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兼论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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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恢复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号称"胡风"一洗殆尽。其实并不尽然。无论是明代的制度建设,还是明朝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蒙元遗俗的影响,风俗确乎存在着因袭难变的一面。风俗因袭难变的面相,转而又可证明"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并非存在着统一性,且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存在着一种双向交融的倾向。至于"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说,仅仅说对了一半,即崖山之后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华夏文化,但并不证明崖山之后中华文化已经沦丧殆尽,而是变成了一种经历蒙、汉乃至满、汉融合之后的华夏文化。
Zhu Yuan- zhang established the Ming Empire,recovered the dressing system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and announced that he had removed the Mongolian influence completely. However,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eople's daily lives of the Ming Dynasty both displayed the characteristic from Mongolian- Yuan relics. Indeed,relics of a bygone era remained unchanged sometimes,which prove the different standard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e identity. What's more,ethnics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mutually affected in mater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 famous saying that "Huaxia disappear after Yashan"was only partly correct. In fact,Huaxia culture since Yashan renewed its content from Song Dynasty. Nevertheless,it is not necessary to mean Huaxia culture should disappear,but combining into a new kind of Huaxia culture in the foundation of Mongolian and Han as well as Man ethnic cultures.
Zhu Yuan- zhang established the Ming Empire,recovered the dressing system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and announced that he had removed the Mongolian influence completely. However,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eople's daily lives of the Ming Dynasty both displayed the characteristic from Mongolian- Yuan relics. Indeed,relics of a bygone era remained unchanged sometimes,which prove the different standard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e identity. What's more,ethnics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mutually affected in mater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 famous saying that "Huaxia disappear after Yashan"was only partly correct. In fact,Huaxia culture since Yashan renewed its content from Song Dynasty. Nevertheless,it is not necessary to mean Huaxia culture should disappear,but combining into a new kind of Huaxia culture in the foundation of Mongolian and Han as well as Man ethnic cultures.
引文
(1)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载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7页。
(2)相关的探讨,可参见[日]桑原隲藏:《中国人辫发的历史》,载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0页。
(1)如元代政书《经世大典序录·舆服》言:“圣朝舆服之制,适宜便事,及尽收四方诸国也,听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所谓的“听其俗之旧”,足证元代官方并未实行过强制性的统一服饰政策。相关的探讨,参见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32《明祖行事多仿汉高、明分封宗藩之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7、746-749页。
(3)(5)黄瑜:《双槐岁抄》卷4《宋元伦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2页。
(4)(6)(9)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皇明通纪》,第137页。
(7)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8)关于明初洪武年间对服饰、婚丧乃至日常礼仪的整顿的初步探讨,可参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190-191页。另外张佳所撰《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2014年1月,第113-159页)、《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1分,2013年3月,第83-148页)、《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复旦学报》2012年第3期)诸文,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10)[朝鲜]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卷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11)范成大:《揽辔录》,《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页。
(12)顾炎武著、黄珅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备录》上《滕县志·风俗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4-1655页。
(1)方孝孺:《正俗》,黄宗羲编:《明文海》卷85,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20页。
(2)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载氏著:《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3)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俞先生墓表》,《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4)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一》,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148,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影印明万历刊本。
