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的文学史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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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立足于魏、晋、六朝文学教学之需,致力于文学史的阐释。他不仅从长时段视野讨论了文学史上"风会"的流变,"风会"与社会变迁、文体兴衰、作家个性之间的关联,还在《文心雕龙》的基础上明确了兼顾时代、作家和文体的文学史思路,他对各类文体的职能和规范的揭示、对代表作的分析均从属于文学史阐释的需要。此尝试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引文
(1)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首第3页。
(2)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3)程千帆《刘永济先生传略》,《程千帆全集》第七卷《闲堂文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1)刘勰著,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2)黄侃著,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1)刘永济云:“昔挚虞撰《文章流别志论》而外,复有集四十一卷。虽其书弗传,大氐志以传人,论以诠理,集者所撰录之篇章也。窃尝叹其立体之精,包举之大,而恨其散佚之早也。后有作者,类多偏主。今所存昭明《文选》,撰录之类也;《文心雕龙》,诠品之流也。然彦和《序志》自述论文叙笔,约以四纲:一曰原始以表末,二曰释名以章义,三曰选文以定篇,四曰敷理以举统。今观其书,《明诗》以下二十篇,每论一体,辄标举篇章,用相衡鉴。则撰录虽无专书,苟就其所论列之文,撮录为一编,亦犹流别之有集也。”(《文心雕龙校释》附《征引文录》小引,第211页)
(2)刘师培云:“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附录,第100页)
(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59页。
(1)赵敏俐《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及其方法》,《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9 页。
(2)锺嵘《诗品序》,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卷首第6页。
(1)章学诚《校雠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2)郭预衡云:“从时代环境的变化来考察,《七发》这样的作品,可能还是从战国游士的游说之辞发展而来的。《史记·商君传》记载商君因秦孝公宠臣景监而见孝公,先说以‘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再说以‘王道’,也‘未中旨’,又说以‘霸道’,称‘善’而‘未用’,最后乃说以‘强国之术’,孝公才‘大悦之’。像这样的游说过程,不是和《七发》的讽谏方式极其相似吗?《七发》是讽谏梁孝王的作品,其用意与《谏吴王书》也有某些相似。游士而为侍从,游说变为讽谏,渊源是明显的。战国时的游说,到汉代就变成了讽谏。其实游说和讽谏,都是向人君陈说自己的意见。游说一般包括两个内容,先是夸赞,然后进言。赋体之文也都如此,先讲人君如何圣明,国家如何富强,游乐如何丰盛,最后才进讽谏。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就是这样的作品。比《七发》更为典型。”(《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201页)
(3)章炳麟《章太炎的白话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册,第340页。
(1)李延寿《南史》卷一三《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鲍照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册,第360页。
(2)姚思廉《梁书》卷一三《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册,第243页。
(1)游国恩《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史经典精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页。
(1)刘永济云:“盖一代文章,因革盛衰,必与其时政俗有关,故论文者必当论世。考喉舌之官,在西汉谓之尚书,属于少府,主发书,承秦制也。其位甚卑。及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主中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以司马迁为之。中间遂罢尚书,以为中书之职。至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者,复以士人为之。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其任犹轻。及至后汉,则较为优重,出纳王命,赋政四海,犹天之有北斗焉。迨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又置中书监,并掌机密,晋代因仍未改。盖自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清贵华重,非才地俱美者,不绾斯任。”“自晋建国,常令宰相参领,中兴以来,益重斯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者焉。魏晋诏命,极盛一时,其故在此。”(《文心雕龙校释》,第78—79页)
(1)钱锺书云:“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并非概论‘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而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言’不得的‘志’。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话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儿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钱锺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页)
(2)刘永济《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刘永济《文学论默识录》附《论文拾遗》,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2页。
(3)刘永济云:“碑之为用,初树之宗庙,所以丽牲,后立之墓穴,所以下棺。故汉碑首必有穿,其遗制也。舍人所谓‘纪号封禅’‘树石埤岳’,当起于后世。虽《管子》有古者封禅之君七十有二之说,其事未足深信。至于就碑撰文,实盛于东京,蔡氏其首选也。故本篇选文,首举邕作。孔孙诸制,乃其流风。今观蔡氏诸碑,类皆揄扬盛美之辞,实启贡谀献媚之渐。故桓范著《世要论》,有‘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之讥。而魏武励俗,乃严立碑之禁。降及晋世,禁乃稍弛,而裴松之上表,复为限制之论,因之南朝碑版,流传后世者,远逊北朝。然魏晋碑禁虽严,大臣长吏,尚多私立。《晋书·孙绰传》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降及齐梁,此风尤盛,徐庾两集,巨制特多,殆亦俗尚浮华,遂乃文多虚美欤?舍人衡以史才,知体要矣。”(《文心雕龙校释》,第41页)
