五省代表与会,而实际发言人则有四川黄肃方、浙江武仲英、江苏常惺、上海张纯一、江西李证刚、湖北赵南山等。李政纲、王肃方在《纪事》中作李证刚、黄肃方。见《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41页。)
(4)见《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1-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41-46页。)
(1)《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2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42页。)
(2)太虚:《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277页。
(3)关于东亚佛教大会名称的讨论,见《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3-5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43-45页。)
(4)见《世界佛教联合会已准予立案》、《湖北督军公署关于世界佛教联合会之训令》,《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13-14页、第15-1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53页、第55页。)
(5)《世界佛教联合会呈内务部呈》,《海潮音》1924年第12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59页。)及《对于变卖庵寺之意见》、《庵产案上太虚法师书》、《庵产案上洪指挥书》,具载《海潮音》1924年第10期。(《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
(6)据《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之通启》及《中华佛教联合会总筹备处移设北京之通告》,筹备处以“筹备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为宗旨,太虚大师与李隐尘任总干事,地点设于武昌佛学院,联合会正式成立后即行取销。后来在北京佛教联合会的会议上,由太虚大师提议,将筹备处移设北京西四广济寺,由普泉和尚、白普仁喇嘛、罗振宪居士等为总筹备处主任干事。见《海潮音》1924年第10期,第17页;1925年第6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331页;第162册,第281页。)
(1)《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缘起》,《海潮音》1925年第4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2册,第35页。)也见于《中华佛教联合会之进行》,《海潮音》1925年第3期,第1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447页。)
(2)《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缘起》,《海潮音》1925年第4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2册,第35页。)
(3)见《京兆佛教联合会之进行》,《海潮音》1925年第3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447页。)
(4)见《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之通启》附“阴历五月间时事新报等所载之内务部通令”,《海潮音》1924年第10期,第19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333页。)
(5)见太虚:《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3-374页。
(6)太虚:《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4页。
(7)太虚:《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4页。
(8)太虚:《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4页。
(9)见《显荫上太虚法师书》,《海潮音》1924年第12期,第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91页。)
(1)显荫:《对于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管见贡献》,《海潮音》1924年第12期,第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91页。)
(2)据《年谱》,1926年8月(十五日),太虚大师与胡子笏等议设世界佛教联合会北京办事处于万寿寺,是《年谱》最后一次提及“世界佛教联合会”。此后,太虚大师游历欧美归来,开始着力于世界佛学苑的建设。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44页。
(3)《潮安县知事致中华佛教联合会书》,《海潮音》1925年第6期,第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2册,第329页。)
(4)太虚大师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针对邰爽秋“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四点主张,提出应修正为“革除弊制,改善僧行,整理寺产,振兴佛教”,详见太虚:《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643-646页。
(5)见太虚:《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第1100页。
(6)《条陈整理宗教文》也署“六月二十三”。《条陈》中提出四点建议,第三、四条涉及佛教教会组织。见太虚:《条陈整理宗教文》,《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5-377页。
(1)太虚大师的主张是:“际此训政伊始,百度维新之际,最好能组织一能统一僧俗两界之佛学团体,俾收民富国强,政修俗美之效。”转引自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67页。
(2)见《蒋总司令致谭组安王儒堂钮惕生蔡孑民张子珉薛子良李协和诸公提倡佛教介绍函》,函内提及“兹以中国佛教会事来京”,《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314页。)
