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制度实践兴起的政治逻辑
|
摘要
近年来,党内法规话语及其制度实践逐渐兴起,这一现象折射了管党治党思路的变化,并能从中窥见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政治逻辑。思路的转变首先体现的是一套政党治理的理论逻辑,包含问题导向、效果主义、运动式推进和政治教育方式四个维度。而党内法规在管党治党中地位的迅速奠定,还存在一系列现实条件,包括党的领导的加强、规则之治的共识、政治自信的提升、选官机制的保障和压力型体制的推动。从根本上讲,党内法规制度实践的特征决定了其运转的政治逻辑,即权威主义、组织力强化、先进性团体以及稳定与发展型的意识形态。党内法规制度实践的兴起,体现了管党治党政治逻辑的变与常,核心是保持不断自我调适的体制弹性,这也是应对未来治理挑战的根本遵循。
In recently years,the phenomenon of the emerging of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discourse and practice,reflects the change of ways of howparty rules,and the logic of the ruling party 's way of governing. The change of the ways indicates a set of theoretical logics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including problem orientation,the consequentialism,the movement type and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re is a series of practical conditions for the authoritative status of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including the strength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the consensus of the ruling of the laws,the enhancement of political confidence,the institutions of selecting officials,and the driving of pressure mechanism.Fundamentally,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system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logic of its operation,namely,authoritarianism,organizational strength enhancement,advanced group,and the stable and developmental ideology.The rise of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practice reflects the change and unchangeable political logic of party 's governing.The core is to maintain the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of constant self-adjustment,which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idea to deal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In recently years,the phenomenon of the emerging of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discourse and practice,reflects the change of ways of howparty rules,and the logic of the ruling party 's way of governing. The change of the ways indicates a set of theoretical logics the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including problem orientation,the consequentialism,the movement type and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re is a series of practical conditions for the authoritative status of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including the strength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the consensus of the ruling of the laws,the enhancement of political confidence,the institutions of selecting officials,and the driving of pressure mechanism.Fundamentally,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system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logic of its operation,namely,authoritarianism,organizational strength enhancement,advanced group,and the stable and developmental ideology.The rise of regulations within party practice reflects the change and unchangeable political logic of party 's governing.The core is to maintain the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of constant self-adjustment,which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idea to deal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引文
[1]宋功德:《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
[2]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吕增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3]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10期。
[4]王若磊:《上访的冤屈、稳定的逻辑与治理的两难》,《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7期。
[5]张静:《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9期。
[6]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9期。
[7]阎晓骏:“绪论”,《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https://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 ard_1895994,2018年9月30日。
[8]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9]蒋劲松:《政党的国法治理》,《法学》,2016年1期。
[10]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1期。
[11]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11期。
[12]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6期。
[13]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
[14]王若磊:《政党权威与法治建构——基于法治中国道路可能性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5期。
[15]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1期。
[17]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1)不少文章考察了党内法规话语的起源与流变,参见廖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研究的反思——以“党内法规”为例》,《法学家》,2018年5期;王伟国:《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党内法规研究的基础概念辨析》,《中国法学》,2018年2期等。
(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新华社:《习近平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http://news.china.com.cn/2016-12/25/content_39981664.htm,2018年10月8日。“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9/c64387-25927606.html,2018年10月8日。王岐山同志也指出:“拥有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王岐山:《坚持党的领导依规管党治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日。
(1)据中国知网查询数据,以“党内法规”为主题的论文从2012年的63篇一路攀升,每年递增百余篇:2013年113篇,2014年266篇,2015年424篇,2016年571篇,2017年716篇,2018年798篇。这还不包括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法治政党等相关议题。
(2)虽然不少词源考察追溯到建党和革命时期,但党内法规制度话语及其实践真正兴起与地位提升,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相关用语在建党和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虽有使用,但实际上并不频繁,也未在管党治党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逐渐重视法治,但主要强调的是国家法律对于政党治理的作用,侧重依法执政问题。
