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普陀宗乘之庙乾隆朝建筑原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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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乾隆年间在热河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经清中晚期变迁及20世纪修缮工程,建筑现状与乾隆朝已有较大出入。本文基于田野考察、修缮工程师访谈、清宫档案文本和历代图像资料,对该庙乾隆朝的建筑原状进行了细致考证,包括已塌毁的无量福海殿、九间房,形制发生改变的大红台群楼、御座楼区域、平台殿,非原始设计而属后续添建的塔罩亭、千佛阁以及档案名称失载或功能被误判的"呀达噶楼"、"哑巴院"等组成部分,捋清了该庙原初形制、变化时间节点和称谓指代。对原状的考证为进一步的建筑史研究提供了基础。
The extant Temple of Potaraka Doctrine, an imitation of Potala Palace standing in Jehol (Rèhé)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present Hebei province look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used to be when first constructed in Emperor Qianlong’s( 乾隆 ) reign after years of demolishment and restoration throughout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based on a textual research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photography, field survey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technicians involved in the restoration programs of the architectural complex,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esent its original structure and arrangement, date of reconstruction and names of the buildings by determining the positions of the vanished Wuliang Fuhai Dian (Hall of Immeasurable Sea of Happiness) and Jiujian Fang (Nine Rooms), the reshaped and rearranged Dahongtai Qunlou (Great Red Platform Buildings), Yuzuo Lou (Throne Hall) zone and Pingtai Dian (Hall on The Deck), the added constructions of Tazhao Ting (Tower-Cover Pavilion) and Qianfo Ge (Thousand Buddha Pavilion), and the buildings which are absent in the records or misjudged functionally such as Ya Man Da Ga Lou (Yamataka) and Ya Ba Yuan (the Dumb Yard), etc.
The extant Temple of Potaraka Doctrine, an imitation of Potala Palace standing in Jehol (Rèhé)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present Hebei province look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used to be when first constructed in Emperor Qianlong’s( 乾隆 ) reign after years of demolishment and restoration throughout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based on a textual research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photography, field survey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technicians involved in the restoration programs of the architectural complex,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esent its original structure and arrangement, date of reconstruction and names of the buildings by determining the positions of the vanished Wuliang Fuhai Dian (Hall of Immeasurable Sea of Happiness) and Jiujian Fang (Nine Rooms), the reshaped and rearranged Dahongtai Qunlou (Great Red Platform Buildings), Yuzuo Lou (Throne Hall) zone and Pingtai Dian (Hall on The Deck), the added constructions of Tazhao Ting (Tower-Cover Pavilion) and Qianfo Ge (Thousand Buddha Pavilion), and the buildings which are absent in the records or misjudged functionally such as Ya Man Da Ga Lou (Yamataka) and Ya Ba Yuan (the Dumb Yard), etc.
引文
1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清宫热河档案6》页337-37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就笔者所知,普庙至少还存在嘉庆十三年和光绪二年两部陈设档,有关乾隆以后清代的改建情况有望从中寻找线索。遗憾的是,目前这些档案处于封存状态,也没有出版物、电子档、胶片等载体收录。
2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吉庆奏报查勘普宁寺等处工程情形折》。《清宫普宁寺档案》第一册,页1-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3孙大章:《承德普宁寺——清代佛教建筑之杰作》页14,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
1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和珅等奏销乾隆五十一年热河永佑寺普宁寺等工所用银两折》,前揭《清宫普宁寺档案》第一册。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道光朝奏折,道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保昌奏《呈热河各庙工程情形清单》,档号03-2822-043(为042附件):“无量福海殿、都罡殿、四面群楼头停台顶均有坍塌渗漏、木植糟朽。”
