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管高校”视角下的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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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组织系统设立专司高校党的工作的职能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管高校"新课题,运用自身革命传统和学习苏联体制所进行的制度建构之一。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就是这类机构的代表。作为市委管理高校的助手,高等学校委员会建立以联络员为桥梁的工作联系机制,以简报为载体的工作信息机制,以"人、北、清、师"为抓手的重点高校工作制,履行管思想、管政治、管政策、管干部的职责,成为实施高校建党、政治思想教育、统一战线、干部管理等各项工作的主要推手,显示出中共治理高校在制度设计、组织建设与治理绩效方面的过程、特征与效应。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establishment of a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inner-party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part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a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by the CPC that centered on the new area of the "party manag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new system was based on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s well as on what the party had learned from the Soviet system.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CPC was representative of such an institution. To help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manag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Beijing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established a work contact mechanism with liaisons serving as a bridge,a work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a briefing as a carrier,and a work system for key universities,with"Renmin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Qinghua University,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s. Focusing on governing the ideology and managing politics,policies,and cadres,it beca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implementation of party-building work,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the united front,and cadre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reveals the process,characteristics,and effects of CPC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establishment of a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inner-party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part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a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by the CPC that centered on the new area of the "party manag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new system was based on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s well as on what the party had learned from the Soviet system.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CPC was representative of such an institution. To help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manag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Beijing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established a work contact mechanism with liaisons serving as a bridge,a work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a briefing as a carrier,and a work system for key universities,with"Renmin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Qinghua University,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s. Focusing on governing the ideology and managing politics,policies,and cadres,it beca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implementation of party-building work,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the united front,and cadre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reveals the process,characteristics,and effects of CPC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引文
(1)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良书:《1949—1956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美]道格拉斯·A.斯蒂夫勒(中文名李滨):《在中国人民大学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干部和苏联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7)》,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2002年;[美]安舟著,何大明译:《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韩钢:《1950年代中共党务机构行政职能的强化》,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三),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7 —164页;余敏玲主编:《两岸分治:学术建制、图像宣传与族群政治(1945—200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等等。
(2)本文使用“党管高校”概念指称当代中国高校治理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描述中共领导管理高校工作的过程和现象。
(3)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重要文献选编》(上),1979年,第213 页。
(1)《北京市专科以上学校现有人数、党团员统计表》(1951年4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5-001-00135。
(2)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25页。
(3)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5—66页;《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1950年7月28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2-2。
(4)参见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1955)》第1辑,1954年,第47—50页。
(5)参见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报告(草稿)》(1956年8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6;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普通高等学校卷(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6)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1—262页。
(1)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115页。