(1)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2)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3)程千帆《刘永济先生传略》,《程千帆全集》第七卷《闲堂文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1)刘勰著,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2)黄侃著,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1)刘永济云:“昔挚虞撰《文章流别志论》而外,复有集四十一卷。虽其书弗传,大氐志以传人,论以诠理,集者所撰录之篇章也。窃尝叹其立体之精,包举之大,而恨其散佚之早也。后有作者,类多偏主。今所存昭明《文选》,撰录之类也;《文心雕龙》,诠品之流也。然彦和《序志》自述论文叙笔,约以四纲:一曰原始以表末,二曰释名以章义,三曰选文以定篇,四曰敷理以举统。今观其书,《明诗》以下二十篇,每论一体,辄标举篇章,用相衡鉴。则撰录虽无专书,苟就其所论列之文,撮录为一编,亦犹流别之有集也。”(《文心雕龙校释》附《征引文录》小引,第211页)
(2)刘师培云:“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附录,第100页)
(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59页。
(1)赵敏俐《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及其方法》,《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9 页。
(2)锺嵘《诗品序》,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卷首第6页。
(1)章学诚《校雠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2)郭预衡云:“从时代环境的变化来考察,《七发》这样的作品,可能还是从战国游士的游说之辞发展而来的。《史记·商君传》记载商君因秦孝公宠臣景监而见孝公,先说以‘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再说以‘王道’,也‘未中旨’,又说以‘霸道’,称‘善’而‘未用’,最后乃说以‘强国之术’,孝公才‘大悦之’。像这样的游说过程,不是和《七发》的讽谏方式极其相似吗?《七发》是讽谏梁孝王的作品,其用意与《谏吴王书》也有某些相似。游士而为侍从,游说变为讽谏,渊源是明显的。战国时的游说,到汉代就变成了讽谏。其实游说和讽谏,都是向人君陈说自己的意见。游说一般包括两个内容,先是夸赞,然后进言。赋体之文也都如此,先讲人君如何圣明,国家如何富强,游乐如何丰盛,最后才进讽谏。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就是这样的作品。比《七发》更为典型。”(《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201页)
(3)章炳麟《章太炎的白话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册,第340页。
(1)李延寿《南史》卷一三《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鲍照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册,第360页。
(2)姚思廉《梁书》卷一三《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册,第243页。
(1)游国恩《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史经典精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页。
(1)刘永济云:“盖一代文章,因革盛衰,必与其时政俗有关,故论文者必当论世。考喉舌之官,在西汉谓之尚书,属于少府,主发书,承秦制也。其位甚卑。及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主中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以司马迁为之。中间遂罢尚书,以为中书之职。至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者,复以士人为之。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其任犹轻。及至后汉,则较为优重,出纳王命,赋政四海,犹天之有北斗焉。迨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又置中书监,并掌机密,晋代因仍未改。盖自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清贵华重,非才地俱美者,不绾斯任。”“自晋建国,常令宰相参领,中兴以来,益重斯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者焉。魏晋诏命,极盛一时,其故在此。”(《文心雕龙校释》,第78—79页)
(1)钱锺书云:“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并非概论‘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而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言’不得的‘志’。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话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儿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钱锺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页)
(2)刘永济《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刘永济《文学论默识录》附《论文拾遗》,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2页。
(3)刘永济云:“碑之为用,初树之宗庙,所以丽牲,后立之墓穴,所以下棺。故汉碑首必有穿,其遗制也。舍人所谓‘纪号封禅’‘树石埤岳’,当起于后世。虽《管子》有古者封禅之君七十有二之说,其事未足深信。至于就碑撰文,实盛于东京,蔡氏其首选也。故本篇选文,首举邕作。孔孙诸制,乃其流风。今观蔡氏诸碑,类皆揄扬盛美之辞,实启贡谀献媚之渐。故桓范著《世要论》,有‘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之讥。而魏武励俗,乃严立碑之禁。降及晋世,禁乃稍弛,而裴松之上表,复为限制之论,因之南朝碑版,流传后世者,远逊北朝。然魏晋碑禁虽严,大臣长吏,尚多私立。《晋书·孙绰传》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降及齐梁,此风尤盛,徐庾两集,巨制特多,殆亦俗尚浮华,遂乃文多虚美欤?舍人衡以史才,知体要矣。”(《文心雕龙校释》,第41页)
(1)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