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更替与华夏民族服饰文化心理变迁——以元明、明清鼎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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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头发衣冠虽是外在的一种形式,却关乎民族服饰的心理,甚至牵涉到民族的大义。无论是明人服饰生活中所存的蒙元遗俗,还是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头发衣冠情结,无不证明元明、明清鼎革,这一看似简单的朝代更替,却能引发华夏民族服饰文化心理的变迁。透过"胡化"抑或"汉化"这一民族服饰文化的变迁事实,更可证实在华夏文化的发展史上,民族间的物质文化存在着一种"涵化",亦即双向交融的倾向。
Hair and clothes, though an external form, are related to the psychology of national costumes, even involves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nation. Whether it is the remaining Mongolian and Yuan customs in the dress life of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or the complex of hair and clothes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s adherent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ll of them prove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Yuan-Ming and Ming-Qing Dynasties. This seemingly simple Dynasty replacement,could trigger the change of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Through the changes of the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of "Huhua" or "Chinesization", it could be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re was a tendency of "acculturation"or bidirectional blending of material cultures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ir and clothes, though an external form, are related to the psychology of national costumes, even involves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nation. Whether it is the remaining Mongolian and Yuan customs in the dress life of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or the complex of hair and clothes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s adherent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ll of them prove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Yuan-Ming and Ming-Qing Dynasties. This seemingly simple Dynasty replacement,could trigger the change of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Through the changes of the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of "Huhua" or "Chinesization", it could be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re was a tendency of "acculturation"or bidirectional blending of material cultures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引文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正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7页。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0《古文未正之隐》,第460页。
(3)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19《保聚附论》,中华书局,2002年,第584页。
(4)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载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中华书局,2008年,上册,第137页。
(5)相关的探讨,可参见桑原隲藏:《中国人辫发的历史》,载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中华书局,2005年,第120页。
(6)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载《皇明通纪》,上册,第137页。
(7)黄瑜:《双槐岁抄》卷4《宋元伦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72页。
(8)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载《皇明通纪》,上册,第137页。
(9)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10)关于明初洪武年间对服饰、婚丧乃至日常礼仪的整顿,其初步的探讨,可分别参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4-35、190-191页。另外,张佳所撰:《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2014年1月,第113-159页)、《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1分,2013年3月,第83-148页)、《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复旦学报》,2012年第3期,第21-30页)诸文,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1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8《左衽》,第660页。
(12)(朝鲜)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卷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13)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83年,第61页。
(14)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2《帽》《百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25、739-740页。
(15)陈子龙:《安雅堂稿》附录一《论史·五行志服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
(16)相关的记载,可分别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0《只孙宴服》,中华书局,1997年,第376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礼部·比甲只孙》,中华书局,2004年,中册,第366页;陆容:《菽园杂记》卷8,中华书局,1997年,第100页。
(17)张志淳:《南园漫录》卷5《礼服》,民国元年云南图书馆刻本。
(18)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据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明正德刻本影印,2013年。
(19)王锳:《宋元明市语汇释》(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12年,第48页。
(20)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中,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8页。
(21)相关的阐述,可参见(日)桑原骘藏:《中国人辫发的历史》,载氏著:《东洋史说苑》,第115-120页。
(22)黄宗羲:《南雷杂著稿·两异人传》,载氏著:《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册,第52页。
(23)张煌言:《张苍水集》第1编《冰槎集·送冯生归天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
(24)归庄:《归庄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4-45页。
(25)归庄:《归庄集》卷1《夏日陈秀才池馆读书》,第56页。
(26)陈去病:《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74-275页。
(27)周容:《春酒堂文存》卷4《发冢铭十首》其1,载《四明丛书》,广陵书社,2006年,第3册,第1268-1271页。
(28)陈去病:《五石脂》,第273-274页。
(29)冯惟敏著、谢伯阳编纂:《冯惟敏集》,《散曲·劝色目人变俗》,齐鲁书社,2007年,第337页。
(3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国语》,第686-687页。
(3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宗藩·亲王娶夷女》,下册,第806页;朱国祯:《涌幢小品》卷7《题石建坊》,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页。
(32)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册,第1525页。
(33)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宁夏卫》,第3册,第1621页。
(34)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35)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14页。
(36)以上所引资料,均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按:明代史料对贵州一地的文化交融与风俗融合尚有很多揭示,再引其中一条予以说明之。其中有曰:“入我圣朝,甸以流官,陶以学校,参以中州流寓之士,相渐以文教之风,用夏变夷,颇见其俗,以故思南、铜仁、金筑、毕节人,皆颇知礼仪,而四礼颇有华风同文之化,移易之机信在也。”参见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99《风俗》,明隆庆间刻本。
(37)相关的考述,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38)李贤:《上中兴正本书》,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1997年,第1册,第278页。
(3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40)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49页。
(41)宋起凤:《稗说》卷1《甘州土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
(42)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
(43)(日)桑原隲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第15-24页。
(44)如元人孔齐云:“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参见孔齐:《至正直记》卷1《中原雅音》,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册,第6563页。
(45)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载《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
(46)潘清:《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07年3月,第134-136页。
(47)何炳棣著、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9页。
(48)对“新清史”论者“满化”之说的评述,可参见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载《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49)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48页。
