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避祸”?——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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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钱大昕曾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Liu Zhiji is famous for his questioning of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historiography and classical cannons.Qian Daxin argues that,instead,Liu’s real goal was to stay away from political persecution.As a matter of fact,Qian’s speculation of Liu’s works was directed at the officials of the Siku Quanshu Museum.It sounded novel,but it did not conform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Liu.Under the grim circumstances of the Qing Dynasty’s censorship regime,Qian’s interpretation of Liu’s works spoke about his own state of mind.At the same time,it also appealed to his attempts to reverse the trends that preferred classics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By the time of Qianlong-Jiaqing,a research circle on Liu Zhijie’s Shitong[Generality of historiography]was formed.It was centered on Qian and related to the Ziyang Academy.Qian proposed a novel interpretation alternative the official narrative.It reflects his attempt to compete against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historiography.
Liu Zhiji is famous for his questioning of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historiography and classical cannons.Qian Daxin argues that,instead,Liu’s real goal was to stay away from political persecution.As a matter of fact,Qian’s speculation of Liu’s works was directed at the officials of the Siku Quanshu Museum.It sounded novel,but it did not conform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Liu.Under the grim circumstances of the Qing Dynasty’s censorship regime,Qian’s interpretation of Liu’s works spoke about his own state of mind.At the same time,it also appealed to his attempts to reverse the trends that preferred classics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By the time of Qianlong-Jiaqing,a research circle on Liu Zhijie’s Shitong[Generality of historiography]was formed.It was centered on Qian and related to the Ziyang Academy.Qian proposed a novel interpretation alternative the official narrative.It reflects his attempt to compete against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historiography.
引文
(1)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页。张舜徽:“大昕之学,既精且博,自不愧居清代学者中第一流也”,“故考史之功,为有清第一”。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张瞬徽:《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2)弁润孙:《钱大昕著述中的论政微言》,《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7页。
(3)许冠三指出:“知幾史学义例,乃成一时之显学。纪氏同辈学人而究心于史学者,如《十七史商榷》之作者王鸣盛(1722-1797),《二十二史考异》之撰者钱大昕(1728-1804)等,莫不熟读刘氏之书,或明用其说,或暗袭其义。”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但许氏所论是从史学角度分析二人之因袭暗合,与本文异趣。
(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2)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第151页。
(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页。
(4)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页。
(5)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书后》,转引自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3页。
(1)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382页。
(2)刘知几:《史通通释》,第367页。
(3)浦起龙于乾隆四年任苏州府学教授,此时“青浦王昶、嘉定钱大昕、王鸣盛辈方为诸生,并游其门”(秦瀛:《浦起龙传》,附于《王绳曾传》后,载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徵初编》38,卷253,收于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64册,第21页)。就《史通》研究而言,钱大昕与浦起龙颇多相合之见。“志在避祸”之推测显与浦起龙用意相同,自不待言。另外,在表彰《史通》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上,二人亦极为相近。
(4)陈汉章曾于所撰《史通补释》指出:“此篇所谓古,实皆言今也。唐初君臣、父子、兄弟间,多见惭德。刘氏身为臣子,不敢昌言,乃假古以切今,实惩前而毙后……纪评削去其言,固非刘氏知己。然不善读者,徒执所疑,封其所见,又从而扬其波,拾其唾,卮言日出,变本加厉,又为刘氏之罪人,误人而实自误。今一一以唐事证之,可见刘氏之疑非古事矣”(此文见《史通通释》第640页)。陈汉章此说可视为浦起龙之嗣响。浦起龙与陈汉章都认为《疑古》篇是为影射政治而作,其不同者,浦氏认为影射对象为前朝禅让伪迹,陈氏认为影射对象为唐初当朝史事。其实,陈汉章提出此观点是另有所指,《史通补释》作于1927年,正是“古史辨”派盛行之时。因此,陈氏是抒发对“古史辨”派之不满。程千帆已经指出:“陈氏则尤重在陈古以刺今,其所谓不善读者,刘氏之罪人,盖阴指古史辨派而言……故其‘所谓古实皆言今’之语,适可谓夫子自道也。”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0-261页。
(5)黄本骥:《痴学·信古录》,载黄本骥:《黄本骥集》,刘范弟点校,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91页。
(6)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14-415页。
(7)逯耀东:《刘知几〈史通〉与魏晋史学》,《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7页。
(8)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黄曙辉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6页。
(9)程千帆:《史通笺记》,第260页。此外,赵吕甫在《史通新校注》中曾罗列浦起龙、钱大昕、陈汉章等人对《疑古》篇之评论,指出:“无论是影射论也好,‘离经叛道’论也好,都未能领会刘氏写作本篇的意图和精神。”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80页。可知,赵吕甫对钱大昕之推测也持否定态度。
