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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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Based o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Govermment,Japanese scholar Ichimura Sanjiro in 1930 s pointed out that the edict of Luntai( 轮台) issued in the late year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汉武帝) reflected a change in policy.Due to the policy shift,the turbulent former Han Dynasty could last longer.Chinese scholar Tang Zhangru( 唐长孺) held a similar view.In the middle of 1980 s,Tian Yuqing( 田余庆) wrote an article called On the Edict of Luntai,analyzing that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刘彻) in his late years changed from a war maniac to a peace lover.His article made an influential impact in the academic world.The edict of Luntai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Han,is in fact a strategy to defend the Xiongnu,instead of changing of policy.The main material they used to infer the policy shift was kept i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Govermment,which was not in standard history,such as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e Record of Han.The material i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Govermment was from a fictional story written by Wang Jian( 王俭)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Sima Guang( 司马光) adopted the material with the intention of molding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into his ideal image.When Wang Jian wrote the story,he also inclined to construct his imag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after a series of brutal political persecutions.Last but not the least,the imag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in Wang Jians story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a prototype in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ased o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Govermment,Japanese scholar Ichimura Sanjiro in 1930 s pointed out that the edict of Luntai( 轮台) issued in the late year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汉武帝) reflected a change in policy.Due to the policy shift,the turbulent former Han Dynasty could last longer.Chinese scholar Tang Zhangru( 唐长孺) held a similar view.In the middle of 1980 s,Tian Yuqing( 田余庆) wrote an article called On the Edict of Luntai,analyzing that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刘彻) in his late years changed from a war maniac to a peace lover.His article made an influential impact in the academic world.The edict of Luntai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Han,is in fact a strategy to defend the Xiongnu,instead of changing of policy.The main material they used to infer the policy shift was kept i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Govermment,which was not in standard history,such as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e Record of Han.The material i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Govermment was from a fictional story written by Wang Jian( 王俭)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Sima Guang( 司马光) adopted the material with the intention of molding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into his ideal image.When Wang Jian wrote the story,he also inclined to construct his imag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after a series of brutal political persecutions.Last but not the least,the imag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in Wang Jians story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a prototype in the former Han Dynasty.
引文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38页。
1市村瓒次郎:《东洋史统》卷一,第三章第五节《汉の国内事情》,东京:富山房,1943年,第443—445页。
2唐长孺:《讲义三种》之《秦汉三国史》第二章第七节《武帝事业的结果》,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7页;又同书卷末附冻国栋撰:《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第11—12页。
3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原刊《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此据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2页。
4 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谓“这确是一个富于启示的卓见”,是一个“精到论断”;又日本就实大学专门从事秦汉史研究的李开元教授,更称颂此文“堪称当代史学的经典论文,不但百读不厌,而且越读越有味道……我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仍然是回味无穷。那种无穷的回味,不仅是内容上的,而且是风格、形式和方法上的。由于造诣过于深沉,我至今无法对田氏史学作恰当的概括,眼下只能暂且称其为精致的艺术性史学”。另有署名“古石”者,撰文称“《论轮台诏》一文,集中研究了汉武帝由好大喜功政策向‘守文’政策转变的过程,其中对卫太子为首的‘守文’势力与另一用法兴功势力的矛盾冲突的揭示,尤为深刻;对于认识专制制度下政治路线斗争的情态与特征,此文极有帮助”。阎说见《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20 、122页;李说见《我的秘密书架》,《南方周末》2007年5月30日;古石说见《严谨精进有恨无悔——田余庆教授的中国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12—114页。
5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章第二节《西汉时期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确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案,据本书卷首邓广铭撰《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其中的秦汉史部分,是由田余庆执笔撰写。
6如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五章第二节《汉武帝的功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93页。
7[清]易佩绅:《通鉴触绪》卷八,清光绪刻本,第12a页。
8参见《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0页。
9参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3页。《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6页。
1案,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3—1404页)记载,直至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尽管“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汉武帝亦“益怠厌方士之怪迂矣”,但他却依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汉武帝对待求仙,恐怕到死都是这样一种心态。
2[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卷四“罢方士、不复出军”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玉海》附印本,第70页。
3[清]黄中:《黄雪瀑集》之《书秦誓后》,清康熙泳古堂刻本,第12b—13a页。
4[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a页。
5《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0页。
6[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第1a—1b页。
7参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23页。《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2296—2297页。
8[汉]班固:《白虎通》卷上《耕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第49b页。
9《礼记》卷一四《祭统》,清嘉庆丙寅阳城张氏影摹重刻宋抚州本,第20a页。
参见《汉书》卷二九《沟洫志》,第1684页。
参见《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服虔语,第210页。
参见《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88页。参见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原刊《文史》2010年第1 期;收入辛德勇:《旧史舆地文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3—56页。
1参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3页。《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6页。
2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57页。
3柴德赓:《史籍举要》下编《编年体类》一《资治通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
4张元:《如何读〈资治通鉴〉》,《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第三期,台北:台北市立图书馆,1995年,第63—65页。
5参见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对于〈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的看法》,见氏著:《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150页。
1《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2—3914页。
1参见吕思勉:《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武帝事四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0—121页。
2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二《辞命》三《止田轮台等诏》,明嘉靖四十三年杜陵蒋氏刻本,第20 a页。案,检真德秀《大学衍义》(明崇祯刻陈仁锡评点本)卷二二《格物致知》二《辨人才·邪罔上之情》(第12 a—16a页),知至少就真氏本人而言,其对汉武帝与戾太子关系之认识,系完全得自《通鉴》,这与他对轮台诏产生此等认识,似亦不无关联。
3参见何兹全:《秦汉史略》一二《土地兼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2页。张维华:《论汉武帝》第二章《汉武帝的生平事迹及其性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0—55页;又第四章《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汉武帝对于这些问题的措施》,第126—132页。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75页。
5《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8页。
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9页;又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8—3779页。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2页)系此役于征和四年,但据《汉书》卷六《武帝纪》,乃征和三年事,《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第2883页)所记李广利等出师时间与《武帝纪》同,可证《汉书·西域传》系年应有讹误。
7参见《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9页;又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9页。
8案,单纯就在这一点而言,陈苏镇在所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三章第三节《昭宣之治及其历史意义》中(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284—286页)早已谈到:“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
9[宋]林虑:《两汉诏令》卷六《诏蓄马补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九年苏天爵刻明人递修《两汉诏令》本,第27a—29a页。
