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实质化压力下的制度异化及裁判者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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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庭审实质化改革推进,愈来愈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即一边是庭审实质化相关制度不断构建的热潮,一边是制度的不断被异化。解释这一现象,首先需要明确案件事实对裁判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发现证据信息增量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进而观察到随着改革沿着这一导向推进,裁判者案件事实认知面临的不确定性压力将大幅增加,而我们裁判者的认知力并不满足这种压力的要求。于是,一方面是庭审实质化制度改革对裁判者认知力提出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是裁判者的心证能力仍然停留在法定证明水平,这样就会出现由认知力矛盾加剧而反向导致的制度系统性异化,并波及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其中以庭前阶段的证据移送制度、庭审阶段的证人出庭制度和重新鉴定制度、以及裁判阶段的当庭宣判制度为典型代表,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制度的异化结果、原因、类型及发生规律等问题展开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些异化制度下的认知偏差问题,从认知心理学等跨学科视角,借助不确定状况下进行判断的经济学决策理论,归纳出锚定效应、频率冗余、具身抑制、权威暗示、曲解效应等多重分析维度,系统分析异化后的制度是如何通过裁判者认知心理造成案件最终裁判结果偏差的。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a phenomenon is increasingly clear,which one side is the trend for the continuous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evant system of the court trial,and the other is the constant alienation of the system.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case fact to the referee. Based on this,we can find that the increment of evidence inform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and then it is observed that with the reform along this direction,the uncertainty of the judges' cognition of the facts will increase,but the judges' cognition does not satisfy the pressure. Therefore,on the one hand,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the court trial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judge's cognitive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the judge's ability of free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 is still remained in the regulated proof,so the systemic alienation will be reversely caused b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ognitive contradiction,and affect the entire criminal procedure,in which the evidence transfer system in the pre-trial stage,the witness appearance system and the re-appraisal system in the trial stage,and the court judgment system in the referee stage are typical example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alienation results,causes,types and occurrence laws of these systems. The analysis of the thesis furth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bias under the alienation of these institutions.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uch as cognitive psychology,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decision-making which is judged under the uncertain condition,it sums up the multiple analysis dimensions such as Anchoring effect,Redundancy effect,Misinterpretation effect,Authoritative suggestion and Embodied effect,systematically analyzes how the system after alienation finally leads to the bias of the judgement through the judge's cognitive psycholog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a phenomenon is increasingly clear,which one side is the trend for the continuous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evant system of the court trial,and the other is the constant alienation of the system.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case fact to the referee. Based on this,we can find that the increment of evidence inform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and then it is observed that with the reform along this direction,the uncertainty of the judges' cognition of the facts will increase,but the judges' cognition does not satisfy the pressure. Therefore,on the one hand,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the court trial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judge's cognitive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the judge's ability of free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 is still remained in the regulated proof,so the systemic alienation will be reversely caused b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ognitive contradiction,and affect the entire criminal procedure,in which the evidence transfer system in the pre-trial stage,the witness appearance system and the re-appraisal system in the trial stage,and the court judgment system in the referee stage are typical example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alienation results,causes,types and occurrence laws of these systems. The analysis of the thesis furth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bias under the alienation of these institutions.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uch as cognitive psychology,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decision-making which is judged under the uncertain condition,it sums up the multiple analysis dimensions such as Anchoring effect,Redundancy effect,Misinterpretation effect,Authoritative suggestion and Embodied effect,systematically analyzes how the system after alienation finally leads to the bias of the judgement through the judge's cognitive psychology.