(5)孔齐:《至正直记》卷4《减铁为佩》,《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0页。
(6)宋濂:《芝园续集》卷4《汪先生墓铭》,《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6页。
(7)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后正统论》。
(8)关于元代汉人学习蒙古文字之风,可参见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9)(1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30《元汉人多作蒙古名》,第701-702页。
(10)详细的统计及其考释,可参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至顺镇江志》卷3《侨寓》,《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48-2649页。
(1)潘清:《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醋缽儿》,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2页。
(3)(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29《色目人随便居住、元宫中称皇后者不一》,第701、673页。
(4)黄瑜:《双槐岁抄》卷1《礼仪尚左》,第14页。
(5)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
(7)朱元璋:《大诰》,《胡元制治》第3,载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50页。
(8)朱元璋:《大诰续编》,《市民不许为吏卒》第75,《洪武御制全书》,第847页。
(9)黄瑜:《双槐岁抄》卷5《胥掾官之尚书》,第89页。
(10)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第81-82页。
(1)关于明代官场的贪墨之风,可参见陈宝良:《清初士大夫对明代风俗的反思及其应对》,《明史研究专刊》第17期,台湾明史研究小组2013年6月印行,第57-90页;《明代中后期的官场生态与官场病的形成》,《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5期。
(2)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第221页。
(3)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一》,载《纪录汇编》卷148。
(4)(7)[朝鲜]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卷3,第163、194页。
(5)顾炎武著、黄珅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备录》上《滕县志·风俗志》,第1654-1655页。
(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8《左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0页。
(8)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第61页。
(9)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2《帽、百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25、739-740页。
(10)陈子龙:《安雅堂稿》附录一《论史·五行志服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相关记载,可分别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0《只孙宴服》,第376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礼部·比甲只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6页;陆容:《菽园杂记》卷8,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0页。
(2)张志淳:《南园漫录》卷5《礼服》,民国元年云南图书馆刻本。
(3)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
(4)王锳:《宋元明市语汇释》(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页。
(5)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第221页。
(6)(7)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第68页;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6《芉背皮》,第858页。
(8)黄瑜:《双槐岁抄》卷1《文华堂肄业》,第12页。
(1)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第221页。
(2)相关探讨,可参见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14页。
(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醋缽儿》,第352页。
(5)(6)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平凉府·隆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6页。
(7)黄瑜:《双槐岁抄》卷1《禁水火葬》,第14页;陈建:《皇明启运录》卷5,《皇明通纪》,第163页。
(8)元代的火葬习俗,可参见[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著:《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9)郎瑛:《七修类稿》卷16《义理类·荒亲》,第160页。
(10)郎瑛:《七修类稿》卷44《事物类·放偷》,第468页。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2《列朝·帝治、端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67页;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64页。
(2)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33《题为禁治异服异言事》,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按:在北京土语中,称人胡说为“胡吣”,疑即“打狗吣”的遗风。惟蒙古语与北京土语之间的关系,当另文予以探讨。
(3)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3《称谓》,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7-148页。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4《宗藩·使长侍长》,第105页。按:沈德符认为“使长”一称,“未知其义谓何”。其实,根据另外一些记载,使长一称,其义有二:一为仆人对主人的称呼。如福建莆田、福清,下人称主人为“使”,这是依从通政使、布政使之名以尊人。又莆田、福清之俗,儿子亦称父亲为“阿使”。这是仿效仆人称主人之例。二是士卒对州将的称呼。譬如五代时,李存矩为新州防御,骄惰不治,士卒有“使长不矜恤”之言。入明之后,亦称公侯郎君为“使长”。另外,若妃子主持内宫,则被宫眷称为“使长”。可见,使长一称,尽管取义出典稍有不同,但其义大抵是指下人对上人之称。相关的考述,可参见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05页;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3《称谓》,第148页。
(5)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订补本)》卷30《老爷同寅臬司》,第713页。
(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大汉》,第19页。
(7)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猫儿头》,第155页。
(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词曲·俚语》,第650页。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妇女·命妇朝贺》,第588页。
(2)陈建:《皇明启运录》卷6,《皇明通纪》,第181-182页;叶子奇:《草木子》卷2上《原道篇》,第21页。
(3)陈建:《皇明启运录》卷6,《皇明通纪》,第181-182页。
(4)张岱:《陶庵梦忆》卷4《兖州阅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5)嘉靖《威县志》卷2《地理志·风俗》,上海书店1990年版。