1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3—2960页;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朔元年,第599 —603页。
2《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1页。
3[清]邵晋涵:《史记辑评》卷九,上海:会文堂书局,1919年,第9b页。案,此书系由会文堂首次石印面世,号称“邵二云先生定本”,但这种说法未必十分可靠,只是这些评语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并不影响本文论述的问题。
4参见《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0—194页。
5《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3557页;《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8、163页。
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6—177页。
7案,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一文,虽然也很重视《通鉴》所记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理念的差异以及武帝晚年所谓“罪己诏书”,但却认为“汉武帝轮台之诏,也只是认清楚了当时的客观形势,为了国家一定要做一番休息,决不允许再做新的进取。但在武帝的志愿里面,并未完全放弃进取。这就是武帝指定顾命大臣中,桑弘羊还要占一席之地的原因。这也就是后来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的立场”。这也就意味着在劳氏看来,汉武帝轮台之诏并不具有根本改变治其国理念和方针的意义。劳文见作者文集《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第141页。
8案,关于霍光策动盐铁会议的内在原因,参见辛德勇:《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见氏著:《建元与改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3—195页。
9《汉书》卷六〇《杜延年传》,第2664页。
[汉]桓宽:《盐铁论》卷二《忧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第15a页。
1参见[汉]桓宽:《盐铁论》卷一〇《刑德》,第2a—3a页。
2参见[汉]桓宽:《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第7a—7b页。
3参见[汉]桓宽:《盐铁论》卷四《地广》,第1b—2a页。
4案,关于所谓“轮台诏”的性质问题,陈金霞《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一文,已经具体论述过与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不同的看法,可参看。陈文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10—113页。
5《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2页。
6[汉]刘向:《新序·善谋下》,据石光瑛:《新序校释》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98—1402页。
7[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16页。
8参见《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第2861—2862页;又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5页。《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2—163页;又卷五二《韩安国传》,第2398—2405页。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第726—733页。
1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6—37页。
2[清]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七《通鉴训纂序》,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56页。
3[清]全祖望:《经史问答》卷一〇,清乾隆三十年万氏杭州原刻本,第6a—6b页。
4[宋]吕祖谦:《大事记》卷一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祖谦全集》本,第180页。
1[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祖谦全集》本,第873—874页。
2[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八《祭林宗丞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祖谦全集》本,第133页。
3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缩印纸皮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第3页;又元光五年“董偃见上”条,第4页;元封五年四月“卫青薨”条、征和二年七月“壶关三老茂上书天子感悟”条,第5页。
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七《答詹帅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朱子全书》本,第1204页。[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953页。
5案,过去我在《东莱考史例说——以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为例述吕祖谦之历史考辨》一文中,曾举例论述过吕氏历史考辨的精审程度。拙文收入鄙人文集《困学书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22—232页。
6案,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五《书李氏续通鉴长编后》(台北:世界书局,1989年,第547页),谓“宋儒史学,以文简(李焘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免于讥驳”,所说亦清楚体现出南宋史学著述较诸北宋欧阳修、司马光辈更为精密谨严的特征。
7[宋]吕祖谦:《大事记》卷首录清四库馆臣撰《大事记提要》,第1页。
1[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一七,汉武帝征和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第257—259页。
2《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西汉年纪”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清浙江刻本,第426—427页。
1[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清光绪间归安陆氏刻《十万卷楼丛书》本,第69页。
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八《皇王部·孝武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宋本,第421页。
3[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第1b页。
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子部·杂家类》“野客丛书”条,第1021页。
5参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66页。《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8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3页。
6参见[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二《杂史类》上,清咸丰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收钱侗等辑释本,第17a—19a页。
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十通》本,第1648页。
1[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第66页。
2[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第68页。
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九一《神》一“宛若”条引《汉武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318页。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二七《羽族部·青鸟》,第4120页。
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三《香部·兜末香》,第4353—4354页。
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八《居处部·窗》引《汉武故事》,第910页。
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序录,第693页。
2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61—62页。
3参见胡平生:《写在木斛上的汉代遗诏》,《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
4[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考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万有文库》本,第1055页。
5[唐]李德裕:《李卫公文集》卷首唐郑亚撰《李文饶文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第1b页。
6参见《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7页。
7[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一〇《汉高祖手敕太子》,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洋装缩本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第74页。
8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见作者文集《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8页。案余嘉锡论《古文苑》录汉武帝诏书出自《殷芸小说》事,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
9参见《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第1011页。
1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据作者文集《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78页。[明]陶宗仪:《说郛》卷二五《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说郛三种》影印民国涵芬楼排印明钞本,第441页。
2《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安传》,第2145页。
3参见胡平生:《写在木觚上的汉代遗诏》,《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第30—32页。
4案,除了田余庆和阎步克之外,今专门论述汉代政治史的学者,亦颇有人信服《资治通鉴》这一记述,如张小锋:《玉门花海所出汉代七棱觚新探》,《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8—119页。
5参见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20—123页。
6《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2—2743页。
7《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第2881页。
8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之《谱录》第三章第三―SY―0249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2页。案,这一印章的主人当然未必是此太子少傅石德,其究竟属于何人者,现在已经无从考核,惟因太子少傅石德事迹过于鲜少,故附此以见似此姓名,在当时或可行用这一类玺印。
1参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废太子皆保全”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第96—97页。
2案,关于卫皇后之死,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曾有论述(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8页)云:“禇补《史记·外戚世家·钩弋夫人》谓:‘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可见卫皇后之死为必然,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实则武帝后来欲立刘弗陵(昭帝)而先杀赵婕妤,本是有惩于卫后此番挟戾太子发动政变一事,因果关系,似正颠倒。
3[清]易佩绅:《通鉴触绪》卷八,第6a页。
4[清]申涵煜:《通鉴评语》卷一“石德”条,清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畿辅丛书》本,第12b—13a页。
5《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1页。
6[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四八,[唐]李德裕:《宾客论》,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集配影印宋、明刻本,第3912—3913页。
7[清]全祖望:《经史问答》卷一〇,第6a页。
8《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2页;又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8—2749页
9《史记》卷末附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谥法解》,第30页。
1《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3页;又卷六六《刘屈牦传》,第2881页。
2[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八八,[唐]吕温《望思台铭并序》,第4165—4166页。
3参见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22页。
4参见陈曦:《戾太子“私问〈谷梁〉而善之”发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49—52页。
5《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7页。
6《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1页。
7参见《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9页。
8[宋]叶梦得:《春秋考》卷三《统论》,清中期广东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第30b页。
9[清]许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卷首《总论》,清道光原刻本,第5a、7a页。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之《春秋》部分,清后期初刻试印本(案,此本尚未排定卷次第码)。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论谷梁兴废及三传分别”条,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8—19页。
