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野下的“侍卫”:清代侍卫制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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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朝鲜史料出发,从东亚大陆的"入侍"现象入手,发现爱新觉罗皇族之先世清肇祖猛哥帖木儿及其家族曾长期在李氏朝鲜任侍卫,这在当时的女真部落中乃普遍现象。以此为突破口,考察《高丽史》可知,李氏朝鲜与王氏高丽之侍卫制一脉相承,或源于蒙古怯薛制。基于上述考证,笔者推断清代侍卫制当源自朝鲜,清代官方将皇帝之"hiya"汉译成"侍卫"应源于上述事实,故朝鲜侍卫制与清代侍卫制颇多类似。而清代官方将王公贝勒之"hiya"汉译成"护卫"一词或源于明代藩王之护卫制。可以说,清代侍卫制乃杂糅蒙古、明朝与朝鲜传统之产物,这亦与满洲崛起之前,在地理上身处这三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历史事实相符。
Shiwei( 侍卫) is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reveals,with the help of Korean archives,that the ancestors of the royal families in the Qing Dynasty used to be shiwei in Korea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as was very common in Jurchen tribes at the time. Taking this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and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Goryeo,we can know that the shiwei system of the Joseon and Goryeo Dynasties was inherited from the same strain,and might be traced back to the Qiexue( 怯薛) System of the Mongol Empire. Based on these researches,the shiwei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is believed to originate from Korea. That the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the emperor's hiya( 辖) into Chinese word 侍卫( shiwei)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above facts. Thus,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hiwei systems of the Joseon and the Qing Dynasti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officials translated of Baylor's hiya( 辖) into Chinese word huwei( 护卫) may originate from the guardia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this finding,the system of shiwei is demonstrated to be of hybridity,combining the traditions of Mongolia,Korea and the Ming Dynasties. This explanation also goes with the geographic fact that Manchuria had to deal with these three powerful political forces before its becoming a great nation.
Shiwei( 侍卫) is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reveals,with the help of Korean archives,that the ancestors of the royal families in the Qing Dynasty used to be shiwei in Korea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as was very common in Jurchen tribes at the time. Taking this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and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Goryeo,we can know that the shiwei system of the Joseon and Goryeo Dynasties was inherited from the same strain,and might be traced back to the Qiexue( 怯薛) System of the Mongol Empire. Based on these researches,the shiwei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is believed to originate from Korea. That the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the emperor's hiya( 辖) into Chinese word 侍卫( shiwei)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above facts. Thus,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hiwei systems of the Joseon and the Qing Dynasti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officials translated of Baylor's hiya( 辖) into Chinese word huwei( 护卫) may originate from the guardia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this finding,the system of shiwei is demonstrated to be of hybridity,combining the traditions of Mongolia,Korea and the Ming Dynasties. This explanation also goes with the geographic fact that Manchuria had to deal with these three powerful political forces before its becoming a great nation.
引文
(1)陈文石:《清代的侍卫》,《食货月刊》1977年复刊第七卷第6期,第1-13页。
(2)陈金陵:《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清史论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1-69页。
(3)常江:《清代侍卫制度》,《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第85-91页。
(4)常江、李理:《清宫侍卫》,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2013年,该书改名《清宫大内侍卫》再版。
(5)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3期(2016年7月)。
(1)内田直文:《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与清初内廷侍卫》,《成大历史学报》2009年6月第36号,第21页。
(2)叶高树:《满洲军事家族与清初政治:长白山钮祜禄家族的个案研究》,《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1年12月第46期,第169-230页。
(3)马安怡:《清初的皇权与侍卫家族》,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3年。
(4)黄丽君:《皇帝及其包衣奴才:论清代皇权与内务府官僚体制》,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14年,第52页。
(5)专著如富察建功《晚清侍卫追忆录》(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明清禁卫军密档》(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李鹏年《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古鸿廷《清代官制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9年);论文如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晓克《北方草原民族侍卫亲军制探析》、雷炳炎《康熙时期八旗武官的选任及其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3期),等等。
(6)如罗友枝在论述侍卫部分一开篇便在脚注中提到“此处和其他地方关于此点的讨论,笔者依据的是常江、李理:《清宫侍卫》”(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7)佐伯富:《清代の侍卫について--君主独裁权研究の一出》,《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2期(1968年),第38-58页。
(8)内田直文:《清朝康熙年间における内廷侍卫の形成》,《歴史学研究》774(2003年),第29-45页。
(9)杉山清彦:《ヌルハチ时代のヒヤ制―清初侍卫考序说》,《东洋史研究》第62卷第6期(2003年),第1页。
(1)《朝鲜太宗实录》,卷7,太宗4年3月21日。
(2)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3)郑天挺:《清史探微》,《中国史研究丛书》,台北:云龙出版社,2002年,第8页。
