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颙与宋齐佛教——以钟山隐舍与草堂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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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颙于宋泰始四年自蜀返建康后造山茨精舍,嗣在其前造草堂寺,二者独立又为整体,位于钟山(北山)西而非"雷次宗旧宅"处。"山茨精舍——草堂寺"的建造为僧人提供止锡、修持、著述乃至弘法的场所,蜀法绍是精舍最早的住僧,法度开创摄山前于宋末"游于京师",当居其中,二人并称"北山二圣"。慧约在草堂寺弘法十余年,"清虚满世"。僧朗前往摄山前亦应止锡山寺。山茨精舍亦为周颙的"隐舍",他长居其中习佛修静,解经著述,其《抄成实论序》昭示周颙永明八年尚健在,可补正史记载不足,特别是《三宗论》的撰成使"三宗之旨"在江南传布,对摄山三论学派的兴起有积极作用。文中对汤用彤、任继愈、鎌田茂雄的相关论述展开讨论并予以补证或订正。
引文
[1](梁)萧子显.南齐书·周颙传[A]//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2](梁)释慧皎.高僧传[A]//中华大藏经(第6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7.
[3](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名胜记第二·川西道·成都府二[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Z].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梁)简文帝.草堂传[A]//(唐)李善.文选注(卷四十三)[C].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9册)[Z].
[6](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第六·释慧约[A]//中华藏经(第61册)[Z].
[7](清)赵宏恩.江南通志·卷三十·舆地志·古迹一·江宁府[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Z].
[8]胡菊兴.上元县[A]//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9]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日]鎌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M].台北:佛光文化出版社,2010.
[11](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六·慈济篇[A]//中华大藏经(第63卷)[Z].
[12](梁)萧子显.南齐书·何求传·附何点[A]//影印百衲木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3](唐)姚思廉.梁书·卷五一·何点传·附何胤[A]//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4](唐)李延寿.南史·卷三〇·何尚之传·附何点[A]//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5](唐)李延寿.江总.摄山栖霞寺碑·全隋文(卷十一)[A]//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Z].
[16](梁)萧子显.南齐书·明僧绍传[A]//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因刘宋人不是视“建康”为“上京”而视为陪都“下京”。
(2)《宋书·前废帝纪》载:“(大明)八年……八月……己巳,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惠开为益州刺史。”但从任命到成行需一段时间,周颙随萧慧开入蜀最快应在当年八月中旬,定“下旬入蜀”为宜。
(3)《宋书·萧惠开传》:萧惠开“……改督益宁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泰始四年,还至京师。”(百衲本第521页上、中)可见,周颙应于“泰始四年”随萧惠开从益州返京师建康。
(4)(明)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巻二十三《诗·道释》。唐人李洞《吊草堂》诗后附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1册236页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明)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巻二十五《诗余》:“谓艸为茨,亦述蜀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1册248页上。
(6)《南齐书·周颙传》与《南史·周朗传·附周颙》均作“(周)颙于锺山西立隐舍”;梁释慧皎《高僧传·释僧柔》作“时钟山山茨精舍……”,《法度传·附法绍》作“止于山茨精舍”;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七《山川志一·山阜》“钟山”条载:“齐周颙亦于钟山西立隐舍……”(四库,第489册,44页上)此外,史籍再无周颙在钟山建修静庐舍的记载。显然,“隐舍”即“山茨精舍”。
(7)(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七《山川志一·山阜》“钟山”条。四库,第489册,44页上。
