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的神圣叙事——“日中有鸡”神话传说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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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概自唐宋以来,在一些文人的诗词歌咏中开始出现"日里金鸡叫"的说法。此外,在一些唐宋以后的寺观或墓室壁画中,也开始将太阳中的"金乌"或"三足乌"绘成"金鸡"或"三足鸡"。自宋代以后,更有不少学者以阴阳之说或十二生肖的"卯兔"与"酉鸡"的影像或投影……等说法来解释日中的"鸡"。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等相关材料进行分析,以为日中有"鸡"之说的出现,应是受到中国流传久远的"日中有乌"之说的影响。而日中有"乌"之说,实与早期原始初民以乌鸟的"暮去晨来"来解释太阳的"朝出夕落"之现象的一种"神圣叙事"。然而,相关说法流传到了后世,一方面或由于"乌"与"鸡"的形象相近,在相关图像的传衍过程中,本即容易相混;另一方面则可能也与"日中有乌"之说的神圣性逐渐消失,人们遂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鸡"来取代日中之"乌",而使得"金鸡"成为新的太阳神禽。
According to the written records,ancient Chinese believed that there were"crows"or"crows with three legs"in the su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or early periods.This statement then spread to its adjacent countries,Korea and Japan,and influenced their creation myth.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statement evolved into"golden chicken"or"chicken with three legs"and was found in poems,temples,tombs,or frescoes.After the Song dynasty,many scholars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e image of"golden chicken in the sun".For example,Yin and Yangare born together,the years of rabbit and chicken are opposite,"the moon has rabbit"and"the sun has chicken",and the projective shadows of chicken and rabbit are in the sun and the moon.This article hopes to combine the written record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to suggest that the idea of"a chicken in the sun"should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saying of"a crow in the sun"circulating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The myth of"a crow in the sun"probably was from the similarity that crow and sun show themselves in the day and disappear during the night.The statement of"a chicken in the sun"may owe to the similarity in shape of"crow"and"chicken",which is easy to cause confusion in the process of image transmission.Another possibility of the symbol that "crow"switched to "chicken"may be the gradually disappeared sacredness of crow and the popularity of chicken.The public therefore replaced the"crow"with the common symbol"chicken".
According to the written records,ancient Chinese believed that there were"crows"or"crows with three legs"in the su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or early periods.This statement then spread to its adjacent countries,Korea and Japan,and influenced their creation myth.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statement evolved into"golden chicken"or"chicken with three legs"and was found in poems,temples,tombs,or frescoes.After the Song dynasty,many scholars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e image of"golden chicken in the sun".For example,Yin and Yangare born together,the years of rabbit and chicken are opposite,"the moon has rabbit"and"the sun has chicken",and the projective shadows of chicken and rabbit are in the sun and the moon.This article hopes to combine the written record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to suggest that the idea of"a chicken in the sun"should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saying of"a crow in the sun"circulating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The myth of"a crow in the sun"probably was from the similarity that crow and sun show themselves in the day and disappear during the night.The statement of"a chicken in the sun"may owe to the similarity in shape of"crow"and"chicken",which is easy to cause confusion in the process of image transmission.Another possibility of the symbol that "crow"switched to "chicken"may be the gradually disappeared sacredness of crow and the popularity of chicken.The public therefore replaced the"crow"with the common symbol"chicken".