(3)具体人员除谭延闿外,有蔡元培、钮永建、薛笃弼、王儒堂、李烈钧、张静江等人,见《全国佛学会之组织》,《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309页。)
(4)太虚大师撰有《发起全国佛教代表会议的提议》,可说是作了充分的考虑,希望成立一全国统一永久的法定佛教团体,假定全国佛教统一团体名为“中国信佛民众会”(中国佛教会)。首都设中央部,省设省部,县设县部,以为决议执行一切佛教事业之法团。见《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85-389页。
(5)见《蔡孑民先生致太虚法师函》,《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7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315页。)
(6)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佛学会”词条。
(7)太虚:《中国佛学会会名说明》,《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第1528页。
(8)蒋介石曾命令时任警备司令陈诚将军队从毗卢寺迁出,见《蒋总司令令警备司令陈诚迁让毗卢寺驻军为全国佛学会会址令》,《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7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315页。)
(9)决议内容主要有:推观同、惠宗、王一亭为筹备主任;成立“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远行及唐大圆负责;编《中国佛教》旬刊,由宁达蕴负责。见《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开会纪事》,《海潮音》1928年第8期,第1-4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1册,第61-64页。)
(10)见《中国佛学会筹备处附设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招生通告》,《海潮音》1928年第8期,第4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1册,第98页。)
(11)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67页。
(1)见太虚:《条陈整理宗教文》,《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6-377页。
(2)见太虚:《呈五次中央执监会国民政府请愿文》,《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661-662页。
(3)见太虚:《佛教僧寺财产权之确定》,《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81-382页。
(4)《中国佛学会纪闻》,《海潮音》1930年第2期,第20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4册,第544页。)
(1)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94页。
(2)邓子美认为:“中国佛学会虽然独立存在,但失去了僧团的依托,基本上成为由追随太虚大师的佛教学者、居士构成的少数人的团体。”见邓子美、陈卫华:《麾下一代新僧——太虚大师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1页。
(3)规定每星期六下午六时举行“星期研究会”,采取谈话会方式,举行演讲。第一次由太虚大师讲演“一切法因缘生唯识现”。见《中国佛学会职员就职并开第一次星期研究会纪事》,《海潮音》1930年第2期,第2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4册,第545页。)
(4)见《根宽法师复函》(时间为1928年8月13日),《频伽音随刊》1933年第4期,第4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36册,第381页。)
(5)见《创设中国佛学会并发行慈航月刊》,《海潮音》1933年第7期,第5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84册,第383页。)
(6)圆瑛:《复仰光中国佛学会函》,《北平佛教会月刊》1935年第1年3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72册,第497页。)
(7)见《一月佛教纪要》,《海潮音》1946年第3期,第38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202册,第364页。)
(8)见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第351页。
(1)佛教界反对的核心还是寺庙财产的问题,参见常惺:《寺庙管理条例与宗教委员会》,《海潮音》1929年第4期,第24-2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2册,第372-374页。)
(2)太虚大师曾说:“当时在佛教存亡的生死关头之下,全国僧众都感到有整兴佛教的需要,如印光法师等也拟出整理僧伽制度的方案。”见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102页。
(3)见太虚:《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第1100页。
(4)“大师与王一亭之一番苦心,中国佛教会乃得略奠基础;然僧界懵懵,固难以有为。”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90页。
(5)《王一亭居士复太虚法师函》,《海潮音》1929年第5期,第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2册,第548页。)
(1)《太虚启事》,《海潮音》1929年第12期,第6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4册,第228页。)
(2)“本案经教育组审查,认为应送政府,发交教育部,会同内政部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妥拟办理。”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203页。
(3)《庙产兴学停顿后之问题》,《现代僧伽》1931年第4卷第1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66册,第457页。)