(50)“涵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可参见Karl A.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 07-1125,pp.1-32,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对此概念的评述,则可参见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载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671页。上述概念的阐释,均转引自张佳:《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8卷(2014年1月),第115页,注7。
(51)何炳棣著、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9页。
(52)叶子奇:《草木子》卷2下《钩玄篇》,第36页。
(53)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第55页。
(54)孔齐:《至正直记》卷1《文山审音》,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6562页。
(5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外国风俗》,第687页。
(56)钱谦益:《投笔集》卷下《后秋兴之十三》,载氏著、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册,第73页。
(57)郑思肖:《郑思肖集·大义略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8、190页。
(58)何炳棣著、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2页。
(59)宋濂:《芝园续集》卷4《汪先生墓铭》,载《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册,第1526页。
(60)相关的探讨,可参见(日)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按:相同阐述的日文版本,可参见夫马进:《朝鲜燕行使と朝鲜通信使》(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144-17页),然日文版书与中文版书内容多有出入。
(61)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70页。
(6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63)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8《愿学记》3,中华书局,2002年,第764页。
(6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0《古文未正之隐》,第460页。
(3)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19《保聚附论》,中华书局,2002年,第584页。
(4)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载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中华书局,2008年,上册,第137页。
(5)相关的探讨,可参见桑原隲藏:《中国人辫发的历史》,载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中华书局,2005年,第120页。
(6)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载《皇明通纪》,上册,第137页。
(7)黄瑜:《双槐岁抄》卷4《宋元伦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72页。
(8)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载《皇明通纪》,上册,第137页。
(9)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10)关于明初洪武年间对服饰、婚丧乃至日常礼仪的整顿,其初步的探讨,可分别参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4-35、190-191页。另外,张佳所撰:《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2014年1月,第113-159页)、《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1分,2013年3月,第83-148页)、《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复旦学报》,2012年第3期,第21-30页)诸文,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1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8《左衽》,第660页。
(12)(朝鲜)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卷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13)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83年,第61页。
(14)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2《帽》《百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25、739-740页。
(15)陈子龙:《安雅堂稿》附录一《论史·五行志服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
(16)相关的记载,可分别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0《只孙宴服》,中华书局,1997年,第376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礼部·比甲只孙》,中华书局,2004年,中册,第366页;陆容:《菽园杂记》卷8,中华书局,1997年,第100页。
(17)张志淳:《南园漫录》卷5《礼服》,民国元年云南图书馆刻本。
(18)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据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明正德刻本影印,2013年。
(19)王锳:《宋元明市语汇释》(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12年,第48页。
(20)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中,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8页。
(21)相关的阐述,可参见(日)桑原骘藏:《中国人辫发的历史》,载氏著:《东洋史说苑》,第115-120页。
(22)黄宗羲:《南雷杂著稿·两异人传》,载氏著:《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册,第52页。
(23)张煌言:《张苍水集》第1编《冰槎集·送冯生归天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
(24)归庄:《归庄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4-45页。
(25)归庄:《归庄集》卷1《夏日陈秀才池馆读书》,第56页。
(26)陈去病:《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74-275页。
(27)周容:《春酒堂文存》卷4《发冢铭十首》其1,载《四明丛书》,广陵书社,2006年,第3册,第1268-1271页。
(28)陈去病:《五石脂》,第273-274页。
(29)冯惟敏著、谢伯阳编纂:《冯惟敏集》,《散曲·劝色目人变俗》,齐鲁书社,2007年,第337页。
(3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国语》,第686-687页。
(3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宗藩·亲王娶夷女》,下册,第806页;朱国祯:《涌幢小品》卷7《题石建坊》,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页。
(32)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册,第1525页。
(33)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宁夏卫》,第3册,第1621页。
(34)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35)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14页。
(36)以上所引资料,均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按:明代史料对贵州一地的文化交融与风俗融合尚有很多揭示,再引其中一条予以说明之。其中有曰:“入我圣朝,甸以流官,陶以学校,参以中州流寓之士,相渐以文教之风,用夏变夷,颇见其俗,以故思南、铜仁、金筑、毕节人,皆颇知礼仪,而四礼颇有华风同文之化,移易之机信在也。”参见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99《风俗》,明隆庆间刻本。
(37)相关的考述,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38)李贤:《上中兴正本书》,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1997年,第1册,第278页。
(3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40)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49页。
(41)宋起凤:《稗说》卷1《甘州土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
(42)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
(43)(日)桑原隲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第15-24页。
(44)如元人孔齐云:“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参见孔齐:《至正直记》卷1《中原雅音》,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册,第6563页。
(45)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载《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
(46)潘清:《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07年3月,第134-136页。
(47)何炳棣著、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9页。
(48)对“新清史”论者“满化”之说的评述,可参见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载《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49)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48页。
(50)“涵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可参见Karl A.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 07-1125,pp.1-32,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对此概念的评述,则可参见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载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671页。上述概念的阐释,均转引自张佳:《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8卷(2014年1月),第115页,注7。
(51)何炳棣著、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9页。
(52)叶子奇:《草木子》卷2下《钩玄篇》,第36页。
(53)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第55页。
(54)孔齐:《至正直记》卷1《文山审音》,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6562页。
(5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外国风俗》,第687页。
(56)钱谦益:《投笔集》卷下《后秋兴之十三》,载氏著、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册,第73页。
(57)郑思肖:《郑思肖集·大义略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8、190页。
(58)何炳棣著、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2页。
(59)宋濂:《芝园续集》卷4《汪先生墓铭》,载《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册,第1526页。
(60)相关的探讨,可参见(日)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按:相同阐述的日文版本,可参见夫马进:《朝鲜燕行使と朝鲜通信使》(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144-17页),然日文版书与中文版书内容多有出入。
(61)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70页。
(6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63)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8《愿学记》3,中华书局,2002年,第764页。
(6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