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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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The "Disaster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was a major political even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o some extent,"the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had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trend of the subsequent history,which also influenced the scholars of Wei Dynasty,J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Dynasty.Thus,the research on "the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is helpful for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late year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outbreak of "the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was not single-handedly contributed by the eunuchs,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group was also problematic.Through the research,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the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imperial power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ith the local literati;second,the encroachment of eunuch groups upon the interests of partisan groups;third,partisans' wrong political ideas.
The "Disaster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was a major political even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o some extent,"the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had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trend of the subsequent history,which also influenced the scholars of Wei Dynasty,J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Dynasty.Thus,the research on "the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is helpful for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late year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outbreak of "the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was not single-handedly contributed by the eunuchs,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group was also problematic.Through the research,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the 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imperial power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ith the local literati;second,the encroachment of eunuch groups upon the interests of partisan groups;third,partisans' wrong political ideas.
引文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日]宇都宫清吉.刘秀与南阳[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3上古秦汉.北京:中华书局,1993:618-636.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5.
[4]李昉.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02.
[5]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1.
[8]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92.
[9][日]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G]//岩波講座世界歴史4.東京:岩波書店,1970:217-255.
[10][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72.
[11]劳.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7.
[12]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G]//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1232.
[13]赵翼.廿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67.
[14]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G]//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26-27.
[15][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M].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
[1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8.
[17][日]上田早苗.貴族的官制の成立[G]//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神奈川県:東海大学出版会,1970:104.
[1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2.
[19][日]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论.[G]//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79.
①学术界在使用“豪族”一词时,由于界定标准的不一致,因此对豪族的定义亦大相径庭。国内最早提出“豪族”一词的是学者杨联陞。中国学者较为强调阶级性质,因而多从经济与阶级关系入手;日本学者则多从社会结构与家庭形态出发定义豪族。笔者认为,豪族,首先是一个“族”的概念。他是由“直系的家庭推及九族﹑同宗﹑宗族。”(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75-7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豪族如果仅以血缘为其范围,在人数及财富上都有很大的限制。豪族在扩张其社会影响力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实应予重视,其一是婚姻,其二是部曲﹑奴婢。”(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76页)因而,东汉时期的豪族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与联姻的手段获得势力和社会地位;他们拥有规模庞大、依附性强的宗族﹑宾客﹑部曲﹑门生故吏。总而言之,豪族是一个复合型的势力。