(4)1931年一月八日,诺那呼图克图、西康佛教会会长丁伯衡、宁达蕴、谢健、梅光羲、徐磊生、王夏、包承志、王净圆、黄忏华、周中生、朱同生等十余人联合函催太虚大师尽快赴上海,“形势异常严重,中国佛教会于四日在申开紧急会议,议决克日召集全国佛教徒大会,筹商办法,并请法师即日莅临京沪,指导一切。”见《海潮音》1931年第2期,第1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7册,第267页。)《太虚大师年谱》记载:“(民国二十年一月)十六日,大师出席上海中国佛教会第一次常务会议。议决:三月十五日,召集江浙诸山开特别会议;四月八日开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约各省区、蒙藏、四大名山、佛学院、居士林等派代表来会。”
(5)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轻描淡写的说道:“这次盛大会议的结果,我有几个重要提案得到通过,即席筹定经费。办事处由我与仁山法师、王一亭、谢健居士等接管,搬去南京,并筹备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我就在南京常驻会办事,一方面宣讲佛学,一方面进行向党部立案及保护与改革的运动,办理二个月,已有相当的基础。”见《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104页。
(6)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209页。
(1)《重订圆瑛大师年谱》记载:“太虚在会上发表《告全国佛教徒代表书》,加大力度推动佛教内部的改革。十一日,中国佛教会第三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召开,大师当选为常委。因深知大力推动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事不可为,乃提请辞职。”见明旸主编:《重订圆瑛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9页。
(2)太虚大师和圆瑛法师二系对于中国佛教会的理念和会务工作早有分歧。1931年4月,满智法师在《佛教评论》上发表《中国佛教会有整理全国佛教之决心吗?》,称中国佛教会“事实上早已丧失其领袖整个中国佛教之地位,因之而减去吾人对于中国佛教会之同情心,而认中国佛教会为无足轻重之机关”,批评其成立动机为“少数江浙富有财产之诸山长老”有事时的交涉工具,见《佛教评论》1931年第2号,第9-1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46册,第227-229页。)
(3)《重订圆瑛大师年谱》云:“六月三日,太虚推动的大力改革困难重重。是日在上海《申报》声明辞职。”见明旸主编:《重订圆瑛大师年谱》,第89页。
(4)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211页。
(5)何建明教授详细梳理了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围绕激进与保守而展开的复杂关系,见何建明:《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太虚与圆瑛之间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上)(下),《普门学报》2004年第6期(总第24期),第181-210页;2005年第1期(总第25期),第209-243页。
(6)太虚:《我的佛教运动失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62页。
(7)太虚:《告全国佛教徒代表》,《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14页。
(1)《太虚大师复黄健六居士书》,《海潮音》1931年第9期,第19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9册,第97页。)“欲”,《太虚大师全书》作“知”。
(2)见太虚:《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第1100页。《太虚大师年谱》:“七月二日,发出退职之通告,以明今后之责任。”见《年谱》第211页。
(3)当时云南、四川等省佛教会攻讦黄健六、挽留太虚大师的函电,编集为《黄钟》。
(4)《诺那呼图克图上太虚大师书》,《海潮音》1931年第9期,第22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9册,第100页。)
(5)太虚:《关于佛教会之谈话》,《太虚大师全书》第27册,第809页。
(6)法舫法师认为,“这是一九三六年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改进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尼的事情。”见法舫:《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佛教》,《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册《民国佛教篇》,张曼涛主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年,第160页。
(7)因中国佛教会把三级制改为两级制,取消省佛教会,因为各省群起反对,向内政部和中央党部投诉。
(8)见太虚:《我的佛教运动失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62页。关于这里的“硬要牵我”云云,《略史》中记为“我的意见未蒙接纳,即行发表,民训部责成中佛会在京开理监会,并约我必须赴会,谓中国在国难中,不同的政见已统一起来,佛徒更应舍除我见,真诚合作”。见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105页。
(9)见太虚:《对于佛教会之观念》,《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43-444页。
(10)关于这次改组,《重订圆瑛大师年谱》没有提及,只记载了“五月某日,在大悲、屈文六陪同下,访太虚于上海雪窦寺分院,以期消除分歧,共举中国佛教会事”。同年十二月,圆瑛法师与黄庆澜、赵云韶、关炯之等人致函宝静法师,邀请他到上海“共商挽救佛教大事”。见明旸主编:《重订圆瑛大师年谱》,第137、138页。关于圆瑛法师等人致函宝静法师的时间,根据《宝静法师年谱》的线索,《圆瑛法师等来函》登载于《弘法刊》第32期,该期出版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国历九月”,《重订圆瑛大师年谱》或有误,应在8月23日至9月3日之间,见方祖猷:《宝静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
(1)《关于佛教会之谈话》发表于1936年9月21日的《佛教日报》。见《太虚大师全书》第27册,第809-810页。
(2)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268页。改组的受挫,牵涉到多位国民政府要员,包括蒋介石在内。
(3)何建明:《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太虚与圆瑛之间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下),《普门学报》2005年第1期(总第25期),第220页。