(8)《宋书》卷九三《隐逸·雷次宗》:“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久之,还庐山……二十五年,诏曰:‘……’后又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百衲本,533中)可见,“招隐馆”即前文《草堂传》的“学馆”、《续高僧传·释慧约》的“旧馆”。
(9)《南齐书·周颙传》载:周颙“元徽初,出为剡令,……还历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转齐台殿中郎。”但《南史·周朗传》则载:“元徽中,诏为剡令,……齐高帝辅政……”周颙究竟是“元徽初”抑或“元徽中”任剡令?据梁《高僧传》卷第八《释慧基》载:“释慧基……元徽中,复被征诏,始行,过浙水复动疾而还,乃于会邑龟山立宝林精舍。……后周颙莅剡,请基讲说。”显然,《南史》“元徽中”任“剡令”的记载为可信。元徽年即皇间474-475年。
(10)《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载:“……出为剡令……还历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太祖辅政,引接颙。颙善尺牍,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口授令颙裁答。转齐台殿中郎。”引文中:⑴周颙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的时间。据《宋书》卷九○《邵陵殇王友》载:“邵陵殇王友,……明帝第七子也。后废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反诛,皇室寡弱,友年五岁,出为使持节、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顺帝即位,进号左将军,改督为都督。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三年,薨……”又《宋书》卷九《后废帝》:后废帝于元徽二年“秋七月庚辰,立第七皇弟友为邵陵王。”可知,刘友于元徽二年七月十一日庚辰受封“封邵陵王”,升明二年(478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据此,周颙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应在升明二年七月中旬。⑵“太祖辅政,引接颙”中的“太祖”为谁?据《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那么,萧道成何时辅政?《南史》卷三《宋顺帝纪》记载:“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徽五年为升明元年。甲午,萧道成出镇东城,辅政……”可见,萧道成于升明元年七月初三甲午日出镇东城,之后开始“辅政”。前文述及,周颙于升明二年七月中旬卸剡令任,转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大概不久即为辅政的萧道成接引进中枢,后转任齐台殿中郞。
(11)《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载:周颙“建元初,为长沙王参军,后军参军,山阴令。”又据《南史》卷四《高帝纪》载:“建元元年……六月……甲申,立齐太子赜为皇太子……晃为长沙王……”可知:萧晃于建元元年六月十四日(甲申)被立为长沙王。据此,周颙任其“参军”应在建元元年六月下旬,其后又相继任“后军参军”,其出任“山阴令”也应在建元元年,最晚在同年冬。
(1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一》载:“上元县,……本金陵地。秦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都邑之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絶其势。……隋开皇九年,平陈于石头城,置蒋州以江寜县属焉。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改江寜为归化县。九年改为白下县,属润州。贞观九年,又改白下为江寜。至德二年于县置江寜郡。乾元元年,改为升州兼置浙西节度使。上元二年,废升州,仍改江寜为上元县。钟山,在县东北一十八里。案:宋北各本讹作西北今据次条覆舟山在西足订正。”可见,上元县之地原为“金陵”,县名于唐上元二年由“江宁县”改;又[清]赵宏恩《江南通志》卷十《地舆志》载:“江宁府……今辖县七,附郭为上元,为江宁……上元县,东六十里至龙潭……西三里至汉西门江宁县界,南半里至内桥江宁县,北五十里至观音门外江中六合县界。”可见,清代“上元县”与“江宁县”均属江宁府的附郭县。
(13)(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巻十七《山川志一·山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钟山”条。“钟山”条又载:“后颙出为海盐令,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讥之。”然《南齐书》、《南史》等有关周颙的记载表明:周颙并未任海盐令,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实则与周颙生平不吻合,不能视为研究周颙的史料。[唐]李善、吕延济等《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三《书下·北山移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吕延济注《选文》‘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其中吕延济注曰:“蒋子文自谓青骨,死当为神。后呉王为立祠于钟山下,因改山为蒋山也。昔,蜀有法师居于草堂寺,及东归至此,翫彼林泉之美,乃于此山南作草堂以拟焉。”笔者认为,注文明显有误,文中⑴“东归”言下之意,法师为江南人,然则实为巴蜀人法绍,随周颙东下抵建康;⑵建“草堂寺”的是周颙而非蜀地“东归”的法师;⑶蜀僧法绍所居的是“山茨精舍”而非“草堂寺”;⑷草堂寺位于钟山南,然则实为钟山西。因此该注文不足采信。