①第一次:宦官集团镇压士人朱穆,此事在太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联合起来,到皇宫门口请愿。数千太学生的一致行动,使得桓帝不得不改变对朱穆的处置,将其释放。(具体参见范晔《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第1470—1471页)第二次:皇甫规拒绝了中常侍的索贿,因此被陷害入狱。太学生张凤等联络士大夫“诸公”三百余人至皇宫门前请愿,使皇甫规得以释放。(具体参见范晔《后汉书》卷四三《皇甫规传》,第2135页)许倬云认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第40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东汉皇权渐渐感到来自党人的威胁。
②详见曾维华、王煜焜《略论东汉末地方割据形成的原因》载于《中古社会文明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③详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另外可见《内腾湖南全集.卷十》,東京(日本),筑摩書房,1969。
①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川胜认为,“贵族制社会是在汉帝国的统一瓦解之后出现的一种体制,它产生于分裂与战乱不断的六朝时期,此后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川勝義雄的日文原版《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日本),岩波書店,1982年出版。本文采用的皆为译文本。
②日本学者福井重雅认为,西汉中期以后的选举制度是运用了上古的封建原理。中央的三公与地方的长官有权任用大夫与士,被视同为封建诸侯。因而,他们与属下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参见福井重雅《漢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研究》第391-412页,日本东京創文社1988年版。
③参见东晋次:《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82-583.东晋次将豪族按为官登记的高低假设分为两种类型: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前者拥有为数众多的修习儒学的儒生(士大夫),又继续不断地产生出员数非寡的中央官僚和地方州郡吏;后者虽也拥有士大夫,但为官范围大致限于县级单位。同时可以参看東晋次《後漢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版。
④参见李昉:《太平御览》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99.苏林《广旧传》曰:“仇香,字季(和)[智]。为书生,性谦恭勤恪,威严矜庄,貌不为昼夜易容,言不为喜怒变声。虽同侪群居,必正色后言,终身无泄狎之交,以是见惮。学通三经,然无知名之援、乡里之举。年四十,召为县主簿。”此处的“知名之援”与正文内的意义相同,指的是没有经济实力与家族背景作为其后盾。
①可参看宇都宫清吉《門閥ないし豪族体制の成立》,《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第19-22页,東京(日本)創文社1977年版。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東京(日本)研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②参见杨联陞.东汉的豪族[J]//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4期:1043.杨联陞提出:“外戚宦官的性质,是‘富而甚无知’;其他士大夫,则是‘不甚富而有知’。……士大夫常以‘清’自许。我们可以称不甚富而有知‘者’(即保守派)为‘清流’,而称‘甚富而无知’者(即激进派)为‘浊流’。”该文最近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所出《东汉的豪族》一书,为杨的著作集。(《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①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许倬云认为,具有儒家理念的官僚与皇权是有冲突的,“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动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
②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增渊龙夫认为:“乡邑秩序由豪族来维持。”但是,川胜并不认同增渊的看法。
③参见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川胜认为,东汉时期的豪族是一个矛盾体,“具有乡邑秩序的破坏者与维持者这种互相矛盾的性质”。
①参见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川胜认为蔡邕是一个典型的“自我矛盾”豪族。而且,由于儒学在东汉时期渗透到了豪族阶层之中,因此豪族具有的领主化倾向与对其进行抑制的教养—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并不限于蔡氏。
②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余芙时认为:“中国的‘道’缺乏有形的约束力,一切都要靠个人的自觉努力,因此即使在高级分子群中也有许多人守不住‘道’的基本防线。”余英时所指的“道”与本文所说的“儒家理念”是相同的。
③参见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南宋徐天麟对东汉选举的评价是:“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以后世之所不能及。”
④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范晔对当时的羌族问题有一段评论:“(东汉官军为了讨伐羌)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可见,羌族问题可谓是危害颇深。
⑤参见丁春文《秦汉自然灾害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黄留珠指导,2001:37-39.据丁春文统计,秦汉时期总共爆发各类灾害618次,东汉有392次。东汉前期灾害较少,中期自和帝起,灾害频繁,至献帝止共发生312起。显然,秦汉时期的灾害主要集中爆发期便是东汉中后期,因此,可以说灾害对东汉中后期的乡里社会秩序混乱有一定的影响。
⑥关于东汉豪族的大土地经营,可以参看五井直弘的《漢代の豪族社会と国家》中的绪论《豪族社会の発展》,東京,《名著刊行会》,2001年。
[2][日]宇都宫清吉.刘秀与南阳[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3上古秦汉.北京:中华书局,1993:618-636.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5.
[4]李昉.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02.
[5]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1.
[8]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92.
[9][日]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G]//岩波講座世界歴史4.東京:岩波書店,1970:217-255.
[10][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72.
[11]劳.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7.
[12]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G]//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1232.
[13]赵翼.廿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67.
[14]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G]//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26-27.
[15][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M].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
[1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8.
[17][日]上田早苗.貴族的官制の成立[G]//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神奈川県:東海大学出版会,1970:104.
[1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2.
[19][日]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论.[G]//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79.