(4)早在1941年,太虚大师即开始推动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并曾在重庆南岸的慈云寺设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但成立过程并非那么顺利,甚至还曾一度发出通告,将“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和“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结束,可谓几经波折。“整委会”有委员九人,分别是太虚大师、章嘉活佛、虚云老和尚、圆瑛法师、昌圆法师、全朗法师、李子宽、屈文六、黄庆澜。
(5)见《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45-450页。
(6)见太虚:《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之诞生》,《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46页。1946年4月30日,太虚大师还曾在南京毗卢寺招待记者,报告整理佛教计划:“一、政府应本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之原则,切实保护僧寺及公产。二、著手计划僧尼普受教育,及兴办农场等。三、办理服务社会及创办公共慈善事业。四、佛教会将登记僧寺信徒,使成为有系统组织。五、佛教徒有政治兴趣者,可参加政治(并举国外教党情形为例)。六、佛教徒应全力宣扬教义,化导人心,改进社会,促进和平。”见《海潮音》1946年第6期“一月佛教纪要”。
(1)印顺:《向近代的佛教大师学习》,《华雨香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3页。
(2)参考中国佛教协会编:《历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文献汇编》(上),南京,金陵刻经处,2003年印行,第3页、第19页。
(3)参考中国佛教协会编:《历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文献汇编》(上),南京,金陵刻经处,2003年印行,第259-320页。
(1)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1999年,第200-201页。
(2)见江灿腾:《太虚大师前传(一八九0——一九二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43页。
(3)太虚:《佛教月报创刊纪念》,《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2012年,第1385页。
(4)见太虚:《上佛教总会全国支会部联合会意见书》,《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33页。
(5)见太虚:《佛教僧寺财产权之确定》,《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81页。
(6)见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78页。
(7)见太虚:《存在、僧、僧羯磨》,《太虚大师全书》第18册,第160页。
(8)见太虚:《存在、僧、僧羯磨》,《太虚大师全书》第18册,第161页。
(1)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4-105页。
(2)印顺法师在《年谱》中特别注明“中有艾香德”,见《太虚大师年谱》,第117页。在前一年(1923)《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人员表》中,艾香德为名誉会董,列湖北督军萧耀南之后,见《暑期内世界佛教联合会第一次之通讯》,《海潮音》1923年第6期,第15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56册,第365页。)艾香德曾在1923年11月的《教务杂志》上发表《中国佛教领袖大会》一文,简要介绍大林寺会议的情况。See Karl Ludwig郾Reichelt,A Conference of Chinese Bud鄄dhist Leaders,The Chinese Recorder(1912-1938),Nov 1,1923.
(3)关于与会代表,《太虚自传》和《年谱》都举湖北了尘、湖南性修、江苏常惺、安徽竺庵、江西李政纲、四川王肃方等人,而《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明确五省代表与会,而实际发言人则有四川黄肃方、浙江武仲英、江苏常惺、上海张纯一、江西李证刚、湖北赵南山等。李政纲、王肃方在《纪事》中作李证刚、黄肃方。见《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41页。)
(4)见《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1-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41-46页。)
(1)《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2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42页。)
(2)太虚:《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277页。
(3)关于东亚佛教大会名称的讨论,见《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3-5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43-45页。)
(4)见《世界佛教联合会已准予立案》、《湖北督军公署关于世界佛教联合会之训令》,《海潮音》1924年第8期,第13-14页、第15-1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53页、第55页。)
(5)《世界佛教联合会呈内务部呈》,《海潮音》1924年第12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59页。)及《对于变卖庵寺之意见》、《庵产案上太虚法师书》、《庵产案上洪指挥书》,具载《海潮音》1924年第10期。(《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
(6)据《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之通启》及《中华佛教联合会总筹备处移设北京之通告》,筹备处以“筹备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为宗旨,太虚大师与李隐尘任总干事,地点设于武昌佛学院,联合会正式成立后即行取销。后来在北京佛教联合会的会议上,由太虚大师提议,将筹备处移设北京西四广济寺,由普泉和尚、白普仁喇嘛、罗振宪居士等为总筹备处主任干事。见《海潮音》1924年第10期,第17页;1925年第6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331页;第162册,第281页。)
