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出土半月形多孔铜钺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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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北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半月形多孔铜钺可分为甲乙两类。其中甲类钺大概出现于殷墟文化二三期,具有西方文化因素;乙类钺可能是殷墟时期东方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黑豆嘴类型在两类铜钺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铜钺多系传世品,研究时应注意真伪问题;卡约文化是商周时期青海地区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根据铜钺发展的某些规律推断,目前有关该文化的分期断代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Semicircular bronze perforated battle-axe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at have been excavated in northwest China fall into two types.Type A possibly appeared in the PhasesⅡandⅢof the Yinxu Culture and show western characteristics.Battle-axes of Type B may have been the result of the mixing of various eastern cultures during the Yinxu period.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types,the Heidouzui typ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In addition,as most of these objects we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their authenticity is crucial for researchers.The Kayue Culture was an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 the Qinghai region during the Shang to Zhou period,the preriodization of which is yet to be discussed by drawing on the evolution of these bronze battle-axes.
Semicircular bronze perforated battle-axe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at have been excavated in northwest China fall into two types.Type A possibly appeared in the PhasesⅡandⅢof the Yinxu Culture and show western characteristics.Battle-axes of Type B may have been the result of the mixing of various eastern cultures during the Yinxu period.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types,the Heidouzui typ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In addition,as most of these objects we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their authenticity is crucial for researchers.The Kayue Culture was an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 the Qinghai region during the Shang to Zhou period,the preriodization of which is yet to be discussed by drawing on the evolution of these bronze battle-axes.
引文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74、75页,图六五,1。
[2]李学勤:《“片云戚”的故事》,《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6-143页。
[3]本文在谈到晚商时期分期和年代时,依从《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殷墟文化一—四期的提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4页)。这样,上述四期分别对应朱凤瀚先生殷墟青铜器的二期Ⅰ段、Ⅱ段,三期Ⅰ段、Ⅱ段(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
[4][55]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664、665页。
[5[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94、第562-566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8][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版七五,2-5,图版六七,4-7。
[9]郜向平:《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10]徐锡台:《岐山贺家村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2][13]转引自井中伟《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图一四五,2。
[14]许永杰:《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图五。
[15]a.同[1 4],第166-203页;b.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 327页。
[17]陈苇:《甘青地区与西南山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及互动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8]杨绍舜:《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19]韩金秋:《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3-107页。本文引用的与长体刀有关的论述,均出自该文,不再另注。
[20]蒋刚:《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与组合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8-84页。
[21]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
[22]张文立:《青海地区青铜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23]日本学者三宅俊彦将卡约文化青铜器分为六期,其中一、二期年代约在公元前1600-前1 300年,潘家梁M11 7铜钺在第一期,年代甚早。分析该文,实际上其铜器分期不过是对已有陶器分期并不成功的比附(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第5期)。此外,乌思岳斯图先生认为潘家梁M11 7铜钺年代为商前期,但证据不足(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7、48页)。
[24]a.朱永刚:《中国北方的管銎斧》,《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b.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4-236页;c.武大鹏:《洛雷斯坦暨西亚管銎斧的研究与比较》,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5][56]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第234-236页;图八根据该文图一六绘制。
[26][33]武大鹏:《洛雷斯坦暨西亚管銎斧的研究与比较》,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27]郑振香:《商文化与北方地区古文化的关系》,《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年,第356-360页。
[2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29]沈融:《一组外流中国青铜器概述》,《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30]罗西章、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
[31]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2003年。
[32]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第44页。
[34]吕恩国、常喜思、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0-184页。
[35]材料引自a.武大鹏:《洛雷斯坦暨西亚管銎斧的研究与比较》;b.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c.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6]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37]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
[38]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局编,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64-266页。另外从西宁鲍家寨铜鬲(赵生琛:《青海西宁发现卡约文化铜鬲》,《考古》1985年第7期)等来看,说明中原铜器与青海地区的联系久已有之,李学勤先生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李先生并且通过诺木洪出土、潘家梁出土、传出榆林的3件铜钺的相似指出晋陕区域的青铜器与西北地区有某种关联,以及与商周文化有关(李学勤:《商青铜器对西土的影响》,《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
[39]a.罗二虎:《中国古代系绳石刀研究》,《考古学集刊(14)》,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1-391页;b.韩金秋:《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第93-107页。
[40]李学勤:《“片云戚”的故事》,《比较考??古学随笔》;图十二:1、2选自《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于省吾著作集——双剑誃殷契骈枝一编、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中华书局, 2009年,第1 35、136页);图十二:3选自《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李学勤、艾兰编著,文物出版社,1995年,图66)。
