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与错失:宋朝国家法律书籍印售管控及对法律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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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宋朝拥有重要位置,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近世"之说。宋朝法制建设中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其中法律书籍由于印刷技术的发达导致商品化,让法律知识传播出现革命性的转变。在法律知识能够较好获得下,皇帝、官吏和民众对法律的依赖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宋朝不同群体在追求"法律化"治理时,各自存有不同的目的。皇帝对"法律化"的需求是基于通过法律对官员滥权的约束和对民众治理中"法律驯化"的实现;官吏对法律知识的获取是基于自己权力和权利的保障,为让自己在皇权与民众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力量";民众获取法律知识是作为与国家、政府、官吏和他人"争利""争权"时较量的言说依据和对抗官吏滥权的手段。宋朝法律书籍的出版、销售普及带来的治理转型为国家重塑"国"与"民"的关系提供了机遇,但由于国家对法律书籍传播采用严格管控及对利用法律知识抗争群体实行污名化、标签化应对,于是让这种机会错失。宋朝"法治"建设中的困境是中国古代帝制专制体制内在制度性问题之一。
The Song Dynasty marked a major epoch of Chinese ancient societies. Just like the Tang,it was a high point of classical Chinese soci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t has been considered an era of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 of China.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egal books caused by the advancement of printing,among other transformations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led to a revolutionary change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f laws. With the easier access of legal knowledge,the reliance on law by emperors,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as,by and large,growing. While pursuing the legal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the three social groups carried with them different motives. The emperors intended to adopt legalization so as to fulfill inhibition of abuse of power by administrators and enslavement of the public. The officials acquired legal knowledge so as to empower themselv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imperial powers,thus securing their authority and advantages. The general public,on the other hand,tried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legal knowledge as a means to strengthen their discourse power when combating the nation,the government and the bureaucracy as well as against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ublication and wide distribution of legal books in the Song generated great a opportunity to reform state-people relationship,the authorities missed out the opportunity due to their rigid control of distribution of these books as well as stigmatizing or mislabeling those who defended themselves with legal knowledge. To sum up,the predicament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reflection of one of the intrinsic institutional problems of ancient Chinese imperialism.
The Song Dynasty marked a major epoch of Chinese ancient societies. Just like the Tang,it was a high point of classical Chinese soci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t has been considered an era of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 of China.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egal books caused by the advancement of printing,among other transformations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led to a revolutionary change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f laws. With the easier access of legal knowledge,the reliance on law by emperors,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as,by and large,growing. While pursuing the legal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the three social groups carried with them different motives. The emperors intended to adopt legalization so as to fulfill inhibition of abuse of power by administrators and enslavement of the public. The officials acquired legal knowledge so as to empower themselv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imperial powers,thus securing their authority and advantages. The general public,on the other hand,tried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legal knowledge as a means to strengthen their discourse power when combating the nation,the government and the bureaucracy as well as against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ublication and wide distribution of legal books in the Song generated great a opportunity to reform state-people relationship,the authorities missed out the opportunity due to their rigid control of distribution of these books as well as stigmatizing or mislabeling those who defended themselves with legal knowledge. To sum up,the predicament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reflection of one of the intrinsic institutional problems of ancient Chinese imperialism.