(4)勒德洪等奉勅纂修:《大清会典(康熙朝)》卷59,清康熙年间刻本,第1页;《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猛哥帖木儿生平可参见董万崘《清肇祖传》(《清史研究丛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5)孟森、杨国桢:《明清史讲义》下册,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472页。
(6)《朝鲜世宗实录》卷83,世宗20年11月10日。
(7)《朝鲜世宗实录》卷84,世宗21年1月27日。
(8)王永一:《朝鲜王朝世祖时代与女真族关系研究》,《韩国学报》第24期(2013年6月),第117-137页。
(9)郑天挺:《清史探微》,第8页。
(10)蒋秀松:《“杨里人”考》,《清史研究》1996年3期,第91页。
(11)赵尔巽:《清史稿》卷222,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第9120页。
(12)《朝鲜世宗实录》卷84,世宗21年2月17日。
(1)《朝鲜太祖实录》卷8,太祖4年12月14日。
(2)相关论文可参见董万仑:《〈龙飞御天歌〉记东女真族源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4期;沈载锡:《〈龙飞御天歌〉中的李成桂家》,《(韩国外大)外大史学》1992年第14期。
(3)李学智:《朝鲜史籍中之“移阑豆漫”与明代三万卫考》,《大陆杂志》第12期(1956年8月),第250-258页。
(4)郑天挺:《清史探微》,第8-9页。案:郑说恐误。
(5)《朝鲜端宗实录》卷12,端宗2年10月9日
(6)《朝鲜端宗实录》卷10,端宗2年3月10日。
(7)简江作:《韩国历史与现代韩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9页。
(8)沈岩:《元代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4期,第82-89页。
(9)《朝鲜太宗实录》卷10,太宗5年9月22日。
(1)阿乙多不花、好时不花乃女真人,而非蒙古人,依当时局势,蒙古人不可能入朝鲜为侍卫,且“不花”是当时女真取名时喜用之字(参见沈林:《明代后金女真“沈”姓探:从〈明代满蒙史料·朝鲜实录抄〉“沈”姓记载看女真姓氏的变化》,《满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91页)。
(2)《朝鲜世祖实录》卷19,世祖6年2月4日。
(3)《朝鲜世宗实录》卷21,世宗5年7月9日。
(4)简江作:《韩国历史与现代韩国》,第59页。
(5)可参见李学智:《清太宗崇德三年向朝鲜强索向化女真事的一件满文档案》,《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田村博士退官记念事业会,1968年。
(6)河内良弘:《关于明代野人女直的阿速江卫》,古清尧译,《民族译丛》1988年第1期,第39-46页。
(7)如亦从济州土著居民中遴选侍卫赴京。参见《朝鲜太祖实录》,太祖3年3月27日。
(8)王永一:《韩国朝鲜王朝世宗大王时期与女真族关系研究》,《中国边政》第194期(2013年6月),第41-42页。
(9)河内良弘:《李朝初期の女真人侍卫》,朝鲜学会编《朝鲜学报》,1959年第10期;李炫熙:《朝鲜前期留京侍卫野人考》,《乡土首尔》1964年第5期,第55-96页。河内良弘认为入侍制度乃女真部落固有习惯,而非朝鲜传统。然而关于清代侍卫制是否取法于朝鲜,上述文章仍付之阙如。
(10)韩国学者未将女真侍卫与清代侍卫相联系或是该国的民族主义作祟,因满清崛起后,朝鲜被迫臣服,地位自此颠倒,朝鲜国王甚至被迫派世子赴盛京任“质子”性质的侍卫,如凤林大君李淏、昭显世子李溰等。
(11)《朝鲜世宗实录》卷61,世宗15年8月17日。事实上,此时,在明朝招抚政策下,女真部落需向朝鲜表示忠诚,后来则是在李朝武力威胁下为了生存,主动提出派入侍子弟、亲族,以表臣服,乃为免遭李朝进一步之军事打击。从李朝方面来看,为了安定北边女真部落,防止其离开李朝势力范围,聚合成一股新势力,从而对边境构成威胁,因而接受女真酋长及其子弟入朝、入侍请求,并通过满足下层女真人经济需求达到怀柔和安抚之效。约在李朝世宗十五年以后,女真人入侍朝鲜逐渐形成一种制度,载入朝鲜法典《经国大典》中。
(12)《朝鲜肃宗实录》卷11,肃宗7年4月2日。
(1)《朝鲜肃宗实录》卷13,肃宗8年2月21日。
(2)此外,前文所引《朝鲜王朝实录》所载“有宿卫近侍者颇多”“境外之人,遽使近侍,亦非谨慎之道”等词句中,“宿卫”“近侍”虽与“侍卫”意相近,然查阅朝鲜史料可知,“宿卫”“近侍”多做动词用,“侍卫”则可作为名词。
(3)《朝鲜肃宗实录》卷55,肃宗40年3月10日。该段史料之解析可参见陈捷先:《清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1997年,第166页。
(4)谢恩兼陈奏使许积、副使南龙翼、书状孟冑瑞如清国,上引见……上曰:“彼国朝会礼法何如?”积曰:“臣前日奉使入参朝班,大臣在殿西,学士列于楹外,殿上卫卒几数千。又有虾及内大臣,此则不与朝议,而以狎客,与清主戏谑者也……”(参见《朝鲜显宗实录》,卷16,显宗7年9月20日)
(5)冬至使闵鼎重、副使权尚矩、书状官慎景尹等还自清国。上御集祥殿,令诸医入诊后,引见鼎重等……书状官慎景尹,进闻见事件曰:“……北京遇朴顺者,顺我国人被掳为兵。问清国兵制则曰:‘高山凡八,其一皇帝自领,其七则亲王、戚属领之。自八王、九王死后,皇帝并领三高山。又有所谓虾者一千人,又有所谓佐银大者五六百人,皆皇帝扈卫亲兵。他高山各领虾二十人,一高山所领,通计二千余人……’”(参见《朝鲜显宗实录》卷22,显宗11年闰2月8日)
(6)陈奏使福昌君桢、权大载、朴纯等自燕还,命引见……大载曰:“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虾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虾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6,肃宗3年9月16日)
(7)沈阳问安使左议政闵鼎重还到凤凰城,状闻清国事情曰:“皇帝本月初四日来到沈阳,从行者幸姬三人,侍妾百余人,亲王八人,虾六百人……”(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13,肃宗8年3月17日)
(8)如《张诚日记》曾记载康熙帝令侍卫去迎灵(迎接骨灰),法文原文为“que Sa Majestéavoit envoyéau-devant deux Grands de l'Empire,&de ses Hias pour faire honneur au défunt”.du Halde,Jean-Baptist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de la Corée;&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书名可简称为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译为《杜赫德中华帝国志》,该书第四册收有张诚之日记),La Haye,H.Scheurleer,1736,Tome IV,p.286;译文可参见《张诚日记》,陈霞飞、陈泽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84页。
(9)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71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8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641-5642页。另有较为特殊之四等侍卫,参见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3期(2016年7月),第142-144页,《“四等侍卫”考辨》部分。
(1)《朝鲜端宗实录》卷13,端宗3年3月24日。
(2)关于这些女真部落,前人已有研究,可参见如下论文:蒋秀松:《〈李朝实录〉中的兀良哈》,《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戴光宇:《兀狄哈诸部落及其分布》,《满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44-49页;董万仑:《明代骨看兀狄哈研究》,《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滕绍箴:《“斡朵里”非今“马大屯”考》,《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以上论文需参考全文,以下论文则只需参考笔者所标示页码即可:蒋秀松:《从兀良哈与兀狄哈的比较中看女真各部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第207-210页;薄音湖:《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第77-82页。
(3)《朝鲜定宗实录》卷1,定宗元年5月1日。
(4)《朝鲜太祖实录》卷14,太祖7年8月26日。
(5)纵观中国历史,宋代虽有两侍卫司(即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长官为“侍卫都指挥使”。两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共同掌管禁军,并在名义上掌管厢军,此制亦为金朝所效仿,然其功能与执掌与清朝侍卫迥然有异,当不存在渊源(参见林瑞翰:《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第449页;徐秉愉:《金代女真进士科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女真政权的影响》,《台大历史学报》2004年第33期,第105-106页)。
(6)《朝鲜世祖实录》卷3,世祖2年3月28日。
(7)《朝鲜世宗实录》卷2,即位年11月3日。
(1)《朝鲜世宗实录》卷2,即位年11月28日。
(2)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经国大典》,《朝鲜王朝法典丛书》,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第446页。
(3)《朝鲜世宗实录》卷2,即位年11月23日。
(4)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御前侍卫”与“乾清门侍卫”亦分等》部分(第126-130页),《“大门侍卫”初探》部分(第139-141页)。
(5)《朝鲜定宗实录》卷6,定宗2年12月19日。
(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45页。
(7)《高丽史》卷二十九世家卷第二十九,忠烈王六年十一月。按,本文所引《高丽史》若未标明出处,皆引自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编《高丽史》全文数据库:http://db.history.go.kr/KOREA/item/level.do?itemI d=kr.