(1)《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缘起》,《海潮音》1925年第4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2册,第35页。)也见于《中华佛教联合会之进行》,《海潮音》1925年第3期,第1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447页。)
(2)《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缘起》,《海潮音》1925年第4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2册,第35页。)
(3)见《京兆佛教联合会之进行》,《海潮音》1925年第3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447页。)
(4)见《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之通启》附“阴历五月间时事新报等所载之内务部通令”,《海潮音》1924年第10期,第19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0册,第333页。)
(5)见太虚:《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3-374页。
(6)太虚:《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4页。
(7)太虚:《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4页。
(8)太虚:《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4页。
(9)见《显荫上太虚法师书》,《海潮音》1924年第12期,第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91页。)
(1)显荫:《对于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管见贡献》,《海潮音》1924年第12期,第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1册,第91页。)
(2)据《年谱》,1926年8月(十五日),太虚大师与胡子笏等议设世界佛教联合会北京办事处于万寿寺,是《年谱》最后一次提及“世界佛教联合会”。此后,太虚大师游历欧美归来,开始着力于世界佛学苑的建设。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44页。
(3)《潮安县知事致中华佛教联合会书》,《海潮音》1925年第6期,第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2册,第329页。)
(4)太虚大师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针对邰爽秋“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四点主张,提出应修正为“革除弊制,改善僧行,整理寺产,振兴佛教”,详见太虚:《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643-646页。
(5)见太虚:《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第1100页。
(6)《条陈整理宗教文》也署“六月二十三”。《条陈》中提出四点建议,第三、四条涉及佛教教会组织。见太虚:《条陈整理宗教文》,《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5-377页。
(1)太虚大师的主张是:“际此训政伊始,百度维新之际,最好能组织一能统一僧俗两界之佛学团体,俾收民富国强,政修俗美之效。”转引自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67页。
(2)见《蒋总司令致谭组安王儒堂钮惕生蔡孑民张子珉薛子良李协和诸公提倡佛教介绍函》,函内提及“兹以中国佛教会事来京”,《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314页。)
(3)具体人员除谭延闿外,有蔡元培、钮永建、薛笃弼、王儒堂、李烈钧、张静江等人,见《全国佛学会之组织》,《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309页。)
(4)太虚大师撰有《发起全国佛教代表会议的提议》,可说是作了充分的考虑,希望成立一全国统一永久的法定佛教团体,假定全国佛教统一团体名为“中国信佛民众会”(中国佛教会)。首都设中央部,省设省部,县设县部,以为决议执行一切佛教事业之法团。见《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85-389页。
(5)见《蔡孑民先生致太虚法师函》,《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7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315页。)
(6)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佛学会”词条。
(7)太虚:《中国佛学会会名说明》,《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第1528页。
(8)蒋介石曾命令时任警备司令陈诚将军队从毗卢寺迁出,见《蒋总司令令警备司令陈诚迁让毗卢寺驻军为全国佛学会会址令》,《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7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315页。)
(9)决议内容主要有:推观同、惠宗、王一亭为筹备主任;成立“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远行及唐大圆负责;编《中国佛教》旬刊,由宁达蕴负责。见《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开会纪事》,《海潮音》1928年第8期,第1-4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1册,第61-64页。)
(10)见《中国佛学会筹备处附设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招生通告》,《海潮音》1928年第8期,第4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1册,第98页。)
