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阐释“中国”——张爱玲《异乡记》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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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新"出土"的张爱玲的遗稿《异乡记》,在她的写作序列里是一份独特的文本,向被看作1946年初,张爱玲前往温州寻访胡兰成途中形成的旅行札记。本文试图回归张爱玲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状态,以较为细腻地把握其文本特质和生成的历史语境。本文认为,张爱玲对此次行旅经验的书写,是一种应对陌生经验的"阐释"行为,在此过程中,自身与"中国"这个共同体的联系也得到更新,并对她的后期写作有所影响。
引文
(1)宋以朗:《关于〈异乡记〉》,张爱玲:《异乡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2)宋以朗指出,《异乡记》存在着“第十章写‘正月底’上路,到第十二章反而时光倒流为‘元宵节’”的时序错乱。见宋以朗:《关于〈异乡记〉》,张爱玲:《异乡记》,第6页。“正月底”或系“腊月底”之讹,据胡兰成回忆,他曾与张爱玲、范秀美一道在温州散步,“是时正值旧历正月十五前后”。见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05页。
(3)胡兰成回忆,温州有三月三拦街福的风俗。张爱玲返沪后,在此年三月三的夜里(阳历4月4日),他与范秀美同往五马街百里坊看灯市。见胡兰成:《今生今世》,第254页。
(4)张爱玲:《异乡记》,第68-71页。
(1)张爱玲:《华丽缘》,《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279页。据钟希研究,虽然此文入集后附有“一九四七年作,一九八二年修订于美国洛杉矶”的说明,但与《大家》创刊号上发表的文本相较,“并未发现有明显的改动之处,大概只是张爱玲为《华丽缘》收入《余韵》一书重新做的校读”。见钟希:《异乡与异文:张爱玲〈异乡记〉与〈华丽缘〉》写作析读》,《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
(2)张爱玲、宋淇、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0页。
(3)这类似于洪子诚在处理“文革”手抄本等“潜在写作”时,对于“作品年代的认定与处理”的顾虑。见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文学与历史叙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2页。
(4)此语见本书腰封。
(5)止庵:《〈异乡记〉杂谈》,《比竹小品》,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153页。
(6)张爱玲:《谈看书》,《重访边城》,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7)同上,第55-56页。
(1)原文如此,“任务”疑为“人物”之讹。见张爱玲、宋淇、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49页。
(2)王德威:《张爱玲的再生缘: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页。
(3)张伯存:《悲凉与炽热交织的生命旅程:张爱玲〈异乡记〉释读》,《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
(4)钱理群:《漫话四十年代小说思潮》,钱理群主讲:《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5页。
(5)同上,第26-35页。
(6)吴晓东:《“阳台”:张爱玲小说中的空间意义生产》,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1)郭建玲:《论张爱玲的战争体验与战时书写》,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第68页。
(2)刘志荣:《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3)张爱玲:《烬余录》,《流言》,第58页。
(4)胡兰成:《今生今世》,第247-310页。
(5)1946年11月《传奇(增订本)》出版时,张爱玲在集中言道:“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显然这一罪名一定程度上是受胡兰成之累。见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流言》,第267页。
(6)张爱玲:《异乡记》,第20页。
(7)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她在日方实力正盛时,写信婉拒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但恐怕她并不是出于民族大义才如此行事,不然也不会与胡兰成及其友人有所交游。她对外界只是尽量趋避,如胡兰成所言“爱玲与外界少往来”。见胡兰成:《今生今世》,第195页。
(8)张爱玲:《异乡记》,第91页。
(9)郭璞:《〈山海经〉序》,《山海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吴晓东:《“阳台”:张爱玲小说中的空间意义生产》,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第29页。
(2)张爱玲:《异乡记》,第10页。
(3)张爱玲、宋淇、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49页。
(4)张伯存:《悲凉与炽热交织的生命旅程:张爱玲〈异乡记〉释读》,《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
(5)张爱玲:《异乡记》,第80页。
(6)[日]鹤见祐辅著,鲁迅译:《往访的心》,《思想·山水·人物》,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7)[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1)张爱玲:《异乡记》,第34页。
(2)[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第8-17页。
(3)张爱玲:《异乡记》,第39页。
(4)钟希:《异乡与异文:张爱玲〈异乡记〉与〈华丽缘〉》写作析读》,《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
(5)张爱玲:《异乡记》,第10-11页。
(6)同上,第100页。
(7)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8)张爱玲:《童言无忌》,《流言》,第105页。
(9)张爱玲:《异乡记》,第99页。
(1)张爱玲:《异乡记》,第15-16页。
(2)张爱玲:《谈看书》,《重访边城》,第60-61页。
(3)木心:《一生常对水晶盘》,金宏达编:《回望张爱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赵园开大陆张爱玲研究风气之先的论文《张爱玲的〈传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仅题目就颇能说明问题。见赵园:《论小说十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1-236页。
(1)张爱玲:《异乡记》,第14页。
(2)同上,第83页。
(3)同上,第14页。
(4)同上,第63页。
(5)同上,第77页。
(6)同上,第78页。
(7)同上,第28页。
(8)张爱玲:《中国的日夜》,《流言》,第265页。
(9)张爱玲:《异乡记》,第29页。
(1)高全之:《张爱玲的英文自白》,《张爱玲学》,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对五四新文学传统持嘲讽和戏谑的态度,并在小说中加以解构,是张爱玲给读者的普遍印象。但在1952年离开大陆后,她曾和水晶谈自己对新文学作家的观感,并称赞鲁迅:“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又在回忆胡适的散文中说:“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见水晶:《蝉:夜访张爱玲》,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张爱玲:《忆胡适之》,《重访边城》,第21页。
