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视阈下的敦煌文学生产与传播——以佛教歌辞《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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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佛教歌辞《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在敦煌歌辞中篇幅最大,表现净土思想,是一颂佛劝信的典型佛教文学作品。运用"写本细读"方法全方位考察这组歌辞的6件写本,可知它们均抄于924至979年间,体现了多元化的文学"再生产"格局。该组歌辞由僧智严于924年自鄜州传入敦煌,在共同文化心理的作用下,遵循敦煌文学生产、传播同时进行、循环往复的一般规律,不断深入人心。根据晚近"数序民歌"遗存的地域分布和《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原生地区的关系,可知历史上"十二时类"民歌以关陇为中心,广泛传唱于川北、河西等地,由此不难看出敦煌文学作为唐五代中国文学片段和缩影的本质。
As the longest one in Dunhuang Ballads,the Buddhist ballad Twelve Double Hours:Following Buddhist Instructions is a literary work which preaches the belief of Pure Land Buddhism.The comprehensive and close reading of the six surviving manuscripts reveals that they were written between AD 924 and AD 979,and has the literary feature of pluralism in its reproduction.In AD 924,Zhiyan,a monk from Fuzhou,brought this ballad to Dunhuang first.Because of the share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in that place,it followed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rule of Dunhuang literature,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process of its repetition and reprodu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iving folk songs in a number sequence and the provenance of Twelve Double Hours:Following Buddhist Instructions reveals that it was popular mainly in the Guanlong area as well as in north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Hexi Corridor,which reveals that Dunhuang literature was a part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s the longest one in Dunhuang Ballads,the Buddhist ballad Twelve Double Hours:Following Buddhist Instructions is a literary work which preaches the belief of Pure Land Buddhism.The comprehensive and close reading of the six surviving manuscripts reveals that they were written between AD 924 and AD 979,and has the literary feature of pluralism in its reproduction.In AD 924,Zhiyan,a monk from Fuzhou,brought this ballad to Dunhuang first.Because of the share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in that place,it followed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rule of Dunhuang literature,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process of its repetition and reprodu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iving folk songs in a number sequence and the provenance of Twelve Double Hours:Following Buddhist Instructions reveals that it was popular mainly in the Guanlong area as well as in north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Hexi Corridor,which reveals that Dunhuang literature was a part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引文
(1)早在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就已指出敦煌文献具有“标本”和“真相”的作用(参见蔡氏为刘复《敦煌掇琐》所作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5年)。此后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首先从书籍史(书志学)角度研究敦煌写本(参见藤枝氏著,徐庆全、李树清译《敦煌写本概述》,《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等);法国学者戴仁(《中国写本时代的藏书》,《法国远东学院丛刊》第161种,1991年)和中国台湾学者林聪明(《敦煌文书学》,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诂指例》,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先后从装潢形制、用纸、文字、抄写符号、文书割裂等角度讨论了中古写本尤其是敦煌写本的外部特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十七讲《敦煌写本学》专题介绍了敦煌写本的“纸张和形制”“字体和年代”以及“写本正背面的关系”。
(1)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从书册制度角度提出晋唐时期是以纸张卷轴为主的“写本时期”,认为传统的版本学知识已不能适用于写本研究,有必要另行构建新的“写本学”;余欣则主要由写本本身出发,作中古写本与古代知识社会、学术文化史的综合研究,还从学术史角度探究写本研究和现代学术思想进路的内在关系(《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是其三十余年敦煌文献研究心得与成果的汇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初步构建了手写纸本文献校理研究的理论体系;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则是最新一篇从敦煌写本学的概念、内容出发,谈及整个中国古代写本学内涵、研究对象以及分期的提纲挈领式的论文,等等;饶宗颐《敦煌曲》(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1971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二书是以写本为单位整理敦煌歌辞和诗的敦煌文学校理研究佳作,尤其是后者的长达两万余字的前言,不仅详细讨论了敦煌诗歌写本区别于刻本的文献性质特征,还重点说明了敦煌诗歌以写本为单位、重视原卷完整性的整理方式及其价值,对敦煌文学写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此后,荒见泰史(《敦煌变文写本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吴真(《敦煌孟姜女曲子的写本情境》,《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王小盾等(《〈云谣集〉写本斯1441、伯2838新议》,《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3期)、田卫卫(《〈秦妇吟〉敦煌写本新探——文本概观与分析》,《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等论著均以写本为中心,从同抄文献、抄写情境等角度探究敦煌文学,多有新见。
(2)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M].台北:佛光山文化基金会,2001:421、437.
