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京口历史地位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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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晋时期的北府兵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与之紧密相关的城市——京口也随之走上历史前台,在东晋及刘宋前期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一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危机:这座近乎完全依赖政治及军事扶持发展起来的城市,其经济情况极不理想,多山的地形决定了其宜耕土地较少且土壤贫瘠,在传统农业经济下无法保障其编户数量,这就决定了它注定只能依靠政治的扶持。随着南北局势的变化,政权无力从江北抽调居民充实京口,这座此前耀眼的重镇地位也随之直线下降,直至最终被取消军府,成为江南防御的薄弱环节,直接沦为都城建康的附属区域。
In Eastern Jin Dynasty,Beifu Army always act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stage,Jingkou as a city closely related with it gone on the stage of history.But behind the prosperity,this city had its' own unfavorable factors:backward economy,rely o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Mountain Area Less arable land,all of this limited the city's development.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under strong military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had no power to support this city,and Jingkou city declined rapidly,being a vassal of Jiankang and finally turned to weak link in tne Defense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Eastern Jin Dynasty,Beifu Army always act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stage,Jingkou as a city closely related with it gone on the stage of history.But behind the prosperity,this city had its' own unfavorable factors:backward economy,rely o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Mountain Area Less arable land,all of this limited the city's development.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under strong military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had no power to support this city,and Jingkou city declined rapidly,being a vassal of Jiankang and finally turned to weak link in tne Defense of The Yangtze River.
引文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99页。
(2)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8-375页。
(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49-51,73-74页。
(4)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85年。
(5)[日]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124-156页,同时他在《六朝时代江南的地域社会与地域性》一文页对京口关注颇多,[日]谷川道雄:《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东京)玄文社,1989年,第44-52页。
(1)[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9-590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镇江府》载孙权建安十三年都于此,(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48页。[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太祖上》载:“(建安)十四年,权居京口,刘备诣京口见权,求荆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无何时迁都记载,迁都似在此以前。案,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孙权亲攻合肥,似迁都于十三年更合理。
(2)[日]大川富士夫在《关于三国时代的江南豪族》一文中有所统计,《立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报》,第9号。
(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十六·江南道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27页。《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镇江府》载:“《尔雅》曰‘丘绝高曰京’,盖丹徒城凭山临江,故有京口之名。”第1248页。
(4)[梁]沈约:《宋书》卷35《州郡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40页。
(1)[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道一·润州》在:“在城西北江中,一名浮玉。唐裴头陀于此开山得金,故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59页。
(2)《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591页。
(3)《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道一·润州》,1760页。《读史方舆纪要》引《梁典》称:“武帝望京岘盘纡似龙,因掘二湖于山下,曰龙目湖。”第1252页。
(4)《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第1252页。《宋书》卷84《孔觊传》载:“时永世令孔景宣复反,栅县西江岘山,断遏津径,刘延熙加其宁朔将军。”第2158页。自位置而言,似不同于京岘山。
(5)详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78-84页。
(6)《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1页。