[41][42]苏芳淑:《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晚商青铜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75-379页,图一,1。
[44]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图一五九,5。
[45]郭勇:《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
[46]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裕、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47]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48][50]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6-67页。
[49]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51]樊俊成:《延川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
[52]a.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b.蒋刚:《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与组合研究》。
[5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 196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1年,第291页,图二一四,12。
[54]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189页。
[57]张文立、林沄:《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2004年第5期。
[58]张文立:《卡约文化青铜器分期与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提要集》,中国考古学会秘书处编,2009年。
[2]李学勤:《“片云戚”的故事》,《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6-143页。
[3]本文在谈到晚商时期分期和年代时,依从《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殷墟文化一—四期的提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4页)。这样,上述四期分别对应朱凤瀚先生殷墟青铜器的二期Ⅰ段、Ⅱ段,三期Ⅰ段、Ⅱ段(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
[4][55]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664、665页。
[5[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94、第562-566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8][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版七五,2-5,图版六七,4-7。
[9]郜向平:《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10]徐锡台:《岐山贺家村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2][13]转引自井中伟《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图一四五,2。
[14]许永杰:《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图五。
[15]a.同[1 4],第166-203页;b.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 327页。
[17]陈苇:《甘青地区与西南山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及互动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8]杨绍舜:《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19]韩金秋:《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3-107页。本文引用的与长体刀有关的论述,均出自该文,不再另注。
[20]蒋刚:《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与组合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8-84页。
[21]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
[22]张文立:《青海地区青铜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23]日本学者三宅俊彦将卡约文化青铜器分为六期,其中一、二期年代约在公元前1600-前1 300年,潘家梁M11 7铜钺在第一期,年代甚早。分析该文,实际上其铜器分期不过是对已有陶器分期并不成功的比附(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第5期)。此外,乌思岳斯图先生认为潘家梁M11 7铜钺年代为商前期,但证据不足(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7、48页)。
[24]a.朱永刚:《中国北方的管銎斧》,《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b.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4-236页;c.武大鹏:《洛雷斯坦暨西亚管銎斧的研究与比较》,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5][56]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第234-236页;图八根据该文图一六绘制。
[26][33]武大鹏:《洛雷斯坦暨西亚管銎斧的研究与比较》,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27]郑振香:《商文化与北方地区古文化的关系》,《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年,第356-360页。
[2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29]沈融:《一组外流中国青铜器概述》,《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30]罗西章、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
[31]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2003年。
[32]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第44页。
[34]吕恩国、常喜思、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0-184页。
[35]材料引自a.武大鹏:《洛雷斯坦暨西亚管銎斧的研究与比较》;b.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c.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6]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37]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
[38]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局编,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64-266页。另外从西宁鲍家寨铜鬲(赵生琛:《青海西宁发现卡约文化铜鬲》,《考古》1985年第7期)等来看,说明中原铜器与青海地区的联系久已有之,李学勤先生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李先生并且通过诺木洪出土、潘家梁出土、传出榆林的3件铜钺的相似指出晋陕区域的青铜器与西北地区有某种关联,以及与商周文化有关(李学勤:《商青铜器对西土的影响》,《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
[39]a.罗二虎:《中国古代系绳石刀研究》,《考古学集刊(14)》,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1-391页;b.韩金秋:《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第93-107页。
[40]李学勤:《“片云戚”的故事》,《比较考??古学随笔》;图十二:1、2选自《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于省吾著作集——双剑誃殷契骈枝一编、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中华书局, 2009年,第1 35、136页);图十二:3选自《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李学勤、艾兰编著,文物出版社,1995年,图66)。
[41][42]苏芳淑:《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晚商青铜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75-379页,图一,1。
[44]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图一五九,5。
[45]郭勇:《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
[46]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裕、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47]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48][50]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6-67页。
[49]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51]樊俊成:《延川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
[52]a.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b.蒋刚:《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与组合研究》。
[5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 196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1年,第291页,图二一四,12。
[54]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189页。
[57]张文立、林沄:《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2004年第5期。
[58]张文立:《卡约文化青铜器分期与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提要集》,中国考古学会秘书处编,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