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的智识框架与智识财政学建构——兼论财政学科定位与现代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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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Intellectual Framework of Public Fina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Science of Public Finance——With Additional Studies on Disciplinary Position and Modern Fiscal Institute
  • 作者:王雍君
  • 英文作者:Wang Yongjun;
  • 关键词:智识财政 ; 集体物品 ; 财政偏好 ; 财政共同体
  • 英文关键词:Intellectual Science of Public Finance;;Collective Goods;;Fiscal Preferences;;Fiscal Community
  • 中文刊名:CZYJ
  • 英文刊名:Public Finance Research
  • 机构: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
  • 出版日期:2018-02-05
  • 出版单位:财政研究
  • 年:2018
  • 期:No.420
  • 语种:中文;
  • 页:CZYJ201802001
  • 页数:14
  • CN:02
  • ISSN:11-1077/F
  • 分类号:4-17
摘要
为系统回应日益迫近的智识挑战,对照真实世界而将体量庞大凌乱的财政知识抽丝剥茧地进行智识性整合至关紧要。本文由此建构的智识财政学框架以集体物品、财政偏好和财政共同体三个核心概念为支柱,通过融合偏好话语与共同体话语而将所有次级概念乃至整个研究体系自然牵出,从而可望获得宏大而不失精微的完整叙事能力,为所有公共财政问题的统一解释和公共财政学朝向一级学科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respond to the increasingly imminent challenges of intellectual knowledge, it is crucial to integrate tremendous and messy public finance knowledge in an intellectual way against the real world. The resulting constructed intellectual framework of public finance has three core concepts, which are collective goods, fiscal preferences and fiscal community. By integrating preference discourse and community discourse, all sub-concepts and even the entire research system can be naturally pulled out, so as to obtain a grand but subtle complete narrative ability, which can provide a unified explanation basis for public finance and make solid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fiscal science research system into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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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推出的财政改革议程,其密度之大、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2)核心概念指一级或原初的概念即基本概念,其他概念乃至整个知识体系都由其派生而来。
    (1)然而,当代财政学两个重量级流派的布坎南体系和马斯格雷夫体系都采用单一的偏好话语,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采用个体主义的选择性偏好,后者采用仁慈君主模型的推论性偏好。两者都因缺失共同体话语而不具备完整的财政叙事能力。这一局限在本文的智识财政学架构下得到了弥补。
    (1)另外两个方面分别是集体物品与其他经济物品的区分,以及谁负责什么。
    (2)集体物品通常被表述为公共品。本文未将坏公共品(public bads)比如腐败包括其中。共同池物品充斥于自然环境(如森林和地下水)中。财政资源(公共预算与转移支付)、公共权力与职位也是典型例子。俱乐部物品有时也被描述为付费物品(toll goods),例子包括公路、桥梁和社区保安。
    (3)集体物品的非排他性受到共同体边界的限制,比如中国人通常不能享用美国人的集体物品,反之亦然。无边界的全球集体物品乃是特例。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都限定在共同体的边界内。
