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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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等历史主动性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首的大一统王朝。但元、清二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主脉所在,也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任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再发展空间。北方民族南下及其所建立的元、清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携入不少主从隶属等落后旧俗,后者直接招致诸色户计"配户当差"及"君父"至上的复燃,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帝制独裁。
Based on the coexistence of farming and nomadic production mod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Great Wall for generations,the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have jointly created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unity in diversity and a splendid civilization which had lasted for over five thousand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of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to approach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tendency of Han and minorities to take turns to rule. After Yashan( 崖山) Battle,especiall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g Dynasty,there has been no unified dynasty ruled by Han people. However,Yuan and Qing Dynasties pursued the mode of"Internal Mongolia and External Han"and "Internal Han and External Manchu"respectively. Though the social economy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r the mainline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China,great significance should also be attached to national integration as the second basic clue. Jiangnan( 江南) had gradually become Chinese economic center and the main vein of culture since 5 th century,and also the emerging driving force to guid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going down to the sout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Yuan and Qing Dynasties,something positive had been brought,meanwhile many backward customs had been brought in,which affected seriousl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imperial dictatorship.
Based on the coexistence of farming and nomadic production mod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Great Wall for generations,the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have jointly created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unity in diversity and a splendid civilization which had lasted for over five thousand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of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to approach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tendency of Han and minorities to take turns to rule. After Yashan( 崖山) Battle,especiall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g Dynasty,there has been no unified dynasty ruled by Han people. However,Yuan and Qing Dynasties pursued the mode of"Internal Mongolia and External Han"and "Internal Han and External Manchu"respectively. Though the social economy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r the mainline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China,great significance should also be attached to national integration as the second basic clue. Jiangnan( 江南) had gradually become Chinese economic center and the main vein of culture since 5 th century,and also the emerging driving force to guid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going down to the sout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Yuan and Qing Dynasties,something positive had been brought,meanwhile many backward customs had been brought in,which affected seriousl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imperial dictatorship.
引文
(1)参阅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3页。
(2)《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3页。
(3)[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9页。
(4)(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
(1)《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3页。
(2)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惠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5页。
(4)K.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pp. 1-32;魏复古等著,郑钦仁、李明仁译:《征服王朝论文集》(修订版),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1)聂崇岐:《宋辽交聘考》,《宋史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4-375页。
(2)《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62-4563页。
(3)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6、108、142-145页。
(4)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黄兴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主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李治亭:《“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评“新清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唐红丽:《“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刘文鹏:《正确认识“新清史”与“内陆亚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3日;杨益茂:《“新清史”背后的学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7日。
(1)参阅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洪金富:《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二),《食货月刊》(台北)7卷1、2期合刊,1977年,第23页。
(3)参阅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5-84页。
(4)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7、40、43、45、57-68、72、75、76、79-81、85-95、97、109页;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校注:《蒙古源流》卷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页;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22、23、25、30、35-39、41、43-49、52、55、57-70、72-75、77-81、85-87、89-93、95、97、109、110页。
(6)《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94页;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卷一《诏令》,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册第8页。
(7)Cleaves,F.W,“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HJAS,14(1951),pp.53,67;“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1362,”HJAS,pp.62,83.
(1)囊彻辰著,道润梯步校注:《蒙古源流》,第222、227页。
(2)参阅李治安:《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3)赵寰熹:《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
(4)《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页;《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条,第8页;七峰道人:《海角遗编》,转引自邓琳:《虞乡志略》卷一○《杂记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据清道光二十年刻本抄,第14页b。
(5)参阅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兼论民族关系史研究内容》,《史学集刊》,1985年第2期。后收入冯尔康:《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25-645页。
(6)《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乙丑条,第19页。
(7)[英]濮兰德等:《清室外记》,《清外史丛刊》本,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62页。以上参阅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5-511、232-234页。
(8)那仁朝格图:《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刘体智:《异辞录》卷四《满汉同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2页。以上参阅杜家骥:《清代满族君臣的民族意识及其变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2017年度工作会议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研讨会会议文集》,第53-59页。
(2)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版,第508页。
(3)杜家骥:《清朝国体问题试谈---以清代蒙古族对清朝统治的参与为中心》,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6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38-55页。
(4)徐元诰著,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一六《郑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论语注疏》卷一三《子路》,(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8页。
(5)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
(1)姚大力讲座,董牧杭整理:《崖山之后是否真无中国?》,《澎湃新闻》,2014年11月7日;葛剑雄:《不可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腾讯·大家专栏》,2015年7月11日。
(2)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台北),2006年第2期;亦收入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391页。
(3)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晓原:《边疆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5日。
(5)《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条,第99页上。
(1)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46页。
(2)《孟子注疏》卷五下《滕文公章句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06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八,成公十五年十一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97页。
(3)《论语注疏》卷三《八佾》,(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4)《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六,成公四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01页。
(5)《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34页。
(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五,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37页。
(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五,定公四年十一月庚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37页。
(8)《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四,昭公二十三年七月戊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27页。
(1)(唐)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31页;(唐)陈黯:《华心》,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六七,第7986页。
(2)(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原道》,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东晋成帝》,第352页。
(4)(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19页;(元)许衡:《鲁斋遗书》卷七《时务五事·立国规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页。
(5)参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页。
(6)(清)雍正:《大义觉迷录》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20页。
(7)《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第6247页。
(8)清抄本《华夷译语》“诏阿札失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8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8页;《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1048页;《明太宗实录》卷二八四,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己巳条,第2407页。尽管朱元璋在另一场合又说:“自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参见《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条,第925页。
(1)姚大力讲座,董牧杭整理:《崖山之后是否真无中国?》,《澎湃新闻》,2014年11月7日。
(1)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340页。另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宋元明清的社会整体性》,《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会议文件》(打印本),2013年,第175-185页。
(2)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11.