1陈曦:《戾太子“私问〈谷梁〉而善之”发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51页。
2[清]顾栋高:《尚书质疑》卷上“编年起于《尚书》论”,清道光丙戌眉寿堂写刻本,第20a页。
3《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50页。
4《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9、174页;又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1、2749页。
5参见《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1页;又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48—第3949页。
6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4—37页。
1[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七三《史赞评议》之“戾太子败”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3—1474、1477页。
2[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答林易简》,民国四部丛刊涵芬楼影印嘉靖本,第3114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太始三年正月,第723页。
4《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第1528—1529页。
5[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1[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一,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第1a—2b页。
2柯劭忞:《春秋谷梁传补注》卷一,北京: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35年,铅字排印线装本,第1a—2a页。
1[清]钟文蒸:《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卷首钟氏自撰序文,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页;又卷首《论经》,第10页。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第3页。
3[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录题汉郭子横(案子横为两汉间人郭宪字)撰《洞冥记》(案一名《汉武别国洞冥记》)篇末跋语,第16页。
1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之“魏立子杀母”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丙帙《魏晋南北朝》第916页。案,吕氏这一论述,系针对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这一条目(第264页)所说“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而发,赵翼此说尚别见于所著《陔余丛考》卷一六“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10—311页)。实际上先于赵翼,明人朱明镐在《史纠》卷三“北史·胡灵太后传”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指海》丛书本,第53—54页)中本已正确指出,《魏书》中此一立子杀母之说并非实录,实则“不杀者故事,杀者非故事也”。
2[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六《唐纪·懿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嘉定十一年衡阳郡斋刻本,第9b页。
3《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5页。
5[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4页。
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4页。案,在这一点上,协助司马光撰著《通鉴》秦汉部分的刘攽,所持看法,似乎与司马光略有不同。刘攽曾专门阐释其史学见解云:“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耳。夫《春秋》圣人所特作,以见一王之法,不当引为史例。然其讳国恶,犹但使显者隐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为藏匿,使不可知也。”见[宋]刘攽:《彭城集》卷二七《与王深甫论史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第373页。
1[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丞相温国司马文正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纸皮洋装缩印海盐张氏涉园藏宋刻本,1926年,第163—164页。[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六《帝学》之“熙宁读《资治通鉴》”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第528—529页。
2[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七四《史剡》之《史剡序》,第1495页,又“萧何营未央宫”条,第1500页。
3[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六三《答景仁书》,第1304—1305页。
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6页。
5案,如同田余庆已经谈到的那样,单纯从阅读理解的技术角度而言,朱熹亦主张先读《史记》、《汉书》等正史,再读《通鉴》,说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一《读书法》下,第195—196页。田余庆说见《论轮台诏》,见《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57页。
6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77—179页。
7[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六《孝经刊误》,第3212—3213页。
8[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孙季和》,第2538页。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一,汉成帝鸿嘉三年,第996—997页。
2[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四,第22b—21a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鸿嘉三年“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条,第7页。
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飞燕外传”条,第1216页。
1旧题[汉]伶玄撰:《赵飞燕外传》,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汉魏丛书》本,第745页。
2旧题[汉]伶玄撰:《赵飞燕外传》,第746页。
3[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三《子部》之“飞燕外传”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万有文库》本,第1243—1244页。
4[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丁部《四部正讹》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
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大事记续编”条,第429页;又卷一四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飞燕外传”条,第1216页。
6[清]袁枚:《随园随笔》卷三《诸史类》中卷“史家好言猥亵”条,清嘉庆十三年刻本,第9a—9b页。案,清初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通鉴》这一弊病,已经有所意识和论列,如《读通鉴论》卷二六之“大中五年民起为盗由有司虐害”条(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船山全书》本,第1018页)述云:“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
1崔万秋:《通鉴研究》之《通鉴之批判·通鉴之信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国学小丛书》本,第88—91页。
2 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四《通鉴的编纂方法》,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37—38页。案,顾颉刚在所著《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侍养录》(一)之“《通鉴》不采俊伟卓异之说”条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
129 —130页),亦谓司马光《资治通鉴》“颇能辨伪史”。
3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十五《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2页。
4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第九章第四节《资治通鉴》,东京:弘文堂,1949年,第262—263页。
5[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吴氏自撰《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重印民国时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初印本,第540页。
1[宋]司马光:《通鉴释例》之《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b—6a页。
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首赵氏自撰《廿二史札记小引》,第1页。
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末附钱大昕序,第886页。
4参见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4—268页。参见宫崎市定:《隋炀帝》附《隋代史杂考·隋文帝被弒说》,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第241—252页。案,高敏此文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提示,谨致谢意。孙永如《从史料学论〈资治通鉴·唐纪〉的撰修》一文,对司马光处理史料时“采取以我为用的方法,任意删取”这一情况,也曾有所论述。孙文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135—138页。
5 参见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四章《武帝时代の外征と内政》之《神仙と巫蛊》,东京:讲谈社,1974年,第235—247 页。案,西嶋氏在此书卷末开列的“参考文献”当中,即包括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统》在内。日比野丈夫、大庭修、米田贤次郎合著:《秦汉帝国》之《武帝の时代》、《シルク·ロード开通》,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第182 —189页,第210—212页。案,日比野丈夫等人撰著的《秦汉帝国》初版于1966年,我在这里引用的新印本,卷末附有富谷至撰写的《解说》(第415—431页),称誉此书是基于《史记》、《汉书》等基本传世史料来研究秦汉史的实证史学的名著,足见其对相关史料应做过细致审辨。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英宗治平三年四月十八日辛丑录司马光应诏“编历代君臣事迹”时所上奏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50页。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元胡三省注,第7899—7900页。
1 [宋]林:《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二《通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5 b—16b页。
2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57—59页。
3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三章第四节《孙甫与司马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6—77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哲宗绍圣四年四月乙未,第11531页。[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谏议陈忠肃公》,第324页。
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癸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第522页。
6参见《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1页。
7[隋]王通:《中说》卷一《王道篇》,清光绪十六年贵阳陈矩覆宋刻本,第2b—3b页;又卷六《礼乐篇》,第3a页。
8[宋]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第27a页;又卷二,第26b页。
1[宋]杨时、张栻编著:《二程语录》卷一,清康熙间石门吕氏宝诰堂刻《河南程氏全书》本,第43a页。
2参见[宋]吕祖谦:《大事记通释》卷三《程氏遗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祖谦全集》本,第217页。
3[宋]吕祖谦:《皇朝文鉴》卷一三〇刘恕《书资治通鉴外纪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常熟瞿氏藏宋刻本,第1329页。
4[宋]蔡戡:《定山集》卷一二《武帝论》,清光绪二十二年武进盛氏刊《常州先哲遗书》本,第4b页。
5参见[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第991页。
6参见[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三八《横山札子》,第861页。
7案,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范晔〈后汉书〉与陈寿〈三国志〉》(第94页)即曾谈到过这一问题,乃谓:“《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果要补进班固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
8[宋]孔武仲:《临江玉峡孔公武仲文集》卷二《汉武帝论》,明末孔尚斌刻《三孔先生文集》本,第31b页。
9参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〇“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第440—442页。案,相形之下,《史记》则自《汉书》问世以后,就颇受冷落,以至唐官修《五代史志》(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57页)乃称“《史记》传者甚微”。
1《汉书》卷首附唐颜师古《汉书叙例》,第3页。
2[隋]王通:《中说》卷六《礼乐篇》,第2a页。
3参见崔万秋:《通鉴研究》之《通鉴之蓝本参考资料》,第38—39页。
4案,过去已有一些学者,从某些侧面,对《资治通鉴》中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表示过怀疑。如古永继:《汉武帝中期不可能有“袭亡秦之迹”的自我觉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第83—87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第747—748页。