(11)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67页。
(1)见太虚:《条陈整理宗教文》,《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76-377页。
(2)见太虚:《呈五次中央执监会国民政府请愿文》,《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661-662页。
(3)见太虚:《佛教僧寺财产权之确定》,《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381-382页。
(4)《中国佛学会纪闻》,《海潮音》1930年第2期,第20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4册,第544页。)
(1)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94页。
(2)邓子美认为:“中国佛学会虽然独立存在,但失去了僧团的依托,基本上成为由追随太虚大师的佛教学者、居士构成的少数人的团体。”见邓子美、陈卫华:《麾下一代新僧——太虚大师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1页。
(3)规定每星期六下午六时举行“星期研究会”,采取谈话会方式,举行演讲。第一次由太虚大师讲演“一切法因缘生唯识现”。见《中国佛学会职员就职并开第一次星期研究会纪事》,《海潮音》1930年第2期,第2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4册,第545页。)
(4)见《根宽法师复函》(时间为1928年8月13日),《频伽音随刊》1933年第4期,第4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36册,第381页。)
(5)见《创设中国佛学会并发行慈航月刊》,《海潮音》1933年第7期,第5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84册,第383页。)
(6)圆瑛:《复仰光中国佛学会函》,《北平佛教会月刊》1935年第1年3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72册,第497页。)
(7)见《一月佛教纪要》,《海潮音》1946年第3期,第38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202册,第364页。)
(8)见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第351页。
(1)佛教界反对的核心还是寺庙财产的问题,参见常惺:《寺庙管理条例与宗教委员会》,《海潮音》1929年第4期,第24-2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2册,第372-374页。)
(2)太虚大师曾说:“当时在佛教存亡的生死关头之下,全国僧众都感到有整兴佛教的需要,如印光法师等也拟出整理僧伽制度的方案。”见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102页。
(3)见太虚:《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第1100页。
(4)“大师与王一亭之一番苦心,中国佛教会乃得略奠基础;然僧界懵懵,固难以有为。”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90页。
(5)《王一亭居士复太虚法师函》,《海潮音》1929年第5期,第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2册,第548页。)
(1)《太虚启事》,《海潮音》1929年第12期,第66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4册,第228页。)
(2)“本案经教育组审查,认为应送政府,发交教育部,会同内政部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妥拟办理。”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203页。
(3)《庙产兴学停顿后之问题》,《现代僧伽》1931年第4卷第1期,第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66册,第457页。)
(4)1931年一月八日,诺那呼图克图、西康佛教会会长丁伯衡、宁达蕴、谢健、梅光羲、徐磊生、王夏、包承志、王净圆、黄忏华、周中生、朱同生等十余人联合函催太虚大师尽快赴上海,“形势异常严重,中国佛教会于四日在申开紧急会议,议决克日召集全国佛教徒大会,筹商办法,并请法师即日莅临京沪,指导一切。”见《海潮音》1931年第2期,第1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7册,第267页。)《太虚大师年谱》记载:“(民国二十年一月)十六日,大师出席上海中国佛教会第一次常务会议。议决:三月十五日,召集江浙诸山开特别会议;四月八日开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约各省区、蒙藏、四大名山、佛学院、居士林等派代表来会。”
(5)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轻描淡写的说道:“这次盛大会议的结果,我有几个重要提案得到通过,即席筹定经费。办事处由我与仁山法师、王一亭、谢健居士等接管,搬去南京,并筹备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我就在南京常驻会办事,一方面宣讲佛学,一方面进行向党部立案及保护与改革的运动,办理二个月,已有相当的基础。”见《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104页。
(6)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209页。
(1)《重订圆瑛大师年谱》记载:“太虚在会上发表《告全国佛教徒代表书》,加大力度推动佛教内部的改革。十一日,中国佛教会第三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召开,大师当选为常委。因深知大力推动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事不可为,乃提请辞职。”见明旸主编:《重订圆瑛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9页。
(2)太虚大师和圆瑛法师二系对于中国佛教会的理念和会务工作早有分歧。1931年4月,满智法师在《佛教评论》上发表《中国佛教会有整理全国佛教之决心吗?》,称中国佛教会“事实上早已丧失其领袖整个中国佛教之地位,因之而减去吾人对于中国佛教会之同情心,而认中国佛教会为无足轻重之机关”,批评其成立动机为“少数江浙富有财产之诸山长老”有事时的交涉工具,见《佛教评论》1931年第2号,第9-11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46册,第227-229页。)
