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农业产业协同发展信托机制的法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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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于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城乡资源要素对接对流。通过农地经营权信托和农产品消费信托的复合构造,将京津具有优势的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优势有效对接河北优势的农地和劳动力资源,不仅优化农业要素资源配置,亦连接生产和消费、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但是作为制度创新,既有立法对其付之阙如,当务之急是夯实法律根基,着眼于信托财产登记、受托人风险保障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构建。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should focus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links and exchanges of factors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link the resourc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like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rket in Beijing and Tianjin, to the resourc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such as farmland and labor in Hebei effectively, based on trust mechanism, through the compound structure with the trust of managerial right of farmland and the consumption of farm product, which will not only optimize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of agricultural factors, but also links 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 and promotes to extend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However, a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has not put the thinking into practice.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enhancing the foundation of legal system as a priority, focus on the registration of trust property, and risk guarantee and incentive system for the trustee,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establish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should focus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links and exchanges of factors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link the resourc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like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rket in Beijing and Tianjin, to the resourc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such as farmland and labor in Hebei effectively, based on trust mechanism, through the compound structure with the trust of managerial right of farmland and the consumption of farm product, which will not only optimize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of agricultural factors, but also links 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 and promotes to extend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However, a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has not put the thinking into practice.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enhancing the foundation of legal system as a priority, focus on the registration of trust property, and risk guarantee and incentive system for the trustee,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establish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引文
[1]Fredeirck W.Maitland,Selected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p.129.
[2]赵立新、梁瑞敏:《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信托路径及其法律问题》,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第133页。
[3]盛学军:《中国信托立法缺陷及其对信托功能的消解》,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139页。
[4]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6]房绍坤:《物权法·用益物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16页。
[7]蔡立东、姜楠:《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39页。
[8]参见李昌麒主编:《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第109页。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高圣平:《农地信托流转的法律构造》,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蔡立东、姜楠:《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39页。
[9]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抓紧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形式,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10]蔡立东、姜楠:《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34页。
[11]高圣平:《农地信托流转的法律构造》,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第28页。
[12]董禹、秦岭:《信托产品创新——以消费信托为例》,载《武汉金融》2014年第11期,第17页。
[13]徐天晓:《消费信托阳谋互联网金融》,载《证券日报》2015年1月29日,第A04版。
[14]事先销售型众筹是指销售者通过在线发布新产品或服务信息,对该产品或服务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事先订购或支付,从而完成众筹融资。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传统的市场调研和进行有效的市场需求分析。投资者参与事前销售除了希望产品或服务被生产出来外,也包含在产品真实销售时获得折扣的需求。参见李雪静:《众筹融资模式的发展探析》,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74页。
[15]李蕊:《中国土地银行农地融资制度构建之权衡》,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第53页。
[16]朱大旗、李蕊:《经济法治视阈下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联动》,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169页。
[17]罗纳德·H.科斯:《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刘刚译,经济科学出版2003年版,第12页。
[18]邵海:《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回应》,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06页。
[19]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4页。
[20]卢梭:《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下册,第25页。
[21]为每亩每年1000元的农地流转费,浮动收益即前述流转费每三年递增一定比例。根据水漳农地经营权信托合同规定,专业合作社超额收益按照1∶3∶6的比例向信托公司、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分配,股份经济合作社再向入股农民进行分红。
[22]而信托公司实际上成为整个土地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承担主体。作为受托人要谨慎全面地保障委托人的利益,承担对农民的土地收益刚性兑付义务以及土地财产的损害赔偿责任。
[23]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4]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3.
[25]Roger A.Mc Eowen,Agricultural Law Developments Shaping the Sector and Legal Practice,Drak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Law,2009(14):2.