(2)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97页。
(3)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4)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99页。
(5)从北平建党进程来看,中共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挫折,直到抗战后期始在学校站稳脚跟。1948年5月,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统一领导平津学生运动的格局初步形成,其下设的城市工作委员会设有的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具体负责学运工作。10月后,北平成立以佘涤清为书记的新学委,下辖大学委、中学委、职业委等委员会,学委委员王汉斌分工领导大学委,张大中任大学委书记。12月,平津面临解放,华北局城工部结束,大部分学委干部参加北平接管,编入市委机关。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86—87、108页。
(6)北京高等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高等教育志》,华艺出版社,2004年,第381页。
(1)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14页。
(2)参见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745页。
(3)根据中共组织史资料记载,在1952年12月北京市委提交报告之前,中央局、省委、大市委成立类似机构的有天津市委学校委员会—高校委员会(1949.7—1956. 7)、山东分局文教工作委员会—高等教育委员会(1949. 10—1954. 8)、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1952. 9—1952. 11);在1953年2月中共北京市高校委员会成立后,设有同类机构的有华南分局高等学校委员会(1953. 5—1955. 7)、西南局文教工作组(1953. 7—1954. 12)、江苏省委高校委员会(1953—1954. 2)、长春市委学校工作委员会(1953.7 —1954. 8)。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72、193、203、249 —250、365、444、468页。
(4)《高校党委1951年至1957年大事记》,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333。按:此机构在历史档案中被简称为“市委高校党委”“市高校党委会”或“市高校党委”,本文为示与各高校的党委会之区别,在客观陈述时统称为高校委员会。
(1)这类委员会如中共在革命时期设立的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
(2)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5、218、260页。
(3)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第435—436、439页。
(4)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994—995页。
(5)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18—419页。
(6)事实上,中共中央的工作机关中,后来也一直未设文教工作部、教育部或高教部。中共省级党委设立的文教部,于1958年机构精简时,被撤销或并入宣传部。因此,中共主要是通过宣传部来归口主管文教工作。
(7)《高校党委的两年干部规划(草案)》(1956年4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4。
(1)《高校党委关于成立高等教育与科学工作部的意见(草案)》(1956年8月2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31。
(2)《高校党委关于健全组织机构调配干部的请求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31。
(3)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489—490页。
(4)《北京高等教育志》,第381页。
(5)关于高校委员会停止工作的具体时间,虽然北京市委决定自1958年10月起,高校委员会改为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但两者实际并存了一段时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高校委员会停止工作的时间不早于1959年2月。其证据有三:一是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417页收录的高校委员会发出的最后一份文件的时间为1959年1月10日;二是2009年11月23日笔者对原中共北京市高校委员会组织部长李开鼎电话采访时,李开鼎表示这两个机构1958年10月后曾经并存了几个月;三是1959年2月5日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写给北京市领导人的信中,谈论的是教育部如何配合中共北京市高校委员会开展相关的工作,表明此时该组织还存在。参见《杨秀峰同志对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指示》(1959年2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404。
(1)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第227、231—235页统计。
(2)《学委、组织部学支科、高校党委机构变迁》,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333。
(3)参见《杨述同志布置的工作安排》(1955年11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54;《高校党委的两年干部规划(草案)》(1956年4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4;《高校党委关于健全组织机构调配干部的请求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31;《北京高等教育志》,第381页。
(4)《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第383页。
(5)《高校党委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七年规划的文件(草案)》(1956年4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4。
(6)《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普通高等学校卷(1949—2010)》,第16—17页。
(7)参见《杨述同志布置的工作安排》(1955年11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54。
(8)参见《高校党委关于健全组织机构调配干部的请求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31。
(1)参见《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1955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55年)》,1980年,第81—82页。
(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28、633—634页。
(3)《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第87页。
(4)笔者采访原中共北京市高校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陆钦仪的记录,2010年3月19日。
(5)参见李开鼎:《沧桑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1)《高校党委会工作简报》(1954年5月1日—5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68。
(2)参见秦昭、薛夫编:《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89页。
(3)《彭真传》第2卷(1949—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00页。
(4)《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第385、391页。
(1)此后,根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还曾在1960年2月向市委书记处提出设立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的建议,目的仍是协助市委加强对高校工作的领导。该委员会设想由邓拓召集,有邓拓、蒋南翔、杨述、吴子牧、胡锡奎、陆平等12名委员。参见北京市委大学部:《关于改变原高校党委的机构任务的请示》(1960年2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515。
(2)在中共中央强调党政分工和高校领导实行双重管理体制的形势下,后来的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经过几次建议,推动北京行政系统逐渐设立了高校行政管理机构。先是北京市教育局于1959年后试行设立大学组、高教组、高教处,后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于1964年9月成立高等教育局,承担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537页;《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普通高等学校卷(1949—2010)》,第8页。
(3)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56页。
(4)《北京市高等学校接收新党员工作的总结报告提纲(初稿)》(1956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71。
(5)《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55年)》,1980年,第73、134页。