(3)《重订圆瑛大师年谱》云:“六月三日,太虚推动的大力改革困难重重。是日在上海《申报》声明辞职。”见明旸主编:《重订圆瑛大师年谱》,第89页。
(4)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211页。
(5)何建明教授详细梳理了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围绕激进与保守而展开的复杂关系,见何建明:《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太虚与圆瑛之间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上)(下),《普门学报》2004年第6期(总第24期),第181-210页;2005年第1期(总第25期),第209-243页。
(6)太虚:《我的佛教运动失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62页。
(7)太虚:《告全国佛教徒代表》,《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14页。
(1)《太虚大师复黄健六居士书》,《海潮音》1931年第9期,第19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9册,第97页。)“欲”,《太虚大师全书》作“知”。
(2)见太虚:《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第1100页。《太虚大师年谱》:“七月二日,发出退职之通告,以明今后之责任。”见《年谱》第211页。
(3)当时云南、四川等省佛教会攻讦黄健六、挽留太虚大师的函电,编集为《黄钟》。
(4)《诺那呼图克图上太虚大师书》,《海潮音》1931年第9期,第22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9册,第100页。)
(5)太虚:《关于佛教会之谈话》,《太虚大师全书》第27册,第809页。
(6)法舫法师认为,“这是一九三六年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改进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尼的事情。”见法舫:《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佛教》,《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册《民国佛教篇》,张曼涛主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年,第160页。
(7)因中国佛教会把三级制改为两级制,取消省佛教会,因为各省群起反对,向内政部和中央党部投诉。
(8)见太虚:《我的佛教运动失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62页。关于这里的“硬要牵我”云云,《略史》中记为“我的意见未蒙接纳,即行发表,民训部责成中佛会在京开理监会,并约我必须赴会,谓中国在国难中,不同的政见已统一起来,佛徒更应舍除我见,真诚合作”。见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105页。
(9)见太虚:《对于佛教会之观念》,《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43-444页。
(10)关于这次改组,《重订圆瑛大师年谱》没有提及,只记载了“五月某日,在大悲、屈文六陪同下,访太虚于上海雪窦寺分院,以期消除分歧,共举中国佛教会事”。同年十二月,圆瑛法师与黄庆澜、赵云韶、关炯之等人致函宝静法师,邀请他到上海“共商挽救佛教大事”。见明旸主编:《重订圆瑛大师年谱》,第137、138页。关于圆瑛法师等人致函宝静法师的时间,根据《宝静法师年谱》的线索,《圆瑛法师等来函》登载于《弘法刊》第32期,该期出版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国历九月”,《重订圆瑛大师年谱》或有误,应在8月23日至9月3日之间,见方祖猷:《宝静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
(1)《关于佛教会之谈话》发表于1936年9月21日的《佛教日报》。见《太虚大师全书》第27册,第809-810页。
(2)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268页。改组的受挫,牵涉到多位国民政府要员,包括蒋介石在内。
(3)何建明:《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太虚与圆瑛之间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下),《普门学报》2005年第1期(总第25期),第220页。
(4)早在1941年,太虚大师即开始推动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并曾在重庆南岸的慈云寺设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但成立过程并非那么顺利,甚至还曾一度发出通告,将“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和“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结束,可谓几经波折。“整委会”有委员九人,分别是太虚大师、章嘉活佛、虚云老和尚、圆瑛法师、昌圆法师、全朗法师、李子宽、屈文六、黄庆澜。
(5)见《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45-450页。
(6)见太虚:《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之诞生》,《太虚大师全书》第17册,第446页。1946年4月30日,太虚大师还曾在南京毗卢寺招待记者,报告整理佛教计划:“一、政府应本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之原则,切实保护僧寺及公产。二、著手计划僧尼普受教育,及兴办农场等。三、办理服务社会及创办公共慈善事业。四、佛教会将登记僧寺信徒,使成为有系统组织。五、佛教徒有政治兴趣者,可参加政治(并举国外教党情形为例)。六、佛教徒应全力宣扬教义,化导人心,改进社会,促进和平。”见《海潮音》1946年第6期“一月佛教纪要”。
(1)印顺:《向近代的佛教大师学习》,《华雨香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3页。
(2)参考中国佛教协会编:《历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文献汇编》(上),南京,金陵刻经处,2003年印行,第3页、第19页。
(3)参考中国佛教协会编:《历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文献汇编》(上),南京,金陵刻经处,2003年印行,第259-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