    (4)民主意识与民主制度起源于集体物品的事实并不令人惊异。在一个没有集体物品、只有私人物品的假想社会中,决策的最佳原则是独裁而非民主。
    (1)两者为帕累托经济效率即边际条件的必备要素,缺一不可。非竞争性指向需求方--付费(价格)并无必要或不适当,非排他性指向供给方--收费(价格)并不可行或不适当。使帕累托效率得以成立的边际条件P=MC由此而来,即使用者愿付的价格恰好等于供应方的边际成本。
    (2)就稳定职能而言,增加受益者不会妨碍他人受益,而且排斥免费受益者很难;再分配职能明显具有非排他性,而且只要富人认知到帮助穷人其实无损自己,非竞争性也得到满足。因此,两者归结为集体物品也是适当的。由此看来,三职能说逻辑上并不自洽:言说的是同一件事即集体物品职能。注意到马氏体系的视界狭隘(比如没有涵盖共同体建构包括公民教育)也很重要。
    (3)只有无需财政资源推动或资助的政府职能才是例外,比如确定国旗、国歌或者阐述外交政策。
    (4)政府供应私人物品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分发食物券和通过国有企业或其他实体提供私人物品,源于政府将它们看作自己不可外包的核心职责。
    (5)为“亲民”而在法定节假日免费使用公路之举,造成的效率损失之高超出想象,但因转嫁、分散和模糊而常被忽视。
    (6)家庭(私人领域)中的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很难应用于公共领域,因为那是由婚姻或血缘纽带联结而来的私人共同体。家庭内部的集体物品并不鲜见,比如惠及每个成员的家务劳动。
    (1)排他不完全也称不完全的排他性,指非排他性受到某个规模临界点的限制,比如社区保安和收费公路。
    (2)消费上的竞争的严格定义是:追加某个人的使用会招致额外的成本,即消费的边际成本大于零。
    (3)政治学的主题和起点是公共价值的分配,经济学的主题和起点是经济价值的创造。
    (4)集体利益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只有在体现个体自主自由选择之价值的基础上才值得尊重和保护。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所有人的虚幻性“集体利益”概念,因为漠视个人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毫无价值。
    (5)将政治学中的公共性概念当作财政学的起点或财政本质的说法虽然并不鲜见,但却很不靠谱。国内学界对财政本质的争议已经延续多年,其实意义无多,因为最好的答案就摆在那儿:财政境况改善。
    (6)个人并未为丰富多样的存量集体物品--定义为降生前即已累积并使其受益的集体物品--付费。增量交易指付费交易:纳税所“购买”到的新增集体物品。区分存量交易与增量交易对于理解共同体建构和税收制度很重要。相关文献并未意识到存量交易对于税制和纳税义务的重要含义。受益原则也忽视存量交易。
    (7)图2假设两人社会的最简例子中,集体物品的均衡点E为总供给曲线(S)和总需求曲线(D)的交点,即两人愿付的税收价格之和(Te=Te1+Te2)恰好等于边际转换率的最优点上。总需求曲线由个人需求曲线d1和d2纵向加总得出。扩展到多人社会同样成立。
    (8)这意味着集体物品的社会最优水平低于假设没有超额负担时的最优水平。
    (9)调整的边际条件(均衡解)意味着当考虑税收的效率代价时,前一规则会导致过高的公共支出水平;也就是说,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公共服务有效供应水平。该结论最先由庇古(1927)提出。
    (1)科学的功能在于提供多种选择用以改善社会境况,而对个体偏好的尊重和保护为社会改善的本质与基石,源于对个体生命之价值与尊严的确认。君主时代的人类共同体也提供集体物品,但只有君主偏好(均衡)一种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此没有财政学,有的只是财政思想、观点和学说。
    (2)集体物品问题分解为“均衡条件”、“财政资源”与“财政权力”三要素很重要。西方财政宪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主线是权力话语,中国古代的休养生息和轻税诉求表达的是资源话语。权力话语导向权利话语和抽象的政治性价值,资源话语则导向犬儒主义财政观。两类截然不同的均衡观--专制均衡观和选择均衡观--会造就截然不同的资源观和权力观。
    (3)共同面对偏好难题表明财政学与政治学的亲缘关系最近。“财”字可理解为依赖“才智”处理财政问题,“政”字理解为处理“正反”(利益冲突),合起来就是“财政”。
    (4)需求面机制作为集体物品均衡条件的“政治解”,至少应涵盖三个:退出机制、话语权机制和损害补偿机制。退出机制的可应用性十分有限。同意观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性建构也深具意义,涵盖支出划分、收入划分、转移支付和政府间财政规制。
    (5)“我们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感率先从草根层次加以培育最为有效,源于人类职责与美德之扩散路径总是由小到大--始于“自我”终于地球生物圈。因此,要想系统有效地回应中国高速城镇化与工业化背景下的当代共同体涣散危机,从重构草根共同体开始做起为不二选择,且以财政纽带重构为切入点最为适当。
    (6)可参见《税制优化原理》(王雍君,中国财经出版社,1995)一书对西方最优税理论的介绍。