引文
(1)据黄厚明的研究发现,在距今6000年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上便出现有许多圈形的“太阳纹”,而这些太阳纹又经常与鸟纹及象征“天”的横弓纹共生,这或可说明鸟与太阳“两者在整体意义指向上具有同一性”,参见黄厚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中的鸟形象研究》,东南艺术学院2004年博士论文。
(2)如在《楚辞·天问》中即载有:“羿焉弹日?乌焉解羽?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在这里,屈原对于旧传羿射死的明明是太阳,为何落下的却是“乌”的羽毛提出了质疑。此外,屈氏于文中又提到“阳离爰死,大鸟何鸣”,按郭璞注引《山海经·大荒经》云:“羿之铄明离而毙阳乌”,说羿射落了明离,“阳乌”便殒命,由此可知,当时人已相信“日即是乌、乌即是日”。参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0页。关于“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这段话,历来旧注多依王逸引《列仙传》,而说其指“王子侨”一事。然“王子侨”一事,最早见于汉时刘向《列仙传》。或许,在屈原之时已有“王子侨”一事的流传,但王逸依汉时《列仙传》而说这《楚辞》中的这段话是指“王子侨”一事,似乎有误。后来注家如朱熹《楚辞集注》指出:“事极鄙妄,不足复论。”又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指出王逸此说“于古无征”,且“王桥仙事,即在战国,亦不过视为寓言;天问多涉神异,而不及仙人。”参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华正书局,1974年,第320—322页。
(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4页。
(1)今本《淮南子》无。明人张翰《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89页)中《象纬纪》引。
(2)[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5页。
(3)(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502页。
(5)如在唐人韩愈的《李花赠张十一署》诗中即有:“群鸡惊鸣官吏起,金乌海底初飞来。”而元稹的《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诗亦云:“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另如白居易的《劝酒》诗中则云:“天地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至于宋人陆游也在其《月夜短歌》中说:“明星虽高未须喜,三足阳乌生海底。”由此可见,“乌”已成为千古中国人心目中“太阳”的另一种象征。
(6)如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也有一只同样是生有三足,且也常被视为太阳象征的乌鸦,日本人称之为“八咫鸟”(Yatagarasu,或Yatanokarasu)的神鸟。在今天的日本各地依旧视三足乌或者三足鸟为神物。而在朝鲜半岛的古高句丽始祖朱蒙,因是感日所生,其图腾亦为“三足乌”。参王孝廉《朱蒙神话:中韩太阳神话比较研究》,《神话与小说》,时报出版公司,1986年,第126—164页。
(7)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即出土有距今约7000年的双鸟太阳骨匕和蝶形象牙器。参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8)杨慎《升菴集》卷七十四中引有《甘氏星经》“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东。日者,阳宗之精也,为鸡二足,为乌三足。鸡在日中,而乌之精为星,以司太阳之行度”的记载,然这段话疑转引自《宋中兴天文志》,今本《甘石星经》未见,此外,关于《甘氏星经》一书,相传为战国时天文学家甘德所着,后人将其《天文星占》八卷,与石申所着的《天文》八卷合为《甘石星经》,原著已散佚。今本《甘石星经》,早在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44即已指出:“至《读书志》《通考》《宋志》始有《甘石星经》一卷,竟指为甘石合撰之书。……以后人采进晋、隋二志之文成之。词义浅近,必非古书。”而据蔡克骄、管成学《<甘石星经>是一部伪书考辨》一文考察,今存《甘石星经》与《史记·天官书》《汉画·天文志》所记《甘氏石经》与《石氏石经》的记载多有不符。胡维佳,《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则考证了今本的《甘石星经》系“唐代早期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可能隋代出现的《石氏星簿经赞》,以及唐初高祖年间钞本《甘石巫咸氏星经》的《甘石星经》是隋唐以后的伪作。参胡维佳《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7卷第2期。
(1)(宋)曾慥:《道枢》,《正统道藏》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第35册第20卷《还丹参同篇》,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第338页。
(2)(宋)曾慥:《道枢》,《正统道藏》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第35册第26卷《九真玉书篇》,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第385—386页。
(3)(宋)陈思、陈世逢:《两宋名贤小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本,1976年,第5页。
(4)(元)王处一:《云光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76页。
(5)(元)王哲:《重阳全真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98页。
(6)(元)马钰:《渐悟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18页。