(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十二》(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上册第27页。
(1)陈得芝、邱树森、何兆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怯怜口,蒙古语ger-ünk9hüd“家中儿郎”和私属人口之意。
(2)譬如明天启皇帝诏谕曰:“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纲,尽孝尽忠,古今之通义。有国家者,修之则治,紊之则乱;为臣子者,从之则正,悖之则邪。”参见(明)顾秉谦等撰:《三朝要典》“御制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多尔衮亦云:“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异违”。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条,第151页。
(3)《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条,第2545页。
(4)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第9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8页。
(2)《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3页。
(3)[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9页。
(4)(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
(1)《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3页。
(2)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惠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5页。
(4)K.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pp. 1-32;魏复古等著,郑钦仁、李明仁译:《征服王朝论文集》(修订版),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1)聂崇岐:《宋辽交聘考》,《宋史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4-375页。
(2)《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62-4563页。
(3)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6、108、142-145页。
(4)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黄兴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主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李治亭:《“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评“新清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唐红丽:《“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刘文鹏:《正确认识“新清史”与“内陆亚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3日;杨益茂:《“新清史”背后的学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7日。
(1)参阅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洪金富:《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二),《食货月刊》(台北)7卷1、2期合刊,1977年,第23页。
(3)参阅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5-84页。
(4)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7、40、43、45、57-68、72、75、76、79-81、85-95、97、109页;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校注:《蒙古源流》卷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页;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22、23、25、30、35-39、41、43-49、52、55、57-70、72-75、77-81、85-87、89-93、95、97、109、110页。
(6)《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94页;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卷一《诏令》,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册第8页。
(7)Cleaves,F.W,“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HJAS,14(1951),pp.53,67;“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1362,”HJAS,pp.62,83.
(1)囊彻辰著,道润梯步校注:《蒙古源流》,第222、227页。
(2)参阅李治安:《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3)赵寰熹:《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
(4)《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页;《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条,第8页;七峰道人:《海角遗编》,转引自邓琳:《虞乡志略》卷一○《杂记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据清道光二十年刻本抄,第14页b。
(5)参阅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兼论民族关系史研究内容》,《史学集刊》,1985年第2期。后收入冯尔康:《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25-645页。
(6)《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乙丑条,第19页。
(7)[英]濮兰德等:《清室外记》,《清外史丛刊》本,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62页。以上参阅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5-511、232-234页。
(8)那仁朝格图:《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刘体智:《异辞录》卷四《满汉同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2页。以上参阅杜家骥:《清代满族君臣的民族意识及其变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2017年度工作会议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研讨会会议文集》,第53-59页。
(2)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版,第508页。
(3)杜家骥:《清朝国体问题试谈---以清代蒙古族对清朝统治的参与为中心》,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6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38-55页。
(4)徐元诰著,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一六《郑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论语注疏》卷一三《子路》,(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8页。
(5)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
(1)姚大力讲座,董牧杭整理:《崖山之后是否真无中国?》,《澎湃新闻》,2014年11月7日;葛剑雄:《不可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腾讯·大家专栏》,2015年7月11日。
(2)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台北),2006年第2期;亦收入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391页。
(3)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晓原:《边疆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5日。
(5)《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条,第99页上。
(1)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46页。
(2)《孟子注疏》卷五下《滕文公章句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06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八,成公十五年十一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97页。
(3)《论语注疏》卷三《八佾》,(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4)《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六,成公四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01页。
(5)《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34页。
(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五,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37页。
(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五,定公四年十一月庚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37页。
(8)《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四,昭公二十三年七月戊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27页。
(1)(唐)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31页;(唐)陈黯:《华心》,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六七,第7986页。
(2)(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原道》,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东晋成帝》,第352页。
(4)(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19页;(元)许衡:《鲁斋遗书》卷七《时务五事·立国规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页。
(5)参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页。
(6)(清)雍正:《大义觉迷录》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20页。
(7)《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第6247页。
(8)清抄本《华夷译语》“诏阿札失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8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8页;《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1048页;《明太宗实录》卷二八四,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己巳条,第2407页。尽管朱元璋在另一场合又说:“自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参见《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条,第925页。
(1)姚大力讲座,董牧杭整理:《崖山之后是否真无中国?》,《澎湃新闻》,2014年11月7日。
(1)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340页。另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宋元明清的社会整体性》,《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会议文件》(打印本),2013年,第175-185页。
(2)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11.
(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十二》(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上册第27页。
(1)陈得芝、邱树森、何兆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怯怜口,蒙古语ger-ünk9hüd“家中儿郎”和私属人口之意。
(2)譬如明天启皇帝诏谕曰:“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纲,尽孝尽忠,古今之通义。有国家者,修之则治,紊之则乱;为臣子者,从之则正,悖之则邪。”参见(明)顾秉谦等撰:《三朝要典》“御制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多尔衮亦云:“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异违”。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条,第151页。
(3)《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条,第2545页。
(4)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第9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