(6)《北京市高等学校接收新党员工作的总结报告提纲(初稿)》(1956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71。
(1)北京市高校党委会:《北京市高等学校发展党工作七年规划(草案)》(1956年2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6。
(2)学校党组织的工作范围即:(1)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决议,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2)对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3)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党员教育工作;(4)领导学校中的青年团和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活动;(5)对学校中的民主党派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3)参见杨述:《北京市高等学校中党的组织的任务》(1953年10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25。
(4)苏联在企业、社会单位实行党政分开,学校实行类似于工厂企业的“一长制”,以校长为首的学校行政部门起领导作用,学校党组织发挥保证、监督的作用。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向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的苏联专家阿德契诺夫请教苏联高校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苏联专家回答说:苏联大学党组织的任务是培养水平较高的建设干部。根据苏共党章规定,大学的党组织没有监督大学行政工作的权力,但必须与大学行政上取得密切联系、配合行政工作,不能与行政对立或代替行政,在十分必要时还可以把行政上的一些严重缺点向上级报告。参见《国际法教研室苏联专家阿德契诺夫介绍苏联高等学校内党的工作(记录整理)》(1954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60-XZ11-XB-24。
(5)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报告(草稿)》(1956年8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6。
(6)中共八大党章第2章第19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30页。
(7)《1956年至1957年学年度工作要点》(1956年9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90。
(8)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23页。
(9)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会:《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总结报告(修正稿)》,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39。
(1)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教师学习〈“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第一单元的工作情况》(1953年12月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10。
(2)参见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传部:《石油、钢铁、京工、航空、北医、林学院等校教师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情况》(1955年3月1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10;胡秉芳:《学习中国革命史的收获》,《光明日报》1955年2月22日。
(3)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61—164页。
(4)参见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会办公室:《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课本学期开课的情况和政治课教师队伍的情况》(1959年3月1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404;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办公室:《关于当前北京市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队伍状况和意见》(1959年11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404。
(5)有关此一时期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的建立,详参耿化敏、吴起民:《苏联专家与新中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的建立》,《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吴起民、耿化敏:《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建立(1949—1957)》,《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等等。
(6)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5—106页。
(1)参见郑谦等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2)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2册,1958年,第1057页。
(3)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工作的七年(1956—1962)规划(草案)》(1956年3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6。
(1)“先进集体”源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对在加强学习、关心政治、进行体育锻炼、培育人际关系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班级的行政奖励方式。清华将其作为加强大学班级建设的创新经验,在全校开展了“先进集体”的争创和表彰。其后,团市委向北京市委、团中央建议在全国高校推广“先进集体”经验。这个做法,在中宣部、高教部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见。参见《高教部李云扬同志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七年政治工作规划”的意见》,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4;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216—218页。
(2)《杨秀峰同志对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指示》(1959年2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404。
(1)原高等教育部综合大学教育司司长胡沙于2009年8月11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关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的人选问题,1962年中宣部派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联合调查组问题,1964年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评价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在北京高校问题上认识不完全一致的集中反映。
(2)1957年5月,针对高校整风鸣放引发的思想混乱,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李新在校党委召开的会议上提出高校运动成效的评价标准问题:在高等学校搞运动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应该看它是否有助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三反”的经验教训应该吸取。1959年10月,杨述阐述了高校开展运动的合理性:解放十年以来,哪一年高等学校里没有群众运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应当搞运动,都可以搞运动。参见新华社:《人大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大“鸣”大“放”仍有顾虑》,《内部参考》第2217期(1957年5月30日);杨述:《当前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前线》1959年第20期。
(2)本文使用“党管高校”概念指称当代中国高校治理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描述中共领导管理高校工作的过程和现象。
(3)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重要文献选编》(上),1979年,第213 页。
(1)《北京市专科以上学校现有人数、党团员统计表》(1951年4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5-001-00135。
(2)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25页。
(3)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5—66页;《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1950年7月28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2-2。