6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第6091页。
1 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第
114 —118页。案,承蒙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教授提示此文,谨致谢意。
2参见[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六,第165页。
3参见[唐]刘知几:《史通·杂说》,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七,第480页。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九卷(上)《愚修录》(八)之“梁武帝别小说于历史”条,第6969—6970页。案,《殷芸小说》的取材,除了神话、传说等不经之谈外,还有一些虽然真实可信但却无关宏旨为“史官所宜略”的“细事”(说见[宋]晁载之《续谈助》卷四《殷芸小说》篇末跋语,第87页),前面第三节引述的《殷芸小说》所收“汉高帝敕”,就属于这样的性质。
4[隋]王通著,[唐]薛收传,[宋]阮逸注:《元经薛氏传》卷首唐薛收《元经薛氏传序》,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汉魏丛书》本,第213页。
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史记索隐”条,第398—399页。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仁宗天圣二年二月,第2350页。
1[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吴氏自撰《新唐书纠谬序》,第541页。
2《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新五代史记”条,第411页。
3[宋]苏辙:《古史》卷首苏氏自撰《古史序》,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影印该院所藏南宋浙本,第2a页。
4参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第2951—2952页。
5参见[唐]刘知几:《史通·杂说》,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七,第480页。[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正史类》之“晋书”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民国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椠袁本,第564页。[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第419页。
6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附司马氏自撰《进书表》,第9607页。
7[宋]苏洵:《嘉佑集》卷八《史论》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影宋钞本,1939年,第1a—1b页。
8[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秘书丞刘公》,第350页。
9[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丞相经国王文公》,第134页。
[清]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七《通鉴训纂序》,第556页。
[清]沈涛:《十经斋集》卷一《十经斋考室文》篇末附录清段玉裁撰《十经斋记》,上海:中国书店,民国影印清道光刻本,1990年,第7a页。
王利器纂集:《越缦堂读书简端记》之《廿二史札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案,[清]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1943年汪氏双照楼刻本,第54页)谓司马光撰著《潜虚》,亦往往“专就当时时事立言”。
1[明]娄坚:《学古绪言》卷一《读史商语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a—5b页。
2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通鉴”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第1944—1949页。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四书通证”条,第300页。
4参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66页。
5参见《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第1998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第1473页。
6[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艺文》之“汉武帝故事”条引《崇文总目》佚文,第965页。
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小说家类》之“汉武故事”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29页。
8[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篇末跋语,第69页。
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第3页。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篇末跋语,第69页。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录题汉郭子横撰《洞冥记》篇末跋语,第16—17页。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传记类》之“汉武故事”条,第581页。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小说家类》之“汉武故事”条,第1128—1130页。
参见《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37页。
参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文学》[梁]刘孝标注引《汉武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宋绍兴刻本,第65b—66a页。[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光绪壬辰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第287页。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九流绪论》下,第285页。
1参见盐谷温:《中国小说の研究》第二节《两汉六朝小说》,东京:弘道馆,1949年,第302—303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第25、28—30页。
2李栻:《历代小史》卷四《汉武故事》,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影印明嘉靖万历间刊本,第71页。
3案,今颇有一些学者据此立论,断定《汉武故事》成书于汉成帝时期,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三章第三节《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72—175页)和刘化晶《〈汉武故事〉的作者与成书时代考》一文即俱持此说。然而,与余嘉锡、盐谷温、周树人等人的论述相比,这些说法似甚显浅陋,尚殊难令人信服。刘文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64—66页。
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子部·小说家存目》之“列仙传”条,第1202—1207页。
5参见《汉书》卷一〇《成帝纪》,第310页;又卷一〇〇上《叙传》上,第4203页。
6参见[晋]葛洪:《抱朴子·论仙》,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7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子部·小说家存目》之“列仙传”条,第1207—1210页。
8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汉武故事”条,第1206页。
1[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第17—18页。
2参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篇首之《出版说明》,又《周驯》、《赵正书》、《妄稽》诸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9—19页。案,原附释文以为“窘”字通作“群”,参见竹书整理者赵化成撰《北大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一文,知是将“窘”字连下读作“群臣”,似误。今读作“道远而诏期窘”,文义应更顺畅。赵文刊《文物》2011年第6期,第64—66页。
3《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0页。《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并卷末附王仲荦撰《校勘记》,第433、442页。
1《南史》卷一四《宋文帝诸子传·元凶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387页。
2《宋书》卷七一《江湛传》,第1849页。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之“袁淑死难惜去官不早”条,第576页。
4《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元凶劭》,第2426页。
5参见[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三“沈约宋书”条,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第475页。
6《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第1642页。
1《宋书》卷五一《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继子义庆》,第1477页。
2参见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原刊《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此据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3—337页。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宋书〉札记》“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与“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9—161、200—201页。
3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336页。
4参见《宋书》卷六九《范晔传》,第1821页。
5参见《宋书》卷六九《范晔传》,第1820—1827页。
6《宋书》卷七一《江湛传》,第1849页。
7参见《宋书》卷六八《武二王传·彭城王义康》,第1796—1797页。
8刘体仁:《通鉴札记》卷八“明帝杀戮宗亲而祚以斩”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影印民国石印《辟园史学四种》本,第430页。
1《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第1850—1851页。
2《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第1850页;又卷六二《王微传》,第1666页。《南史》卷二二《王僧绰传》,第589页。
3《宋书》卷六二《王微传》,第1666页。《南史》卷二二《王僧绰传》,第589页。
4《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元凶劭》,第2427页。
5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原刊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此据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343—345页。
6[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第253—254页。
1《宋书》卷一七《礼志》四,第484页。
2《南史》卷三四《周朗传附族裔弘正传》,第898页。
3《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33页。
4《南史》卷二二《王俭传》,第591—592页。
5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宋书〉札记》“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条,第159—161、201—202页。
6《宋书》卷八《明帝纪》,第152页。
7《宋书》卷七《前废帝纪》,第146页。
8《宋书》卷八《明帝纪》,第152页。
9《宋书》卷八〇《孝武十四王传·始平孝敬王子鸾》,第2065页。
刘体仁:《通鉴札记》卷八“明帝杀戮宗亲而祚以斩”条,第430页。
[宋]刘敞:《南北朝杂记》之“宋幼帝”条,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清曹溶辑《学海类编》本,第647页。案,关于前、后废帝以及武帝子少帝之荒唐,刘宋帝室之自相屠戮,清人赵翼在所撰《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宋齐多荒主”条(第231—233页)与“宋子孙屠戮之惨”条(第240—241页)有更详细叙述,请参看。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第189页。
《南史》卷二二《王俭传》,第591页。
《汉书》卷六〇《杜周传》,第2660页。参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武帝时刑罚之滥”条,第58页。
1《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第2623页。
2《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第2877—2878页。
3参见《南齐书》卷九《后废帝纪》,第180页;又卷二三《王俭传》,第433、438页。
4《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34页。《南史》卷二二《王俭传》,第593页。
5[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第64、66—67页。
1李笠:《史记订补》卷首杨树达序,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二十五史三编》影印民国年间瑞安李氏刻本,第463页。
2李笠:《史记订补》卷首《史记订补叙例》,第464—465页。
3[清]洪颐煊辑:《经典集林》卷一五《汉武故事》,民国丙寅海宁陈氏慎初堂影印清嘉庆间《问经堂丛书》本,第2b页。
4[汉]王充:《论衡》卷一《逢遇篇》,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涵芬楼藏明嘉靖通津草堂刻本,1924年,第4b页。
1《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395页。
2《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6—2047页。
3案,对此事疑而不信的学者,就包括司马光在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一(第2页)曾特地考辨此事,以为《史记·留侯世家》所记本非事实,乃“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案,此点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史记》所记商山四皓事虽然颇有传奇成分孱入其中,但也语出有因。《古文苑》卷一〇载录的《汉高祖手敕太子书》(第74页),有一通述及此事,云:“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它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借(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可见《史记》的记载应当具有一定的史实基础。