    (7)意识到社会福利只是个体福利之和很重要,以降低抽象的社会福利概念被当作专制武断口实的风险。
    (1)阿罗定理对西方世界的震憾可想而知:如果人们珍视的民主程序竟然在技术上无解,这将如何是好?此后发展起来的两个观点缓解了这一担忧:输家与赢家并存的结局虽然无可避免,但并非刻意选择的结果;风水轮流转--今天的输家(赢家)也可能是明天的赢家(输家),动态地看这并非不公平。
    (2)财政幻觉指个人并不确知自己承担的完全财政成本。个人所得税只是这些成本的一部分。间接税、公司税制、通货膨胀和准财政活动等都导致个人无法清晰准确了解自己对政府的真实财政负担。个人也很少知道公款究竟用于何处。个体偏好揭示要求政府公布规划-活动基础的支出分类。
    (3)真实世界中,决策者身处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决定其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利益而非原则。
    (4)价格损失指个体对给定集体物品或支出方案愿付的税收低于(有时高于)强制水平,数量损失指给定税收价格下的强制供给水平低于或高于意愿的水平。易言之,价格不是我想要的价格,数量也不是我想要的数量。民主的财政价值在于极大地降低了专制模式不可避免的巨额偏好损失。
    (1)经济纽带并不必然要求身份(比如中国公民)归属上的明确识别,也不要求排他性--任何人都可与任何人做生意。无共同体成员身份负荷的“经济人”并不继承共同历史文化遗产,也不共担财政(集体物品)风险、共享财政收益,并且并不面对共同的未来命运。
    (1)忽视甚至漠视个体偏好正是绝对国家主义或“国家分配论”的致命伤。“国家分配论”在20世纪80-90年代本土财政学流派中的影响较大,将财政本质看作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下的国家从事的“社会产品”的分配与再分配活动。公共性的诉求只有在社会改善的语境下才是适当的,而社会境况只有被理解为个体境况之和才有意义。
    (1)马氏的财政经济学体系确立的财政职能三分法影响深远,隐含“推测所有人都会赞同用财政工具促进经济政策综合目标”的偏好推论。这是典型的经济发展型财政学:配置职能与三个综合目标中的增长(蛋糕做大)相连,再分配职能与平等(蛋糕分享)相连,稳定职能与可持续相连。
    (2)行为范式将合规和正当程序作为前提,结果范式界定了理想财政成果的三个层次:总额财政纪律、优先性配置和运营绩效。将每个层级的目标都与一系列相关机制联结起来的开创性贡献主要归功于Salvatore Schiavo-Campo和Tommasi。参见:Salvatore Schiavo-Campo and Daniel Tommasi:Managing Public Expenditures.Manila,Philippines:Asian Development Bank,1999。
    (3)新公共管理与经济学的主流话语都具有忽视“行为正确”而偏向“结果合意”的倾向。
    (4)中西方财政思想的差异根植于各自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西方体系更强调偏好契合(相对于纽带强化)和行为正确(相对于结果合意),反映财政权力话语强于财政资源话语。
    (5)受托责任、竞争和集中化路径对于偏好导向的财政制度建构也很可能是适当的。
    (1)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的发展都依赖组织架构的发展。后者涵盖三个基本问题:合理分工、有效协调和正确激励。组织架构不良在实践中早已暴露出来,国库代理制与经理制之争只是冰山一角。参见王雍君:《中国国库体制改革与防火墙建设--代理-经理之争的诠释》,《金融研究》,2012(7):112-122。
    (2)公共道德模型既指向代理人也指向委托人。后一指向涉及公民培育,这是集体物品有效供应的重要前提条件。从公共(集体物品)消费者视角培养公共道德也是需要的。
    (3)两者分别对应自由主义契约和共和主义契约,后者强调公民自治:如果公民只陶醉于对社会之船上的集体物品的自由选择,而不能自觉自主地驾驭社会之船本身,便与“自由奴隶”无异。两类契约观的赞同基础截然不同:自由版契约观的赞同基于吻合个体选择范围内的偏好;共和版契约观的赞同指向共同体,这已经逾越了个体自由选择的范围。
    (1)如果起点、分类和路径错了,对大千世界的生物成员进行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会计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语言也是如此。会计的起点是财务信息,财务要素就是对信息的标准化分类。反观财政学,即使同行专家间也很难沟通。这对学科发展和改革共识的形成绝非福音。
    (2)科学的四个次级功能--解释、预测、指导(实践)和指引行动方向--都取决于两个基本功能。
    (3)经济学率先出场,因为正是经济学思维揭示了集体物品的均衡条件、达成均衡的大致方向和面临的困境所在。其次是政治学--克服偏好难题依赖政治程序和融入其中的预算程序,之后是行政学--政治决定依赖行政执行,然后是管理学--行政执行要求管理学的应用,此后是法学--为各个维度的潜在冲突提供最终裁决,最后是公共伦理学--为法学思维提供滋养。
    (4)以特异观点立足很难被合理标识为一个学派。成为学派的资格标准至少有三个:起点真实、过程逻辑和彼岸(目的性)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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