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制图六体”经典地位的塑造——史学研究中分析“历史认知”形成过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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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虽然"制图六体"自古至今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述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其并没有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被广泛应用。因此可以认为,其在叙述中重要地位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其在地图绘制中的影响力,而是因为其提出者裴秀和《禹贡地域图序》。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主观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认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Although it has alway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artography since ancient times, "Zhitu Liuti" or Six Cartographic Methods was not widely used in ancient Chinese mapping.This fact suggests that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narrative of ancient Chinese cartography is not because of its influence on map drawing but because of Pei Xiu,who proposed the six methods in Preface to Yugong Regional Maps(Yugong Diyu Tu). Thus it can be further inferr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formation, subjective and even erroneous historical cogni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lthough it has alway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artography since ancient times, "Zhitu Liuti" or Six Cartographic Methods was not widely used in ancient Chinese mapping.This fact suggests that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narrative of ancient Chinese cartography is not because of its influence on map drawing but because of Pei Xiu,who proposed the six methods in Preface to Yugong Regional Maps(Yugong Diyu Tu). Thus it can be further inferr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formation, subjective and even erroneous historical cogni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引文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地学”第1分册第22章“地理学和地图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20页。不过现在一般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并不等同于方格图(即计里画方),如卢志良《“计里画方”是起源于裴秀吗》,《测绘通报》1981年第1期等。
(2)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第12页。
(3)卢志良:《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4)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页。但王庸紧接着又谈到“而且大多数的地图,并不能按制图六体来认知制作”,因此王庸实际上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认知是存在矛盾的,也触及了问题的要害,但他的这种存在矛盾的认知并没有被后来的绝大部分学者所认识到,由此长期以来也缺乏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5)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19页。
(6)喻沧,廖克:《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7)喻沧,廖克:《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1)参见胡渭注,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页;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九州》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43页;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等等。
(2)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3)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地学杂志》1911年第2卷第11号和第12号。
(4)《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84页。
(5)沈括:《长兴集》卷四《进守令图表》,四库全书本。
(6)《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六,四库全书本。
(7)乾隆《宁夏府志》《图考》,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第20页。
(8)道光《博兴县志》卷一《条例·重修博兴志条例十则》,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17页。
(1)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2)参见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3)对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证,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1)《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84页。
(2)胡渭注,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3)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1)《山西通志》卷十七《山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0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8页。
(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页。
(3)嘉庆《溧阳县志》《图》,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18页。
(4)卢志良:《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年,第46页。
(5)阎平,孙果清等编著:《中华古地图集珍》,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6)也可以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1)成一农:《“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详见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当然,这种历史认知的形成是基于“真正”的汉武帝。
(3)参见成一农《几幅古地图的辨析--兼谈文化自信的重点在于重视当下》,《思想战线》2018年第4期。
(2)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第12页。
(3)卢志良:《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4)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页。但王庸紧接着又谈到“而且大多数的地图,并不能按制图六体来认知制作”,因此王庸实际上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认知是存在矛盾的,也触及了问题的要害,但他的这种存在矛盾的认知并没有被后来的绝大部分学者所认识到,由此长期以来也缺乏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5)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19页。
(6)喻沧,廖克:《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7)喻沧,廖克:《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1)参见胡渭注,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页;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九州》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43页;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等等。
(2)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3)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地学杂志》1911年第2卷第11号和第12号。
(4)《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84页。
(5)沈括:《长兴集》卷四《进守令图表》,四库全书本。
(6)《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六,四库全书本。
(7)乾隆《宁夏府志》《图考》,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第20页。
(8)道光《博兴县志》卷一《条例·重修博兴志条例十则》,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17页。
(1)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2)参见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3)对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证,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1)《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84页。
(2)胡渭注,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3)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1)《山西通志》卷十七《山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0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8页。
(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页。
(3)嘉庆《溧阳县志》《图》,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18页。
(4)卢志良:《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年,第46页。
(5)阎平,孙果清等编著:《中华古地图集珍》,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6)也可以参见成一农《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重新评价--兼论错误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炎黄文化研究》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1)成一农:《“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详见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当然,这种历史认知的形成是基于“真正”的汉武帝。
(3)参见成一农《几幅古地图的辨析--兼谈文化自信的重点在于重视当下》,《思想战线》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