[26]王涌:《论信托法与物权法的关系——信托法在民法法系中的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00页。
[27]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下卷,第828页。
[29]耿利航:《信托财产与中国信托法》,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第103页。
[30]常鹏翱:《不动产登记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31]《不动产登记条例(草案)》(送审稿)第75条规定:“不动产设立信托的,应当办理信托登记。”参见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编著:《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页、第39页。
[32]龙云:《完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若干建议》,载《上海金融》2004年第1期,第48页。
[33]参见《土地管理法》第16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6条以及《土地登记办法》第3条。
[34]雷秋玉:《论台湾不动产信托公示制度》,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76页。
[35]Roscoe Pound,“My Philosophy of Law”,selected from:The Great Legal Philosopher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8,p.533.
[36]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载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7页。
[37]转引自张宇燕:《经济发展和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38]种明钊、应飞虎:《经济人与国家干预法》,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5页。
[39]张燕、王欢:《土地信托——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新探索》,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6页。
[40]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
[41]姜雪莲:《日本农地流转信托研究》,载《世界农业》2014年第6期,第49页。
[2]赵立新、梁瑞敏:《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信托路径及其法律问题》,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第133页。
[3]盛学军:《中国信托立法缺陷及其对信托功能的消解》,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139页。
[4]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6]房绍坤:《物权法·用益物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16页。
[7]蔡立东、姜楠:《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39页。
[8]参见李昌麒主编:《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第109页。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高圣平:《农地信托流转的法律构造》,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蔡立东、姜楠:《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39页。
[9]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抓紧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形式,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10]蔡立东、姜楠:《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34页。
[11]高圣平:《农地信托流转的法律构造》,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第28页。
[12]董禹、秦岭:《信托产品创新——以消费信托为例》,载《武汉金融》2014年第11期,第17页。
[13]徐天晓:《消费信托阳谋互联网金融》,载《证券日报》2015年1月29日,第A04版。
[14]事先销售型众筹是指销售者通过在线发布新产品或服务信息,对该产品或服务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事先订购或支付,从而完成众筹融资。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传统的市场调研和进行有效的市场需求分析。投资者参与事前销售除了希望产品或服务被生产出来外,也包含在产品真实销售时获得折扣的需求。参见李雪静:《众筹融资模式的发展探析》,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74页。
[15]李蕊:《中国土地银行农地融资制度构建之权衡》,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第53页。
[16]朱大旗、李蕊:《经济法治视阈下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联动》,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169页。
[17]罗纳德·H.科斯:《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刘刚译,经济科学出版2003年版,第12页。
[18]邵海:《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回应》,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06页。
[19]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4页。
[20]卢梭:《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下册,第25页。
[21]为每亩每年1000元的农地流转费,浮动收益即前述流转费每三年递增一定比例。根据水漳农地经营权信托合同规定,专业合作社超额收益按照1∶3∶6的比例向信托公司、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分配,股份经济合作社再向入股农民进行分红。
[22]而信托公司实际上成为整个土地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承担主体。作为受托人要谨慎全面地保障委托人的利益,承担对农民的土地收益刚性兑付义务以及土地财产的损害赔偿责任。
[23]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4]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3.
[25]Roger A.Mc Eowen,Agricultural Law Developments Shaping the Sector and Legal Practice,Drak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Law,2009(14):2.
[26]王涌:《论信托法与物权法的关系——信托法在民法法系中的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00页。
[27]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下卷,第828页。
[29]耿利航:《信托财产与中国信托法》,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第103页。
[30]常鹏翱:《不动产登记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31]《不动产登记条例(草案)》(送审稿)第75条规定:“不动产设立信托的,应当办理信托登记。”参见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编著:《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页、第39页。
[32]龙云:《完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若干建议》,载《上海金融》2004年第1期,第48页。
[33]参见《土地管理法》第16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6条以及《土地登记办法》第3条。
[34]雷秋玉:《论台湾不动产信托公示制度》,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76页。
[35]Roscoe Pound,“My Philosophy of Law”,selected from:The Great Legal Philosopher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8,p.533.
[36]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载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7页。
[37]转引自张宇燕:《经济发展和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38]种明钊、应飞虎:《经济人与国家干预法》,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5页。
[39]张燕、王欢:《土地信托——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新探索》,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6页。
[40]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
[41]姜雪莲:《日本农地流转信托研究》,载《世界农业》2014年第6期,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