(8)《朝鲜太祖实录》卷5,太祖3年2月29日。
(1)富察建功:《晚清侍卫追忆录》,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2)刘耿生:《同治事典》,台北:远流出版,2005年,收入陈捷先主编:《清史事典》第10册,第164页。顺带一提,安介生所谓“郎卫侍从皇帝出行,兵卫守卫紫禁宫阙”,不确(参见安介生:《民族大迁徙》,葛剑雄主编:《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第277页)。
(3)金昌浩:《高丽时代侍卫制度的历史考察》,《韩国警卫学会志》第15期(2008年3月),第107-128页。
(4)《高丽史》卷八十二志卷第三十六,兵二;本条亦见卷九十三列传六。
(5)《高丽史》卷八十二志卷第三十六,兵二。
(6)关于蒙古怯薛制,笔者以为姚大力之论述较为精当,参见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皇权与怯薛制》,第152-165页。“怯薛”为大汗卫队之总称,其职掌有三:一为宿卫,译名为“客卜帖兀勒”,蒙文为“kebtegül(хэвтyyл)”,意为“守夜人、夜巡人”;二为侍卫,译名为“土儿合兀惕”,蒙文为“turqaγut(турхуд)”,意为“散班”;三为箭筒士,译名为“豁儿赤”,蒙文为“qorci(хорчи)”(参见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中华百科全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第43页)。另有一说认为箭筒士乃是“Харваач”,值得怀疑,因对音不符。“Харва”对古典蒙语“qarbuqu(射)”、“Харваач”对古典蒙语“qarbuγaci(善射者)”。实际上,“qorci”一词来自“qor(箭筒)”+“ci(表人词尾)”,然而该词在当代蒙古各方言中似已成死语(参见小沢重男:《元朝秘史全釈》中册,东京:风间书房,1989年,第369页)。
(7)《高丽史》世家卷第二十七,元宗十三年八月。
(8)范永聪:《事大与保国:元明之际的中韩关系》,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9年,第57-60页。
(9)王民信:《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第43-61页。
(10)《高丽史》卷一百十三,列传二十六。
(1)《高丽史》卷八十志卷第三十四,食货三。
(2)张昆将:《东亚论语学:韩日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6页。
(3)《高丽史》卷七十二志卷第二十六,舆服一。
(4)《高丽史》卷二十九世家卷第二十九,忠烈王六年三月。
(5)《高丽史》卷十二世家卷第十二,睿宗三年二月。
(6)《高丽史》卷六十一志卷第十五,礼三。
(7)《高丽史》卷六十四志卷第十八,礼六。
(8)《高丽史》卷十一世家卷第十一,肃宗三年十月。
(9)《高丽史》卷十二世家卷第十二,睿宗三年四月。
(10)《高丽史》卷八世家卷第八,文宗十三年五月。
(11)《高丽史》卷十八世家卷第十八,毅宗十九年二月。
(12)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第146-147页。
(13)《圣祖仁皇帝实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99页。
(1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第298页。
(15)昆冈等:《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25,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36页。
(16)《清朝文献通考》卷180,第6405页。
(17)奕赓:《佳梦轩丛著》,雷大受校点,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8)《大清会典(光绪朝)》卷42,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6页。
(1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7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86页。
(1)赵尔巽:《清史稿》卷105,第3089页。
(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86,第867页。
(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86,第867页。
(4)《张诚日记》83。另,法文版原文为:“Le Prince héritier n'étoit acompagnéque de dix ou douze Officiers,de quelques eunuques,&d'une troupe de valets:six gardes marchoient un peu derrière lui,portant chacun une lance,de laquelle pendoit une queue de tigre.”意为:“皇太子随身带领十多位随从官员,几个太监和仆役:他的后面不远跟着六个执饰有豹尾的标枪的侍卫。”(参见du Halde,Jean-Baptist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de la Corée;&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p.284)
(5)奕赓:《佳梦轩丛著》,第70页。
(6)《朝鲜端宗实录》卷11,端宗2年7月15日。
(7)《朝鲜端宗实录》卷10,端宗2年1月22日。
(8)《高丽史》卷七十七志卷第三十一,百官二。
(9)《朝鲜端宗实录》卷10,端宗2年1月22日。
(10)《高丽史》卷七十七志卷第三十一,百官二;卷六十六志卷第二十,礼八。
(11)《高丽史》卷六十六志卷第二十,礼八。
(12)《高丽史》卷六十七志卷第二十一,礼九。
(13)《高丽史》卷六十六志卷第二十,礼八。
(1)《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06-607页。
(2)定宜庄、邱源媛:《清初“浑托和”考释》,《燕京学报》新第28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3)《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版,第27页。
(4)当然,女真社会并非全部依附朝鲜。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女真集团,我们目前还找不到其与朝鲜有关联的资料。相反只有处于南部的女真部分集团(特别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与朝鲜有密切联系。
(5)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经国大典》,第445-446页。
(6)陈章:《论清代hiya与giyajan》,《满语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13页。且查考史料可知,天聪、崇德、顺治年代尚无“侍卫”“护卫”等汉译。
(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卷7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1313页。
(1)杨永康、贾亿宝:《明初藩王护卫牧羊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4月第30卷第2辑。
(2)《明实录》卷82,第1477页。
(3)《明实录》卷104,第1903页。
(4)《明实录》卷118,第3616页。
(5)《明实录》卷180,第1955页。
(6)《明实录》卷20,第543页。
(7)张廷玉:《明史》卷118,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第3618页。
(8)陈章:《试论清代hiya与giyajan》,《满语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14页。另,关于清代王公贝勒“护卫”之制,此文论述较为精当,可供参酌。
(9)张廷玉:《明史》卷117,第3595页。
(10)赵尔巽:《清史稿》卷110,第3217页。
(11)赵尔巽:《清史稿》卷249,第9671页。
(12)《清史列传》卷8,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86-687页。
(13)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701005692号。
(14)《清史列传》卷78,第613页;《圣祖仁皇帝实录》卷5,第91页。
(1)《清史列传》卷11,第201页。
(2)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701005851号。
(3)张廷玉:《明史》卷153,第4211页。
(4)焦竑:《国朝献征录》册6,卷108,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7页。
(5)赵尔巽:《清史稿》卷117,第3365页;《清朝通典》卷31,收入《十通》第3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196页。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后文将简称《内阁大库档》,并不再注明馆藏地),登录号:037156-001;085733-001;089728-001;005878-00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7)《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9692-001。