1《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2明佚名撰失题篇名之读《通鉴》札记(寒斋藏明末写本)之“责太子”条(案此本无页码)。
3参见《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4页;又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1176页。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影印民国稿本,第496—497页。
4参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2—3916页。
5《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8—1139。
6参见张维华:《论汉武帝》第四章《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汉武帝对于这些问题的措施》,第129—132页。
7《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8—1139页。
8《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3页。
1案,《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第3156—3157页)记此汉宣帝为武帝立庙乐事,较《武帝纪》为详,文曰:“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徳,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徳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徳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徳、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徳。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读此夏侯胜谏语及其因“毁先帝”而下狱之事,尤可见宣帝与执政的霍光乃着意维护汉武帝的形象和治国理念。
2参见《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2—3065页。
3《汉书》卷九《元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第278页。
4[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卷五“置廷尉平”条,第76—77页。
5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五二《治政部·论政》引东汉崔寔《政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38 —939页。
6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古柯庭琐记》(一)之“崔寔论宣、元二帝”条,第4060页;又《得性轩读鉴记》(二)之“元帝实现儒家理想”条、“元、成好儒”条,第4679—4680、4689页。
7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古史辨》第五册,北平:朴社,1935年,第106、122、183页。案,关于钱穆对元帝以后汉代学术、政治之转折性变化的认识,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
1市村瓒次郎:《东洋史统》卷一,第三章第五节《汉の国内事情》,东京:富山房,1943年,第443—445页。
2唐长孺:《讲义三种》之《秦汉三国史》第二章第七节《武帝事业的结果》,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7页;又同书卷末附冻国栋撰:《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第11—12页。
3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原刊《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此据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2页。
4 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谓“这确是一个富于启示的卓见”,是一个“精到论断”;又日本就实大学专门从事秦汉史研究的李开元教授,更称颂此文“堪称当代史学的经典论文,不但百读不厌,而且越读越有味道……我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仍然是回味无穷。那种无穷的回味,不仅是内容上的,而且是风格、形式和方法上的。由于造诣过于深沉,我至今无法对田氏史学作恰当的概括,眼下只能暂且称其为精致的艺术性史学”。另有署名“古石”者,撰文称“《论轮台诏》一文,集中研究了汉武帝由好大喜功政策向‘守文’政策转变的过程,其中对卫太子为首的‘守文’势力与另一用法兴功势力的矛盾冲突的揭示,尤为深刻;对于认识专制制度下政治路线斗争的情态与特征,此文极有帮助”。阎说见《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20 、122页;李说见《我的秘密书架》,《南方周末》2007年5月30日;古石说见《严谨精进有恨无悔——田余庆教授的中国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12—114页。
5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章第二节《西汉时期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确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案,据本书卷首邓广铭撰《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其中的秦汉史部分,是由田余庆执笔撰写。
6如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五章第二节《汉武帝的功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93页。
7[清]易佩绅:《通鉴触绪》卷八,清光绪刻本,第12a页。
8参见《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0页。
9参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3页。《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6页。
1案,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3—1404页)记载,直至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尽管“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汉武帝亦“益怠厌方士之怪迂矣”,但他却依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汉武帝对待求仙,恐怕到死都是这样一种心态。
2[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卷四“罢方士、不复出军”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玉海》附印本,第70页。
3[清]黄中:《黄雪瀑集》之《书秦誓后》,清康熙泳古堂刻本,第12b—13a页。
4[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a页。
5《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0页。
6[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第1a—1b页。
7参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23页。《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2296—2297页。
8[汉]班固:《白虎通》卷上《耕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第49b页。
9《礼记》卷一四《祭统》,清嘉庆丙寅阳城张氏影摹重刻宋抚州本,第20a页。
参见《汉书》卷二九《沟洫志》,第1684页。
参见《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服虔语,第210页。
参见《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88页。参见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原刊《文史》2010年第1 期;收入辛德勇:《旧史舆地文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3—56页。
1参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3页。《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6页。
2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57页。
3柴德赓:《史籍举要》下编《编年体类》一《资治通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
4张元:《如何读〈资治通鉴〉》,《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第三期,台北:台北市立图书馆,1995年,第63—65页。
5参见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对于〈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的看法》,见氏著:《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150页。
1《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2—3914页。
1参见吕思勉:《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武帝事四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0—121页。
2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二《辞命》三《止田轮台等诏》,明嘉靖四十三年杜陵蒋氏刻本,第20 a页。案,检真德秀《大学衍义》(明崇祯刻陈仁锡评点本)卷二二《格物致知》二《辨人才·邪罔上之情》(第12 a—16a页),知至少就真氏本人而言,其对汉武帝与戾太子关系之认识,系完全得自《通鉴》,这与他对轮台诏产生此等认识,似亦不无关联。
3参见何兹全:《秦汉史略》一二《土地兼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2页。张维华:《论汉武帝》第二章《汉武帝的生平事迹及其性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0—55页;又第四章《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汉武帝对于这些问题的措施》,第126—132页。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75页。
5《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8页。
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9页;又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8—3779页。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2页)系此役于征和四年,但据《汉书》卷六《武帝纪》,乃征和三年事,《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第2883页)所记李广利等出师时间与《武帝纪》同,可证《汉书·西域传》系年应有讹误。
7参见《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9页;又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9页。
8案,单纯就在这一点而言,陈苏镇在所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三章第三节《昭宣之治及其历史意义》中(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284—286页)早已谈到:“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
9[宋]林虑:《两汉诏令》卷六《诏蓄马补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九年苏天爵刻明人递修《两汉诏令》本,第27a—29a页。
1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3—2960页;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朔元年,第599 —603页。
2《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1页。
3[清]邵晋涵:《史记辑评》卷九,上海:会文堂书局,1919年,第9b页。案,此书系由会文堂首次石印面世,号称“邵二云先生定本”,但这种说法未必十分可靠,只是这些评语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并不影响本文论述的问题。
4参见《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0—194页。
5《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3557页;《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8、163页。
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6—177页。
7案,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一文,虽然也很重视《通鉴》所记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理念的差异以及武帝晚年所谓“罪己诏书”,但却认为“汉武帝轮台之诏,也只是认清楚了当时的客观形势,为了国家一定要做一番休息,决不允许再做新的进取。但在武帝的志愿里面,并未完全放弃进取。这就是武帝指定顾命大臣中,桑弘羊还要占一席之地的原因。这也就是后来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的立场”。这也就意味着在劳氏看来,汉武帝轮台之诏并不具有根本改变治其国理念和方针的意义。劳文见作者文集《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第141页。
8案,关于霍光策动盐铁会议的内在原因,参见辛德勇:《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见氏著:《建元与改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3—195页。
9《汉书》卷六〇《杜延年传》,第2664页。
[汉]桓宽:《盐铁论》卷二《忧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第15a页。
1参见[汉]桓宽:《盐铁论》卷一〇《刑德》,第2a—3a页。
2参见[汉]桓宽:《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第7a—7b页。
3参见[汉]桓宽:《盐铁论》卷四《地广》,第1b—2a页。
4案,关于所谓“轮台诏”的性质问题,陈金霞《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一文,已经具体论述过与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不同的看法,可参看。陈文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10—113页。
5《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2页。
6[汉]刘向:《新序·善谋下》,据石光瑛:《新序校释》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98—1402页。
7[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16页。