(14)(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祠祀志三·寺院》“隆报宝乗禅寺”条;同书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堂馆》:“宋招隐馆,今草堂隆报寺是其旧址。考证:宋《雷次宗传》:召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谓之招隐馆。”引文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招隐馆”条的记载“今草堂隆报寺”有误。《祠祀志三·寺院》的引文揭示:寺名为“隆报宝乘禅寺”,是在唐代毁去的草堂寺旧址上建的,称“草堂隆报寺”不准确。宋代重建时可能较原草堂寺址有所扩大,但不能作为周颙“草堂寺”是在招隐馆基础上建的依据。周颙建寺时“招隐馆”应尚在。其二,其考证引《《宋书·雷次宗传》的记载“于钟山西岩”有误,正确的应为“于钟山西岩下”。《南史·雷次宗传》所载与《宋书·雷次宗传》同。“钟山西岩”与“钟山西岩下”,空间不完全重迭。因此,这则记载不可采信。
(15)(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乡社》:“金陵乡,县北……钟山乡,县西北……长乐乡,县东。右十八乡隶上元县。”可见,“钟山乡”属上元县。
(16)《宋书》卷八《明帝纪》载:泰始七年“八月……戊戌,立第三皇子准为安成王。”
(17)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41页)认为:周颙“齐初为山阴令”。显然,其时间未免宽泛。
(18)《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出为剡令……还历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太祖辅政,引接颙……转齐台殿中郎。”据前引《宋书》卷九《后废帝》记载可知:刘友于元徽二年七月十一日(庚辰)受封“邵陵王”,则周颙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最早应在升明二年七月中旬。
(19)《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文惠太子长懋,……世祖即位,为皇太子。”又据《南齐书》卷三《武帝纪》:“世祖武皇帝讳赜,……太祖长子也。……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即位……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长懋。”可见,萧长懋于建元四年六月初一日(甲申)立为东宫(文惠)太子。据此,周颙应在同年下半年“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
(20)《略成实论记》说: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令僧柔法师、慧次等对罗什十六卷本《成实论》“简繁存要,略为九卷”,于永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教使周颙作论序”。周颙的《抄成实论序》见《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可知,周颙永明八年尚健在。
(21)《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前文述及,周颙于泰始七年八月十二日后转任安成王抚军行参军。
(22)(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八《释智林》。齐永明五年(487年),智林法师卒于高昌。
(23)“刊文在约,降为九卷”,其事至永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结束。周颙阅读该本并撰写《抄成实论序》最早应当年二月,定为上半年为妥。
(24)(齐)周颙《难张长史〈门论〉》(梁)释僧佑《弘明集》卷六。(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杂录序·法苑杂缘源目录》则作“周剡颙《难张长史融门律》”《中华藏》第54卷第30页。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05页)说,周颙在“草堂寺”作难张长史书,显然不准确。
(25)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07页)说:“彦伦虽在钟山西立有隐舍,然实非隐士。”但汤用彤没有论证。笔者系统考察有关周颙史料,认定周颙自从解褐“海陵国侍郎”后,不曾归隐。
(26)[日]鎌田茂雄《中国佛教史》关世键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第三卷第156页。此书没有提及周颙与僧朗相识。
(27)(梁)慧皎《高僧传》卷八《释慧隆》附“法度”。何园法度仅在附见中提及其法名,其生活年代与活动情况不详,与周颙是否有交往无从判断。
(28)南北朝时,“黄龙国”的空间范围在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具体另文探讨。
(29)(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八《释法度》记载可知:高士齐郡明僧绍隐居摄山,推崇法度的清操,“待以师友之敬”,临终时“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法度居之。江总的《摄山栖霞寺碑》亦载:“法度禅师……来游白社,梵行殚苦,法性纯备,与僧绍冥契甚善。尝于山舍讲《无量寿经》,中夜忽见金光照室,光中如有台馆形像。……居士遂舍本宅,欲成此寺,即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可见,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明僧绍舍“本宅”给法度为“栖霞精舍”,江总碑中的“栖霞寺”即原“栖霞精舍”扩建并升格为“寺”的。“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当为明僧绍去世的时间。法度初抵摄山与明僧绍临终应相距一定的年数,只有经较长时间接触,才有可能获其舍宅,其抵摄山的年代应定在齐永明初年为宜。
