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规模演变的新框架——基于城市便利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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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城市便利性的视角构建城市人口规模演变的新框架。研究得出,当城市便利性程度过低时,仅仅依靠提高城市便利性获得程度增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手段难以奏效;城市人口规模随着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而增大,且这种效应随着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而变弱,对于城市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来说,利用这种效应增大城市人口规模是有效的;城市人口规模随着城市便利性程度和城市便利性获得程度的提高而增大,在此过程中两者相互间存在"弥补效应",但相对于城市便利性获得程度来说,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所产生的"弥补效应"更大。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演绎出城市人口规模优化的政策思路:在引导"便利性人口迁移"方面,中小城市要重点提高城市便利性程度,大城市要慎重提高城市便利性获得程度,大中小城市要协调提高各自的城市便利性程度与城市便利性获得程度。
引文
[1]Glaeser,Edward L.,Gottlieb,Joshua D.The Wealth of Cities: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9,47(4):983-1028.
[2]Ullman,E,L.Amenities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growth.Geographical Review,1954,44(1):119-132.
[3]Dalmazzo,A.,G.de Blasio.Amenities and skillbiased agglomeration effects:Some results on Italian cities.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1,90:503-527.
[4]Berger M C.,G C.Blomquist,Peter K S.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in emerging labor and housing markets:Estimat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ssian citie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63:25-55.
[5]Partridge,M.D.The dueling models:NEG vs.amenity migration in explaining US engines of growth.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0,89(3):513-536.
[6]杨小凯:《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杨小凯:《发展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踪家峰、李宁:《为什么奔向北上广——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工资水平的视角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5期。
[9]郑思齐、符育明、任荣荣:《居民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偏好:从住房成本变动和收敛角度的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11年第2期。
[10]王桂新:《国外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问题的经验与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11]庞春:《一体化、外包与经济演进:超边际——新兴古典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10,3:114-128.
[12]张松林、孙文远、程瑶:《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兼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13]张松林:《城市化过程中市场化对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1期。
[14]张松林、樊士德、杨飞:《城市化、市场化与劳动收入占比演变——兼论劳动收入占比“U型”演变规律的成因》,《财贸研究》,2017年第8期。
[15]朱佩娴:《户籍制度改革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以郑州户籍制度改革为例》,《理论学刊》,2006年第11期。
[16]张松林、武鹏:《全球价值链的“空间逻辑”及其区域政策含义——基于制造组装环节与品牌营销环节空间分离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7期。
[1]学界也称之为宜居性或舒适性等。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52~53页。
[3]在不作出说明的情况下,模型设定主要参考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基础模型,这些模型的具体建模技术可参见杨小凯(1998,2003)。
[4]需要说明的是,如h=1,则意味着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厂商一样可以完全享受城市便利性。
[5]所有经济主体的具体决策都是这样得到的,下文不再给出其他经济主体的具体决策。
[6]文定理可表述为: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该定理的具体证明过程见杨小凯(2003)。
[7]为了聚焦本文的研究目的,根据庞春(2010)的处理方法,这里省略了一些其他分工结构,这种处理会改变划分超边际均衡子空间的临界值,但不会影响分析结果的一般性。
[8]通过求偏导数可证明城市人口规模是关于城市便利性获得程度的递增函数。这与模拟结果一致。
[9]通过求偏导数可证明城市人口规模是关于城市便利性程度的递增函数。这与模拟结果一致。
[10]文中数据在不说明的情况下都来自Wind。
[2]Ullman,E,L.Amenities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growth.Geographical Review,1954,44(1):119-132.
[3]Dalmazzo,A.,G.de Blasio.Amenities and skillbiased agglomeration effects:Some results on Italian cities.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1,90:503-527.
[4]Berger M C.,G C.Blomquist,Peter K S.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in emerging labor and housing markets:Estimat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ssian citie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63:25-55.
[5]Partridge,M.D.The dueling models:NEG vs.amenity migration in explaining US engines of growth.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0,89(3):513-536.
[6]杨小凯:《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杨小凯:《发展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踪家峰、李宁:《为什么奔向北上广——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工资水平的视角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5期。
[9]郑思齐、符育明、任荣荣:《居民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偏好:从住房成本变动和收敛角度的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11年第2期。
[10]王桂新:《国外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问题的经验与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11]庞春:《一体化、外包与经济演进:超边际——新兴古典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10,3:114-128.
[12]张松林、孙文远、程瑶:《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兼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13]张松林:《城市化过程中市场化对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1期。
[14]张松林、樊士德、杨飞:《城市化、市场化与劳动收入占比演变——兼论劳动收入占比“U型”演变规律的成因》,《财贸研究》,2017年第8期。
[15]朱佩娴:《户籍制度改革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以郑州户籍制度改革为例》,《理论学刊》,2006年第11期。
[16]张松林、武鹏:《全球价值链的“空间逻辑”及其区域政策含义——基于制造组装环节与品牌营销环节空间分离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7期。
[1]学界也称之为宜居性或舒适性等。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52~53页。
[3]在不作出说明的情况下,模型设定主要参考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基础模型,这些模型的具体建模技术可参见杨小凯(1998,2003)。
[4]需要说明的是,如h=1,则意味着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厂商一样可以完全享受城市便利性。
[5]所有经济主体的具体决策都是这样得到的,下文不再给出其他经济主体的具体决策。
[6]文定理可表述为: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该定理的具体证明过程见杨小凯(2003)。
[7]为了聚焦本文的研究目的,根据庞春(2010)的处理方法,这里省略了一些其他分工结构,这种处理会改变划分超边际均衡子空间的临界值,但不会影响分析结果的一般性。
[8]通过求偏导数可证明城市人口规模是关于城市便利性获得程度的递增函数。这与模拟结果一致。
[9]通过求偏导数可证明城市人口规模是关于城市便利性程度的递增函数。这与模拟结果一致。
[10]文中数据在不说明的情况下都来自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