2承曹鹏先生提示,明清时期档案中以“楹”数记载建筑开间数目的记法较为混乱,时指开间数,时指柱子数。如《明太祖实录》同一文献中,记述南京正阳门外群神享祀组群时以开间论,为奇数;而记述山川坛和南郊大祀殿则以柱数论,为偶数,见曹鹏:《明代都城坛庙建筑研究》页42、52、57,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而普庙陈设档记无量福海殿为偶数楹,记万法归一殿为奇数楹,当为类似情况。因正殿偶数开间不甚合理,故推测其为七开间。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档号04-01-37-0029-001。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道光朝奏折,道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档号03-2822-043(为042附件)。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六,档号04-01-37-0095。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六,档号04-01-37-0095。
1宫中朱批奏折,嘉庆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清宫热河档案10》页558,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2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页357-369。
3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五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清宫热河档案15》页78。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档号04-01-37-0146-012。
5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该文发表时,笔者尚未进行普庙乾隆朝建筑原状的文献考证,文中认为《万法归一图》将三层绘为四层是为创造窄高空间而脱离实际为之。由本文所涉文献来看,该图这一细节与乾隆朝档案记载是一致的,特此更正。
1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年七月十八日,《清宫热河档案2》页43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2军机处上谕档,嘉庆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宫热河档案12》页184。
1据2011年12月23日与刘阳先生的私人通信。
2罗文华:《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
3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1《钦定热河志》载大红台顶之六方亭(即慈航普渡)楼上匾额曰“普胜三界”,但陈设档后文将六方亭直呼为“慈航普渡殿”,且从上引文可知“普胜三世”为一座三层楼房,每层至少三开间,规模也绝非六方亭可比,可知“普胜三世”并非“普胜三界”之误。
2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
3《热河园庭现行则例》,载王世襄主编:《清代匠作则例》第三卷,页145,大象出版社,2009年。
1关野贞、竹岛卓一:《热河解说》页186,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37年。原文为日文,蒙黄荣光女士、周诚先生协助翻译。
2与普庙主体建筑形制相似的须弥福寿之庙,其御座楼南楼中央亦突出一建筑,尚为清代原物,是一砖砌基座上筑一木构小殿,完全无法作为演戏场所。普庙之“戏台”虽并不一定与须庙相同,但无证据表明该处为演戏空间,复原设计将其下部建为开敞式台榭有待商榷。
3笔者曾撰文指出古代绘画中建筑形象与建筑实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前揭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我们难以过高估计图像对建筑表现的忠实程度,但该图中全庙各主要部分的大体形象均与现状相符,唯御座楼部分出现巨大的差异,令人难以相信这一引人注意的现象并非来自有根据的描摹。认为画家故意将一座形制简单的回形楼体加以复杂化,缺乏足够的理由。当将这种差异与上文所谈文献信息拼合在一起加以考察,文献会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图像的迷惑。
4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5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朱批奏折。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档号04-01-37-0029-002。
2前揭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页104—120。
2刘潞:《社会学的解读:英使团画家笔下的中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1Alfons von Mumm,Ein Tagebuch in Bildern.Berlin,1902,vol.1p.246
2前揭Ernst Boerschmann.Baukunstund Lands chaft in China,Verlay Ernst Wasmuth A-G,Berlin,1926.p.38
3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1927-1935,Part2,Stockholm:G teborg,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1943.palte.34.
4Hedda Morrison,热河相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原编号1023,哈佛燕京图书馆编号186-005,1934~1935。
2前揭《热河园庭现行则例》页162。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英贤、联荣奏,档号04-01-37-0146-007。
2一般认为Boerschmann有关热河的照片拍摄于1906至1909年,但〔图十八:下〕显然摄于塔罩亭坍塌前,很有可能为Boerschmann在1902至1904年首次游历中国时拍摄,其影集中误记了年代。另据王福山先生告,修缮前塔罩亭处地面虽已随木构楼板坍塌,但大红台楼体砖墙较厚,原先亭子台基南侧部分位于砖墙上,保留了南侧部分台基石,就此得知塔罩亭的位置和台基尺寸;又在该处发现零星斗栱残件,成为复建工程木构部分的依据
3“千佛阁碑记”见《承德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承德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编印,1978年;另见《热河园庭则例》卷四,前揭:《清代匠作则例》第三卷,页141。
4乾隆三十五年,本已在北京北海修建了万佛寺,内供万尊无量寿佛。参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传》页256,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十《布达拉庙工程成数》,和尔经额、永和奏。
2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朱批奏折。
3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
4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
1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1爱新觉罗·弘历:《瞻礼普陀宗乘之庙因题》,乾隆四十一年,《钦定热河志》卷八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8册页594。
2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吉庆奏报查勘普宁寺等处工程情形折》。《清宫普宁寺档案》第一册,页1-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3孙大章:《承德普宁寺——清代佛教建筑之杰作》页14,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
1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和珅等奏销乾隆五十一年热河永佑寺普宁寺等工所用银两折》,前揭《清宫普宁寺档案》第一册。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道光朝奏折,道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保昌奏《呈热河各庙工程情形清单》,档号03-2822-043(为042附件):“无量福海殿、都罡殿、四面群楼头停台顶均有坍塌渗漏、木植糟朽。”