(8)《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408页。
(9)《清史列传》卷80,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页。
(10)《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5766。
(11)《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8254;《清史稿校注》卷20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册,第6568页。
(12)《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07725-001。
(13)《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60560、120183。
(14)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527页。
(1)《明清档案》第6册,A6-63号,现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9692-001。
(3)《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9728-001。
(4)《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5733-001。
(5)关于三藩子嗣入侍问题,可参见刘小萌:《清皇室与三藩“额驸”》,《满族研究》2002年第3期。
(6)《清史列传》卷78,第66页。
(7)光绪《海阳县志》卷16,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第19页。
(8)光绪《丰顺县志》卷5,清光绪十年补刊本,第45页。
(9)《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94页。
(10)《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0页;《清朝文献通考》卷293,第7418页。
(11)赵旭:《朝鲜人眼中的古代沈阳文坛探析---以〈燕行录〉为例》,Robin Visse主编:《东亚人文》2014年卷,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关于朝鲜世子在奉天的人质生活详情,可参见《沈馆录》七卷附《沈阳日记》一卷,收入上海书店编:《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沈阳状启》,收入《清初史料丛刊》第11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
(12)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出疆录》,壬辰十一月三十日条,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0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07页。亦可参见韩国古典翻译院所编《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 ame=KO&url=/itkcdb/text/book ListI frame.jsp%3FbizN ame=KO%26seojiI d=kc_ko_h040,访问时间:2017年3月7日。
(13)衣若芬:《睹画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纪朝鲜燕行使的纪念图像》,《故宫学术季刊》第33卷第2期(2015年冬季号,庆祝九十周年院庆特刊II),第55页。
(14)王元周:《燕行使与沈阳朝鲜馆的历史记忆》,《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47页。
(15)赵尔巽:《清史稿》卷7,第237页。
(1)而在词义上将“入侍”与“侍卫”挂钩,恐怕还是肇始于蒙元之制。查元代典籍可知,有大量“入侍卫”的记载,如《元史》载:“(二月丁酉,敕)广宁、开元等万户府军入侍卫,有兄弟子侄五人者,三人留,四人三人者,二人留,着为籍。”(宋濂等:《元史》卷26,第582页;《明万历续文献通考》,卷162,第9847页);方志中亦有康熙壬辰科武进士王建中“入侍卫”的记载(参见周采修、李绶等纂:《(乾隆)广西府志》(清乾隆刊本),卷18,第10页)。
(2)陈金生:《特殊使者的特殊使命:质子在古代民族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3)宋濂等:《元史》,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收入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类编》卷210,第4659页。
(4)宋濂等:《元史》卷9,第190页。
(5)《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2,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第262页。
(6)宋濂等:《元史》卷98,第2508页;王圻:《明万历续文献通考》卷16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9815页。
(7)黄戈:《高丽与宋元绘画交流述略》,《书画艺术学刊》2009第6期,第192页。
(8)宋濂等:《元史》卷4,第63页;卷149,第3537页。
(9)宋濂等:《元史》卷4,第71页。
(10)王民信:《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第26页。
(11)森平雅彥:《元朝ケシク制度と高麗王家:高麗·元関係における禿魯花の意義に関連して》,《史學雑誌》2001年第1期,第69-70页。
(12)孟森、杨国桢:《明清史讲义》下册,第472页。
(13)关于此问题,可参见刁书仁:《正统年间建州左卫西迁考实---兼论东亚地区女真与明朝、李氏朝鲜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
(1)赵尔巽:《清史稿》卷223,第9150页。
(2)赵尔巽:《清史稿》卷1,第6页。
(3)赵尔巽:《清史稿》卷1,第8页。
(4)赵尔巽:《清史稿》卷223,第9149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6)赵尔巽:《清史稿》卷289,第9276页。
(7)江桥:《“父汗”“汗父”辨---读〈无圈点档〉及其抄本札记》,《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第121页。
(8)赵尔巽:《清史稿》卷226,第9191页。
(9)博尔济吉特氏归附满洲始于恩格德尔,其先世元裔,为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酋长。天命九年率部属来归,定居沈阳,授三等子,尚公主,封为额驸,顺治元年从龙入京(参见陈捷先:《努尔哈齐事典》,陈捷先主编:《清史事典》册1,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第162页)。
(1)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701005734号。
(2)《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24701-001。
(3)《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文献编号:40201581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第223页。
(4)杨珍:《荣辱未卜的皇室女性---以瓜尔佳氏、郭络罗氏为例》,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年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08-113页。
(5)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6)细谷良夫、张永江:《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围绕满汉关系视角》,《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0页。
(7)《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文献编号:411000702,《奏报解送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起行日期》。
(8)赵尔巽:《清史稿》卷7,第257页。
(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91,第11-12页;《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5页,乾隆二十年六月壬戌条。
(1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6,第99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7页,第3322号折。
(12)吴振棫:《养吉堂从录》卷25,第264页。
