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背后的整体性思维:清代慈善事业史研究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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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慈善事业史研究的繁荣与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社会史的勃兴、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其研究涵盖慈善行为、慈善组织、慈善人物等丰富的内容。作具体研究时,主要是利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区域史等研究路径,但这些研究方法与路径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倘若能深入挖掘史料,努力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相结合,则会有助于研究视野从慈善之内扩展到慈善之外,进而从慈善事业史的角度全面加深对清代社会的认识与理解。
The Charity History studies in Qing Dynasty,covered rich contents,such as charitable behavior,organizations,and philanthropists,and so on,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research,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and the Chinese current problem. Among numerous papers and books,researchers mainly use the theory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State and Society,Regional History,which is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the research.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For example,it hasn't formed its own discourse analysis between Microcosmic descriptions and Macroscopic theories. If we could strive to combine the models of bottom-up with top-down,which will be conducive to carrying out question-centered research.
The Charity History studies in Qing Dynasty,covered rich contents,such as charitable behavior,organizations,and philanthropists,and so on,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research,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and the Chinese current problem. Among numerous papers and books,researchers mainly use the theory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State and Society,Regional History,which is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the research.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For example,it hasn't formed its own discourse analysis between Microcosmic descriptions and Macroscopic theories. If we could strive to combine the models of bottom-up with top-down,which will be conducive to carrying out question-centered research.
引文
[1]Yu-yue Tsu,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A Study in Mutual Aid,New York,Ams Press,1912.
[2]Rankin,Mary Backus.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J].社会学研究,2007(4).
[7]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J].浙江社会科学,2004(5).
[9]Li,Yannan,“Red Cross Society in Imperial China,1904-1912:A Historic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Nonprofit Organizations,Vol.27,(Oct2016).
[10]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高桥孝助.近代初期の上海における善堂——その「都市」的状況への対応の側面について——[J].宮城教育大学纪要,1983.
[12]帆刈浩之.近代上海における遺体処理問題と四明公所——同郷ギルドと中国の都市化——[J].史学杂志,1994(2).
[13]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
[1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5]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J].清史研究,1993(3).
[16]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7]虞和平.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
[18]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19]王子今,等.中国社会福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0]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1]夏明方.从历史的眼光看待慈善[N].中华读书报,2016-11-30.
[22]朱英.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23]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的基本特征[N].光明日报,2004-12-14.
[24]周秋光.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25]周秋光,徐美辉.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5).
[26]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7]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8]王卫平.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J].史学月刊,2013(3).
[29]曾桂林.从“慈善”到“公益”:近代中国公益观念的变迁[J].文化纵横,2018(1).
[30]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J].史学月刊,2002(11).
[31]王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J].史学月刊,2006(2).
[32]李喜霞.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3]小西映子.清末における善堂——1870至80年代江蘇省松江府を中心に——[J].中国近代史研究会通信,1978(10).
[34]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通史研究:价值、现状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4).
[35]郝红暖.历史慈善地理研究刍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36]彭雪梅.清代湖南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意义[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5.
[37]王大学.清代安徽慈善组织时空特征初探[J].社会科学,2017(12).
[38]王林.论中国近代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及其演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
[39]何孝荣,肖奔.清代渡运管理模式的转向:从“假手于役”到“假手于民”——以湖南益阳碧津渡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8(10).
[40]山本进.清代後期江浙の財政改革と善堂[J].史学杂志,1995(12).
[41]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2]陈桦.清代财政与贫困救助[J].史学月刊,2010(6);梁仁志.商业与公益之间:清代民间公项经费存典生息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2).
[43]毛晓阳.清代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管理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4]黄鸿山.近代江南社会保障机构的经费收支与运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5]蓝勇.难言之隐——清代内河救生慈善组织内部服务有偿化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8(6).
[46]龙登高,等.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8(10).