(1)刘知几撰《史通》也有避忌政治嫌疑之处,如《本纪篇》中评司马迁不该将周自后稷至于西伯、秦自伯翳至于庄襄、项羽列入本纪。但“《史记》尚有《吕后本纪》,以少帝非惠帝子,而政归吕后,故列吕后为本纪,而子玄不敢论列,似避武后之嫌。”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1-52页。但他对唐初官修诸史,并无避忌。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3)代继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的〈史通〉》,《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评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50页。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通提要》,第751页。
(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训故提要》,第757页。
(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叙”,第418页。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通提要》,第751页。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通提要》,第751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通提要》,第752页。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训故补提要》,第757页。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8,《考定竹书提要》,第432页。
(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1,《檀弓疑问提要》,第174页。
(7)纪昀:《史通削繁》,转引自张三夕:《史通三家评校钞》,《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8)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343页。
(1)《四库全书总目》在编写过程中,经常征引钱大昕观点。翁方纲曾言:“辛楣近尤殚心史学……昨见晓岚援辛楣《曹全碑跋尾》一条,著于《四库书录》,不特征定论之公,亦见朋友服善之益也”。余嘉锡也曾说:“《提要》常引《潜研堂集》”。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429页。
(2)程千帆:《史通笺记》,第260页。
(3)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76-177页。
(4)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1页。
(5)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11页。
(1)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七,陈文和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2)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
(3)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页。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5)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页。
(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7)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潜研堂文集》卷24。
(8)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第885页。
(9)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9页。
(1)钱大昕:《汉书正误序》,《潜研堂文集》卷24,第397页。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943页。王鸣盛援引《史通》,见《十七史商榷》中《高祖非尧后》、《鼠妖证青祥》、《地理论古》、《刘昭李贤注》、《陈寿史皆实录》、《裴松之注》、《武商出生本末》、《脱庙号》、《华峤汉后书》、《崔鸿十六国春秋》、《李存进互异》、《唐以前惟三史三国》诸条。
(3)王昶:《辛巳会试策问二道》,《春融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册,第470页。
(4)钱大昕:《黄崑圃先生文集序》,《潜研堂文集》,第432-433页。
(5)钱大昕:《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序》,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玖,陈文和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1)纪昀:《史通削繁序》,《史通削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册,第1页。
(2)《钱辛楣先生年谱》,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壹,第11页。
(3)汪由敦:《书韩文考异书后》,《松泉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28册,第846页。
(4)卢文弨:《群书拾补·史通》,《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362页。
(5)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2-293页。
(6)陈鹤:《书史通通释后》,《读书改过斋丛录》,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1-92页。
(7)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292-293页。
(8)钱庆曾编:《竹汀居士年谱续编》,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壹,第39页。
(9)顾千里:《顾千里集》,王欣夫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313页。
(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第4-5页。
(11)《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称:“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四库全书》对正统观念的维护,对异端思想的排斥,参见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黄叔琳刊刻《史通训故补》后,尹嘉诠曾来信,引“昌黎欲削荀扬之义”,建议黄氏删去《疑古》和《惑经》两篇。黄叔琳原拟听从,后来在其门生顾镇建议下予以保留。参见顾镇编:《黄崑圃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顾镇:《与北平先生论〈史通〉不应删截书》,《虞东先生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4册,第227页。
(2)王绍曾:《〈史通〉引书考初稿绪论》,《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5页。
(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1页。
(2)弁润孙:《钱大昕著述中的论政微言》,《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7页。
(3)许冠三指出:“知幾史学义例,乃成一时之显学。纪氏同辈学人而究心于史学者,如《十七史商榷》之作者王鸣盛(1722-1797),《二十二史考异》之撰者钱大昕(1728-1804)等,莫不熟读刘氏之书,或明用其说,或暗袭其义。”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但许氏所论是从史学角度分析二人之因袭暗合,与本文异趣。
(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2)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第151页。
(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页。
(4)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页。
(5)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书后》,转引自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3页。
(1)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382页。
(2)刘知几:《史通通释》,第367页。
(3)浦起龙于乾隆四年任苏州府学教授,此时“青浦王昶、嘉定钱大昕、王鸣盛辈方为诸生,并游其门”(秦瀛:《浦起龙传》,附于《王绳曾传》后,载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徵初编》38,卷253,收于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64册,第21页)。就《史通》研究而言,钱大昕与浦起龙颇多相合之见。“志在避祸”之推测显与浦起龙用意相同,自不待言。另外,在表彰《史通》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上,二人亦极为相近。