(1)任二北.敦煌曲初探[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63、375;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218;郑阿财.唐代佛教文学与俗曲——以敦煌写本《五更转》、《十二时》为中心[J].普门学报,2004,(20).
(2)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82~1583.
(3)任氏认为:“敦煌曲五百余首内,宣扬佛教者占大半。盖终唐之世,虽曰三教抗衡,儒究非教也,要以佛教之渗透民间,最深且广。”(《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53页)因任氏认定佛教教义唯有毒害唐民之作用,故其渗透民间越深越广,罪恶自然越重。这一认识在多年后出版的《敦煌歌辞总编》中愈益加深,《总编》全将佛教视作迷信,几乎一概否定了佛教歌辞在唐五代敦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尤在卷六《杂曲 长篇定格联章》开头,专拟《对宗教歌辞总批判》一文,将《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对金银珠宝、汤乐、香花、田宅、园林、歌舞、乐伎等布施供养名物的演绎描写视作佛教奢靡的罪证而痛加批判。
(4)本文P.2054、P.2714a、P.3087v、P.3286四件写本的图版,主要依据“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站提供的彩色照片。
(5)郑阿财.敦煌写卷定格联章《十二时》研究.敦煌文献与文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116、120、123、125;郑阿财.唐代佛教文学与俗曲——以敦煌写本《五更转》、《十二时》为中心[J].普门学报,2004,(20).
(6)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60~167.
(1)上海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51.
(2)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469~470.
(3)上海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3~40.
(4)郑阿财.唐代佛教文学与俗曲——以敦煌写本《五更转》、《十二时》为中心[J].普门学报,2004,(20).
(5)郝春文.《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读后[J].敦煌学辑刊,1994,(2).
(6)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3,(1).
(7)李小荣.敦煌佛教劝化音乐文学略说[J].东方丛刊,2006,(3).
(8)王重民.说《十二时》[N].申报·文史(上海),1948,(22).转引郑阿财等.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一)[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479~481.
(1)本篇作品为敦煌文献中除《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外,目前唯一确知属10世纪初僧智严所撰作品。
(2)饶宗颐.敦煌曲[A].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74~475.
(3)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J].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3).
(4)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83~1586.
(5)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J].文博,1987,(3);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6)此本题记披露不久,荣新江便在《〈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一文中迅速补正了前论,文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73~374.
(7)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J].敦煌学辑刊,1987,(1).
(8)高启安.唐宋时期敦煌人名探析[J].敦煌研究,1997,(4).
(1)马德.敦煌册子本《坛经》之性质及抄写年代试探[A].季羡林,饶宗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C].北京:中华书局,2006:59~61.
(2)上海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
(3)买小英.俄藏本《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校勘和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4)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31~132.
(5)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8~89;李军.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J].敦煌学辑刊,2009,(2).
(6)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7.
(7)买小英.俄藏本《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校勘和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8)按买文所据为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31~132页表格,但此表尚未全面反映荣氏全书研究成果。事实上,曹氏时期作为继任者的曹元德、曹延恭、曹延禄等在父兄在日就先后加有司空、司徒等检校官衔,甚至像被杀身亡、从未就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延瑞,也曾在延禄在位时加官司徒。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六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55.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5.
(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325.
(4)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3~124.
(5)吉迦夜,昙曜.付法藏因缘传卷六[A].大藏经刊行会.大正藏(第55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20~320.