(30)(隋)江总《摄山栖霞寺碑》《全隋文》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本):“齐永明初,神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即楚大夫之灵也。”这个传说表明,法度是修持如法如律的僧人,以致摄山神灵“靳尚”求其受戒。这应是法度刚抵摄山不久借助此传说扩大“弘法”宣传,“神灵”的反应较俗人快,正好透露了法度是“齐永明初”抵摄山的。
(31)《南齐书》卷四○《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竟陵文宣王子良字云英,世祖第二子也。……升明三年,为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辅国将军、会稽太守……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可见,萧子良于升明三年受命任会稽太守;《南齐书》卷一〇《礼志下》载:“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可见,竟陵王离职应在其“穆妃”去世的建元二年七月。
(32)“隆昌”即南齐郁林王萧昭业的年号,此年号仅一年。据《梁书》卷一三《沈约传》载:“隆昌元年(甲戌,494),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
(33)(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八《释僧柔》。“延兴”为齐海陵王年号,在其前为郁林王年号“隆昌”,二者在同一年,分别仅数月时间。“隆昌”之前则为齐武帝“永明”年号。
(34)[日]安澄《中论疏记》卷第二(之末)。“冈山寺”不详在何处?因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均未查到。
(35)据江总的《摄山栖霞寺碑》记载:“先有名德僧朗法师者,去乡辽水,问道京华……阐方等之指归,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游皇都,将涉三纪。”笔者认为,“一纪”为十二年。“将涉三纪”,为未满36年,或30年。从梁天监十一年上溯30余年正是“宋末齐始”。
(36)(隋)吉藏《大乘玄论》(大正藏本)卷第一说:“摄山高丽朗大师,本是辽东城人,……来入南土,住钟山草堂寺,值隐士周颙,周颙因就师学。”文中说周颙是隐士、就学高丽朗(僧朗)是错误的,但“来入南土,住钟山草堂寺”应是可信的。
(37)没有任何的记载可以推测法度驻锡钟山(北山)“山茨精舍”之外的佛寺或精舍。
(38)永明初年,法度应离钟山山茨精舍抵摄山,僧朗则抵钟山草堂寺。“永明”年号共11年,“永明初”当为“永明元年至二年间”,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况且,“一人前脚走,另一人后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屡屡出现。
(39)(隋)吉藏《中观论疏》“大朗法师关内得此义,授周氏。周氏因著《三宗论》也。”周颙从大朗(僧朗)受学后着《三宗论》不可信,因前文述及,周颙并非隐士且在草堂寺创建前就已着《三宗论》。
[2](梁)释慧皎.高僧传[A]//中华大藏经(第6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7.
[3](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名胜记第二·川西道·成都府二[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Z].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梁)简文帝.草堂传[A]//(唐)李善.文选注(卷四十三)[C].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9册)[Z].
[6](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第六·释慧约[A]//中华藏经(第61册)[Z].
[7](清)赵宏恩.江南通志·卷三十·舆地志·古迹一·江宁府[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Z].
[8]胡菊兴.上元县[A]//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9]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日]鎌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M].台北:佛光文化出版社,2010.
[11](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六·慈济篇[A]//中华大藏经(第63卷)[Z].
[12](梁)萧子显.南齐书·何求传·附何点[A]//影印百衲木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3](唐)姚思廉.梁书·卷五一·何点传·附何胤[A]//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4](唐)李延寿.南史·卷三〇·何尚之传·附何点[A]//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5](唐)李延寿.江总.摄山栖霞寺碑·全隋文(卷十一)[A]//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Z].