(4)陈汉章曾于所撰《史通补释》指出:“此篇所谓古,实皆言今也。唐初君臣、父子、兄弟间,多见惭德。刘氏身为臣子,不敢昌言,乃假古以切今,实惩前而毙后……纪评削去其言,固非刘氏知己。然不善读者,徒执所疑,封其所见,又从而扬其波,拾其唾,卮言日出,变本加厉,又为刘氏之罪人,误人而实自误。今一一以唐事证之,可见刘氏之疑非古事矣”(此文见《史通通释》第640页)。陈汉章此说可视为浦起龙之嗣响。浦起龙与陈汉章都认为《疑古》篇是为影射政治而作,其不同者,浦氏认为影射对象为前朝禅让伪迹,陈氏认为影射对象为唐初当朝史事。其实,陈汉章提出此观点是另有所指,《史通补释》作于1927年,正是“古史辨”派盛行之时。因此,陈氏是抒发对“古史辨”派之不满。程千帆已经指出:“陈氏则尤重在陈古以刺今,其所谓不善读者,刘氏之罪人,盖阴指古史辨派而言……故其‘所谓古实皆言今’之语,适可谓夫子自道也。”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0-261页。
(5)黄本骥:《痴学·信古录》,载黄本骥:《黄本骥集》,刘范弟点校,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91页。
(6)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14-415页。
(7)逯耀东:《刘知几〈史通〉与魏晋史学》,《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7页。
(8)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黄曙辉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6页。
(9)程千帆:《史通笺记》,第260页。此外,赵吕甫在《史通新校注》中曾罗列浦起龙、钱大昕、陈汉章等人对《疑古》篇之评论,指出:“无论是影射论也好,‘离经叛道’论也好,都未能领会刘氏写作本篇的意图和精神。”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80页。可知,赵吕甫对钱大昕之推测也持否定态度。
(1)刘知几撰《史通》也有避忌政治嫌疑之处,如《本纪篇》中评司马迁不该将周自后稷至于西伯、秦自伯翳至于庄襄、项羽列入本纪。但“《史记》尚有《吕后本纪》,以少帝非惠帝子,而政归吕后,故列吕后为本纪,而子玄不敢论列,似避武后之嫌。”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1-52页。但他对唐初官修诸史,并无避忌。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3)代继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的〈史通〉》,《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评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50页。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通提要》,第751页。
(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训故提要》,第757页。
(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叙”,第418页。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通提要》,第751页。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通提要》,第751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通提要》,第752页。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训故补提要》,第757页。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8,《考定竹书提要》,第432页。
(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1,《檀弓疑问提要》,第174页。
(7)纪昀:《史通削繁》,转引自张三夕:《史通三家评校钞》,《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8)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343页。
(1)《四库全书总目》在编写过程中,经常征引钱大昕观点。翁方纲曾言:“辛楣近尤殚心史学……昨见晓岚援辛楣《曹全碑跋尾》一条,著于《四库书录》,不特征定论之公,亦见朋友服善之益也”。余嘉锡也曾说:“《提要》常引《潜研堂集》”。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429页。
(2)程千帆:《史通笺记》,第260页。
(3)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76-177页。
(4)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1页。
(5)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11页。
(1)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七,陈文和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2)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
(3)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页。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5)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页。
(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7)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潜研堂文集》卷24。
(8)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第885页。
(9)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9页。
(1)钱大昕:《汉书正误序》,《潜研堂文集》卷24,第397页。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943页。王鸣盛援引《史通》,见《十七史商榷》中《高祖非尧后》、《鼠妖证青祥》、《地理论古》、《刘昭李贤注》、《陈寿史皆实录》、《裴松之注》、《武商出生本末》、《脱庙号》、《华峤汉后书》、《崔鸿十六国春秋》、《李存进互异》、《唐以前惟三史三国》诸条。
(3)王昶:《辛巳会试策问二道》,《春融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册,第470页。
(4)钱大昕:《黄崑圃先生文集序》,《潜研堂文集》,第432-433页。
(5)钱大昕:《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序》,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玖,陈文和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1)纪昀:《史通削繁序》,《史通削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册,第1页。
(2)《钱辛楣先生年谱》,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壹,第11页。
(3)汪由敦:《书韩文考异书后》,《松泉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28册,第846页。
(4)卢文弨:《群书拾补·史通》,《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362页。
(5)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2-293页。
(6)陈鹤:《书史通通释后》,《读书改过斋丛录》,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1-92页。
(7)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292-293页。
(8)钱庆曾编:《竹汀居士年谱续编》,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壹,第39页。
(9)顾千里:《顾千里集》,王欣夫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313页。
(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第4-5页。
(11)《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称:“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四库全书》对正统观念的维护,对异端思想的排斥,参见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黄叔琳刊刻《史通训故补》后,尹嘉诠曾来信,引“昌黎欲削荀扬之义”,建议黄氏删去《疑古》和《惑经》两篇。黄叔琳原拟听从,后来在其门生顾镇建议下予以保留。参见顾镇编:《黄崑圃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顾镇:《与北平先生论〈史通〉不应删截书》,《虞东先生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4册,第227页。
(2)王绍曾:《〈史通〉引书考初稿绪论》,《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5页。
(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