(13)张诚:《张诚日记》,第70页。原文为“nous suiv5mes un Taiki ou Prince Mongou,petit-fils de l'ayeul de l'Empereur,&déjàdestinépourêtre son gendre”,提及此台吉是皇帝(外)祖父之孙(疑指奇塔特之孙班第),见du Halde,Description......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Tome IV,第270页,1690年2月中国新年条。
(14)蒋溥、孙嘉淦等:《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页。
(15)常江、李理:《清宫侍卫》,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1)赵尔巽:《清史稿》卷273,第10027页。
(2)《圣祖仁皇帝实录》卷68,第876页。
(3)黄一农:《从纳兰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红楼梦〉的本事》,《清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页,《叶赫地方纳兰氏世系图》。
(4)《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钱仪吉:《碑传集》册1,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页。
(5)《清史列传》卷11,第201页。
(6)赵尔巽:《清史稿》卷474,第12853页。
(7)有学者认为耿昭忠亦当过康熙的侍卫,但并未给出文献证据(参见刘金库编:《南画北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8)赵尔巽:《清史稿》卷234,第9408页。
(9)罗振玉辑:《史料丛刊初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国十三年东方学会排印本,1964年,第8册《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第30-32页。
(10)细谷良夫:《北京周边的三藩史迹》,《满族史研究》第7号(满族史研究会,2010年);细谷良夫、张永江:《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围绕满汉关系视角》,《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0页。
(1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63,第887页。
(12)赵尔巽:《清史稿》卷474,第12856页。
(13)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史馆传稿,701007433号。
(14)昭梿:《啸亭杂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3-94页。
(15)原文为“闻兄已得头等侍卫,此如古之侍中、卫尉等官,恩虽荣盛而未免清贫”。该尺牍收录于上海图书馆藏钞本《清代名人尺牍》,尺牍原文转引自赵厚均:《袁枚集外书札十九通考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0页。
(16)福格:《听雨丛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
(1)关于蒙古对满洲之影响,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所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一文论述稍简,但相当全面,值得参考(参见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75-385页)。
(2)袁枚:《袁枚全集》第5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3)据杉山清彦《大清帝国の形成と八旗制》,侍卫制本质乃是内亚“家产制臣下”中n9k9r(蒙)或gucu(满)式君主私门僚仆之近侍政治(近侍:满语hanci takū2aha,《原档》、《太宗实录》天聪二年十二月初一)之引申,唯hiya之语源则难考。杉山以为盖与蒙古语kiy-a有关,笔者则部分地赞同河内良弘说,以为此制度亦与十五世纪前半之朝鲜征女真人入侍不无关系(杉山,第206、207-212页)。综合杉山清彦的观点,满通古斯系民族长期与游牧文化圈以及汉文化圈接触,清朝遂在其本身之世职属人关系中导入明制与内亚组织法等要素,从而创造出较诸前此女真而言具在控制力上具飞跃性提升之组织(杉山,第377-378、284页)。在该组织下,核心武人贵族圈自然而然吸收了融入该组织的多民族成员,也就是满、蒙、汉、韩等编归入旗且不甚依族属而分配(杉山,第373、376页图)。笔者以为,由于清朝入关后为适应汉地行之有年的科举精英制,一般而言不再在汉土扩充旗制,而北亚血统世袭惯例遂至旗民有别。然而在特殊情况下则仍容许新附内地汉人加入此一侍卫组织之外圈,甚至是家族世袭。
(4)《朝鲜宣祖实录》卷208,四十年二月六日己亥。
(2)陈金陵:《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清史论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1-69页。
(3)常江:《清代侍卫制度》,《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第85-91页。
(4)常江、李理:《清宫侍卫》,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2013年,该书改名《清宫大内侍卫》再版。
(5)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3期(2016年7月)。
(1)内田直文:《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与清初内廷侍卫》,《成大历史学报》2009年6月第36号,第21页。
(2)叶高树:《满洲军事家族与清初政治:长白山钮祜禄家族的个案研究》,《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1年12月第46期,第169-230页。
(3)马安怡:《清初的皇权与侍卫家族》,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3年。
(4)黄丽君:《皇帝及其包衣奴才:论清代皇权与内务府官僚体制》,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14年,第52页。
(5)专著如富察建功《晚清侍卫追忆录》(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明清禁卫军密档》(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李鹏年《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古鸿廷《清代官制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9年);论文如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晓克《北方草原民族侍卫亲军制探析》、雷炳炎《康熙时期八旗武官的选任及其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3期),等等。
(6)如罗友枝在论述侍卫部分一开篇便在脚注中提到“此处和其他地方关于此点的讨论,笔者依据的是常江、李理:《清宫侍卫》”(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7)佐伯富:《清代の侍卫について--君主独裁权研究の一出》,《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2期(1968年),第38-58页。
(8)内田直文:《清朝康熙年间における内廷侍卫の形成》,《歴史学研究》774(2003年),第29-45页。
(9)杉山清彦:《ヌルハチ时代のヒヤ制―清初侍卫考序说》,《东洋史研究》第62卷第6期(2003年),第1页。
(1)《朝鲜太宗实录》,卷7,太宗4年3月21日。
(2)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3)郑天挺:《清史探微》,《中国史研究丛书》,台北:云龙出版社,2002年,第8页。
(4)勒德洪等奉勅纂修:《大清会典(康熙朝)》卷59,清康熙年间刻本,第1页;《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猛哥帖木儿生平可参见董万崘《清肇祖传》(《清史研究丛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5)孟森、杨国桢:《明清史讲义》下册,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472页。
(6)《朝鲜世宗实录》卷83,世宗20年11月10日。
(7)《朝鲜世宗实录》卷84,世宗21年1月27日。
(8)王永一:《朝鲜王朝世祖时代与女真族关系研究》,《韩国学报》第24期(2013年6月),第117-137页。
(9)郑天挺:《清史探微》,第8页。
(10)蒋秀松:《“杨里人”考》,《清史研究》1996年3期,第91页。
(11)赵尔巽:《清史稿》卷222,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第9120页。
(12)《朝鲜世宗实录》卷84,世宗21年2月17日。
(1)《朝鲜太祖实录》卷8,太祖4年12月14日。