(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6《张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18页。
(8)[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74《太守》,(北京)学苑出版社影印南海孔广陶校注本,2015年,第555页。原注称:“陈俞本‘方九十’作‘万九千’。”
(9)《东晋门阀政治》,第85页。《册府元龟》卷678《牧守部·兴利》载:“计用工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099页。则此湖不应如此小。
(10)《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江南道上》,第827页。
(11)《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2页。
(12)《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1256页。顾祖禹定位区域的差异约与清朝镇江府所在与魏晋时期有差别造成。
(13)《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2页。《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道一》载练湖属丹阳郡,位于曲阿。第1763-1764页。《太平御览》卷66《地部·湖潭》引《丹阳记》曰:“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县宣骞之母,年八十浴于后湖,化为鼋。后湖,又名练湖。”第316页。则似练湖三国吴时即有,非修于西晋末。
(1)《玉海》卷23《地理·陂塘堰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468-469页。《宋史》卷96《河渠六·东南诸水上》载:“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来久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90页。
(2)《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2页。
(3)[梁]萧子显:《南齐书》卷14《州郡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55页。
(4)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言语第二》第74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0页。
(5)《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2页。
(6)秦冬梅在考察了京口从先秦到六朝的历史后认为,在六朝时期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直接依据较少,详参《六朝京口、晋陵地区农业的发展及其原因》一文,载于《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第26-32页。
(7)《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2页。
(8)《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规箴第十》刘孝标注称葛洪《富民塘颂》即指此,第663页。
(9)《东晋门阀政治》,第85页。
(10)详参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72-74页。
(1)《晋书》卷69《刁协传附孙逵传》,第1845页。唐长孺先生亦认为刁氏得以在京口大规模占田,与其地广人稀有关。《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0页。
(2)《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江南道上》,第827页。《全唐诗》卷877《丹徒谚》亦载此谚语。清彭定求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009页。
(3)[南朝]江淹、[明]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卷2《知己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0页。
(4)《宋书》卷35《州郡志一》。
(5)据各郡户口总和,南徐州户数为71768,口数为418078。
(6)郗鉴移镇后不断从江北迁移流民至此,刘宋时期亦频频迁移江北数州居民以实南徐州(后文详细论述),直至宋明帝以后不再迁户,此地政治地位也随之衰落,均从侧面反映京口编户不足问题。
(1)[东晋]干宝著,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5《96蒋山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0-61页。
(2)《东晋门阀政治》,第78-83页。
(3)详参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150-157页。另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亦有探讨,第83-84页。
(4)日本足利学校藏李善注:《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37《求自试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4页。
(5)《初学记》卷6《地部中·江第四》载:“(京江)在南徐州,《禹贡》所谓北江也,今润州丹徒县也。”(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4页。
(6)《太平寰宇记》卷123《淮南道一·扬州》,第2444页。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口述,六朝长江江岸线现经考古发掘已基本明确,京口广陵间长江实宽应不下三十公里。
(7)《东晋门阀政治》,第82-83页。
(8)目前研究北府兵的成果主要有田余庆:《北府兵始末》及《东晋门阀政治》,台湾学者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的北府》,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在《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亦对南徐州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124-156页。[日]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亦有对北府兵的陈述,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3-237页。
(1)《晋书》卷67《郗鉴传》,第1797页。
(2)[梁]陶弘景:《真诰》卷15《阐幽微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1页。
(3)《宋书》卷35《州郡志一》,第1038页。
(4)《东晋门阀政治》,第202-207页。
(5)《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捷悟第十一》第6条注引《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第688页。
(6)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第110页。
(7)关于东晋南朝兵户制度崩溃的问题,陈玉屏在《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一书中有专题研究,他将溉制度的崩溃归因于两点:作战死亡与逃亡。(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54页。