(3)之前关于党内法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党内法规的概念、效力、制度体系、执行机制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并未对这一话语与实践兴起背后变迁的原因及其政治逻辑进行考察。
(1)在专题讨论“全面从严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一些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严格执行党章,漠视政治纪律、无视组织原则”。“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102/c1024-28829695.html,2018年10月8日。
(1)2013年11月和2018年2月,中共中央分别印发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2017年6月又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2)据统计,党的十八大后的五年多“共制定修订140多部党内法规,约占220多部现行有效中央党内法规的60%”。宋功德:《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
(1)前文“理论逻辑”部分谈及的是对党内法规制度实践这一工作“运动式”的“推进”,并非指党内法规制度实践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本身。
(1)比如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合并。20世纪90年代设立国家行政学院的初衷之一就是方便以政府名义出面与外国对接,进行对外交流,实际上考虑的是国外体制的习惯和接受程度。
(2)相关表述可参见田飞龙:《修宪确立中国宪法新秩序》,载“清音法思”微信公众号,2018年4月14日。
(1)参见周雪光:《国家治理规模及其负荷成本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1期;泮伟江:《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治理:中国社会法治化治理的基本语境》,《民主与科学》,2018年2期。
(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人民网:《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煅造坚强领导核心》,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03/c64094-28319215.html,2018年10月10日。
(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反腐败与走出历史周期率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2018年10月11日。
(2)毛泽东早年就曾明确指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该取消这个组织形式。”这句话实际表达的正是这层意思。毛泽东:《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2]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吕增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3]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10期。
[4]王若磊:《上访的冤屈、稳定的逻辑与治理的两难》,《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7期。
[5]张静:《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9期。
[6]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9期。
[7]阎晓骏:“绪论”,《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https://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 ard_1895994,2018年9月30日。
[8]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9]蒋劲松:《政党的国法治理》,《法学》,2016年1期。
[10]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1期。
[11]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11期。
[12]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6期。
[13]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
[14]王若磊:《政党权威与法治建构——基于法治中国道路可能性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5期。
[15]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1期。
[17]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1)不少文章考察了党内法规话语的起源与流变,参见廖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研究的反思——以“党内法规”为例》,《法学家》,2018年5期;王伟国:《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党内法规研究的基础概念辨析》,《中国法学》,2018年2期等。
(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新华社:《习近平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http://news.china.com.cn/2016-12/25/content_39981664.htm,2018年10月8日。“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9/c64387-25927606.html,2018年10月8日。王岐山同志也指出:“拥有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王岐山:《坚持党的领导依规管党治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日。
(1)据中国知网查询数据,以“党内法规”为主题的论文从2012年的63篇一路攀升,每年递增百余篇:2013年113篇,2014年266篇,2015年424篇,2016年571篇,2017年716篇,2018年798篇。这还不包括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法治政党等相关议题。
(2)虽然不少词源考察追溯到建党和革命时期,但党内法规制度话语及其实践真正兴起与地位提升,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相关用语在建党和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虽有使用,但实际上并不频繁,也未在管党治党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逐渐重视法治,但主要强调的是国家法律对于政党治理的作用,侧重依法执政问题。
(3)之前关于党内法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党内法规的概念、效力、制度体系、执行机制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并未对这一话语与实践兴起背后变迁的原因及其政治逻辑进行考察。
(1)在专题讨论“全面从严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一些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严格执行党章,漠视政治纪律、无视组织原则”。“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102/c1024-28829695.html,2018年10月8日。
(1)2013年11月和2018年2月,中共中央分别印发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2017年6月又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2)据统计,党的十八大后的五年多“共制定修订140多部党内法规,约占220多部现行有效中央党内法规的60%”。宋功德:《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
(1)前文“理论逻辑”部分谈及的是对党内法规制度实践这一工作“运动式”的“推进”,并非指党内法规制度实践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本身。
(1)比如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合并。20世纪90年代设立国家行政学院的初衷之一就是方便以政府名义出面与外国对接,进行对外交流,实际上考虑的是国外体制的习惯和接受程度。
(2)相关表述可参见田飞龙:《修宪确立中国宪法新秩序》,载“清音法思”微信公众号,2018年4月14日。
(1)参见周雪光:《国家治理规模及其负荷成本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1期;泮伟江:《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治理:中国社会法治化治理的基本语境》,《民主与科学》,2018年2期。
(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人民网:《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煅造坚强领导核心》,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03/c64094-28319215.html,2018年10月10日。
(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反腐败与走出历史周期率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2018年10月11日。
(2)毛泽东早年就曾明确指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该取消这个组织形式。”这句话实际表达的正是这层意思。毛泽东:《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