引文
[1]李安:“司法过程的直觉及其偏差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黄东熊:《刑事诉讼法研究》,台湾“中央”警察大学1985年版。
[3]陈增宝:“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查”,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6期。
[4]郑也夫:《代价论》,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
[5][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6][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版。
[7][美]理查德·波斯纳著:《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9]陈瑞华:“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10]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1]高北陵等:“司法精神鉴定中评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与责任能力差异的调查分析”,载《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九次全国学术会议论文集》2011年版。
[12]张军:《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3]卞建林:“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
[14]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5]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16]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7]郭志媛:“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鉴定的程序保障实证调研报告”,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18]肖扬:“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1期。
[19]左卫民等:《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五)》,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0]王彪:“法院内部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法与反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2期。
[21]元轶:“法官心证与精神病鉴定及强制医疗关系论”,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
[22]孙万怀:“公开固然重要,说理更显公正———‘公开三大平台’中刑事裁判文书公开之局限”,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2期。
[23]陈瑞华:“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4]兰荣杰:“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之间———刑事当庭宣判制度实证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3期。
[25]蒋利玮:“质疑当庭宣判”,载《法学》2005年第2期。
[26][美]丹尼尔·卡尼曼等:《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7]叶浩生:“有关具身认知思潮的理论心理学思考”,载《心理学报》2011年第5期。
[28]李恒威、黄华新:“‘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9]邹宇婷、丘志新:“司法改革框架下的‘硬件升级’:我国法院刑事法庭空间布局的再探索———以平衡‘权’与‘利’为切入点”,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期。
[30]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关于“更多维度”的论述,详见后文。
(2)关于“印证规则”与“法定证据规则”之间的归属关系问题,详见后文。
(3)沃·里斯特在讲授《远期遗忘》书中的一章时,一位高年级的学生突然从听众席上站起提出了反对意见,班上的一位同学试图阻止这一行为,两位同学开始发生争吵。突然,那位高年级学生从他的长外套内取出手枪对准了另一位同学。面临死亡的危险,这位年轻的学生迅速前冲,奋力去夺那位高年级学生手中的手枪,沃·里斯特教授也冲向前去夺武器。就在这一刻,大家听到枪走火的声音。所幸没有人中弹,两位争夺者也因此停止打斗。几分钟后,沃·里斯特重新控制了秩序,他告诉受惊的学生们,他们有义务提供他们所目击的整个事件的所有细节信息。参见黄维智:“目击证人辨认的可信性及其程序保障”,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
(4)1951年马尔克斯的朋友卡耶塔诺被奇卡兄弟杀死。为了讲述这桩案件,马尔克斯调查了被刺杀的朋友的母亲、因不洁之身被退回娘家的曾经的新娘、直接导致凶案的两兄弟和所有事先知晓即将发生凶杀案的小镇居民等人。[哥]马尔克斯著:《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魏然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页。
(1)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要求“应当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2)付晓英:“冤狱十年:张辉、张高平案始末”,载2013年4月8日《三联生活周刊》。
(3)最高人民法院聂树斌案再审(2016)最高法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
(1)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12日曾发布的《黑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74条。
(2)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
(1)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1-4月关于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执行修改后刑诉法情况通报》。
(2)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9条。
(3)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90条。
(4)参见“马加爵故意杀人被判死刑案”,http://www.pkulaw.cn/case/pfnl_a25051f3312b07f3c6c4bfabb30a99e5c1a7a1883038654abdfb.html?keywords=%EF%BC%882004%EF%BC%89%E4%BA%91%E9%AB%98%E5%88%91%E5%A4%8D%E5%AD%97%E7%AC%AC492%E5%8F%B7&match=Exact&tiao=1,最后访问日期:2019-5-27。
(1)Уголов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е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всовременныхусловиях,Wolters Kluwer,2010,C.494.АбрамочкинВ.В.идр.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印发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法发[1999]28号)第12条。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07]20号)第14条。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8号)第14条。
(5)事实上,“有争议”案件更应强调庭审与裁判间的衔接。
(1)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入为主”。
(1)实际结果:1×2×3×4×5×6×7×8=40320。实验详见参见[美]丹尼尔·卡尼曼等著:《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2)有关“权威暗示”、“具身抑制”的论述,详见后文。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审判台、公诉台、辩护台位置的规定》,1985年5月27日发布。
(4)一般来说,在州法院平均为15分钟,在联邦法院为30分钟。
(1)参见“马加爵家人提9点异议要求对精神状态做鉴定”,http://www.cnr.cn/news/200404/t20040425_22021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06-01。
(1)See Wilson M,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 and Review,2002,9(4),pp.625-636.转引自李恒威、肖家燕:“认知的具身观”,载《自然辨证法通讯》2006年第1期。
(2)薛灿灿:“具身认知的理论思考”,2012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See Max Weber,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ed.by Max Rheinstein,trans by Edward Shils and Max Rheinste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54(1954).