引文
(1)中国古代帝制集权体制下对“法治”的追求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那就是战国秦朝时期法家对国家治理中“法治”理论的系统阐释和积极实践。
(2)宋朝皇帝中重法律的较多,据徐道邻考证,有八位皇帝十分注重法律建设,他们分别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孝宗和理宗。“这八位皇帝,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上,都普经有不少贡献。有这么多的皇帝在不断地在上面督促,所以中国的法治,在过去许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参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台湾志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90页。其实宋徽宗在法制建设上的成绩也十分显著。
(3)此种观点始见于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争论。文氏反对神宗改革,认为改革损坏了士大夫的利益。“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神宗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370页。
(4)《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一”,下“法度须是上下坚守”条和“谓法令明备守之自足为治”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42页。
(5)宋朝在礼治建设上成就十分显著。按《文献通考》记载,宋朝制定过与“礼”有关的规范有“《开宝通礼》二百卷,御史中丞洛阳刘温叟永龄等撰。开宝四年五月,命温叟及李窻、卢多逊、扈蒙、杨昭俭、贾黄中、和岘、陈谔以《开元礼》重加损益,以成此书;《太常新礼》四十卷,《天圣卤簿图记》十卷,《大飨明堂记》二十卷、《纪要》二卷,《元丰郊庙奉祀礼文》三十卷,《阁门仪制》十二卷,《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目录》五卷,绍兴《政和五礼撮要》十五卷,绍熙《政和冠昏丧祭礼》十五卷”。参见《文献通考》(187卷),“经籍考十四·经·仪注”。
(6)《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1,第3749页。
(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2,第3750页。
(8)《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1,第3749页。
(9)《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2,第3750页。
(10)《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2,第3751页。
(11)《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科举条制之19,第5294页。
(1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48,第8309页。
(13)《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二之68,第8320页。
(14)《宋会要辑稿》,崇儒四·求遗书之19,第2826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道元年七月已卯”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9页。
(16)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制定律令格式四典后修成《格式律令事类》时,“奉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颁于天下”。(《唐会要》,卷三十九“定格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2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1,“景德三年十月已卯”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69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一月甲辰”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25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9,“元丰八年八月丙寅”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579页。
(20)对宋朝“讼师”和“讼学”的兴起和特点,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具体参见陈景良:《讼学与讼师:宋代司法传统的诠释》,载《中西法律传统》2001年第1卷;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朴永哲:《从讼师的出现看宋代中国的法与社会》,载《宋史研究论丛》2008年第9辑等。
(21)《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丧服·缌麻服之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6页。
(22)《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63页。
(23)《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二之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4页。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三年七月丁亥”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96页。
(25)《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97页。
(26)《宋会要辑稿》,“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五·法官之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2页。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三年三月戊申”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951页。
(28)和凝:《疑狱集》卷9,“虔效邓贤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03页。
(3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05页。
(31)《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讼二之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4页。
(32)《续资治通览长编》卷380,“元元年六月癸卯”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225页。
(33)《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三之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60页。
(34)《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三之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64~8625页。
(35)《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三之五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67页。
(36)《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五·刑部之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2页。
(37)《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三·试法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0页。
(38)《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二之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39页。
(3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五·钞旁印帖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758页。
(40)《春秋左传正义》卷43,“昭公六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7页。
(41)参见郭东旭、高楠、王晓薇、张利:《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223页。
(4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一百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65页。
(4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61,“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44)明正德《袁州府志》卷13,“新建郡小厅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45)《宋史》卷312,“陈升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36页。
(46)《春秋左传下义》卷53,“昭公二十九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3页。
(47)《山谷文集》卷19,“与运判朱朝奉书”,四部丛刊本。
(48)《吴郡志》卷26,“人物·郭附”,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49)黄庭坚:《山谷集》卷19,“与运判朱朝奉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秦观:《淮海集》卷36,“鲜于子骏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江西通志》卷67,“建置略·廨宇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袁采:《袁氏世范》卷2,“民俗淳顽当求其实”,知不足斋丛书本。
(53)中国士大夫官僚群体在宋朝及之后,逃避法律知识学习形成的社会原因、问题,可以参见胡兴东:《宋朝对士大夫官僚法律知识改善措施、失败及其影响研究》,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2期。
(5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吏胥”,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92页。
(55)胡太初:《昼帘绪论》,“临民篇第二”,四库全书·浙江鲍氏恭家藏本。