(2)相关论文可参见董万仑:《〈龙飞御天歌〉记东女真族源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4期;沈载锡:《〈龙飞御天歌〉中的李成桂家》,《(韩国外大)外大史学》1992年第14期。
(3)李学智:《朝鲜史籍中之“移阑豆漫”与明代三万卫考》,《大陆杂志》第12期(1956年8月),第250-258页。
(4)郑天挺:《清史探微》,第8-9页。案:郑说恐误。
(5)《朝鲜端宗实录》卷12,端宗2年10月9日
(6)《朝鲜端宗实录》卷10,端宗2年3月10日。
(7)简江作:《韩国历史与现代韩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9页。
(8)沈岩:《元代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4期,第82-89页。
(9)《朝鲜太宗实录》卷10,太宗5年9月22日。
(1)阿乙多不花、好时不花乃女真人,而非蒙古人,依当时局势,蒙古人不可能入朝鲜为侍卫,且“不花”是当时女真取名时喜用之字(参见沈林:《明代后金女真“沈”姓探:从〈明代满蒙史料·朝鲜实录抄〉“沈”姓记载看女真姓氏的变化》,《满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91页)。
(2)《朝鲜世祖实录》卷19,世祖6年2月4日。
(3)《朝鲜世宗实录》卷21,世宗5年7月9日。
(4)简江作:《韩国历史与现代韩国》,第59页。
(5)可参见李学智:《清太宗崇德三年向朝鲜强索向化女真事的一件满文档案》,《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田村博士退官记念事业会,1968年。
(6)河内良弘:《关于明代野人女直的阿速江卫》,古清尧译,《民族译丛》1988年第1期,第39-46页。
(7)如亦从济州土著居民中遴选侍卫赴京。参见《朝鲜太祖实录》,太祖3年3月27日。
(8)王永一:《韩国朝鲜王朝世宗大王时期与女真族关系研究》,《中国边政》第194期(2013年6月),第41-42页。
(9)河内良弘:《李朝初期の女真人侍卫》,朝鲜学会编《朝鲜学报》,1959年第10期;李炫熙:《朝鲜前期留京侍卫野人考》,《乡土首尔》1964年第5期,第55-96页。河内良弘认为入侍制度乃女真部落固有习惯,而非朝鲜传统。然而关于清代侍卫制是否取法于朝鲜,上述文章仍付之阙如。
(10)韩国学者未将女真侍卫与清代侍卫相联系或是该国的民族主义作祟,因满清崛起后,朝鲜被迫臣服,地位自此颠倒,朝鲜国王甚至被迫派世子赴盛京任“质子”性质的侍卫,如凤林大君李淏、昭显世子李溰等。
(11)《朝鲜世宗实录》卷61,世宗15年8月17日。事实上,此时,在明朝招抚政策下,女真部落需向朝鲜表示忠诚,后来则是在李朝武力威胁下为了生存,主动提出派入侍子弟、亲族,以表臣服,乃为免遭李朝进一步之军事打击。从李朝方面来看,为了安定北边女真部落,防止其离开李朝势力范围,聚合成一股新势力,从而对边境构成威胁,因而接受女真酋长及其子弟入朝、入侍请求,并通过满足下层女真人经济需求达到怀柔和安抚之效。约在李朝世宗十五年以后,女真人入侍朝鲜逐渐形成一种制度,载入朝鲜法典《经国大典》中。
(12)《朝鲜肃宗实录》卷11,肃宗7年4月2日。
(1)《朝鲜肃宗实录》卷13,肃宗8年2月21日。
(2)此外,前文所引《朝鲜王朝实录》所载“有宿卫近侍者颇多”“境外之人,遽使近侍,亦非谨慎之道”等词句中,“宿卫”“近侍”虽与“侍卫”意相近,然查阅朝鲜史料可知,“宿卫”“近侍”多做动词用,“侍卫”则可作为名词。
(3)《朝鲜肃宗实录》卷55,肃宗40年3月10日。该段史料之解析可参见陈捷先:《清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1997年,第166页。
(4)谢恩兼陈奏使许积、副使南龙翼、书状孟冑瑞如清国,上引见……上曰:“彼国朝会礼法何如?”积曰:“臣前日奉使入参朝班,大臣在殿西,学士列于楹外,殿上卫卒几数千。又有虾及内大臣,此则不与朝议,而以狎客,与清主戏谑者也……”(参见《朝鲜显宗实录》,卷16,显宗7年9月20日)
(5)冬至使闵鼎重、副使权尚矩、书状官慎景尹等还自清国。上御集祥殿,令诸医入诊后,引见鼎重等……书状官慎景尹,进闻见事件曰:“……北京遇朴顺者,顺我国人被掳为兵。问清国兵制则曰:‘高山凡八,其一皇帝自领,其七则亲王、戚属领之。自八王、九王死后,皇帝并领三高山。又有所谓虾者一千人,又有所谓佐银大者五六百人,皆皇帝扈卫亲兵。他高山各领虾二十人,一高山所领,通计二千余人……’”(参见《朝鲜显宗实录》卷22,显宗11年闰2月8日)
(6)陈奏使福昌君桢、权大载、朴纯等自燕还,命引见……大载曰:“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虾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虾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6,肃宗3年9月16日)
(7)沈阳问安使左议政闵鼎重还到凤凰城,状闻清国事情曰:“皇帝本月初四日来到沈阳,从行者幸姬三人,侍妾百余人,亲王八人,虾六百人……”(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13,肃宗8年3月17日)
(8)如《张诚日记》曾记载康熙帝令侍卫去迎灵(迎接骨灰),法文原文为“que Sa Majestéavoit envoyéau-devant deux Grands de l'Empire,&de ses Hias pour faire honneur au défunt”.du Halde,Jean-Baptist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de la Corée;&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书名可简称为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译为《杜赫德中华帝国志》,该书第四册收有张诚之日记),La Haye,H.Scheurleer,1736,Tome IV,p.286;译文可参见《张诚日记》,陈霞飞、陈泽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84页。
(9)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71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8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641-5642页。另有较为特殊之四等侍卫,参见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3期(2016年7月),第142-144页,《“四等侍卫”考辨》部分。
(1)《朝鲜端宗实录》卷13,端宗3年3月24日。
(2)关于这些女真部落,前人已有研究,可参见如下论文:蒋秀松:《〈李朝实录〉中的兀良哈》,《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戴光宇:《兀狄哈诸部落及其分布》,《满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44-49页;董万仑:《明代骨看兀狄哈研究》,《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滕绍箴:《“斡朵里”非今“马大屯”考》,《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以上论文需参考全文,以下论文则只需参考笔者所标示页码即可:蒋秀松:《从兀良哈与兀狄哈的比较中看女真各部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第207-210页;薄音湖:《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第77-82页。
(3)《朝鲜定宗实录》卷1,定宗元年5月1日。
(4)《朝鲜太祖实录》卷14,太祖7年8月26日。
(5)纵观中国历史,宋代虽有两侍卫司(即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长官为“侍卫都指挥使”。两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共同掌管禁军,并在名义上掌管厢军,此制亦为金朝所效仿,然其功能与执掌与清朝侍卫迥然有异,当不存在渊源(参见林瑞翰:《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第449页;徐秉愉:《金代女真进士科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女真政权的影响》,《台大历史学报》2004年第33期,第105-106页)。
(6)《朝鲜世祖实录》卷3,世祖2年3月28日。
(7)《朝鲜世宗实录》卷2,即位年11月3日。
(1)《朝鲜世宗实录》卷2,即位年11月28日。
(2)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经国大典》,《朝鲜王朝法典丛书》,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第446页。
(3)《朝鲜世宗实录》卷2,即位年11月23日。
(4)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御前侍卫”与“乾清门侍卫”亦分等》部分(第126-130页),《“大门侍卫”初探》部分(第139-141页)。
(5)《朝鲜定宗实录》卷6,定宗2年12月19日。
(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45页。
(7)《高丽史》卷二十九世家卷第二十九,忠烈王六年十一月。按,本文所引《高丽史》若未标明出处,皆引自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编《高丽史》全文数据库:http://db.history.go.kr/KOREA/item/level.do?itemI d=kr.