[16](梁)萧子显.南齐书·明僧绍传[A]//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因刘宋人不是视“建康”为“上京”而视为陪都“下京”。
(2)《宋书·前废帝纪》载:“(大明)八年……八月……己巳,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惠开为益州刺史。”但从任命到成行需一段时间,周颙随萧慧开入蜀最快应在当年八月中旬,定“下旬入蜀”为宜。
(3)《宋书·萧惠开传》:萧惠开“……改督益宁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泰始四年,还至京师。”(百衲本第521页上、中)可见,周颙应于“泰始四年”随萧惠开从益州返京师建康。
(4)(明)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巻二十三《诗·道释》。唐人李洞《吊草堂》诗后附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1册236页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明)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巻二十五《诗余》:“谓艸为茨,亦述蜀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1册248页上。
(6)《南齐书·周颙传》与《南史·周朗传·附周颙》均作“(周)颙于锺山西立隐舍”;梁释慧皎《高僧传·释僧柔》作“时钟山山茨精舍……”,《法度传·附法绍》作“止于山茨精舍”;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七《山川志一·山阜》“钟山”条载:“齐周颙亦于钟山西立隐舍……”(四库,第489册,44页上)此外,史籍再无周颙在钟山建修静庐舍的记载。显然,“隐舍”即“山茨精舍”。
(7)(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七《山川志一·山阜》“钟山”条。四库,第489册,44页上。
(8)《宋书》卷九三《隐逸·雷次宗》:“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久之,还庐山……二十五年,诏曰:‘……’后又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百衲本,533中)可见,“招隐馆”即前文《草堂传》的“学馆”、《续高僧传·释慧约》的“旧馆”。
(9)《南齐书·周颙传》载:周颙“元徽初,出为剡令,……还历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转齐台殿中郎。”但《南史·周朗传》则载:“元徽中,诏为剡令,……齐高帝辅政……”周颙究竟是“元徽初”抑或“元徽中”任剡令?据梁《高僧传》卷第八《释慧基》载:“释慧基……元徽中,复被征诏,始行,过浙水复动疾而还,乃于会邑龟山立宝林精舍。……后周颙莅剡,请基讲说。”显然,《南史》“元徽中”任“剡令”的记载为可信。元徽年即皇间474-475年。
(10)《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载:“……出为剡令……还历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太祖辅政,引接颙。颙善尺牍,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口授令颙裁答。转齐台殿中郎。”引文中:⑴周颙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的时间。据《宋书》卷九○《邵陵殇王友》载:“邵陵殇王友,……明帝第七子也。后废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反诛,皇室寡弱,友年五岁,出为使持节、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顺帝即位,进号左将军,改督为都督。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三年,薨……”又《宋书》卷九《后废帝》:后废帝于元徽二年“秋七月庚辰,立第七皇弟友为邵陵王。”可知,刘友于元徽二年七月十一日庚辰受封“封邵陵王”,升明二年(478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据此,周颙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应在升明二年七月中旬。⑵“太祖辅政,引接颙”中的“太祖”为谁?据《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那么,萧道成何时辅政?《南史》卷三《宋顺帝纪》记载:“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徽五年为升明元年。甲午,萧道成出镇东城,辅政……”可见,萧道成于升明元年七月初三甲午日出镇东城,之后开始“辅政”。前文述及,周颙于升明二年七月中旬卸剡令任,转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大概不久即为辅政的萧道成接引进中枢,后转任齐台殿中郞。
(11)《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载:周颙“建元初,为长沙王参军,后军参军,山阴令。”又据《南史》卷四《高帝纪》载:“建元元年……六月……甲申,立齐太子赜为皇太子……晃为长沙王……”可知:萧晃于建元元年六月十四日(甲申)被立为长沙王。据此,周颙任其“参军”应在建元元年六月下旬,其后又相继任“后军参军”,其出任“山阴令”也应在建元元年,最晚在同年冬。