(1)《东晋门阀政治》,第207页。
(2)田余庆:《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49页。田先生认为募兵主要在徐、兖、青三州,并将淮北流民迁居淮南作为建军兵源。
(3)《晋书》卷84《刘牢之传》,第2188页。
(4)《晋书》卷84《刘牢之传》,第2189页。
(5)《晋书》卷84《王恭传》,第2186页。
(6)《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71页。
(7)《宋书》卷1《武帝纪》,第5页。
(8)《宋书》卷1《武帝纪》,第6页。
(9)《东晋门阀政治》,第285页。
(10)《宋书》卷1《武帝纪》,第5-6页。
(11)《宋书》卷2《武帝纪》第30页。
(1)《宋书》卷5《文帝纪》,第76页。
(2)《宋书》卷15《礼志二》,第380-381页。《册府元龟》卷195《闰位部·恤征役》,载宋文帝元嘉四年及二十六年诏与此略同,第2352页。
(3)《宋书》卷47《孟怀玉传附弟龙符传》,第1048页。
(4)《宋书》卷15《礼志二》,第381页。《宋书》卷5《文帝纪》载:“其大赦天下。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行所经县,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长并勤劳王务,宜有沾锡。登城三战及大将战亡坠没之家,老病单弱者,普加赡恤,第97页。”
(5)《宋书》卷5《文帝纪》,第97页。
(6)《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16页。
(7)[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666《宋孝武帝巡幸曲赦南徐州诏一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7页。
(1)田余庆先生在涉及京口衰落时,亦指出晋陵人丁的枯竭是北府兵衰落的直接原因,孝建元年的课租标志着北府特殊地位的动摇。《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73-374页。
(2)《梁书》卷2《武帝纪》,第37页。
(3)《宋书》卷47《刘敬宣传》,第1410页。
(4)有关东晋初年长江下游的地方建制情况,详参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第31-33页。
(5)《晋书》卷62《祖逖传》,第1694页。
(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7-99页。
(7)《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2页。《通典》卷2《食货典二·屯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3页)、《太平御览》卷333《兵部六十四·屯田》(第1531页)亦载其屯田在升平初年,《通鉴》卷99穆帝永和八年条载其镇下邳时间为永和八年三月(第3123页),按荀羡此次屯田之目的在于为殷浩北伐提供军储,殷浩北伐恰在此年,《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载:“殷浩为中军将军,北征许、洛,开江西疁田千余顷以为军储。”第6033页。而江西疁田开展者正是荀羡,且据《晋书》卷75《荀崧传附子羡传》,荀羡死于升平二年(358年),其于升平元年开展屯田可能性较小。
(8)《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89-590页。
(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2《晋纪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76-377页。
(1)《宋书》卷78《刘延孙传》,第2019-2022页。
(2)《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20页。
(3)《宋书》卷72《建平王宏传附子景素传》,第1861页。
(4)《南齐书》卷32《张岱传》,第580页。
(5)《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59页。
(6)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42页。
(7)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51页。
(1)《南齐书》卷35《桂阳王铄传》,第628页。
(2)《南齐书》卷18《祥瑞志》,第350页。
(3)《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第487页。
(4)《南齐书》卷51《崔慧景传》,第875页。
(5)《东晋门阀政治》,第87页。
(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3页。
(7)[唐]魏征:《隋书》卷52《贺若弼传》,第1344页。《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载:“隋开皇九年,贺若弼自广陵来袭,陷之,遂灭陈,废南徐州,改为延陵镇。”第590页。则贺若弼渡江恰从广陵至京口。
(8)[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二》,裴松之注引《吴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32页。
(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450页。[明]顾炎武在《日知录》卷31《江乘》中评:“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61页。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采石》引陆游语亦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也。”第883页。
(2)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8-375页。
(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49-51,73-74页。
(4)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85年。
(5)[日]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124-156页,同时他在《六朝时代江南的地域社会与地域性》一文页对京口关注颇多,[日]谷川道雄:《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东京)玄文社,1989年,第44-52页。
(1)[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9-590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镇江府》载孙权建安十三年都于此,(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48页。[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太祖上》载:“(建安)十四年,权居京口,刘备诣京口见权,求荆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无何时迁都记载,迁都似在此以前。案,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孙权亲攻合肥,似迁都于十三年更合理。
(2)[日]大川富士夫在《关于三国时代的江南豪族》一文中有所统计,《立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报》,第9号。