(8)《朝鲜太祖实录》卷5,太祖3年2月29日。
(1)富察建功:《晚清侍卫追忆录》,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2)刘耿生:《同治事典》,台北:远流出版,2005年,收入陈捷先主编:《清史事典》第10册,第164页。顺带一提,安介生所谓“郎卫侍从皇帝出行,兵卫守卫紫禁宫阙”,不确(参见安介生:《民族大迁徙》,葛剑雄主编:《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第277页)。
(3)金昌浩:《高丽时代侍卫制度的历史考察》,《韩国警卫学会志》第15期(2008年3月),第107-128页。
(4)《高丽史》卷八十二志卷第三十六,兵二;本条亦见卷九十三列传六。
(5)《高丽史》卷八十二志卷第三十六,兵二。
(6)关于蒙古怯薛制,笔者以为姚大力之论述较为精当,参见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皇权与怯薛制》,第152-165页。“怯薛”为大汗卫队之总称,其职掌有三:一为宿卫,译名为“客卜帖兀勒”,蒙文为“kebtegül(хэвтyyл)”,意为“守夜人、夜巡人”;二为侍卫,译名为“土儿合兀惕”,蒙文为“turqaγut(турхуд)”,意为“散班”;三为箭筒士,译名为“豁儿赤”,蒙文为“qorci(хорчи)”(参见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中华百科全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第43页)。另有一说认为箭筒士乃是“Харваач”,值得怀疑,因对音不符。“Харва”对古典蒙语“qarbuqu(射)”、“Харваач”对古典蒙语“qarbuγaci(善射者)”。实际上,“qorci”一词来自“qor(箭筒)”+“ci(表人词尾)”,然而该词在当代蒙古各方言中似已成死语(参见小沢重男:《元朝秘史全釈》中册,东京:风间书房,1989年,第369页)。
(7)《高丽史》世家卷第二十七,元宗十三年八月。
(8)范永聪:《事大与保国:元明之际的中韩关系》,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9年,第57-60页。
(9)王民信:《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第43-61页。
(10)《高丽史》卷一百十三,列传二十六。
(1)《高丽史》卷八十志卷第三十四,食货三。
(2)张昆将:《东亚论语学:韩日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6页。
(3)《高丽史》卷七十二志卷第二十六,舆服一。
(4)《高丽史》卷二十九世家卷第二十九,忠烈王六年三月。
(5)《高丽史》卷十二世家卷第十二,睿宗三年二月。
(6)《高丽史》卷六十一志卷第十五,礼三。
(7)《高丽史》卷六十四志卷第十八,礼六。
(8)《高丽史》卷十一世家卷第十一,肃宗三年十月。
(9)《高丽史》卷十二世家卷第十二,睿宗三年四月。
(10)《高丽史》卷八世家卷第八,文宗十三年五月。
(11)《高丽史》卷十八世家卷第十八,毅宗十九年二月。
(12)陈章:《清代侍卫等级新探》,第146-147页。
(13)《圣祖仁皇帝实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99页。
(1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第298页。
(15)昆冈等:《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25,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36页。
(16)《清朝文献通考》卷180,第6405页。
(17)奕赓:《佳梦轩丛著》,雷大受校点,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8)《大清会典(光绪朝)》卷42,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6页。
(1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7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86页。
(1)赵尔巽:《清史稿》卷105,第3089页。
(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86,第867页。
(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86,第867页。
(4)《张诚日记》83。另,法文版原文为:“Le Prince héritier n'étoit acompagnéque de dix ou douze Officiers,de quelques eunuques,&d'une troupe de valets:six gardes marchoient un peu derrière lui,portant chacun une lance,de laquelle pendoit une queue de tigre.”意为:“皇太子随身带领十多位随从官员,几个太监和仆役:他的后面不远跟着六个执饰有豹尾的标枪的侍卫。”(参见du Halde,Jean-Baptist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de la Corée;&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p.284)
(5)奕赓:《佳梦轩丛著》,第70页。
(6)《朝鲜端宗实录》卷11,端宗2年7月15日。
(7)《朝鲜端宗实录》卷10,端宗2年1月22日。
(8)《高丽史》卷七十七志卷第三十一,百官二。
(9)《朝鲜端宗实录》卷10,端宗2年1月22日。
(10)《高丽史》卷七十七志卷第三十一,百官二;卷六十六志卷第二十,礼八。
(11)《高丽史》卷六十六志卷第二十,礼八。
(12)《高丽史》卷六十七志卷第二十一,礼九。
(13)《高丽史》卷六十六志卷第二十,礼八。
(1)《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06-607页。
(2)定宜庄、邱源媛:《清初“浑托和”考释》,《燕京学报》新第28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3)《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版,第27页。
(4)当然,女真社会并非全部依附朝鲜。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女真集团,我们目前还找不到其与朝鲜有关联的资料。相反只有处于南部的女真部分集团(特别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与朝鲜有密切联系。
(5)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经国大典》,第445-446页。
(6)陈章:《论清代hiya与giyajan》,《满语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13页。且查考史料可知,天聪、崇德、顺治年代尚无“侍卫”“护卫”等汉译。
(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卷7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1313页。
(1)杨永康、贾亿宝:《明初藩王护卫牧羊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4月第30卷第2辑。
(2)《明实录》卷82,第1477页。
(3)《明实录》卷104,第1903页。
(4)《明实录》卷118,第3616页。
(5)《明实录》卷180,第1955页。
(6)《明实录》卷20,第543页。
(7)张廷玉:《明史》卷118,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第3618页。
(8)陈章:《试论清代hiya与giyajan》,《满语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14页。另,关于清代王公贝勒“护卫”之制,此文论述较为精当,可供参酌。
(9)张廷玉:《明史》卷117,第3595页。
(10)赵尔巽:《清史稿》卷110,第3217页。
(11)赵尔巽:《清史稿》卷249,第9671页。
(12)《清史列传》卷8,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86-687页。
(13)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701005692号。
(14)《清史列传》卷78,第613页;《圣祖仁皇帝实录》卷5,第91页。
(1)《清史列传》卷11,第201页。
(2)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701005851号。
(3)张廷玉:《明史》卷153,第4211页。
(4)焦竑:《国朝献征录》册6,卷108,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7页。
(5)赵尔巽:《清史稿》卷117,第3365页;《清朝通典》卷31,收入《十通》第3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196页。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后文将简称《内阁大库档》,并不再注明馆藏地),登录号:037156-001;085733-001;089728-001;005878-00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7)《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9692-001。
(8)《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408页。
(9)《清史列传》卷80,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页。
(10)《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5766。
(11)《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8254;《清史稿校注》卷20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册,第6568页。
(12)《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07725-001。
(13)《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60560、120183。
(14)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527页。
(1)《明清档案》第6册,A6-63号,现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9692-001。
(3)《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9728-001。
(4)《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85733-001。
(5)关于三藩子嗣入侍问题,可参见刘小萌:《清皇室与三藩“额驸”》,《满族研究》2002年第3期。
(6)《清史列传》卷78,第66页。
(7)光绪《海阳县志》卷16,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第19页。
(8)光绪《丰顺县志》卷5,清光绪十年补刊本,第45页。
(9)《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94页。
(10)《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0页;《清朝文献通考》卷293,第7418页。