(7)如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卷十一中即引有明代的《目莲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中云:“玉兔金鸡疾似梭,堪叹光阴有几何?”(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五南图书公司,2014年,第446页)。
(8)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第20册《藏经洞珍品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图44。书中解释称“金乌”。
(9)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初名“龙藏寺”,唐改名“龙兴寺”。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奉宋太祖赵匡胤旨,于寺内铸造一尊巨大的四十二臂铜质千手观音菩萨像,并盖大悲宝阁,此后,金、元、明各代对寺内建筑均有不同程度的修葺和增建。清康熙、乾隆年间,又曾两次奉敕大规模重修。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赐额“隆兴寺”,并沿用至今。其中,摩尼殿发现有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题记,殿内所绘壁画是隆兴寺内唯一现存的古代壁画。
(10)刘友恒、郭玲娣、樊瑞平:《隆兴寺摩尼殿壁画初探》(上),《文物春秋》2009年第5期。
11杨福主编:《甘肃武威西夏二号墓木板画》,重庆出版社,2000年,图版015。
12根据大同市郊墓葬清理编号,27号墓、28号墓为单室砖墓,两墓东西横列,坐北向南,相隔约2公尺,东部的编为27号墓,西部的编为28号墓。墓室保存完整,室内壁画色彩鲜明。两墓结构及壁画内容大致相同,均于墓顶绘日月星辰图。因在这批墓葬中出有纪年墓志,如十里铺15号墓为干统七年(公元1109年)董承德妻郭氏;新添堡29号墓出土有辽天祚帝天庆九年(公元1119年)“故彭城刘公墓志”,故可知为辽代中晚期墓葬。详参边成修《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0期。
(1)1972年至1985年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的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屯王坟梁一带发现了30余座辽墓,根据王坟梁1号壁画墓出土有一枚“大康六年”(公元1080年)的铜钱推测,此一墓群大致为辽代中、后期的墓葬。参见郑隆《库伦旗辽墓壁画浅谈》,《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3)刘岩:《山西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图版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东卷,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175页。
(4)杨琮:《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期。
(1)从目前可见的出土材料来看,大致自战国晚期开始,即有于墓室中绘所葬死者形象的传统,以作为祭祀的对象,一般多称其为“墓主人画像”。相关讨论可详参游秋玫《汉代墓主画像的图像模式、功能与表现特色》(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7年)。此一传统并一直延续至唐宋以后。由于福建省松溪县祖墩乡山元村元代壁画墓为一夫妻合葬墓,故日、月下的男、女可能是男、女墓主人的形象。
(2)刘惠萍:《天文与人文——汉代墓室所见日、月画像的功能与意义》,《兴大中文学报》2010年12月第27期增刊。
(3)太阳宫为道教宫观,位于北京左安门内大街,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重修。主殿供奉太阳星君。参习五一《北京的庙会民俗》,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7页。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4)(清)让廉:《京都风俗志》,出版者不详,光绪二十五年,第8页。
(5)(清)察富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6)(清)潘荣陛:《帝京岁时记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7)陈勤建:《中国鸟文化》,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8)(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14页。
(1)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28页。另一则也是流传在畲族的《金鸡与太阳》则说:鸡是由后羿射下的九个太阳中的一个变成的,牠与剩下的太阳联合起来,鸡鸣日升,以防后羿再射日。参陈勤建:《中国鸟信仰》,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2)邱国珍:《畲族民间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22页。
(3)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28页。
(4)有时,金鸡玉兔符也会和“尺、镜子、剪刀”符画在一起,可知其亦具有镇庙及祈求合境平安的功能。
(5)(宋)张君房:《云笈七籤》,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第685页。
(6)(清)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91年,第777页。
(7)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对当时的儒者对“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之说提出驳斥,以为“夫月者水也。水中生物,非兔蟾也。兔与蟾蜍,久在水中,无不死者,……且问儒者:乌兔蟾蜍死乎生乎?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蚀时既,月晦当尽,乌兔蟾皆何在?”见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502页。
(8)(宋)曾慥:《道枢》,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第385—386页。