(2)在给夏志清的信件中,张爱玲曾不无气恼地回忆一封美国编辑的退稿信中的内容:“Knopf我记得是这些退稿信里最愤激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见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3)《张爱玲致夏志清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23页。
(4)张爱玲小说和散文中对西方以东方主义眼光看待中国的微讽,是研究者多所关注的议题。
(5)《张爱玲致夏志清函·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3页。
(2)宋以朗指出,《异乡记》存在着“第十章写‘正月底’上路,到第十二章反而时光倒流为‘元宵节’”的时序错乱。见宋以朗:《关于〈异乡记〉》,张爱玲:《异乡记》,第6页。“正月底”或系“腊月底”之讹,据胡兰成回忆,他曾与张爱玲、范秀美一道在温州散步,“是时正值旧历正月十五前后”。见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05页。
(3)胡兰成回忆,温州有三月三拦街福的风俗。张爱玲返沪后,在此年三月三的夜里(阳历4月4日),他与范秀美同往五马街百里坊看灯市。见胡兰成:《今生今世》,第254页。
(4)张爱玲:《异乡记》,第68-71页。
(1)张爱玲:《华丽缘》,《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279页。据钟希研究,虽然此文入集后附有“一九四七年作,一九八二年修订于美国洛杉矶”的说明,但与《大家》创刊号上发表的文本相较,“并未发现有明显的改动之处,大概只是张爱玲为《华丽缘》收入《余韵》一书重新做的校读”。见钟希:《异乡与异文:张爱玲〈异乡记〉与〈华丽缘〉》写作析读》,《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
(2)张爱玲、宋淇、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0页。
(3)这类似于洪子诚在处理“文革”手抄本等“潜在写作”时,对于“作品年代的认定与处理”的顾虑。见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文学与历史叙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2页。
(4)此语见本书腰封。
(5)止庵:《〈异乡记〉杂谈》,《比竹小品》,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153页。
(6)张爱玲:《谈看书》,《重访边城》,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7)同上,第55-56页。
(1)原文如此,“任务”疑为“人物”之讹。见张爱玲、宋淇、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49页。
(2)王德威:《张爱玲的再生缘: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页。
(3)张伯存:《悲凉与炽热交织的生命旅程:张爱玲〈异乡记〉释读》,《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
(4)钱理群:《漫话四十年代小说思潮》,钱理群主讲:《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5页。
(5)同上,第26-35页。
(6)吴晓东:《“阳台”:张爱玲小说中的空间意义生产》,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1)郭建玲:《论张爱玲的战争体验与战时书写》,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第68页。
(2)刘志荣:《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3)张爱玲:《烬余录》,《流言》,第58页。
(4)胡兰成:《今生今世》,第247-310页。
(5)1946年11月《传奇(增订本)》出版时,张爱玲在集中言道:“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显然这一罪名一定程度上是受胡兰成之累。见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流言》,第267页。
(6)张爱玲:《异乡记》,第20页。
(7)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她在日方实力正盛时,写信婉拒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但恐怕她并不是出于民族大义才如此行事,不然也不会与胡兰成及其友人有所交游。她对外界只是尽量趋避,如胡兰成所言“爱玲与外界少往来”。见胡兰成:《今生今世》,第195页。
(8)张爱玲:《异乡记》,第91页。
(9)郭璞:《〈山海经〉序》,《山海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吴晓东:《“阳台”:张爱玲小说中的空间意义生产》,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第29页。
(2)张爱玲:《异乡记》,第10页。
(3)张爱玲、宋淇、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49页。
(4)张伯存:《悲凉与炽热交织的生命旅程:张爱玲〈异乡记〉释读》,《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
(5)张爱玲:《异乡记》,第80页。
(6)[日]鹤见祐辅著,鲁迅译:《往访的心》,《思想·山水·人物》,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7)[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1)张爱玲:《异乡记》,第34页。
(2)[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第8-17页。
(3)张爱玲:《异乡记》,第39页。
(4)钟希:《异乡与异文:张爱玲〈异乡记〉与〈华丽缘〉》写作析读》,《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
(5)张爱玲:《异乡记》,第10-11页。
(6)同上,第100页。
(7)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8)张爱玲:《童言无忌》,《流言》,第105页。
(9)张爱玲:《异乡记》,第99页。
(1)张爱玲:《异乡记》,第15-16页。
(2)张爱玲:《谈看书》,《重访边城》,第60-61页。
(3)木心:《一生常对水晶盘》,金宏达编:《回望张爱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赵园开大陆张爱玲研究风气之先的论文《张爱玲的〈传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仅题目就颇能说明问题。见赵园:《论小说十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1-236页。
(1)张爱玲:《异乡记》,第14页。
(2)同上,第83页。
(3)同上,第14页。
(4)同上,第63页。
(5)同上,第77页。
(6)同上,第78页。
(7)同上,第28页。
(8)张爱玲:《中国的日夜》,《流言》,第265页。
(9)张爱玲:《异乡记》,第29页。
(1)高全之:《张爱玲的英文自白》,《张爱玲学》,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对五四新文学传统持嘲讽和戏谑的态度,并在小说中加以解构,是张爱玲给读者的普遍印象。但在1952年离开大陆后,她曾和水晶谈自己对新文学作家的观感,并称赞鲁迅:“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又在回忆胡适的散文中说:“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见水晶:《蝉:夜访张爱玲》,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张爱玲:《忆胡适之》,《重访边城》,第21页。
(2)在给夏志清的信件中,张爱玲曾不无气恼地回忆一封美国编辑的退稿信中的内容:“Knopf我记得是这些退稿信里最愤激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见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3)《张爱玲致夏志清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23页。
(4)张爱玲小说和散文中对西方以东方主义眼光看待中国的微讽,是研究者多所关注的议题。
(5)《张爱玲致夏志清函·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