8参见《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第2861—2862页;又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5页。《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2—163页;又卷五二《韩安国传》,第2398—2405页。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第726—733页。
1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6—37页。
2[清]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七《通鉴训纂序》,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56页。
3[清]全祖望:《经史问答》卷一〇,清乾隆三十年万氏杭州原刻本,第6a—6b页。
4[宋]吕祖谦:《大事记》卷一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祖谦全集》本,第180页。
1[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祖谦全集》本,第873—874页。
2[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八《祭林宗丞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祖谦全集》本,第133页。
3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缩印纸皮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第3页;又元光五年“董偃见上”条,第4页;元封五年四月“卫青薨”条、征和二年七月“壶关三老茂上书天子感悟”条,第5页。
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七《答詹帅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朱子全书》本,第1204页。[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953页。
5案,过去我在《东莱考史例说——以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为例述吕祖谦之历史考辨》一文中,曾举例论述过吕氏历史考辨的精审程度。拙文收入鄙人文集《困学书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22—232页。
6案,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五《书李氏续通鉴长编后》(台北:世界书局,1989年,第547页),谓“宋儒史学,以文简(李焘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免于讥驳”,所说亦清楚体现出南宋史学著述较诸北宋欧阳修、司马光辈更为精密谨严的特征。
7[宋]吕祖谦:《大事记》卷首录清四库馆臣撰《大事记提要》,第1页。
1[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一七,汉武帝征和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第257—259页。
2《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西汉年纪”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清浙江刻本,第426—427页。
1[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清光绪间归安陆氏刻《十万卷楼丛书》本,第69页。
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八《皇王部·孝武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宋本,第421页。
3[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第1b页。
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子部·杂家类》“野客丛书”条,第1021页。
5参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66页。《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8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3页。
6参见[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二《杂史类》上,清咸丰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收钱侗等辑释本,第17a—19a页。
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十通》本,第1648页。
1[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第66页。
2[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第68页。
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九一《神》一“宛若”条引《汉武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318页。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二七《羽族部·青鸟》,第4120页。
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三《香部·兜末香》,第4353—4354页。
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八《居处部·窗》引《汉武故事》,第910页。
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序录,第693页。
2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61—62页。
3参见胡平生:《写在木斛上的汉代遗诏》,《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
4[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考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万有文库》本,第1055页。
5[唐]李德裕:《李卫公文集》卷首唐郑亚撰《李文饶文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第1b页。
6参见《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7页。
7[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一〇《汉高祖手敕太子》,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洋装缩本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第74页。
8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见作者文集《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8页。案余嘉锡论《古文苑》录汉武帝诏书出自《殷芸小说》事,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
9参见《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第1011页。
1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据作者文集《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78页。[明]陶宗仪:《说郛》卷二五《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说郛三种》影印民国涵芬楼排印明钞本,第441页。
2《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安传》,第2145页。
3参见胡平生:《写在木觚上的汉代遗诏》,《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第30—32页。
4案,除了田余庆和阎步克之外,今专门论述汉代政治史的学者,亦颇有人信服《资治通鉴》这一记述,如张小锋:《玉门花海所出汉代七棱觚新探》,《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8—119页。
5参见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20—123页。
6《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2—2743页。
7《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第2881页。
8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之《谱录》第三章第三―SY―0249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2页。案,这一印章的主人当然未必是此太子少傅石德,其究竟属于何人者,现在已经无从考核,惟因太子少傅石德事迹过于鲜少,故附此以见似此姓名,在当时或可行用这一类玺印。
1参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废太子皆保全”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第96—97页。
2案,关于卫皇后之死,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曾有论述(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8页)云:“禇补《史记·外戚世家·钩弋夫人》谓:‘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可见卫皇后之死为必然,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实则武帝后来欲立刘弗陵(昭帝)而先杀赵婕妤,本是有惩于卫后此番挟戾太子发动政变一事,因果关系,似正颠倒。
3[清]易佩绅:《通鉴触绪》卷八,第6a页。
4[清]申涵煜:《通鉴评语》卷一“石德”条,清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畿辅丛书》本,第12b—13a页。
5《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1页。
6[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四八,[唐]李德裕:《宾客论》,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集配影印宋、明刻本,第3912—3913页。
7[清]全祖望:《经史问答》卷一〇,第6a页。
8《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2页;又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8—2749页
9《史记》卷末附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谥法解》,第30页。
1《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3页;又卷六六《刘屈牦传》,第2881页。
2[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八八,[唐]吕温《望思台铭并序》,第4165—4166页。
3参见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22页。
4参见陈曦:《戾太子“私问〈谷梁〉而善之”发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49—52页。
5《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7页。
6《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1页。
7参见《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9页。
8[宋]叶梦得:《春秋考》卷三《统论》,清中期广东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第30b页。
9[清]许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卷首《总论》,清道光原刻本,第5a、7a页。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之《春秋》部分,清后期初刻试印本(案,此本尚未排定卷次第码)。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论谷梁兴废及三传分别”条,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8—19页。
1陈曦:《戾太子“私问〈谷梁〉而善之”发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51页。
2[清]顾栋高:《尚书质疑》卷上“编年起于《尚书》论”,清道光丙戌眉寿堂写刻本,第20a页。
3《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50页。
4《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9、174页;又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1、2749页。
5参见《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第2741页;又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48—第3949页。
6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4—37页。
1[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七三《史赞评议》之“戾太子败”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3—1474、1477页。
2[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答林易简》,民国四部丛刊涵芬楼影印嘉靖本,第3114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太始三年正月,第723页。
4《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第1528—1529页。
5[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1[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一,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第1a—2b页。
2柯劭忞:《春秋谷梁传补注》卷一,北京: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35年,铅字排印线装本,第1a—2a页。
1[清]钟文蒸:《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卷首钟氏自撰序文,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页;又卷首《论经》,第10页。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第3页。
3[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录题汉郭子横(案子横为两汉间人郭宪字)撰《洞冥记》(案一名《汉武别国洞冥记》)篇末跋语,第16页。
1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之“魏立子杀母”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丙帙《魏晋南北朝》第916页。案,吕氏这一论述,系针对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这一条目(第264页)所说“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而发,赵翼此说尚别见于所著《陔余丛考》卷一六“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10—311页)。实际上先于赵翼,明人朱明镐在《史纠》卷三“北史·胡灵太后传”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指海》丛书本,第53—54页)中本已正确指出,《魏书》中此一立子杀母之说并非实录,实则“不杀者故事,杀者非故事也”。