(6)王书庆,杨富学.也谈敦煌文献中的《付法藏因缘传》[J].敦煌学辑刊,2008,(3).
(7)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M].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392.
(1)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2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3~25.
(2)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J].西藏研究,1990,(2).
(3)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Translate from the French by Geoffrey Wall,Routledge and Kegan Paul,London,1966,pp.66~68.
(4)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73.
(5)任二北.敦煌曲初探[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53.
(1)郑骥,伏俊琏.早期敦煌佛教歌辞研究史[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2)饶宗颐.敦煌曲[A].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87~596.
(3)郑阿财.敦煌写卷定格联章《十二时》研究[A].敦煌文献与文学[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131~134.
(4)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4~46.
(5)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69~70.
(6)穆彰阿等.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M].上海:上海书店,1984:卷249“鄜州”.
(7)李皓宇,刘均平.关中民歌述略[A].《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委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Z].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628.
(1)龙晦.敦煌与五代两蜀文化[J].敦煌研究,1990,(2);伏俊琏.敦煌学与巴蜀[N].光明日报,2016-8-1(16)。
(2)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4.
(3)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35.
(4)如维摩信仰在敦煌的流行表现为诸多《维摩诘经》写本、“十二时”类歌辞写本、讲经文写本,以及石窟壁画中的大量维摩诘经变,等等;又,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S.2464《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中保存的玄奘取经情节,大概是现存最早的西游故事叙事文学文本,它反映了早期西游故事在河西地区的传播,而这一史实很可能影响了后来在瓜州、肃州等地石窟出现的著名的“玄奘取经图像”。
(1)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从书册制度角度提出晋唐时期是以纸张卷轴为主的“写本时期”,认为传统的版本学知识已不能适用于写本研究,有必要另行构建新的“写本学”;余欣则主要由写本本身出发,作中古写本与古代知识社会、学术文化史的综合研究,还从学术史角度探究写本研究和现代学术思想进路的内在关系(《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是其三十余年敦煌文献研究心得与成果的汇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初步构建了手写纸本文献校理研究的理论体系;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则是最新一篇从敦煌写本学的概念、内容出发,谈及整个中国古代写本学内涵、研究对象以及分期的提纲挈领式的论文,等等;饶宗颐《敦煌曲》(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1971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二书是以写本为单位整理敦煌歌辞和诗的敦煌文学校理研究佳作,尤其是后者的长达两万余字的前言,不仅详细讨论了敦煌诗歌写本区别于刻本的文献性质特征,还重点说明了敦煌诗歌以写本为单位、重视原卷完整性的整理方式及其价值,对敦煌文学写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此后,荒见泰史(《敦煌变文写本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吴真(《敦煌孟姜女曲子的写本情境》,《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王小盾等(《〈云谣集〉写本斯1441、伯2838新议》,《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3期)、田卫卫(《〈秦妇吟〉敦煌写本新探——文本概观与分析》,《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等论著均以写本为中心,从同抄文献、抄写情境等角度探究敦煌文学,多有新见。
(2)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M].台北:佛光山文化基金会,2001:421、437.
(1)任二北.敦煌曲初探[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63、375;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218;郑阿财.唐代佛教文学与俗曲——以敦煌写本《五更转》、《十二时》为中心[J].普门学报,2004,(20).
(2)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82~1583.
(3)任氏认为:“敦煌曲五百余首内,宣扬佛教者占大半。盖终唐之世,虽曰三教抗衡,儒究非教也,要以佛教之渗透民间,最深且广。”(《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53页)因任氏认定佛教教义唯有毒害唐民之作用,故其渗透民间越深越广,罪恶自然越重。这一认识在多年后出版的《敦煌歌辞总编》中愈益加深,《总编》全将佛教视作迷信,几乎一概否定了佛教歌辞在唐五代敦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尤在卷六《杂曲 长篇定格联章》开头,专拟《对宗教歌辞总批判》一文,将《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对金银珠宝、汤乐、香花、田宅、园林、歌舞、乐伎等布施供养名物的演绎描写视作佛教奢靡的罪证而痛加批判。
(4)本文P.2054、P.2714a、P.3087v、P.3286四件写本的图版,主要依据“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站提供的彩色照片。
(5)郑阿财.敦煌写卷定格联章《十二时》研究.敦煌文献与文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116、120、123、125;郑阿财.唐代佛教文学与俗曲——以敦煌写本《五更转》、《十二时》为中心[J].普门学报,2004,(20).