(4)参见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1955)》第1辑,1954年,第47—50页。
(5)参见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报告(草稿)》(1956年8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6;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普通高等学校卷(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6)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1—262页。
(1)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115页。
(2)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97页。
(3)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4)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99页。
(5)从北平建党进程来看,中共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挫折,直到抗战后期始在学校站稳脚跟。1948年5月,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统一领导平津学生运动的格局初步形成,其下设的城市工作委员会设有的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具体负责学运工作。10月后,北平成立以佘涤清为书记的新学委,下辖大学委、中学委、职业委等委员会,学委委员王汉斌分工领导大学委,张大中任大学委书记。12月,平津面临解放,华北局城工部结束,大部分学委干部参加北平接管,编入市委机关。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86—87、108页。
(6)北京高等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高等教育志》,华艺出版社,2004年,第381页。
(1)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14页。
(2)参见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745页。
(3)根据中共组织史资料记载,在1952年12月北京市委提交报告之前,中央局、省委、大市委成立类似机构的有天津市委学校委员会—高校委员会(1949.7—1956. 7)、山东分局文教工作委员会—高等教育委员会(1949. 10—1954. 8)、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1952. 9—1952. 11);在1953年2月中共北京市高校委员会成立后,设有同类机构的有华南分局高等学校委员会(1953. 5—1955. 7)、西南局文教工作组(1953. 7—1954. 12)、江苏省委高校委员会(1953—1954. 2)、长春市委学校工作委员会(1953.7 —1954. 8)。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72、193、203、249 —250、365、444、468页。
(4)《高校党委1951年至1957年大事记》,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333。按:此机构在历史档案中被简称为“市委高校党委”“市高校党委会”或“市高校党委”,本文为示与各高校的党委会之区别,在客观陈述时统称为高校委员会。
(1)这类委员会如中共在革命时期设立的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
(2)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5、218、260页。
(3)参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第435—436、439页。
(4)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994—995页。
(5)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18—419页。
(6)事实上,中共中央的工作机关中,后来也一直未设文教工作部、教育部或高教部。中共省级党委设立的文教部,于1958年机构精简时,被撤销或并入宣传部。因此,中共主要是通过宣传部来归口主管文教工作。
(7)《高校党委的两年干部规划(草案)》(1956年4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4。
(1)《高校党委关于成立高等教育与科学工作部的意见(草案)》(1956年8月2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31。
(2)《高校党委关于健全组织机构调配干部的请求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31。
(3)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489—490页。
(4)《北京高等教育志》,第381页。
(5)关于高校委员会停止工作的具体时间,虽然北京市委决定自1958年10月起,高校委员会改为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但两者实际并存了一段时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高校委员会停止工作的时间不早于1959年2月。其证据有三:一是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417页收录的高校委员会发出的最后一份文件的时间为1959年1月10日;二是2009年11月23日笔者对原中共北京市高校委员会组织部长李开鼎电话采访时,李开鼎表示这两个机构1958年10月后曾经并存了几个月;三是1959年2月5日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写给北京市领导人的信中,谈论的是教育部如何配合中共北京市高校委员会开展相关的工作,表明此时该组织还存在。参见《杨秀峰同志对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指示》(1959年2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404。
(1)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第227、231—235页统计。
(2)《学委、组织部学支科、高校党委机构变迁》,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333。
(3)参见《杨述同志布置的工作安排》(1955年11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54;《高校党委的两年干部规划(草案)》(1956年4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4;《高校党委关于健全组织机构调配干部的请求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31;《北京高等教育志》,第381页。
(4)《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第383页。
(5)《高校党委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七年规划的文件(草案)》(1956年4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4。
(6)《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普通高等学校卷(1949—2010)》,第16—17页。
(7)参见《杨述同志布置的工作安排》(1955年11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54。
(8)参见《高校党委关于健全组织机构调配干部的请求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31。
(1)参见《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1955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55年)》,1980年,第81—82页。
(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28、633—634页。
(3)《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第87页。
(4)笔者采访原中共北京市高校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陆钦仪的记录,2010年3月19日。
(5)参见李开鼎:《沧桑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1)《高校党委会工作简报》(1954年5月1日—5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68。
(2)参见秦昭、薛夫编:《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89页。
(3)《彭真传》第2卷(1949—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00页。
(4)《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第385、391页。
(1)此后,根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还曾在1960年2月向市委书记处提出设立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的建议,目的仍是协助市委加强对高校工作的领导。该委员会设想由邓拓召集,有邓拓、蒋南翔、杨述、吴子牧、胡锡奎、陆平等12名委员。参见北京市委大学部:《关于改变原高校党委的机构任务的请示》(1960年2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515。