2[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六《唐纪·懿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嘉定十一年衡阳郡斋刻本,第9b页。
3《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5页。
5[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4页。
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4页。案,在这一点上,协助司马光撰著《通鉴》秦汉部分的刘攽,所持看法,似乎与司马光略有不同。刘攽曾专门阐释其史学见解云:“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耳。夫《春秋》圣人所特作,以见一王之法,不当引为史例。然其讳国恶,犹但使显者隐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为藏匿,使不可知也。”见[宋]刘攽:《彭城集》卷二七《与王深甫论史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第373页。
1[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丞相温国司马文正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纸皮洋装缩印海盐张氏涉园藏宋刻本,1926年,第163—164页。[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六《帝学》之“熙宁读《资治通鉴》”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第528—529页。
2[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七四《史剡》之《史剡序》,第1495页,又“萧何营未央宫”条,第1500页。
3[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六三《答景仁书》,第1304—1305页。
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第3206页。
5案,如同田余庆已经谈到的那样,单纯从阅读理解的技术角度而言,朱熹亦主张先读《史记》、《汉书》等正史,再读《通鉴》,说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一《读书法》下,第195—196页。田余庆说见《论轮台诏》,见《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57页。
6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77—179页。
7[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六《孝经刊误》,第3212—3213页。
8[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孙季和》,第2538页。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一,汉成帝鸿嘉三年,第996—997页。
2[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四,第22b—21a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鸿嘉三年“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条,第7页。
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飞燕外传”条,第1216页。
1旧题[汉]伶玄撰:《赵飞燕外传》,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汉魏丛书》本,第745页。
2旧题[汉]伶玄撰:《赵飞燕外传》,第746页。
3[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三《子部》之“飞燕外传”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万有文库》本,第1243—1244页。
4[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丁部《四部正讹》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
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大事记续编”条,第429页;又卷一四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飞燕外传”条,第1216页。
6[清]袁枚:《随园随笔》卷三《诸史类》中卷“史家好言猥亵”条,清嘉庆十三年刻本,第9a—9b页。案,清初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通鉴》这一弊病,已经有所意识和论列,如《读通鉴论》卷二六之“大中五年民起为盗由有司虐害”条(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船山全书》本,第1018页)述云:“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
1崔万秋:《通鉴研究》之《通鉴之批判·通鉴之信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国学小丛书》本,第88—91页。
2 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四《通鉴的编纂方法》,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37—38页。案,顾颉刚在所著《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侍养录》(一)之“《通鉴》不采俊伟卓异之说”条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
129 —130页),亦谓司马光《资治通鉴》“颇能辨伪史”。
3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十五《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2页。
4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第九章第四节《资治通鉴》,东京:弘文堂,1949年,第262—263页。
5[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吴氏自撰《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重印民国时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初印本,第540页。
1[宋]司马光:《通鉴释例》之《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b—6a页。
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首赵氏自撰《廿二史札记小引》,第1页。
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末附钱大昕序,第886页。
4参见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4—268页。参见宫崎市定:《隋炀帝》附《隋代史杂考·隋文帝被弒说》,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第241—252页。案,高敏此文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提示,谨致谢意。孙永如《从史料学论〈资治通鉴·唐纪〉的撰修》一文,对司马光处理史料时“采取以我为用的方法,任意删取”这一情况,也曾有所论述。孙文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135—138页。
5 参见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四章《武帝时代の外征と内政》之《神仙と巫蛊》,东京:讲谈社,1974年,第235—247 页。案,西嶋氏在此书卷末开列的“参考文献”当中,即包括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统》在内。日比野丈夫、大庭修、米田贤次郎合著:《秦汉帝国》之《武帝の时代》、《シルク·ロード开通》,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第182 —189页,第210—212页。案,日比野丈夫等人撰著的《秦汉帝国》初版于1966年,我在这里引用的新印本,卷末附有富谷至撰写的《解说》(第415—431页),称誉此书是基于《史记》、《汉书》等基本传世史料来研究秦汉史的实证史学的名著,足见其对相关史料应做过细致审辨。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英宗治平三年四月十八日辛丑录司马光应诏“编历代君臣事迹”时所上奏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50页。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元胡三省注,第7899—7900页。
1 [宋]林:《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二《通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5 b—16b页。
2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57—59页。
3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三章第四节《孙甫与司马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6—77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哲宗绍圣四年四月乙未,第11531页。[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谏议陈忠肃公》,第324页。
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癸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第522页。
6参见《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1页。
7[隋]王通:《中说》卷一《王道篇》,清光绪十六年贵阳陈矩覆宋刻本,第2b—3b页;又卷六《礼乐篇》,第3a页。
8[宋]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第27a页;又卷二,第26b页。
1[宋]杨时、张栻编著:《二程语录》卷一,清康熙间石门吕氏宝诰堂刻《河南程氏全书》本,第43a页。
2参见[宋]吕祖谦:《大事记通释》卷三《程氏遗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吕祖谦全集》本,第217页。
3[宋]吕祖谦:《皇朝文鉴》卷一三〇刘恕《书资治通鉴外纪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常熟瞿氏藏宋刻本,第1329页。
4[宋]蔡戡:《定山集》卷一二《武帝论》,清光绪二十二年武进盛氏刊《常州先哲遗书》本,第4b页。
5参见[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第991页。
6参见[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三八《横山札子》,第861页。
7案,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范晔〈后汉书〉与陈寿〈三国志〉》(第94页)即曾谈到过这一问题,乃谓:“《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果要补进班固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
8[宋]孔武仲:《临江玉峡孔公武仲文集》卷二《汉武帝论》,明末孔尚斌刻《三孔先生文集》本,第31b页。
9参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〇“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第440—442页。案,相形之下,《史记》则自《汉书》问世以后,就颇受冷落,以至唐官修《五代史志》(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57页)乃称“《史记》传者甚微”。
1《汉书》卷首附唐颜师古《汉书叙例》,第3页。
2[隋]王通:《中说》卷六《礼乐篇》,第2a页。
3参见崔万秋:《通鉴研究》之《通鉴之蓝本参考资料》,第38—39页。
4案,过去已有一些学者,从某些侧面,对《资治通鉴》中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表示过怀疑。如古永继:《汉武帝中期不可能有“袭亡秦之迹”的自我觉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第83—87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第747—748页。
6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第6091页。
1 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第
114 —118页。案,承蒙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教授提示此文,谨致谢意。
2参见[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六,第165页。
3参见[唐]刘知几:《史通·杂说》,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七,第480页。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九卷(上)《愚修录》(八)之“梁武帝别小说于历史”条,第6969—6970页。案,《殷芸小说》的取材,除了神话、传说等不经之谈外,还有一些虽然真实可信但却无关宏旨为“史官所宜略”的“细事”(说见[宋]晁载之《续谈助》卷四《殷芸小说》篇末跋语,第87页),前面第三节引述的《殷芸小说》所收“汉高帝敕”,就属于这样的性质。
4[隋]王通著,[唐]薛收传,[宋]阮逸注:《元经薛氏传》卷首唐薛收《元经薛氏传序》,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汉魏丛书》本,第213页。
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史记索隐”条,第398—399页。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仁宗天圣二年二月,第2350页。
1[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吴氏自撰《新唐书纠谬序》,第541页。
2《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新五代史记”条,第411页。
3[宋]苏辙:《古史》卷首苏氏自撰《古史序》,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影印该院所藏南宋浙本,第2a页。
4参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第2951—2952页。
5参见[唐]刘知几:《史通·杂说》,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七,第480页。[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正史类》之“晋书”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民国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椠袁本,第564页。[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第419页。
6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附司马氏自撰《进书表》,第9607页。
7[宋]苏洵:《嘉佑集》卷八《史论》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影宋钞本,1939年,第1a—1b页。
8[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秘书丞刘公》,第350页。
9[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丞相经国王文公》,第134页。
[清]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七《通鉴训纂序》,第556页。
[清]沈涛:《十经斋集》卷一《十经斋考室文》篇末附录清段玉裁撰《十经斋记》,上海:中国书店,民国影印清道光刻本,1990年,第7a页。