(6)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60~167.
(1)上海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51.
(2)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469~470.
(3)上海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3~40.
(4)郑阿财.唐代佛教文学与俗曲——以敦煌写本《五更转》、《十二时》为中心[J].普门学报,2004,(20).
(5)郝春文.《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读后[J].敦煌学辑刊,1994,(2).
(6)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3,(1).
(7)李小荣.敦煌佛教劝化音乐文学略说[J].东方丛刊,2006,(3).
(8)王重民.说《十二时》[N].申报·文史(上海),1948,(22).转引郑阿财等.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一)[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479~481.
(1)本篇作品为敦煌文献中除《十二时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外,目前唯一确知属10世纪初僧智严所撰作品。
(2)饶宗颐.敦煌曲[A].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74~475.
(3)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J].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3).
(4)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83~1586.
(5)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J].文博,1987,(3);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6)此本题记披露不久,荣新江便在《〈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一文中迅速补正了前论,文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73~374.
(7)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J].敦煌学辑刊,1987,(1).
(8)高启安.唐宋时期敦煌人名探析[J].敦煌研究,1997,(4).
(1)马德.敦煌册子本《坛经》之性质及抄写年代试探[A].季羡林,饶宗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C].北京:中华书局,2006:59~61.
(2)上海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
(3)买小英.俄藏本《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校勘和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4)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31~132.
(5)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8~89;李军.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J].敦煌学辑刊,2009,(2).
(6)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7.
(7)买小英.俄藏本《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校勘和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8)按买文所据为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31~132页表格,但此表尚未全面反映荣氏全书研究成果。事实上,曹氏时期作为继任者的曹元德、曹延恭、曹延禄等在父兄在日就先后加有司空、司徒等检校官衔,甚至像被杀身亡、从未就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延瑞,也曾在延禄在位时加官司徒。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六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55.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5.
(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325.
(4)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3~124.
(5)吉迦夜,昙曜.付法藏因缘传卷六[A].大藏经刊行会.大正藏(第55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20~320.
(6)王书庆,杨富学.也谈敦煌文献中的《付法藏因缘传》[J].敦煌学辑刊,2008,(3).
(7)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M].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392.
(1)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2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3~25.
(2)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J].西藏研究,1990,(2).
(3)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Translate from the French by Geoffrey Wall,Routledge and Kegan Paul,London,1966,pp.66~68.
(4)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73.
(5)任二北.敦煌曲初探[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53.
(1)郑骥,伏俊琏.早期敦煌佛教歌辞研究史[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2)饶宗颐.敦煌曲[A].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87~596.
(3)郑阿财.敦煌写卷定格联章《十二时》研究[A].敦煌文献与文学[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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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69~70.
(6)穆彰阿等.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M].上海:上海书店,1984:卷249“鄜州”.
(7)李皓宇,刘均平.关中民歌述略[A].《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委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Z].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628.
(1)龙晦.敦煌与五代两蜀文化[J].敦煌研究,1990,(2);伏俊琏.敦煌学与巴蜀[N].光明日报,2016-8-1(16)。
(2)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4.
(3)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35.
(4)如维摩信仰在敦煌的流行表现为诸多《维摩诘经》写本、“十二时”类歌辞写本、讲经文写本,以及石窟壁画中的大量维摩诘经变,等等;又,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S.2464《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中保存的玄奘取经情节,大概是现存最早的西游故事叙事文学文本,它反映了早期西游故事在河西地区的传播,而这一史实很可能影响了后来在瓜州、肃州等地石窟出现的著名的“玄奘取经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