(1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一》载:“上元县,……本金陵地。秦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都邑之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絶其势。……隋开皇九年,平陈于石头城,置蒋州以江寜县属焉。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改江寜为归化县。九年改为白下县,属润州。贞观九年,又改白下为江寜。至德二年于县置江寜郡。乾元元年,改为升州兼置浙西节度使。上元二年,废升州,仍改江寜为上元县。钟山,在县东北一十八里。案:宋北各本讹作西北今据次条覆舟山在西足订正。”可见,上元县之地原为“金陵”,县名于唐上元二年由“江宁县”改;又[清]赵宏恩《江南通志》卷十《地舆志》载:“江宁府……今辖县七,附郭为上元,为江宁……上元县,东六十里至龙潭……西三里至汉西门江宁县界,南半里至内桥江宁县,北五十里至观音门外江中六合县界。”可见,清代“上元县”与“江宁县”均属江宁府的附郭县。
(13)(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巻十七《山川志一·山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钟山”条。“钟山”条又载:“后颙出为海盐令,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讥之。”然《南齐书》、《南史》等有关周颙的记载表明:周颙并未任海盐令,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实则与周颙生平不吻合,不能视为研究周颙的史料。[唐]李善、吕延济等《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三《书下·北山移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吕延济注《选文》‘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其中吕延济注曰:“蒋子文自谓青骨,死当为神。后呉王为立祠于钟山下,因改山为蒋山也。昔,蜀有法师居于草堂寺,及东归至此,翫彼林泉之美,乃于此山南作草堂以拟焉。”笔者认为,注文明显有误,文中⑴“东归”言下之意,法师为江南人,然则实为巴蜀人法绍,随周颙东下抵建康;⑵建“草堂寺”的是周颙而非蜀地“东归”的法师;⑶蜀僧法绍所居的是“山茨精舍”而非“草堂寺”;⑷草堂寺位于钟山南,然则实为钟山西。因此该注文不足采信。
(14)(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祠祀志三·寺院》“隆报宝乗禅寺”条;同书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堂馆》:“宋招隐馆,今草堂隆报寺是其旧址。考证:宋《雷次宗传》:召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谓之招隐馆。”引文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招隐馆”条的记载“今草堂隆报寺”有误。《祠祀志三·寺院》的引文揭示:寺名为“隆报宝乘禅寺”,是在唐代毁去的草堂寺旧址上建的,称“草堂隆报寺”不准确。宋代重建时可能较原草堂寺址有所扩大,但不能作为周颙“草堂寺”是在招隐馆基础上建的依据。周颙建寺时“招隐馆”应尚在。其二,其考证引《《宋书·雷次宗传》的记载“于钟山西岩”有误,正确的应为“于钟山西岩下”。《南史·雷次宗传》所载与《宋书·雷次宗传》同。“钟山西岩”与“钟山西岩下”,空间不完全重迭。因此,这则记载不可采信。
(15)(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乡社》:“金陵乡,县北……钟山乡,县西北……长乐乡,县东。右十八乡隶上元县。”可见,“钟山乡”属上元县。
(16)《宋书》卷八《明帝纪》载:泰始七年“八月……戊戌,立第三皇子准为安成王。”
(17)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41页)认为:周颙“齐初为山阴令”。显然,其时间未免宽泛。
(18)《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出为剡令……还历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太祖辅政,引接颙……转齐台殿中郎。”据前引《宋书》卷九《后废帝》记载可知:刘友于元徽二年七月十一日(庚辰)受封“邵陵王”,则周颙任“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最早应在升明二年七月中旬。
(19)《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文惠太子长懋,……世祖即位,为皇太子。”又据《南齐书》卷三《武帝纪》:“世祖武皇帝讳赜,……太祖长子也。……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即位……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长懋。”可见,萧长懋于建元四年六月初一日(甲申)立为东宫(文惠)太子。据此,周颙应在同年下半年“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
(20)《略成实论记》说: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令僧柔法师、慧次等对罗什十六卷本《成实论》“简繁存要,略为九卷”,于永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教使周颙作论序”。周颙的《抄成实论序》见《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可知,周颙永明八年尚健在。
(21)《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前文述及,周颙于泰始七年八月十二日后转任安成王抚军行参军。
(22)(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八《释智林》。齐永明五年(487年),智林法师卒于高昌。