(1)(明)杨慎:《艺林伐山》,见(清)李调元编《函海》,宏业书局,1968年,第9748页。
(2)旧时民间相传,十二生肖的由来是源于古人根据动物出没活动时间的规律,选出了十二种动物配十二时辰:子时鼠最活跃,丑时牛反刍,寅时虎最凶,卯时月亮将退太阳将升,月中玉兔捣药忙,辰时龙行雨,巳时蛇开始活跃,午时太阳当空,阳极之象以马配之,未时被羊啃的草会生长更茂,申时猴子活跃,酉时鸡归窝,戌时狗开始守夜,亥时猪熟睡。相关说法详参(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74页。
(3)(宋)陆佃:《埤雅》,(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49页。
(4)(明)周婴:《巵林》,新文丰出版社,1984年,第98—99页。
(5)(明)杨慎:《艺林伐山》,见《函海》,宏业书局,1968年,第9748—9749页。
(1)如按《淮南子·天文训》的说法:“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由于鸡和兔都是“毛羽类”,故应皆属“阳”。
(2)关于十二地支的阴、阳,说法不一。亦有结合奇、偶数及“趾爪奇偶”,而认定其阴、阳者。如在宋·洪巽撰《旸谷漫录》中载:“子、寅、辰、午、申、戌俱阳;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鼠五指、虎五指、龙五指、马单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牛四爪、兔两爪、蛇双舌、羊四爪、鸡四爪、猪四爪,其说极有理,必有所据。”详参(宋)洪巽《旸谷漫录》,商务印书馆,1927年影印《说郛》涵芬楼藏明钞本,第88—89页。
(3)(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74页。
(4)(明)王逵:《蠡海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5)如在王充的《论衡·奇怪篇》中即记载有这样的说法:“兔吮(舐)毫而怀子,及其子生,从口而出。”晋人张华的《博物志·物性》中亦载有:“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旧有此说。”另如宋人何蓮在《春渚纪闻·卷七》中则引东坡语云:“中秋月明,则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无雄者,望月而孕。”
(6)事实上,这是古人的误解。由于公鸡的交接器很小,射精管位于泄殖腔开口处的稍后方,仅仅是泄殖腔肛道壁的三个突起,致古人忽视它的存在。而鸡在交配前,公鸡会先作出向母鸡作求偶的动作,通常是垂下一侧翅膀,在母鸡面前跳动,围绕母鸡跑。母鸡如接受求偶,就会俯地不动,这时,公鸡就会踏上母鸡的背部,即古人所看到的“合踏”。而在这时,公鸡与母鸡的泄殖腔会紧贴交配,公鸡并开始射精,以使成功受精,但由于斗牠们交配的时间非常短暂,且过程为一般人所无法观察,故古代中国人才误以为牠们“感而不交”。
(7)所谓“三十六禽”。又作“三十六时兽”“三十六兽”,是指于昼夜十二辰交互出现以恼乱修禅者之禽兽。每一辰各有三兽,而相关动物,各家说法又略有不同。一说:子时为燕、鼠、伏翼;丑时为牛、蟹、鳖;寅时为狸、豹、虎;卯时为猬、兔、貉;辰时为龙、蛟、鱼;巳时为蟮、蚯蚓、蛇;午时为鹿、马、獐;未时为羊、鹰、雁;申时为猫、猿、猴;酉时为雉、鸡、乌;戌时为狗、狼、豺;亥时为豕、豕俞、猪,此说可能是源于隋代天台宗大师智颉(公元538~597年)讲述,弟子灌顶笔录的《摩诃止观》卷第八下的记载:“一时为三,十二时即有三十六兽。寅有三,初是狸,次是豹,次是虎;卯有三,狐、兔、貉;辰有三,龙、蛟、鱼;此九属东方木也,九物依孟仲季传作前后。巳有三,蝉、鲤、蛇,午有三,鹿、马、麞;未有三,羊、雁、鹰;此九属南方火也,申有三,狄、猿、猴;酉有三,乌、鸡、雉;戌有三,狗、狼、豺,此九属西方金也;亥有三,豕、输、猪;子有三,猫、鼠、伏翼,丑有三,牛、蟹、鳖,此九属北方水也。中央土王四季,若四方行用,即是用土也,即是鱼鹰豺鳖,三转即有三十六,更于一中开三,即有一百八时兽。”
(1)(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1993年,第75页。
(2)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6页。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图像结构方面,有两种看法:多数学者认为画面分为三个部分,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可分为四个部分。然基本上,各家学者皆以为华盖以上代表“天界”,有日、月、升龙及天门。而代表天界的最上层部分,右上方绘一太阳,日中有阳乌;左上方则是一弯镰刀形的白色月亮,月上绘有一只大蟾蜍和一只体积较小的兔子,两旁缭绕着云气。
(3)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彩色图版、黑白图版4。
(4)临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1)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2)吕劲松:《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黄明兰、郭引强编著:《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版七。
(3)#12
(4)孙作云则认为“日中三足乌”是“联合图腾制度”的结果。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夷以鸟为图腾者,又多以太阳或月亮为图腾,这就是民族学上所谓的'联合图腾制度'……。其表现在神话传说方面者就是中国古代相传为日中有三足乌。日中为什么有三足乌呢?或许就是因为以鸟(乌)为图腾的民族,同时又以日为图腾,因缘附会,又说日中有三足乌了。”孙作云:《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原载《中国学报》1945年第3卷第4期,后收入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华世出版社,1979年,第414页。另如近人刘毓庆、王子今等学者,亦赞同此说。
(5)如赵国华在其《生殖崇拜文化论》中说:“远古先民以鸟象征男根,男性两腿夹一男根,其数有三,所以,它们在彩陶上绘制象征男根的鸟纹时,为了强调其产卵的尾部,以局部对应突出象征男根的意义,遂将鸟纹画成了三足。另外,男根由一阴茎二睪丸组成,其数有三。为了与此相合,以强调两个睪丸,遂将其变形为两条竖直线,也可能是鸟纹出现三足的原因。”参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6页。