王利器纂集:《越缦堂读书简端记》之《廿二史札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案,[清]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1943年汪氏双照楼刻本,第54页)谓司马光撰著《潜虚》,亦往往“专就当时时事立言”。
1[明]娄坚:《学古绪言》卷一《读史商语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a—5b页。
2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通鉴”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第1944—1949页。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四书通证”条,第300页。
4参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66页。
5参见《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第1998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第1473页。
6[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艺文》之“汉武帝故事”条引《崇文总目》佚文,第965页。
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小说家类》之“汉武故事”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29页。
8[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篇末跋语,第69页。
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窦婴”条,第3页。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篇末跋语,第69页。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录题汉郭子横撰《洞冥记》篇末跋语,第16—17页。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传记类》之“汉武故事”条,第581页。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小说家类》之“汉武故事”条,第1128—1130页。
参见《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37页。
参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文学》[梁]刘孝标注引《汉武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宋绍兴刻本,第65b—66a页。[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光绪壬辰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第287页。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九流绪论》下,第285页。
1参见盐谷温:《中国小说の研究》第二节《两汉六朝小说》,东京:弘道馆,1949年,第302—303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第25、28—30页。
2李栻:《历代小史》卷四《汉武故事》,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影印明嘉靖万历间刊本,第71页。
3案,今颇有一些学者据此立论,断定《汉武故事》成书于汉成帝时期,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三章第三节《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72—175页)和刘化晶《〈汉武故事〉的作者与成书时代考》一文即俱持此说。然而,与余嘉锡、盐谷温、周树人等人的论述相比,这些说法似甚显浅陋,尚殊难令人信服。刘文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64—66页。
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子部·小说家存目》之“列仙传”条,第1202—1207页。
5参见《汉书》卷一〇《成帝纪》,第310页;又卷一〇〇上《叙传》上,第4203页。
6参见[晋]葛洪:《抱朴子·论仙》,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7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子部·小说家存目》之“列仙传”条,第1207—1210页。
8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汉武故事”条,第1206页。
1[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第17—18页。
2参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篇首之《出版说明》,又《周驯》、《赵正书》、《妄稽》诸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9—19页。案,原附释文以为“窘”字通作“群”,参见竹书整理者赵化成撰《北大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一文,知是将“窘”字连下读作“群臣”,似误。今读作“道远而诏期窘”,文义应更顺畅。赵文刊《文物》2011年第6期,第64—66页。
3《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0页。《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并卷末附王仲荦撰《校勘记》,第433、442页。
1《南史》卷一四《宋文帝诸子传·元凶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387页。
2《宋书》卷七一《江湛传》,第1849页。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之“袁淑死难惜去官不早”条,第576页。
4《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元凶劭》,第2426页。
5参见[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三“沈约宋书”条,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第475页。
6《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第1642页。
1《宋书》卷五一《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继子义庆》,第1477页。
2参见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原刊《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此据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3—337页。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宋书〉札记》“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与“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9—161、200—201页。
3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336页。
4参见《宋书》卷六九《范晔传》,第1821页。
5参见《宋书》卷六九《范晔传》,第1820—1827页。
6《宋书》卷七一《江湛传》,第1849页。
7参见《宋书》卷六八《武二王传·彭城王义康》,第1796—1797页。
8刘体仁:《通鉴札记》卷八“明帝杀戮宗亲而祚以斩”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影印民国石印《辟园史学四种》本,第430页。
1《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第1850—1851页。
2《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第1850页;又卷六二《王微传》,第1666页。《南史》卷二二《王僧绰传》,第589页。
3《宋书》卷六二《王微传》,第1666页。《南史》卷二二《王僧绰传》,第589页。
4《宋书》卷九九《二凶传·元凶劭》,第2427页。
5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原刊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此据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343—345页。
6[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第253—254页。
1《宋书》卷一七《礼志》四,第484页。
2《南史》卷三四《周朗传附族裔弘正传》,第898页。
3《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33页。
4《南史》卷二二《王俭传》,第591—592页。
5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宋书〉札记》“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条,第159—161、201—202页。
6《宋书》卷八《明帝纪》,第152页。
7《宋书》卷七《前废帝纪》,第146页。
8《宋书》卷八《明帝纪》,第152页。
9《宋书》卷八〇《孝武十四王传·始平孝敬王子鸾》,第2065页。
刘体仁:《通鉴札记》卷八“明帝杀戮宗亲而祚以斩”条,第430页。
[宋]刘敞:《南北朝杂记》之“宋幼帝”条,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清曹溶辑《学海类编》本,第647页。案,关于前、后废帝以及武帝子少帝之荒唐,刘宋帝室之自相屠戮,清人赵翼在所撰《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宋齐多荒主”条(第231—233页)与“宋子孙屠戮之惨”条(第240—241页)有更详细叙述,请参看。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第189页。
《南史》卷二二《王俭传》,第591页。
《汉书》卷六〇《杜周传》,第2660页。参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武帝时刑罚之滥”条,第58页。
1《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第2623页。
2《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第2877—2878页。
3参见《南齐书》卷九《后废帝纪》,第180页;又卷二三《王俭传》,第433、438页。
4《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34页。《南史》卷二二《王俭传》,第593页。
5[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录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第64、66—67页。
1李笠:《史记订补》卷首杨树达序,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二十五史三编》影印民国年间瑞安李氏刻本,第463页。
2李笠:《史记订补》卷首《史记订补叙例》,第464—465页。
3[清]洪颐煊辑:《经典集林》卷一五《汉武故事》,民国丙寅海宁陈氏慎初堂影印清嘉庆间《问经堂丛书》本,第2b页。
4[汉]王充:《论衡》卷一《逢遇篇》,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涵芬楼藏明嘉靖通津草堂刻本,1924年,第4b页。
1《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395页。
2《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6—2047页。
3案,对此事疑而不信的学者,就包括司马光在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一(第2页)曾特地考辨此事,以为《史记·留侯世家》所记本非事实,乃“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案,此点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史记》所记商山四皓事虽然颇有传奇成分孱入其中,但也语出有因。《古文苑》卷一〇载录的《汉高祖手敕太子书》(第74页),有一通述及此事,云:“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它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借(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可见《史记》的记载应当具有一定的史实基础。
1《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2明佚名撰失题篇名之读《通鉴》札记(寒斋藏明末写本)之“责太子”条(案此本无页码)。
3参见《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4页;又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1176页。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影印民国稿本,第496—497页。
4参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2—3916页。
5《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8—1139。
6参见张维华:《论汉武帝》第四章《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汉武帝对于这些问题的措施》,第129—132页。
7《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8—1139页。
8《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3页。
1案,《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第3156—3157页)记此汉宣帝为武帝立庙乐事,较《武帝纪》为详,文曰:“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徳,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徳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徳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徳、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徳。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读此夏侯胜谏语及其因“毁先帝”而下狱之事,尤可见宣帝与执政的霍光乃着意维护汉武帝的形象和治国理念。
2参见《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2—3065页。
3《汉书》卷九《元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第278页。
4[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卷五“置廷尉平”条,第76—77页。
5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五二《治政部·论政》引东汉崔寔《政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38 —939页。
6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古柯庭琐记》(一)之“崔寔论宣、元二帝”条,第4060页;又《得性轩读鉴记》(二)之“元帝实现儒家理想”条、“元、成好儒”条,第4679—4680、4689页。
7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古史辨》第五册,北平:朴社,1935年,第106、122、183页。案,关于钱穆对元帝以后汉代学术、政治之转折性变化的认识,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事张帆教授的教示,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