(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十六·江南道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27页。《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镇江府》载:“《尔雅》曰‘丘绝高曰京’,盖丹徒城凭山临江,故有京口之名。”第1248页。
(4)[梁]沈约:《宋书》卷35《州郡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40页。
(1)[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道一·润州》在:“在城西北江中,一名浮玉。唐裴头陀于此开山得金,故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59页。
(2)《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591页。
(3)《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道一·润州》,1760页。《读史方舆纪要》引《梁典》称:“武帝望京岘盘纡似龙,因掘二湖于山下,曰龙目湖。”第1252页。
(4)《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第1252页。《宋书》卷84《孔觊传》载:“时永世令孔景宣复反,栅县西江岘山,断遏津径,刘延熙加其宁朔将军。”第2158页。自位置而言,似不同于京岘山。
(5)详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78-84页。
(6)《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1页。
(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6《张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18页。
(8)[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74《太守》,(北京)学苑出版社影印南海孔广陶校注本,2015年,第555页。原注称:“陈俞本‘方九十’作‘万九千’。”
(9)《东晋门阀政治》,第85页。《册府元龟》卷678《牧守部·兴利》载:“计用工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099页。则此湖不应如此小。
(10)《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江南道上》,第827页。
(11)《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2页。
(12)《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1256页。顾祖禹定位区域的差异约与清朝镇江府所在与魏晋时期有差别造成。
(13)《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2页。《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道一》载练湖属丹阳郡,位于曲阿。第1763-1764页。《太平御览》卷66《地部·湖潭》引《丹阳记》曰:“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县宣骞之母,年八十浴于后湖,化为鼋。后湖,又名练湖。”第316页。则似练湖三国吴时即有,非修于西晋末。
(1)《玉海》卷23《地理·陂塘堰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468-469页。《宋史》卷96《河渠六·东南诸水上》载:“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来久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90页。
(2)《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2页。
(3)[梁]萧子显:《南齐书》卷14《州郡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55页。
(4)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言语第二》第74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0页。
(5)《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2页。
(6)秦冬梅在考察了京口从先秦到六朝的历史后认为,在六朝时期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直接依据较少,详参《六朝京口、晋陵地区农业的发展及其原因》一文,载于《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第26-32页。
(7)《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92页。
(8)《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规箴第十》刘孝标注称葛洪《富民塘颂》即指此,第663页。
(9)《东晋门阀政治》,第85页。
(10)详参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72-74页。
(1)《晋书》卷69《刁协传附孙逵传》,第1845页。唐长孺先生亦认为刁氏得以在京口大规模占田,与其地广人稀有关。《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0页。
(2)《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江南道上》,第827页。《全唐诗》卷877《丹徒谚》亦载此谚语。清彭定求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009页。
(3)[南朝]江淹、[明]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卷2《知己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0页。
(4)《宋书》卷35《州郡志一》。
(5)据各郡户口总和,南徐州户数为71768,口数为418078。
(6)郗鉴移镇后不断从江北迁移流民至此,刘宋时期亦频频迁移江北数州居民以实南徐州(后文详细论述),直至宋明帝以后不再迁户,此地政治地位也随之衰落,均从侧面反映京口编户不足问题。
(1)[东晋]干宝著,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5《96蒋山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0-61页。
(2)《东晋门阀政治》,第78-83页。
(3)详参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150-157页。另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亦有探讨,第83-84页。
(4)日本足利学校藏李善注:《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37《求自试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4页。
(5)《初学记》卷6《地部中·江第四》载:“(京江)在南徐州,《禹贡》所谓北江也,今润州丹徒县也。”(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4页。
(6)《太平寰宇记》卷123《淮南道一·扬州》,第2444页。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口述,六朝长江江岸线现经考古发掘已基本明确,京口广陵间长江实宽应不下三十公里。
(7)《东晋门阀政治》,第82-83页。