(11)赵旭:《朝鲜人眼中的古代沈阳文坛探析---以〈燕行录〉为例》,Robin Visse主编:《东亚人文》2014年卷,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关于朝鲜世子在奉天的人质生活详情,可参见《沈馆录》七卷附《沈阳日记》一卷,收入上海书店编:《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沈阳状启》,收入《清初史料丛刊》第11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
(12)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出疆录》,壬辰十一月三十日条,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0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07页。亦可参见韩国古典翻译院所编《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 ame=KO&url=/itkcdb/text/book ListI frame.jsp%3FbizN ame=KO%26seojiI d=kc_ko_h040,访问时间:2017年3月7日。
(13)衣若芬:《睹画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纪朝鲜燕行使的纪念图像》,《故宫学术季刊》第33卷第2期(2015年冬季号,庆祝九十周年院庆特刊II),第55页。
(14)王元周:《燕行使与沈阳朝鲜馆的历史记忆》,《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47页。
(15)赵尔巽:《清史稿》卷7,第237页。
(1)而在词义上将“入侍”与“侍卫”挂钩,恐怕还是肇始于蒙元之制。查元代典籍可知,有大量“入侍卫”的记载,如《元史》载:“(二月丁酉,敕)广宁、开元等万户府军入侍卫,有兄弟子侄五人者,三人留,四人三人者,二人留,着为籍。”(宋濂等:《元史》卷26,第582页;《明万历续文献通考》,卷162,第9847页);方志中亦有康熙壬辰科武进士王建中“入侍卫”的记载(参见周采修、李绶等纂:《(乾隆)广西府志》(清乾隆刊本),卷18,第10页)。
(2)陈金生:《特殊使者的特殊使命:质子在古代民族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3)宋濂等:《元史》,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收入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类编》卷210,第4659页。
(4)宋濂等:《元史》卷9,第190页。
(5)《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2,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第262页。
(6)宋濂等:《元史》卷98,第2508页;王圻:《明万历续文献通考》卷16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9815页。
(7)黄戈:《高丽与宋元绘画交流述略》,《书画艺术学刊》2009第6期,第192页。
(8)宋濂等:《元史》卷4,第63页;卷149,第3537页。
(9)宋濂等:《元史》卷4,第71页。
(10)王民信:《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第26页。
(11)森平雅彥:《元朝ケシク制度と高麗王家:高麗·元関係における禿魯花の意義に関連して》,《史學雑誌》2001年第1期,第69-70页。
(12)孟森、杨国桢:《明清史讲义》下册,第472页。
(13)关于此问题,可参见刁书仁:《正统年间建州左卫西迁考实---兼论东亚地区女真与明朝、李氏朝鲜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
(1)赵尔巽:《清史稿》卷223,第9150页。
(2)赵尔巽:《清史稿》卷1,第6页。
(3)赵尔巽:《清史稿》卷1,第8页。
(4)赵尔巽:《清史稿》卷223,第9149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6)赵尔巽:《清史稿》卷289,第9276页。
(7)江桥:《“父汗”“汗父”辨---读〈无圈点档〉及其抄本札记》,《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第121页。
(8)赵尔巽:《清史稿》卷226,第9191页。
(9)博尔济吉特氏归附满洲始于恩格德尔,其先世元裔,为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酋长。天命九年率部属来归,定居沈阳,授三等子,尚公主,封为额驸,顺治元年从龙入京(参见陈捷先:《努尔哈齐事典》,陈捷先主编:《清史事典》册1,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第162页)。
(1)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701005734号。
(2)《内阁大库档》,登录号:024701-001。
(3)《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文献编号:40201581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第223页。
(4)杨珍:《荣辱未卜的皇室女性---以瓜尔佳氏、郭络罗氏为例》,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年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08-113页。
(5)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6)细谷良夫、张永江:《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围绕满汉关系视角》,《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0页。
(7)《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文献编号:411000702,《奏报解送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起行日期》。
(8)赵尔巽:《清史稿》卷7,第257页。
(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91,第11-12页;《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5页,乾隆二十年六月壬戌条。
(1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6,第99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7页,第3322号折。
(12)吴振棫:《养吉堂从录》卷25,第264页。
(13)张诚:《张诚日记》,第70页。原文为“nous suiv5mes un Taiki ou Prince Mongou,petit-fils de l'ayeul de l'Empereur,&déjàdestinépourêtre son gendre”,提及此台吉是皇帝(外)祖父之孙(疑指奇塔特之孙班第),见du Halde,Description......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Tome IV,第270页,1690年2月中国新年条。
(14)蒋溥、孙嘉淦等:《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页。
(15)常江、李理:《清宫侍卫》,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1)赵尔巽:《清史稿》卷273,第10027页。
(2)《圣祖仁皇帝实录》卷68,第876页。
(3)黄一农:《从纳兰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红楼梦〉的本事》,《清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页,《叶赫地方纳兰氏世系图》。
(4)《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钱仪吉:《碑传集》册1,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页。
(5)《清史列传》卷11,第201页。
(6)赵尔巽:《清史稿》卷474,第12853页。
(7)有学者认为耿昭忠亦当过康熙的侍卫,但并未给出文献证据(参见刘金库编:《南画北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8)赵尔巽:《清史稿》卷234,第9408页。
(9)罗振玉辑:《史料丛刊初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国十三年东方学会排印本,1964年,第8册《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第30-32页。
(10)细谷良夫:《北京周边的三藩史迹》,《满族史研究》第7号(满族史研究会,2010年);细谷良夫、张永江:《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围绕满汉关系视角》,《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0页。
(1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63,第887页。
(12)赵尔巽:《清史稿》卷474,第12856页。
(13)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史馆传稿,701007433号。
(14)昭梿:《啸亭杂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3-94页。
(15)原文为“闻兄已得头等侍卫,此如古之侍中、卫尉等官,恩虽荣盛而未免清贫”。该尺牍收录于上海图书馆藏钞本《清代名人尺牍》,尺牍原文转引自赵厚均:《袁枚集外书札十九通考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0页。
(16)福格:《听雨丛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
(1)关于蒙古对满洲之影响,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所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一文论述稍简,但相当全面,值得参考(参见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75-385页)。
(2)袁枚:《袁枚全集》第5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3)据杉山清彦《大清帝国の形成と八旗制》,侍卫制本质乃是内亚“家产制臣下”中n9k9r(蒙)或gucu(满)式君主私门僚仆之近侍政治(近侍:满语hanci takū2aha,《原档》、《太宗实录》天聪二年十二月初一)之引申,唯hiya之语源则难考。杉山以为盖与蒙古语kiy-a有关,笔者则部分地赞同河内良弘说,以为此制度亦与十五世纪前半之朝鲜征女真人入侍不无关系(杉山,第206、207-212页)。综合杉山清彦的观点,满通古斯系民族长期与游牧文化圈以及汉文化圈接触,清朝遂在其本身之世职属人关系中导入明制与内亚组织法等要素,从而创造出较诸前此女真而言具在控制力上具飞跃性提升之组织(杉山,第377-378、284页)。在该组织下,核心武人贵族圈自然而然吸收了融入该组织的多民族成员,也就是满、蒙、汉、韩等编归入旗且不甚依族属而分配(杉山,第373、376页图)。笔者以为,由于清朝入关后为适应汉地行之有年的科举精英制,一般而言不再在汉土扩充旗制,而北亚血统世袭惯例遂至旗民有别。然而在特殊情况下则仍容许新附内地汉人加入此一侍卫组织之外圈,甚至是家族世袭。
(4)《朝鲜宣祖实录》卷208,四十年二月六日己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