(2)在中共中央强调党政分工和高校领导实行双重管理体制的形势下,后来的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经过几次建议,推动北京行政系统逐渐设立了高校行政管理机构。先是北京市教育局于1959年后试行设立大学组、高教组、高教处,后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于1964年9月成立高等教育局,承担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537页;《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普通高等学校卷(1949—2010)》,第8页。
(3)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56页。
(4)《北京市高等学校接收新党员工作的总结报告提纲(初稿)》(1956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71。
(5)《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55年)》,1980年,第73、134页。
(6)《北京市高等学校接收新党员工作的总结报告提纲(初稿)》(1956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71。
(1)北京市高校党委会:《北京市高等学校发展党工作七年规划(草案)》(1956年2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6。
(2)学校党组织的工作范围即:(1)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决议,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2)对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3)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党员教育工作;(4)领导学校中的青年团和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活动;(5)对学校中的民主党派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3)参见杨述:《北京市高等学校中党的组织的任务》(1953年10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25。
(4)苏联在企业、社会单位实行党政分开,学校实行类似于工厂企业的“一长制”,以校长为首的学校行政部门起领导作用,学校党组织发挥保证、监督的作用。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向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的苏联专家阿德契诺夫请教苏联高校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苏联专家回答说:苏联大学党组织的任务是培养水平较高的建设干部。根据苏共党章规定,大学的党组织没有监督大学行政工作的权力,但必须与大学行政上取得密切联系、配合行政工作,不能与行政对立或代替行政,在十分必要时还可以把行政上的一些严重缺点向上级报告。参见《国际法教研室苏联专家阿德契诺夫介绍苏联高等学校内党的工作(记录整理)》(1954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60-XZ11-XB-24。
(5)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报告(草稿)》(1956年8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6。
(6)中共八大党章第2章第19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30页。
(7)《1956年至1957年学年度工作要点》(1956年9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90。
(8)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23页。
(9)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会:《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总结报告(修正稿)》,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039。
(1)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教师学习〈“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第一单元的工作情况》(1953年12月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10。
(2)参见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传部:《石油、钢铁、京工、航空、北医、林学院等校教师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情况》(1955年3月1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110;胡秉芳:《学习中国革命史的收获》,《光明日报》1955年2月22日。
(3)参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161—164页。
(4)参见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会办公室:《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课本学期开课的情况和政治课教师队伍的情况》(1959年3月1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404;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办公室:《关于当前北京市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队伍状况和意见》(1959年11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404。
(5)有关此一时期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的建立,详参耿化敏、吴起民:《苏联专家与新中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的建立》,《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吴起民、耿化敏:《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建立(1949—1957)》,《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等等。
(6)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5—106页。
(1)参见郑谦等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2)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2册,1958年,第1057页。
(3)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工作的七年(1956—1962)规划(草案)》(1956年3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6-DQ11-DB-6。
(1)“先进集体”源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对在加强学习、关心政治、进行体育锻炼、培育人际关系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班级的行政奖励方式。清华将其作为加强大学班级建设的创新经验,在全校开展了“先进集体”的争创和表彰。其后,团市委向北京市委、团中央建议在全国高校推广“先进集体”经验。这个做法,在中宣部、高教部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见。参见《高教部李云扬同志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七年政治工作规划”的意见》,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204;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第216—218页。
(2)《杨秀峰同志对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指示》(1959年2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2-00404。
(1)原高等教育部综合大学教育司司长胡沙于2009年8月11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关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的人选问题,1962年中宣部派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联合调查组问题,1964年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评价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在北京高校问题上认识不完全一致的集中反映。
(2)1957年5月,针对高校整风鸣放引发的思想混乱,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李新在校党委召开的会议上提出高校运动成效的评价标准问题:在高等学校搞运动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应该看它是否有助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三反”的经验教训应该吸取。1959年10月,杨述阐述了高校开展运动的合理性:解放十年以来,哪一年高等学校里没有群众运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应当搞运动,都可以搞运动。参见新华社:《人大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大“鸣”大“放”仍有顾虑》,《内部参考》第2217期(1957年5月30日);杨述:《当前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前线》1959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