(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词曲·俚语》,第650页。
(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第349页。
(8)关于元代的佛教信仰习俗及其对明代的影响,可参见李鸣飞:《蒙元时期的宗教变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赵改萍:《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崇凯、刘凯:《元明藏传佛教内传后对中原文化的贡献》,《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9)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7《佛牙》,第883-884页。
(10)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6《玄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20页。
(1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受佛戒》,第20页。
(1)(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主上崇异教、京师敕建寺》,第683、686页。
(2)如谈迁云:“本朝自太子、诸王降生,俱剃度幼童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者沿故元遗俗也。”参见氏著:《枣林杂俎》和集《替身出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38页。
(4)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12《敕建承恩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张尔岐:《蒿庵闲话》,载《昭代丛书庚集》卷16。按: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45《顺天府部》记载,志善是木斋禅师的大弟子,居住在长椿寺。不知此说何据,当以张居正所记为准。
(5)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第84页。
(6)谈迁:《北游录》,《纪闻》上《万寿寺戒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1页;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刘廷玑:《在园杂志》卷4《西山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5页。
(7)谈迁:《北游录》,《纪邮》上,第59页。
(8)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8《双修法》,第924页。
(9)顾炎武著、黄珅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备录·忻州志》,第1878页。
(10)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下令,赐各卫寄居鞑靼官军衣服,其中都督、都指挥、指挥为织金纻丝衣,千百户、卫所镇抚为纻丝绫衣,舍人、头目为绸绢衣,旗军人等为胖袄、裤、鞋。《明太宗实录》卷122,永乐九年十二月庚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校印本。
(1)冯惟敏著、谢伯阳编纂:《冯惟敏集·散曲·劝色目人变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37页。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国语》,第686-687页。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宗藩·亲王娶夷女》,第806页;朱国祯:《涌幢小品》卷7《题石建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页。
(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5《正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页。
(5)黄瑜:《双槐岁抄》卷4《赐降虏姓名》,第80页;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4、5、9,《皇明通纪》,第417-418、421、527页。
(6)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第1525页。
(7)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宁夏卫》,第1621页。
(8)(9)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13页。
(1)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14页。
(2)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上海书店1990年版。按:明代史料对贵州一地的文化交融与风俗融合尚有很多揭示,再引其中一条予以说明:“入我圣朝,甸以流官,陶以学校,参以中州流寓之士,相渐以文教之风,用夏变夷,颇见其俗,以故思南、铜仁、金筑、毕节人,皆颇知礼仪,而四礼颇有华风同文之化,移易之机信在也。”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99《风俗》,明隆庆间刻本。
(3)相关的考述,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臣谟》,第58页。
(5)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12,《皇明通纪》,第605页。
(6)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臣谟》,第58页。
(7)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20,《皇明通纪》,第823-824页。
(8)李贤:《上中兴正本书》,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8页。
(1)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15,《皇明通纪》,第693页。
(2)(5)丘濬:《内夏外夷之限一、内夏外夷之限二》,《明经世文编》卷73,第615-616页。
(3)马昂:《覆时政疏》,《明经世文编》卷41,第321页。
(4)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20,《皇明通纪》,第823-824页。
(6)举例来说,明初将“土达”安置在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至成化四年(1468年),最终导致“满四之变”。这已足证“胡俗夷性”的生命力相当强盛。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7)李贤:《上中兴正本书》,《明经世文编》卷36,第278页。
(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9)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第49页。
(10)宋起凤:《稗说》卷1《甘州土风》,《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11)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
(1)[日]桑原隲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第15-24页。
(2)如元人孔齐云:“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参见孔齐:《至正直记》卷1《中原雅音》,《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6563页。
(3)郑天挺著,王晓欣、马晓临整理:《元史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30页。
(4)对郑天挺《汉化于胡化》一文的解读,可参见王晓欣:《郑天挺教授的元史教学与思考(代整理后记)》,《元史讲义》,第176页。
(5)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6)潘清:《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
(7)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
(8)潘清:《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学术月刊》2007年3月号。
(9)何炳棣撰、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关于“新清史”论者“满化”说的评述,可参见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2)钱谦益:《投笔集》卷下《后秋兴之十三》,载氏著、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正始》,第307页。
