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奈良时代,日本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次,向大唐长安派出遣唐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自此,长安佛教随大唐其他文化形态一并东传日本。在借鉴和吸收长安京城佛教宗派文化的基础上,奈良六大佛教宗派,即"南都六宗"方得以形成,进而造就了日本宗教史上独特的"都城佛教"文化现象。佛教亦因此逐渐注入到日本民族的集体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大和民族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During the Nara period,Japan sent a great number of envoys,overseas students,and scjolar monks to Chang'an of Tang. Thereafter,Chang'an Buddhist Sect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along with other cultural forms to Japan. Based on learning and absorbing Chang'an Buddhist Sect culture,six Sects in Nara,or "six Sects in Nandu",came into being. This further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capital Buddhism"in Japanese religion history. Buddhism gradually played a role in Japanese collectivism ideology as inseparable part of Yamato culture.
引文
[1]禹春晖.“宗教学”概念辨析综述[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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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扶桑略记:卷四[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5]续日本纪:卷一[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6]扶桑略记:卷六[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7]续日本纪:卷十二[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8]续日本纪:卷六[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9]扶桑略记·拔萃[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10]续日本纪:卷十七[M].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1)奈良时代的六大宗派,主要以平城都京畿近辐射区为流行传播区域,而向更远更偏区域传播的速度则较为迟滞。奈良时代末期向平安时代过渡时期,由入唐学问僧最澄创立的天台与空海创立的真言两宗,逐渐脱离与政权的姌和和纠葛,而是移往山林,开启日本山岳宗派时代。
(2)此三僧曾代表日本赴唐求法,具体原因史料阙载不详。但由此可推知,长安宗派东传日本,并非完全呈现“长安—奈良”直线嫡传的特点,应当包括当时在三韩之地处于文化优势的新罗国的中介作用。像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一样,将大唐佛法引入日本国的僧人当不在少数,日本史料也许未能详细载录,但他们对佛教宗派东传日本奈良的贡献应该受到后世的肯定和赞扬。
(3)周振鹤先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中提出“奈良、平安时代的佛教是国家、贵族和知识僧侣的宗教(第419-420页)”的观点,对此笔者不甚认同。大陆佛教传入日本至奈良时代的确成为统治者大力扶持、贵族鼎力支持、僧侣集群可观的官方宗教,但官方宗教并不意味着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普通民众崇佛礼佛的现象屡见于日本史料,只是奈良时代的史书多数内容载录天皇起居、日常政事及外交活动,而与普通民众相关的载录比例较小,并不能否认佛教经僧侣如行基等人的宣传,从而逐渐深入到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依托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