2承曹鹏先生提示,明清时期档案中以“楹”数记载建筑开间数目的记法较为混乱,时指开间数,时指柱子数。如《明太祖实录》同一文献中,记述南京正阳门外群神享祀组群时以开间论,为奇数;而记述山川坛和南郊大祀殿则以柱数论,为偶数,见曹鹏:《明代都城坛庙建筑研究》页42、52、57,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而普庙陈设档记无量福海殿为偶数楹,记万法归一殿为奇数楹,当为类似情况。因正殿偶数开间不甚合理,故推测其为七开间。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档号04-01-37-0029-001。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道光朝奏折,道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档号03-2822-043(为042附件)。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六,档号04-01-37-0095。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六,档号04-01-37-0095。
1宫中朱批奏折,嘉庆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清宫热河档案10》页558,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2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页357-369。
3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五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清宫热河档案15》页78。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档号04-01-37-0146-012。
5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该文发表时,笔者尚未进行普庙乾隆朝建筑原状的文献考证,文中认为《万法归一图》将三层绘为四层是为创造窄高空间而脱离实际为之。由本文所涉文献来看,该图这一细节与乾隆朝档案记载是一致的,特此更正。
1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年七月十八日,《清宫热河档案2》页43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2军机处上谕档,嘉庆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宫热河档案12》页184。
1据2011年12月23日与刘阳先生的私人通信。
2罗文华:《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
3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1《钦定热河志》载大红台顶之六方亭(即慈航普渡)楼上匾额曰“普胜三界”,但陈设档后文将六方亭直呼为“慈航普渡殿”,且从上引文可知“普胜三世”为一座三层楼房,每层至少三开间,规模也绝非六方亭可比,可知“普胜三世”并非“普胜三界”之误。
2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
3《热河园庭现行则例》,载王世襄主编:《清代匠作则例》第三卷,页145,大象出版社,2009年。
1关野贞、竹岛卓一:《热河解说》页186,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37年。原文为日文,蒙黄荣光女士、周诚先生协助翻译。
2与普庙主体建筑形制相似的须弥福寿之庙,其御座楼南楼中央亦突出一建筑,尚为清代原物,是一砖砌基座上筑一木构小殿,完全无法作为演戏场所。普庙之“戏台”虽并不一定与须庙相同,但无证据表明该处为演戏空间,复原设计将其下部建为开敞式台榭有待商榷。
3笔者曾撰文指出古代绘画中建筑形象与建筑实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前揭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我们难以过高估计图像对建筑表现的忠实程度,但该图中全庙各主要部分的大体形象均与现状相符,唯御座楼部分出现巨大的差异,令人难以相信这一引人注意的现象并非来自有根据的描摹。认为画家故意将一座形制简单的回形楼体加以复杂化,缺乏足够的理由。当将这种差异与上文所谈文献信息拼合在一起加以考察,文献会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图像的迷惑。
4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5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朱批奏折。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档号04-01-37-0029-002。
2前揭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页104—120。
2刘潞:《社会学的解读:英使团画家笔下的中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1Alfons von Mumm,Ein Tagebuch in Bildern.Berlin,1902,vol.1p.246
2前揭Ernst Boerschmann.Baukunstund Lands chaft in China,Verlay Ernst Wasmuth A-G,Berlin,1926.p.38
3Sven Hedin,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1927-1935,Part2,Stockholm:G teborg,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1943.palte.34.
4Hedda Morrison,热河相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原编号1023,哈佛燕京图书馆编号186-005,1934~1935。
2前揭《热河园庭现行则例》页162。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英贤、联荣奏,档号04-01-37-0146-007。
2一般认为Boerschmann有关热河的照片拍摄于1906至1909年,但〔图十八:下〕显然摄于塔罩亭坍塌前,很有可能为Boerschmann在1902至1904年首次游历中国时拍摄,其影集中误记了年代。另据王福山先生告,修缮前塔罩亭处地面虽已随木构楼板坍塌,但大红台楼体砖墙较厚,原先亭子台基南侧部分位于砖墙上,保留了南侧部分台基石,就此得知塔罩亭的位置和台基尺寸;又在该处发现零星斗栱残件,成为复建工程木构部分的依据
3“千佛阁碑记”见《承德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承德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编印,1978年;另见《热河园庭则例》卷四,前揭:《清代匠作则例》第三卷,页141。
4乾隆三十五年,本已在北京北海修建了万佛寺,内供万尊无量寿佛。参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传》页256,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十《布达拉庙工程成数》,和尔经额、永和奏。
2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朱批奏折。
3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
4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
1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1爱新觉罗·弘历:《瞻礼普陀宗乘之庙因题》,乾隆四十一年,《钦定热河志》卷八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8册页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