(23)“刊文在约,降为九卷”,其事至永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结束。周颙阅读该本并撰写《抄成实论序》最早应当年二月,定为上半年为妥。
(24)(齐)周颙《难张长史〈门论〉》(梁)释僧佑《弘明集》卷六。(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杂录序·法苑杂缘源目录》则作“周剡颙《难张长史融门律》”《中华藏》第54卷第30页。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05页)说,周颙在“草堂寺”作难张长史书,显然不准确。
(25)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07页)说:“彦伦虽在钟山西立有隐舍,然实非隐士。”但汤用彤没有论证。笔者系统考察有关周颙史料,认定周颙自从解褐“海陵国侍郎”后,不曾归隐。
(26)[日]鎌田茂雄《中国佛教史》关世键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第三卷第156页。此书没有提及周颙与僧朗相识。
(27)(梁)慧皎《高僧传》卷八《释慧隆》附“法度”。何园法度仅在附见中提及其法名,其生活年代与活动情况不详,与周颙是否有交往无从判断。
(28)南北朝时,“黄龙国”的空间范围在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具体另文探讨。
(29)(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八《释法度》记载可知:高士齐郡明僧绍隐居摄山,推崇法度的清操,“待以师友之敬”,临终时“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法度居之。江总的《摄山栖霞寺碑》亦载:“法度禅师……来游白社,梵行殚苦,法性纯备,与僧绍冥契甚善。尝于山舍讲《无量寿经》,中夜忽见金光照室,光中如有台馆形像。……居士遂舍本宅,欲成此寺,即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可见,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明僧绍舍“本宅”给法度为“栖霞精舍”,江总碑中的“栖霞寺”即原“栖霞精舍”扩建并升格为“寺”的。“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当为明僧绍去世的时间。法度初抵摄山与明僧绍临终应相距一定的年数,只有经较长时间接触,才有可能获其舍宅,其抵摄山的年代应定在齐永明初年为宜。
(30)(隋)江总《摄山栖霞寺碑》《全隋文》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本):“齐永明初,神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即楚大夫之灵也。”这个传说表明,法度是修持如法如律的僧人,以致摄山神灵“靳尚”求其受戒。这应是法度刚抵摄山不久借助此传说扩大“弘法”宣传,“神灵”的反应较俗人快,正好透露了法度是“齐永明初”抵摄山的。
(31)《南齐书》卷四○《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竟陵文宣王子良字云英,世祖第二子也。……升明三年,为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辅国将军、会稽太守……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可见,萧子良于升明三年受命任会稽太守;《南齐书》卷一〇《礼志下》载:“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可见,竟陵王离职应在其“穆妃”去世的建元二年七月。
(32)“隆昌”即南齐郁林王萧昭业的年号,此年号仅一年。据《梁书》卷一三《沈约传》载:“隆昌元年(甲戌,494),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
(33)(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八《释僧柔》。“延兴”为齐海陵王年号,在其前为郁林王年号“隆昌”,二者在同一年,分别仅数月时间。“隆昌”之前则为齐武帝“永明”年号。
(34)[日]安澄《中论疏记》卷第二(之末)。“冈山寺”不详在何处?因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均未查到。
(35)据江总的《摄山栖霞寺碑》记载:“先有名德僧朗法师者,去乡辽水,问道京华……阐方等之指归,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游皇都,将涉三纪。”笔者认为,“一纪”为十二年。“将涉三纪”,为未满36年,或30年。从梁天监十一年上溯30余年正是“宋末齐始”。
(36)(隋)吉藏《大乘玄论》(大正藏本)卷第一说:“摄山高丽朗大师,本是辽东城人,……来入南土,住钟山草堂寺,值隐士周颙,周颙因就师学。”文中说周颙是隐士、就学高丽朗(僧朗)是错误的,但“来入南土,住钟山草堂寺”应是可信的。
(37)没有任何的记载可以推测法度驻锡钟山(北山)“山茨精舍”之外的佛寺或精舍。
(38)永明初年,法度应离钟山山茨精舍抵摄山,僧朗则抵钟山草堂寺。“永明”年号共11年,“永明初”当为“永明元年至二年间”,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况且,“一人前脚走,另一人后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屡屡出现。
(39)(隋)吉藏《中观论疏》“大朗法师关内得此义,授周氏。周氏因著《三宗论》也。”周颙从大朗(僧朗)受学后着《三宗论》不可信,因前文述及,周颙并非隐士且在草堂寺创建前就已着《三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