(2)宋朝皇帝中重法律的较多,据徐道邻考证,有八位皇帝十分注重法律建设,他们分别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孝宗和理宗。“这八位皇帝,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上,都普经有不少贡献。有这么多的皇帝在不断地在上面督促,所以中国的法治,在过去许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参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台湾志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90页。其实宋徽宗在法制建设上的成绩也十分显著。
(3)此种观点始见于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争论。文氏反对神宗改革,认为改革损坏了士大夫的利益。“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神宗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370页。
(4)《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一”,下“法度须是上下坚守”条和“谓法令明备守之自足为治”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42页。
(5)宋朝在礼治建设上成就十分显著。按《文献通考》记载,宋朝制定过与“礼”有关的规范有“《开宝通礼》二百卷,御史中丞洛阳刘温叟永龄等撰。开宝四年五月,命温叟及李窻、卢多逊、扈蒙、杨昭俭、贾黄中、和岘、陈谔以《开元礼》重加损益,以成此书;《太常新礼》四十卷,《天圣卤簿图记》十卷,《大飨明堂记》二十卷、《纪要》二卷,《元丰郊庙奉祀礼文》三十卷,《阁门仪制》十二卷,《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目录》五卷,绍兴《政和五礼撮要》十五卷,绍熙《政和冠昏丧祭礼》十五卷”。参见《文献通考》(187卷),“经籍考十四·经·仪注”。
(6)《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1,第3749页。
(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2,第3750页。
(8)《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1,第3749页。
(9)《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2,第3750页。
(10)《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2,第3751页。
(11)《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科举条制之19,第5294页。
(1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48,第8309页。
(13)《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二之68,第8320页。
(14)《宋会要辑稿》,崇儒四·求遗书之19,第2826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道元年七月已卯”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9页。
(16)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制定律令格式四典后修成《格式律令事类》时,“奉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颁于天下”。(《唐会要》,卷三十九“定格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2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1,“景德三年十月已卯”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69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一月甲辰”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25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9,“元丰八年八月丙寅”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579页。
(20)对宋朝“讼师”和“讼学”的兴起和特点,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具体参见陈景良:《讼学与讼师:宋代司法传统的诠释》,载《中西法律传统》2001年第1卷;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朴永哲:《从讼师的出现看宋代中国的法与社会》,载《宋史研究论丛》2008年第9辑等。
(21)《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丧服·缌麻服之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6页。
(22)《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国子监之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63页。
(23)《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二之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4页。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三年七月丁亥”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96页。
(25)《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97页。
(26)《宋会要辑稿》,“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五·法官之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2页。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三年三月戊申”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951页。
(28)和凝:《疑狱集》卷9,“虔效邓贤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03页。
(3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05页。
(31)《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讼二之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4页。
(32)《续资治通览长编》卷380,“元元年六月癸卯”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225页。
(33)《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三之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60页。
(34)《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三之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64~8625页。
(35)《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三之五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67页。
(36)《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五·刑部之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2页。
(37)《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三·试法之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0页。
(38)《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二之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39页。
(3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五·钞旁印帖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758页。
(40)《春秋左传正义》卷43,“昭公六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7页。
(41)参见郭东旭、高楠、王晓薇、张利:《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223页。
(4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之一百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65页。
(4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61,“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44)明正德《袁州府志》卷13,“新建郡小厅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45)《宋史》卷312,“陈升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36页。
(46)《春秋左传下义》卷53,“昭公二十九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3页。
(47)《山谷文集》卷19,“与运判朱朝奉书”,四部丛刊本。
(48)《吴郡志》卷26,“人物·郭附”,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49)黄庭坚:《山谷集》卷19,“与运判朱朝奉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秦观:《淮海集》卷36,“鲜于子骏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江西通志》卷67,“建置略·廨宇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袁采:《袁氏世范》卷2,“民俗淳顽当求其实”,知不足斋丛书本。
(53)中国士大夫官僚群体在宋朝及之后,逃避法律知识学习形成的社会原因、问题,可以参见胡兴东:《宋朝对士大夫官僚法律知识改善措施、失败及其影响研究》,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2期。
(5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吏胥”,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92页。
(55)胡太初:《昼帘绪论》,“临民篇第二”,四库全书·浙江鲍氏恭家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