(8)目前研究北府兵的成果主要有田余庆:《北府兵始末》及《东晋门阀政治》,台湾学者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的北府》,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在《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亦对南徐州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124-156页。[日]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亦有对北府兵的陈述,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3-237页。
(1)《晋书》卷67《郗鉴传》,第1797页。
(2)[梁]陶弘景:《真诰》卷15《阐幽微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1页。
(3)《宋书》卷35《州郡志一》,第1038页。
(4)《东晋门阀政治》,第202-207页。
(5)《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捷悟第十一》第6条注引《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第688页。
(6)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第110页。
(7)关于东晋南朝兵户制度崩溃的问题,陈玉屏在《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一书中有专题研究,他将溉制度的崩溃归因于两点:作战死亡与逃亡。(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54页。
(1)《东晋门阀政治》,第207页。
(2)田余庆:《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49页。田先生认为募兵主要在徐、兖、青三州,并将淮北流民迁居淮南作为建军兵源。
(3)《晋书》卷84《刘牢之传》,第2188页。
(4)《晋书》卷84《刘牢之传》,第2189页。
(5)《晋书》卷84《王恭传》,第2186页。
(6)《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71页。
(7)《宋书》卷1《武帝纪》,第5页。
(8)《宋书》卷1《武帝纪》,第6页。
(9)《东晋门阀政治》,第285页。
(10)《宋书》卷1《武帝纪》,第5-6页。
(11)《宋书》卷2《武帝纪》第30页。
(1)《宋书》卷5《文帝纪》,第76页。
(2)《宋书》卷15《礼志二》,第380-381页。《册府元龟》卷195《闰位部·恤征役》,载宋文帝元嘉四年及二十六年诏与此略同,第2352页。
(3)《宋书》卷47《孟怀玉传附弟龙符传》,第1048页。
(4)《宋书》卷15《礼志二》,第381页。《宋书》卷5《文帝纪》载:“其大赦天下。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行所经县,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长并勤劳王务,宜有沾锡。登城三战及大将战亡坠没之家,老病单弱者,普加赡恤,第97页。”
(5)《宋书》卷5《文帝纪》,第97页。
(6)《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16页。
(7)[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666《宋孝武帝巡幸曲赦南徐州诏一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7页。
(1)田余庆先生在涉及京口衰落时,亦指出晋陵人丁的枯竭是北府兵衰落的直接原因,孝建元年的课租标志着北府特殊地位的动摇。《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73-374页。
(2)《梁书》卷2《武帝纪》,第37页。
(3)《宋书》卷47《刘敬宣传》,第1410页。
(4)有关东晋初年长江下游的地方建制情况,详参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第31-33页。
(5)《晋书》卷62《祖逖传》,第1694页。
(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7-99页。
(7)《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2页。《通典》卷2《食货典二·屯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3页)、《太平御览》卷333《兵部六十四·屯田》(第1531页)亦载其屯田在升平初年,《通鉴》卷99穆帝永和八年条载其镇下邳时间为永和八年三月(第3123页),按荀羡此次屯田之目的在于为殷浩北伐提供军储,殷浩北伐恰在此年,《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载:“殷浩为中军将军,北征许、洛,开江西疁田千余顷以为军储。”第6033页。而江西疁田开展者正是荀羡,且据《晋书》卷75《荀崧传附子羡传》,荀羡死于升平二年(358年),其于升平元年开展屯田可能性较小。
(8)《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589-590页。
(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2《晋纪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76-377页。
(1)《宋书》卷78《刘延孙传》,第2019-2022页。
(2)《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20页。
(3)《宋书》卷72《建平王宏传附子景素传》,第1861页。
(4)《南齐书》卷32《张岱传》,第580页。
(5)《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59页。
(6)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42页。
(7)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51页。
(1)《南齐书》卷35《桂阳王铄传》,第628页。
(2)《南齐书》卷18《祥瑞志》,第350页。
(3)《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第487页。
(4)《南齐书》卷51《崔慧景传》,第875页。
(5)《东晋门阀政治》,第87页。
(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3页。
(7)[唐]魏征:《隋书》卷52《贺若弼传》,第1344页。《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载:“隋开皇九年,贺若弼自广陵来袭,陷之,遂灭陈,废南徐州,改为延陵镇。”第590页。则贺若弼渡江恰从广陵至京口。
(8)[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二》,裴松之注引《吴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32页。
(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450页。[明]顾炎武在《日知录》卷31《江乘》中评:“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61页。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采石》引陆游语亦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也。”第8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