(4)郑思肖:《郑思肖集·大义略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90页。
(5)何炳棣撰、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宋濂:《芝园续集》卷4《汪先生墓铭》,《宋濂全集》,第1526页。
(7)相关探讨,可参见[日]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按:相同阐述的日文版本,可参见夫马进:《朝鲜燕行使と朝鲜通信使》(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44-171页),然日文版书与中文版书内容多有出入。
(8)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70页。
(9)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1)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涵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可参见Karl A.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pp.1-32.对此概念的评述,可参见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载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71页。此处转引自张佳:《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8卷(2014年1月),第115页,注7。
(3)何炳棣撰、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叶子奇:《草木子》卷2下《钩玄篇》,第36页。
(5)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第55页。
(6)孔齐:《至正直记》卷1《文山审音》,《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6562页。
(7)谢肇淛:《五杂组》卷4《地部》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8)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8《愿学记》3,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64页。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2)相关的探讨,可参见[日]桑原隲藏:《中国人辫发的历史》,载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0页。
(1)如元代政书《经世大典序录·舆服》言:“圣朝舆服之制,适宜便事,及尽收四方诸国也,听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所谓的“听其俗之旧”,足证元代官方并未实行过强制性的统一服饰政策。相关的探讨,参见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32《明祖行事多仿汉高、明分封宗藩之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7、746-749页。
(3)(5)黄瑜:《双槐岁抄》卷4《宋元伦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2页。
(4)(6)(9)陈建:《皇明启运录》卷4,《皇明通纪》,第137页。
(7)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8)关于明初洪武年间对服饰、婚丧乃至日常礼仪的整顿的初步探讨,可参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190-191页。另外张佳所撰《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2014年1月,第113-159页)、《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1分,2013年3月,第83-148页)、《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复旦学报》2012年第3期)诸文,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10)[朝鲜]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卷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11)范成大:《揽辔录》,《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页。
(12)顾炎武著、黄珅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备录》上《滕县志·风俗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4-1655页。
(1)方孝孺:《正俗》,黄宗羲编:《明文海》卷85,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20页。
(2)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载氏著:《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3)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俞先生墓表》,《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4)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一》,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148,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影印明万历刊本。
(5)孔齐:《至正直记》卷4《减铁为佩》,《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0页。
(6)宋濂:《芝园续集》卷4《汪先生墓铭》,《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6页。
(7)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后正统论》。
(8)关于元代汉人学习蒙古文字之风,可参见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9)(1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30《元汉人多作蒙古名》,第701-702页。
(10)详细的统计及其考释,可参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至顺镇江志》卷3《侨寓》,《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48-2649页。
(1)潘清:《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醋缽儿》,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2页。
(3)(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29《色目人随便居住、元宫中称皇后者不一》,第701、673页。
(4)黄瑜:《双槐岁抄》卷1《礼仪尚左》,第14页。
(5)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
(7)朱元璋:《大诰》,《胡元制治》第3,载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50页。
(8)朱元璋:《大诰续编》,《市民不许为吏卒》第75,《洪武御制全书》,第847页。
(9)黄瑜:《双槐岁抄》卷5《胥掾官之尚书》,第89页。
(10)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第81-82页。
(1)关于明代官场的贪墨之风,可参见陈宝良:《清初士大夫对明代风俗的反思及其应对》,《明史研究专刊》第17期,台湾明史研究小组2013年6月印行,第57-90页;《明代中后期的官场生态与官场病的形成》,《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5期。
(2)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第221页。
(3)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一》,载《纪录汇编》卷148。
(4)(7)[朝鲜]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卷3,第163、194页。