(6)袁广阔:《仰韶文化的一幅“金乌负日”图赏析》,《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70—72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图版陆。
(8)#12
(1)陈勤建:《中国鸟文化》,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2)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4页。
(3)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一书中认为:“日载于乌”一说是源于原始初民相信太阳负载于风神(鸟、凤鸟)身上而运行,因此太阳本身就是鸟。而“日中有乌”一说则是以为太阳中有黑子。是两种不同的神话。参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97—98页。此外,宋镇豪也认为这一神话传说系统显然包括了“日载于乌”和“曰中有乌”两个不同成分,而“日中有三足乌”则恐怕是秦汉时代的天文学观察和阴阳思想,促发了神话的转变。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4年,第772—773页。
(4)如在古代欧洲和北美洲民族,多将雁和天鹅一类的候鸟视为可以在夏季把太阳带向北方,在冬季时带来南方的“太阳鸟”。古代的玛雅人也传说他们的太阳神是只乌鸦变成的;而墨西哥的太阳神则是以啄木鸟作为象征;特尔特克当地的金字塔里,往往有出现代表太阳的鹰形雕像。而在古埃及,那里的居民认为太阳是由鹰来运行的,鹰成为太阳神的象征。而叙利亚神话则说太阳本身即是载在一只鸟(鹰)上面的;印度神话亦认为太阳本身即是一只鸟,后来变为由鸟载着。
(5)[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6)如在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中有:“火精阳气,故外热内阴,象乌也。”“日中有三足乌者,阳精,其偻呼也。”另在东汉张衡的《灵宪》中则云:“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
(7)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卷10《密教画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图131。
(8)金荣华在《敦煌多臂观世音菩萨画像所持日月宝珠之考察》,一文中发现“唯三足乌多绘成三足鸟振翅欲飞状,或称之为凤凰类禽鸟。”他以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我国因日中有三足乌之说,亦称太阳为金乌。而印度神话中有金翅鸟(Garuda),……于是既借中国神话之日中有三足乌,又涉金翅鸟而或稍变其形,遂成振翅欲飞之三足乌。”参金荣华《敦煌多臂观世音菩萨画像所持日月宝珠之考察》,原载于《大陆杂志》1982年12月第65卷第6期,第46—48页。后收入金荣华《敦煌吐鲁番论集》,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2)[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3)张光直:《中国创世神话的古史分析》,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下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2)如在《楚辞·天问》中即载有:“羿焉弹日?乌焉解羽?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在这里,屈原对于旧传羿射死的明明是太阳,为何落下的却是“乌”的羽毛提出了质疑。此外,屈氏于文中又提到“阳离爰死,大鸟何鸣”,按郭璞注引《山海经·大荒经》云:“羿之铄明离而毙阳乌”,说羿射落了明离,“阳乌”便殒命,由此可知,当时人已相信“日即是乌、乌即是日”。参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0页。关于“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这段话,历来旧注多依王逸引《列仙传》,而说其指“王子侨”一事。然“王子侨”一事,最早见于汉时刘向《列仙传》。或许,在屈原之时已有“王子侨”一事的流传,但王逸依汉时《列仙传》而说这《楚辞》中的这段话是指“王子侨”一事,似乎有误。后来注家如朱熹《楚辞集注》指出:“事极鄙妄,不足复论。”又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指出王逸此说“于古无征”,且“王桥仙事,即在战国,亦不过视为寓言;天问多涉神异,而不及仙人。”参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华正书局,1974年,第320—322页。
(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4页。
(1)今本《淮南子》无。明人张翰《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89页)中《象纬纪》引。
(2)[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5页。
(3)(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502页。
(5)如在唐人韩愈的《李花赠张十一署》诗中即有:“群鸡惊鸣官吏起,金乌海底初飞来。”而元稹的《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诗亦云:“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另如白居易的《劝酒》诗中则云:“天地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至于宋人陆游也在其《月夜短歌》中说:“明星虽高未须喜,三足阳乌生海底。”由此可见,“乌”已成为千古中国人心目中“太阳”的另一种象征。
(6)如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也有一只同样是生有三足,且也常被视为太阳象征的乌鸦,日本人称之为“八咫鸟”(Yatagarasu,或Yatanokarasu)的神鸟。在今天的日本各地依旧视三足乌或者三足鸟为神物。而在朝鲜半岛的古高句丽始祖朱蒙,因是感日所生,其图腾亦为“三足乌”。参王孝廉《朱蒙神话:中韩太阳神话比较研究》,《神话与小说》,时报出版公司,1986年,第126—164页。