[2]黄东熊:《刑事诉讼法研究》,台湾“中央”警察大学1985年版。
[3]陈增宝:“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查”,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6期。
[4]郑也夫:《代价论》,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
[5][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6][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版。
[7][美]理查德·波斯纳著:《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9]陈瑞华:“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10]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1]高北陵等:“司法精神鉴定中评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与责任能力差异的调查分析”,载《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九次全国学术会议论文集》2011年版。
[12]张军:《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3]卞建林:“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
[14]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5]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16]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7]郭志媛:“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鉴定的程序保障实证调研报告”,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18]肖扬:“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1期。
[19]左卫民等:《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五)》,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0]王彪:“法院内部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法与反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2期。
[21]元轶:“法官心证与精神病鉴定及强制医疗关系论”,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
[22]孙万怀:“公开固然重要,说理更显公正———‘公开三大平台’中刑事裁判文书公开之局限”,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2期。
[23]陈瑞华:“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4]兰荣杰:“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之间———刑事当庭宣判制度实证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3期。
[25]蒋利玮:“质疑当庭宣判”,载《法学》2005年第2期。
[26][美]丹尼尔·卡尼曼等:《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7]叶浩生:“有关具身认知思潮的理论心理学思考”,载《心理学报》2011年第5期。
[28]李恒威、黄华新:“‘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9]邹宇婷、丘志新:“司法改革框架下的‘硬件升级’:我国法院刑事法庭空间布局的再探索———以平衡‘权’与‘利’为切入点”,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期。
[30]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关于“更多维度”的论述,详见后文。
(2)关于“印证规则”与“法定证据规则”之间的归属关系问题,详见后文。
(3)沃·里斯特在讲授《远期遗忘》书中的一章时,一位高年级的学生突然从听众席上站起提出了反对意见,班上的一位同学试图阻止这一行为,两位同学开始发生争吵。突然,那位高年级学生从他的长外套内取出手枪对准了另一位同学。面临死亡的危险,这位年轻的学生迅速前冲,奋力去夺那位高年级学生手中的手枪,沃·里斯特教授也冲向前去夺武器。就在这一刻,大家听到枪走火的声音。所幸没有人中弹,两位争夺者也因此停止打斗。几分钟后,沃·里斯特重新控制了秩序,他告诉受惊的学生们,他们有义务提供他们所目击的整个事件的所有细节信息。参见黄维智:“目击证人辨认的可信性及其程序保障”,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
(4)1951年马尔克斯的朋友卡耶塔诺被奇卡兄弟杀死。为了讲述这桩案件,马尔克斯调查了被刺杀的朋友的母亲、因不洁之身被退回娘家的曾经的新娘、直接导致凶案的两兄弟和所有事先知晓即将发生凶杀案的小镇居民等人。[哥]马尔克斯著:《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魏然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页。
(1)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要求“应当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2)付晓英:“冤狱十年:张辉、张高平案始末”,载2013年4月8日《三联生活周刊》。
(3)最高人民法院聂树斌案再审(2016)最高法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
(1)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12日曾发布的《黑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74条。
(2)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
(1)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1-4月关于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执行修改后刑诉法情况通报》。
(2)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9条。
(3)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90条。
(4)参见“马加爵故意杀人被判死刑案”,http://www.pkulaw.cn/case/pfnl_a25051f3312b07f3c6c4bfabb30a99e5c1a7a1883038654abdfb.html?keywords=%EF%BC%882004%EF%BC%89%E4%BA%91%E9%AB%98%E5%88%91%E5%A4%8D%E5%AD%97%E7%AC%AC492%E5%8F%B7&match=Exact&tiao=1,最后访问日期:2019-5-27。
(1)Уголов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е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всовременныхусловиях,Wolters Kluwer,2010,C.494.АбрамочкинВ.В.идр.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印发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法发[1999]28号)第12条。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07]20号)第14条。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8号)第14条。
(5)事实上,“有争议”案件更应强调庭审与裁判间的衔接。
(1)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入为主”。
(1)实际结果:1×2×3×4×5×6×7×8=40320。实验详见参见[美]丹尼尔·卡尼曼等著:《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2)有关“权威暗示”、“具身抑制”的论述,详见后文。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审判台、公诉台、辩护台位置的规定》,1985年5月27日发布。
(4)一般来说,在州法院平均为15分钟,在联邦法院为30分钟。
(1)参见“马加爵家人提9点异议要求对精神状态做鉴定”,http://www.cnr.cn/news/200404/t20040425_22021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06-01。
(1)See Wilson M,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 and Review,2002,9(4),pp.625-636.转引自李恒威、肖家燕:“认知的具身观”,载《自然辨证法通讯》2006年第1期。
(2)薛灿灿:“具身认知的理论思考”,2012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See Max Weber,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ed.by Max Rheinstein,trans by Edward Shils and Max Rheinste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54(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