①学术界在使用“豪族”一词时,由于界定标准的不一致,因此对豪族的定义亦大相径庭。国内最早提出“豪族”一词的是学者杨联陞。中国学者较为强调阶级性质,因而多从经济与阶级关系入手;日本学者则多从社会结构与家庭形态出发定义豪族。笔者认为,豪族,首先是一个“族”的概念。他是由“直系的家庭推及九族﹑同宗﹑宗族。”(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75-7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豪族如果仅以血缘为其范围,在人数及财富上都有很大的限制。豪族在扩张其社会影响力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实应予重视,其一是婚姻,其二是部曲﹑奴婢。”(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76页)因而,东汉时期的豪族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与联姻的手段获得势力和社会地位;他们拥有规模庞大、依附性强的宗族﹑宾客﹑部曲﹑门生故吏。总而言之,豪族是一个复合型的势力。
①第一次:宦官集团镇压士人朱穆,此事在太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联合起来,到皇宫门口请愿。数千太学生的一致行动,使得桓帝不得不改变对朱穆的处置,将其释放。(具体参见范晔《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第1470—1471页)第二次:皇甫规拒绝了中常侍的索贿,因此被陷害入狱。太学生张凤等联络士大夫“诸公”三百余人至皇宫门前请愿,使皇甫规得以释放。(具体参见范晔《后汉书》卷四三《皇甫规传》,第2135页)许倬云认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第40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东汉皇权渐渐感到来自党人的威胁。
②详见曾维华、王煜焜《略论东汉末地方割据形成的原因》载于《中古社会文明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③详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另外可见《内腾湖南全集.卷十》,東京(日本),筑摩書房,1969。
①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川胜认为,“贵族制社会是在汉帝国的统一瓦解之后出现的一种体制,它产生于分裂与战乱不断的六朝时期,此后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川勝義雄的日文原版《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日本),岩波書店,1982年出版。本文采用的皆为译文本。
②日本学者福井重雅认为,西汉中期以后的选举制度是运用了上古的封建原理。中央的三公与地方的长官有权任用大夫与士,被视同为封建诸侯。因而,他们与属下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参见福井重雅《漢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研究》第391-412页,日本东京創文社1988年版。
③参见东晋次:《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82-583.东晋次将豪族按为官登记的高低假设分为两种类型: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前者拥有为数众多的修习儒学的儒生(士大夫),又继续不断地产生出员数非寡的中央官僚和地方州郡吏;后者虽也拥有士大夫,但为官范围大致限于县级单位。同时可以参看東晋次《後漢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版。
④参见李昉:《太平御览》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99.苏林《广旧传》曰:“仇香,字季(和)[智]。为书生,性谦恭勤恪,威严矜庄,貌不为昼夜易容,言不为喜怒变声。虽同侪群居,必正色后言,终身无泄狎之交,以是见惮。学通三经,然无知名之援、乡里之举。年四十,召为县主簿。”此处的“知名之援”与正文内的意义相同,指的是没有经济实力与家族背景作为其后盾。
①可参看宇都宫清吉《門閥ないし豪族体制の成立》,《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第19-22页,東京(日本)創文社1977年版。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東京(日本)研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②参见杨联陞.东汉的豪族[J]//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4期:1043.杨联陞提出:“外戚宦官的性质,是‘富而甚无知’;其他士大夫,则是‘不甚富而有知’。……士大夫常以‘清’自许。我们可以称不甚富而有知‘者’(即保守派)为‘清流’,而称‘甚富而无知’者(即激进派)为‘浊流’。”该文最近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所出《东汉的豪族》一书,为杨的著作集。(《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①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许倬云认为,具有儒家理念的官僚与皇权是有冲突的,“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动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
②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增渊龙夫认为:“乡邑秩序由豪族来维持。”但是,川胜并不认同增渊的看法。
③参见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川胜认为,东汉时期的豪族是一个矛盾体,“具有乡邑秩序的破坏者与维持者这种互相矛盾的性质”。
①参见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川胜认为蔡邕是一个典型的“自我矛盾”豪族。而且,由于儒学在东汉时期渗透到了豪族阶层之中,因此豪族具有的领主化倾向与对其进行抑制的教养—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并不限于蔡氏。
②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余芙时认为:“中国的‘道’缺乏有形的约束力,一切都要靠个人的自觉努力,因此即使在高级分子群中也有许多人守不住‘道’的基本防线。”余英时所指的“道”与本文所说的“儒家理念”是相同的。
③参见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南宋徐天麟对东汉选举的评价是:“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以后世之所不能及。”
④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范晔对当时的羌族问题有一段评论:“(东汉官军为了讨伐羌)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可见,羌族问题可谓是危害颇深。
⑤参见丁春文《秦汉自然灾害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黄留珠指导,2001:37-39.据丁春文统计,秦汉时期总共爆发各类灾害618次,东汉有392次。东汉前期灾害较少,中期自和帝起,灾害频繁,至献帝止共发生312起。显然,秦汉时期的灾害主要集中爆发期便是东汉中后期,因此,可以说灾害对东汉中后期的乡里社会秩序混乱有一定的影响。
⑥关于东汉豪族的大土地经营,可以参看五井直弘的《漢代の豪族社会と国家》中的绪论《豪族社会の発展》,東京,《名著刊行会》,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