(7)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即出土有距今约7000年的双鸟太阳骨匕和蝶形象牙器。参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8)杨慎《升菴集》卷七十四中引有《甘氏星经》“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东。日者,阳宗之精也,为鸡二足,为乌三足。鸡在日中,而乌之精为星,以司太阳之行度”的记载,然这段话疑转引自《宋中兴天文志》,今本《甘石星经》未见,此外,关于《甘氏星经》一书,相传为战国时天文学家甘德所着,后人将其《天文星占》八卷,与石申所着的《天文》八卷合为《甘石星经》,原著已散佚。今本《甘石星经》,早在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44即已指出:“至《读书志》《通考》《宋志》始有《甘石星经》一卷,竟指为甘石合撰之书。……以后人采进晋、隋二志之文成之。词义浅近,必非古书。”而据蔡克骄、管成学《<甘石星经>是一部伪书考辨》一文考察,今存《甘石星经》与《史记·天官书》《汉画·天文志》所记《甘氏石经》与《石氏石经》的记载多有不符。胡维佳,《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则考证了今本的《甘石星经》系“唐代早期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可能隋代出现的《石氏星簿经赞》,以及唐初高祖年间钞本《甘石巫咸氏星经》的《甘石星经》是隋唐以后的伪作。参胡维佳《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7卷第2期。
(1)(宋)曾慥:《道枢》,《正统道藏》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第35册第20卷《还丹参同篇》,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第338页。
(2)(宋)曾慥:《道枢》,《正统道藏》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第35册第26卷《九真玉书篇》,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第385—386页。
(3)(宋)陈思、陈世逢:《两宋名贤小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本,1976年,第5页。
(4)(元)王处一:《云光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76页。
(5)(元)王哲:《重阳全真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98页。
(6)(元)马钰:《渐悟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18页。
(7)如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卷十一中即引有明代的《目莲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中云:“玉兔金鸡疾似梭,堪叹光阴有几何?”(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五南图书公司,2014年,第446页)。
(8)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第20册《藏经洞珍品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图44。书中解释称“金乌”。
(9)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初名“龙藏寺”,唐改名“龙兴寺”。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奉宋太祖赵匡胤旨,于寺内铸造一尊巨大的四十二臂铜质千手观音菩萨像,并盖大悲宝阁,此后,金、元、明各代对寺内建筑均有不同程度的修葺和增建。清康熙、乾隆年间,又曾两次奉敕大规模重修。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赐额“隆兴寺”,并沿用至今。其中,摩尼殿发现有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题记,殿内所绘壁画是隆兴寺内唯一现存的古代壁画。
(10)刘友恒、郭玲娣、樊瑞平:《隆兴寺摩尼殿壁画初探》(上),《文物春秋》2009年第5期。
11杨福主编:《甘肃武威西夏二号墓木板画》,重庆出版社,2000年,图版015。
12根据大同市郊墓葬清理编号,27号墓、28号墓为单室砖墓,两墓东西横列,坐北向南,相隔约2公尺,东部的编为27号墓,西部的编为28号墓。墓室保存完整,室内壁画色彩鲜明。两墓结构及壁画内容大致相同,均于墓顶绘日月星辰图。因在这批墓葬中出有纪年墓志,如十里铺15号墓为干统七年(公元1109年)董承德妻郭氏;新添堡29号墓出土有辽天祚帝天庆九年(公元1119年)“故彭城刘公墓志”,故可知为辽代中晚期墓葬。详参边成修《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0期。
(1)1972年至1985年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的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屯王坟梁一带发现了30余座辽墓,根据王坟梁1号壁画墓出土有一枚“大康六年”(公元1080年)的铜钱推测,此一墓群大致为辽代中、后期的墓葬。参见郑隆《库伦旗辽墓壁画浅谈》,《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3)刘岩:《山西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图版采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东卷,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175页。
(4)杨琮:《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期。
(1)从目前可见的出土材料来看,大致自战国晚期开始,即有于墓室中绘所葬死者形象的传统,以作为祭祀的对象,一般多称其为“墓主人画像”。相关讨论可详参游秋玫《汉代墓主画像的图像模式、功能与表现特色》(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7年)。此一传统并一直延续至唐宋以后。由于福建省松溪县祖墩乡山元村元代壁画墓为一夫妻合葬墓,故日、月下的男、女可能是男、女墓主人的形象。