(1)参见曾桂林《20世纪国内外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2000年以来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郭常英、岳鹏星《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等等。
(2)参见龚山友《古代农村救济制度考》(《大道半月刊》1934年第6期)、梁云谷《中国救济事业之史的探讨》(《仁爱月刊》1936年第12期)。
(3)参见张秀蓉《清代慈善事业之意理研究》(《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26集,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1980年编印)。
(1)近年对新式慈善组织的研究产生不少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红十字会为例进行评述。
(2)参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如池子华《略论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篠崎守利《孫文とRed Cross——「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訳出と再版の意味するもの——(上、下)》(《中国研究月报》2010年第7、8期),池子华、崔龙健《“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15第4期),邹振环《孙中山唯一的一部译作:〈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初版与再版》(《中国出版史研究》2015年第1期),邹振环《近代中欧日交流视野下的“红十字”和“赤十字”》(《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4)这方面,仅有黄鸿山等人表现出了凸显历时性的意识。参见黄鸿山、王卫平《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
(5)参见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济活动(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参见朱浒《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5年)、《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Rankin,Mary Backus.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J].社会学研究,2007(4).
[7]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J].浙江社会科学,2004(5).
[9]Li,Yannan,“Red Cross Society in Imperial China,1904-1912:A Historic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Nonprofit Organizations,Vol.27,(Oct2016).
[10]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高桥孝助.近代初期の上海における善堂——その「都市」的状況への対応の側面について——[J].宮城教育大学纪要,1983.
[12]帆刈浩之.近代上海における遺体処理問題と四明公所——同郷ギルドと中国の都市化——[J].史学杂志,1994(2).
[13]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
[1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5]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J].清史研究,1993(3).
[16]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7]虞和平.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
[18]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19]王子今,等.中国社会福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0]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1]夏明方.从历史的眼光看待慈善[N].中华读书报,2016-11-30.
[22]朱英.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23]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的基本特征[N].光明日报,2004-12-14.
[24]周秋光.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25]周秋光,徐美辉.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5).
[26]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7]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8]王卫平.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J].史学月刊,2013(3).
[29]曾桂林.从“慈善”到“公益”:近代中国公益观念的变迁[J].文化纵横,2018(1).
[30]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J].史学月刊,2002(11).
[31]王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J].史学月刊,2006(2).
[32]李喜霞.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3]小西映子.清末における善堂——1870至80年代江蘇省松江府を中心に——[J].中国近代史研究会通信,1978(10).
[34]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通史研究:价值、现状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4).
[35]郝红暖.历史慈善地理研究刍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36]彭雪梅.清代湖南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意义[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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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王林.论中国近代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及其演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
[39]何孝荣,肖奔.清代渡运管理模式的转向:从“假手于役”到“假手于民”——以湖南益阳碧津渡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8(10).
[40]山本进.清代後期江浙の財政改革と善堂[J].史学杂志,1995(12).
[41]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2]陈桦.清代财政与贫困救助[J].史学月刊,2010(6);梁仁志.商业与公益之间:清代民间公项经费存典生息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2).
[43]毛晓阳.清代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管理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4]黄鸿山.近代江南社会保障机构的经费收支与运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5]蓝勇.难言之隐——清代内河救生慈善组织内部服务有偿化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8(6).
[46]龙登高,等.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8(10).
(1)参见曾桂林《20世纪国内外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2000年以来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郭常英、岳鹏星《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等等。
(2)参见龚山友《古代农村救济制度考》(《大道半月刊》1934年第6期)、梁云谷《中国救济事业之史的探讨》(《仁爱月刊》1936年第12期)。
(3)参见张秀蓉《清代慈善事业之意理研究》(《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26集,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1980年编印)。
(1)近年对新式慈善组织的研究产生不少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红十字会为例进行评述。
(2)参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如池子华《略论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篠崎守利《孫文とRed Cross——「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訳出と再版の意味するもの——(上、下)》(《中国研究月报》2010年第7、8期),池子华、崔龙健《“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15第4期),邹振环《孙中山唯一的一部译作:〈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初版与再版》(《中国出版史研究》2015年第1期),邹振环《近代中欧日交流视野下的“红十字”和“赤十字”》(《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4)这方面,仅有黄鸿山等人表现出了凸显历时性的意识。参见黄鸿山、王卫平《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
(5)参见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济活动(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参见朱浒《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5年)、《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