(5)顾炎武著、黄珅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备录》上《滕县志·风俗志》,第1654-1655页。
(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8《左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0页。
(8)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第61页。
(9)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2《帽、百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25、739-740页。
(10)陈子龙:《安雅堂稿》附录一《论史·五行志服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相关记载,可分别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0《只孙宴服》,第376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礼部·比甲只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6页;陆容:《菽园杂记》卷8,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0页。
(2)张志淳:《南园漫录》卷5《礼服》,民国元年云南图书馆刻本。
(3)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
(4)王锳:《宋元明市语汇释》(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页。
(5)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第221页。
(6)(7)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第68页;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6《芉背皮》,第858页。
(8)黄瑜:《双槐岁抄》卷1《文华堂肄业》,第12页。
(1)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第221页。
(2)相关探讨,可参见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14页。
(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醋缽儿》,第352页。
(5)(6)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平凉府·隆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6页。
(7)黄瑜:《双槐岁抄》卷1《禁水火葬》,第14页;陈建:《皇明启运录》卷5,《皇明通纪》,第163页。
(8)元代的火葬习俗,可参见[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著:《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9)郎瑛:《七修类稿》卷16《义理类·荒亲》,第160页。
(10)郎瑛:《七修类稿》卷44《事物类·放偷》,第468页。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2《列朝·帝治、端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67页;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64页。
(2)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33《题为禁治异服异言事》,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按:在北京土语中,称人胡说为“胡吣”,疑即“打狗吣”的遗风。惟蒙古语与北京土语之间的关系,当另文予以探讨。
(3)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3《称谓》,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7-148页。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4《宗藩·使长侍长》,第105页。按:沈德符认为“使长”一称,“未知其义谓何”。其实,根据另外一些记载,使长一称,其义有二:一为仆人对主人的称呼。如福建莆田、福清,下人称主人为“使”,这是依从通政使、布政使之名以尊人。又莆田、福清之俗,儿子亦称父亲为“阿使”。这是仿效仆人称主人之例。二是士卒对州将的称呼。譬如五代时,李存矩为新州防御,骄惰不治,士卒有“使长不矜恤”之言。入明之后,亦称公侯郎君为“使长”。另外,若妃子主持内宫,则被宫眷称为“使长”。可见,使长一称,尽管取义出典稍有不同,但其义大抵是指下人对上人之称。相关的考述,可参见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05页;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3《称谓》,第148页。
(5)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订补本)》卷30《老爷同寅臬司》,第713页。
(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大汉》,第19页。
(7)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猫儿头》,第155页。
(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词曲·俚语》,第650页。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妇女·命妇朝贺》,第588页。
(2)陈建:《皇明启运录》卷6,《皇明通纪》,第181-182页;叶子奇:《草木子》卷2上《原道篇》,第21页。
(3)陈建:《皇明启运录》卷6,《皇明通纪》,第181-182页。
(4)张岱:《陶庵梦忆》卷4《兖州阅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5)嘉靖《威县志》卷2《地理志·风俗》,上海书店1990年版。
(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词曲·俚语》,第650页。
(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第349页。
(8)关于元代的佛教信仰习俗及其对明代的影响,可参见李鸣飞:《蒙元时期的宗教变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赵改萍:《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崇凯、刘凯:《元明藏传佛教内传后对中原文化的贡献》,《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9)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7《佛牙》,第883-884页。
(10)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6《玄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20页。
(1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受佛戒》,第20页。
(1)(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主上崇异教、京师敕建寺》,第683、686页。
(2)如谈迁云:“本朝自太子、诸王降生,俱剃度幼童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者沿故元遗俗也。”参见氏著:《枣林杂俎》和集《替身出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38页。
(4)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12《敕建承恩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张尔岐:《蒿庵闲话》,载《昭代丛书庚集》卷16。按: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45《顺天府部》记载,志善是木斋禅师的大弟子,居住在长椿寺。不知此说何据,当以张居正所记为准。
(5)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第84页。
(6)谈迁:《北游录》,《纪闻》上《万寿寺戒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1页;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刘廷玑:《在园杂志》卷4《西山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5页。
(7)谈迁:《北游录》,《纪邮》上,第59页。
(8)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8《双修法》,第924页。