(2)刘惠萍:《天文与人文——汉代墓室所见日、月画像的功能与意义》,《兴大中文学报》2010年12月第27期增刊。
(3)太阳宫为道教宫观,位于北京左安门内大街,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重修。主殿供奉太阳星君。参习五一《北京的庙会民俗》,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7页。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4)(清)让廉:《京都风俗志》,出版者不详,光绪二十五年,第8页。
(5)(清)察富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6)(清)潘荣陛:《帝京岁时记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7)陈勤建:《中国鸟文化》,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8)(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14页。
(1)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28页。另一则也是流传在畲族的《金鸡与太阳》则说:鸡是由后羿射下的九个太阳中的一个变成的,牠与剩下的太阳联合起来,鸡鸣日升,以防后羿再射日。参陈勤建:《中国鸟信仰》,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2)邱国珍:《畲族民间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22页。
(3)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28页。
(4)有时,金鸡玉兔符也会和“尺、镜子、剪刀”符画在一起,可知其亦具有镇庙及祈求合境平安的功能。
(5)(宋)张君房:《云笈七籤》,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第685页。
(6)(清)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91年,第777页。
(7)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对当时的儒者对“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之说提出驳斥,以为“夫月者水也。水中生物,非兔蟾也。兔与蟾蜍,久在水中,无不死者,……且问儒者:乌兔蟾蜍死乎生乎?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蚀时既,月晦当尽,乌兔蟾皆何在?”见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502页。
(8)(宋)曾慥:《道枢》,新文丰出版公司,1957年,第385—386页。
(1)(明)杨慎:《艺林伐山》,见(清)李调元编《函海》,宏业书局,1968年,第9748页。
(2)旧时民间相传,十二生肖的由来是源于古人根据动物出没活动时间的规律,选出了十二种动物配十二时辰:子时鼠最活跃,丑时牛反刍,寅时虎最凶,卯时月亮将退太阳将升,月中玉兔捣药忙,辰时龙行雨,巳时蛇开始活跃,午时太阳当空,阳极之象以马配之,未时被羊啃的草会生长更茂,申时猴子活跃,酉时鸡归窝,戌时狗开始守夜,亥时猪熟睡。相关说法详参(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74页。
(3)(宋)陆佃:《埤雅》,(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49页。
(4)(明)周婴:《巵林》,新文丰出版社,1984年,第98—99页。
(5)(明)杨慎:《艺林伐山》,见《函海》,宏业书局,1968年,第9748—9749页。
(1)如按《淮南子·天文训》的说法:“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由于鸡和兔都是“毛羽类”,故应皆属“阳”。
(2)关于十二地支的阴、阳,说法不一。亦有结合奇、偶数及“趾爪奇偶”,而认定其阴、阳者。如在宋·洪巽撰《旸谷漫录》中载:“子、寅、辰、午、申、戌俱阳;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鼠五指、虎五指、龙五指、马单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牛四爪、兔两爪、蛇双舌、羊四爪、鸡四爪、猪四爪,其说极有理,必有所据。”详参(宋)洪巽《旸谷漫录》,商务印书馆,1927年影印《说郛》涵芬楼藏明钞本,第88—89页。
(3)(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74页。
(4)(明)王逵:《蠡海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5)如在王充的《论衡·奇怪篇》中即记载有这样的说法:“兔吮(舐)毫而怀子,及其子生,从口而出。”晋人张华的《博物志·物性》中亦载有:“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旧有此说。”另如宋人何蓮在《春渚纪闻·卷七》中则引东坡语云:“中秋月明,则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无雄者,望月而孕。”
(6)事实上,这是古人的误解。由于公鸡的交接器很小,射精管位于泄殖腔开口处的稍后方,仅仅是泄殖腔肛道壁的三个突起,致古人忽视它的存在。而鸡在交配前,公鸡会先作出向母鸡作求偶的动作,通常是垂下一侧翅膀,在母鸡面前跳动,围绕母鸡跑。母鸡如接受求偶,就会俯地不动,这时,公鸡就会踏上母鸡的背部,即古人所看到的“合踏”。而在这时,公鸡与母鸡的泄殖腔会紧贴交配,公鸡并开始射精,以使成功受精,但由于斗牠们交配的时间非常短暂,且过程为一般人所无法观察,故古代中国人才误以为牠们“感而不交”。
(7)所谓“三十六禽”。又作“三十六时兽”“三十六兽”,是指于昼夜十二辰交互出现以恼乱修禅者之禽兽。每一辰各有三兽,而相关动物,各家说法又略有不同。一说:子时为燕、鼠、伏翼;丑时为牛、蟹、鳖;寅时为狸、豹、虎;卯时为猬、兔、貉;辰时为龙、蛟、鱼;巳时为蟮、蚯蚓、蛇;午时为鹿、马、獐;未时为羊、鹰、雁;申时为猫、猿、猴;酉时为雉、鸡、乌;戌时为狗、狼、豺;亥时为豕、豕俞、猪,此说可能是源于隋代天台宗大师智颉(公元538~597年)讲述,弟子灌顶笔录的《摩诃止观》卷第八下的记载:“一时为三,十二时即有三十六兽。寅有三,初是狸,次是豹,次是虎;卯有三,狐、兔、貉;辰有三,龙、蛟、鱼;此九属东方木也,九物依孟仲季传作前后。巳有三,蝉、鲤、蛇,午有三,鹿、马、麞;未有三,羊、雁、鹰;此九属南方火也,申有三,狄、猿、猴;酉有三,乌、鸡、雉;戌有三,狗、狼、豺,此九属西方金也;亥有三,豕、输、猪;子有三,猫、鼠、伏翼,丑有三,牛、蟹、鳖,此九属北方水也。中央土王四季,若四方行用,即是用土也,即是鱼鹰豺鳖,三转即有三十六,更于一中开三,即有一百八时兽。”
(1)(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1993年,第75页。
(2)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6页。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图像结构方面,有两种看法:多数学者认为画面分为三个部分,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可分为四个部分。然基本上,各家学者皆以为华盖以上代表“天界”,有日、月、升龙及天门。而代表天界的最上层部分,右上方绘一太阳,日中有阳乌;左上方则是一弯镰刀形的白色月亮,月上绘有一只大蟾蜍和一只体积较小的兔子,两旁缭绕着云气。
(3)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彩色图版、黑白图版4。
(4)临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1)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2)吕劲松:《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黄明兰、郭引强编著:《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版七。
(3)#12
(4)孙作云则认为“日中三足乌”是“联合图腾制度”的结果。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夷以鸟为图腾者,又多以太阳或月亮为图腾,这就是民族学上所谓的'联合图腾制度'……。其表现在神话传说方面者就是中国古代相传为日中有三足乌。日中为什么有三足乌呢?或许就是因为以鸟(乌)为图腾的民族,同时又以日为图腾,因缘附会,又说日中有三足乌了。”孙作云:《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原载《中国学报》1945年第3卷第4期,后收入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华世出版社,1979年,第414页。另如近人刘毓庆、王子今等学者,亦赞同此说。
(5)如赵国华在其《生殖崇拜文化论》中说:“远古先民以鸟象征男根,男性两腿夹一男根,其数有三,所以,它们在彩陶上绘制象征男根的鸟纹时,为了强调其产卵的尾部,以局部对应突出象征男根的意义,遂将鸟纹画成了三足。另外,男根由一阴茎二睪丸组成,其数有三。为了与此相合,以强调两个睪丸,遂将其变形为两条竖直线,也可能是鸟纹出现三足的原因。”参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6页。
(6)袁广阔:《仰韶文化的一幅“金乌负日”图赏析》,《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70—72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图版陆。
(8)#12
(1)陈勤建:《中国鸟文化》,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2)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4页。
(3)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一书中认为:“日载于乌”一说是源于原始初民相信太阳负载于风神(鸟、凤鸟)身上而运行,因此太阳本身就是鸟。而“日中有乌”一说则是以为太阳中有黑子。是两种不同的神话。参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97—98页。此外,宋镇豪也认为这一神话传说系统显然包括了“日载于乌”和“曰中有乌”两个不同成分,而“日中有三足乌”则恐怕是秦汉时代的天文学观察和阴阳思想,促发了神话的转变。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4年,第772—773页。
(4)如在古代欧洲和北美洲民族,多将雁和天鹅一类的候鸟视为可以在夏季把太阳带向北方,在冬季时带来南方的“太阳鸟”。古代的玛雅人也传说他们的太阳神是只乌鸦变成的;而墨西哥的太阳神则是以啄木鸟作为象征;特尔特克当地的金字塔里,往往有出现代表太阳的鹰形雕像。而在古埃及,那里的居民认为太阳是由鹰来运行的,鹰成为太阳神的象征。而叙利亚神话则说太阳本身即是载在一只鸟(鹰)上面的;印度神话亦认为太阳本身即是一只鸟,后来变为由鸟载着。
(5)[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6)如在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中有:“火精阳气,故外热内阴,象乌也。”“日中有三足乌者,阳精,其偻呼也。”另在东汉张衡的《灵宪》中则云:“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
(7)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卷10《密教画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图131。
(8)金荣华在《敦煌多臂观世音菩萨画像所持日月宝珠之考察》,一文中发现“唯三足乌多绘成三足鸟振翅欲飞状,或称之为凤凰类禽鸟。”他以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我国因日中有三足乌之说,亦称太阳为金乌。而印度神话中有金翅鸟(Garuda),……于是既借中国神话之日中有三足乌,又涉金翅鸟而或稍变其形,遂成振翅欲飞之三足乌。”参金荣华《敦煌多臂观世音菩萨画像所持日月宝珠之考察》,原载于《大陆杂志》1982年12月第65卷第6期,第46—48页。后收入金荣华《敦煌吐鲁番论集》,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2)[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3)张光直:《中国创世神话的古史分析》,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下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