(9)顾炎武著、黄珅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备录·忻州志》,第1878页。
(10)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下令,赐各卫寄居鞑靼官军衣服,其中都督、都指挥、指挥为织金纻丝衣,千百户、卫所镇抚为纻丝绫衣,舍人、头目为绸绢衣,旗军人等为胖袄、裤、鞋。《明太宗实录》卷122,永乐九年十二月庚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校印本。
(1)冯惟敏著、谢伯阳编纂:《冯惟敏集·散曲·劝色目人变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37页。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国语》,第686-687页。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宗藩·亲王娶夷女》,第806页;朱国祯:《涌幢小品》卷7《题石建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页。
(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5《正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页。
(5)黄瑜:《双槐岁抄》卷4《赐降虏姓名》,第80页;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4、5、9,《皇明通纪》,第417-418、421、527页。
(6)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第1525页。
(7)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宁夏卫》,第1621页。
(8)(9)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13页。
(1)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14页。
(2)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上海书店1990年版。按:明代史料对贵州一地的文化交融与风俗融合尚有很多揭示,再引其中一条予以说明:“入我圣朝,甸以流官,陶以学校,参以中州流寓之士,相渐以文教之风,用夏变夷,颇见其俗,以故思南、铜仁、金筑、毕节人,皆颇知礼仪,而四礼颇有华风同文之化,移易之机信在也。”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99《风俗》,明隆庆间刻本。
(3)相关的考述,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臣谟》,第58页。
(5)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12,《皇明通纪》,第605页。
(6)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臣谟》,第58页。
(7)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20,《皇明通纪》,第823-824页。
(8)李贤:《上中兴正本书》,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8页。
(1)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15,《皇明通纪》,第693页。
(2)(5)丘濬:《内夏外夷之限一、内夏外夷之限二》,《明经世文编》卷73,第615-616页。
(3)马昂:《覆时政疏》,《明经世文编》卷41,第321页。
(4)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卷20,《皇明通纪》,第823-824页。
(6)举例来说,明初将“土达”安置在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至成化四年(1468年),最终导致“满四之变”。这已足证“胡俗夷性”的生命力相当强盛。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7)李贤:《上中兴正本书》,《明经世文编》卷36,第278页。
(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徙戎》,第689-691页。
(9)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第49页。
(10)宋起凤:《稗说》卷1《甘州土风》,《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11)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
(1)[日]桑原隲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第15-24页。
(2)如元人孔齐云:“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参见孔齐:《至正直记》卷1《中原雅音》,《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6563页。
(3)郑天挺著,王晓欣、马晓临整理:《元史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30页。
(4)对郑天挺《汉化于胡化》一文的解读,可参见王晓欣:《郑天挺教授的元史教学与思考(代整理后记)》,《元史讲义》,第176页。
(5)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6)潘清:《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
(7)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
(8)潘清:《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学术月刊》2007年3月号。
(9)何炳棣撰、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关于“新清史”论者“满化”说的评述,可参见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2)钱谦益:《投笔集》卷下《后秋兴之十三》,载氏著、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正始》,第307页。
(4)郑思肖:《郑思肖集·大义略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90页。
(5)何炳棣撰、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宋濂:《芝园续集》卷4《汪先生墓铭》,《宋濂全集》,第1526页。
(7)相关探讨,可参见[日]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按:相同阐述的日文版本,可参见夫马进:《朝鲜燕行使と朝鲜通信使》(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44-171页),然日文版书与中文版书内容多有出入。
(8)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70页。
(9)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1)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涵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可参见Karl A.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pp.1-32.对此概念的评述,可参见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载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71页。此处转引自张佳:《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8卷(2014年1月),第115页,注7。
(3)何炳棣撰、张勉励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叶子奇:《草木子》卷2下《钩玄篇》,第36页。
(5)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第55页。
(6)孔齐:《至正直记》卷1《文山审音》,《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6562页。
(7)谢肇淛:《五杂组》卷4《地部》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8)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8《愿学记》3,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64页。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