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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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正统景泰之际的通货流通体制经历了由微入显的变迁过程:首先,历经信用制度转型且为国家体制强力支撑的法定货币宝钞,因土木之变等战乱因素冲击,愈加难以为继,彰显了明初货币体制运转的困境。其次,自洪武末年一直被禁行用的铜钱在此前后不断突破禁令,逐步在大运河一线及沿海的商贸地带广泛恢复流通,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开钱禁,昭示了市场力量的自发崛起。最后,因财政体制转型所需与民间稳定通货缺乏等因素,白银稳步崛起,开启了中国"白银时代"的重要转向,预示着货币转型的可能发展方向。此一时期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堪称明代纷繁曲折的货币转型的先声。
The currency circula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Zhengtong and Jingtai Reigns in the Ming had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characterized by a gradual adoption of hard currencies: first,due to the military impacts of the Crisis of Tumu Fortress and other factors,the Precious Banknote( baochao),previously established through a series of state-sponsored credit transformation,became unsustainable,which made prominent the early Ming monetary predicaments. Secondly,copper coins,banned in the late Hongwu reign,in the meantime made a steady break through; it gained wide circulation along the Grand Canal route and in the coastal business areas,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lift the coin ban,which indicated the triumphing power of a self-rising market. Last,catering the needs of fiscal transition and fulfilling the want of the civil society for a stabilizing hard currency,silver built itself up in a steady crescendo,which opened China's "silver epoch ", a critical turn foreboding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orthcoming Ming currency transformati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monetary circulation during these eras harbingered a more elaborate and complex currency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currency circula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Zhengtong and Jingtai Reigns in the Ming had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characterized by a gradual adoption of hard currencies: first,due to the military impacts of the Crisis of Tumu Fortress and other factors,the Precious Banknote( baochao),previously established through a series of state-sponsored credit transformation,became unsustainable,which made prominent the early Ming monetary predicaments. Secondly,copper coins,banned in the late Hongwu reign,in the meantime made a steady break through; it gained wide circulation along the Grand Canal route and in the coastal business areas,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lift the coin ban,which indicated the triumphing power of a self-rising market. Last,catering the needs of fiscal transition and fulfilling the want of the civil society for a stabilizing hard currency,silver built itself up in a steady crescendo,which opened China's "silver epoch ", a critical turn foreboding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orthcoming Ming currency transformati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monetary circulation during these eras harbingered a more elaborate and complex currency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引文
(1)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2)全汉昇、刘光临、张宁及邱永志等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指出由于钱法不振、私钱恶滥等原因导致基层市场出现“银进钱退”的演化过程。
(3)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银钱并行”格局并非简单指“大数用银、少数用钱”的格局,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流通格局:首先,两者无主、辅币之分;其次,银钱各自有相对独立的流通地域、阶层、领域,但又相互联结;最后,两者流通的领域盈缩变化不定。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3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等。
(1)目前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有万志英、张瑞威、刘光临等关于明中叶政府货币政策、私钱问题及银进钱退问题的产生等研究。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p.83-103;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4-548页;刘光临《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参见李义琼《明王朝的国库---以京师银库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4年;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等。
(3)参见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4)结合宋元以来纸币发行经验看,纸钞的配套措施应包括:重视初期信用的建立(包括实行可兑换或实施与金属币兼行的制度),设置机构稳定有效,发行面额齐全、完备,用于兑换金属币和倒换旧钞的各类钞库遍及各地,实施平衡稳健且以国家财政为中心的投放回收措施(称提理念),建立严格的防伪技术和法律制度等。此外,还应包括对于民间市场的认可和尊重,不然国家货币只会成为无源之水。
(5)洪武时期的宝钞投放区分为常规性支出和临时性支出两大类:常规性支出额逐步达900万贯;临时性支出在前期并不高,维持在300万-500万贯水平,洪武十九年(1386)达1 500万贯以上,洪武二十一年及其后3年更达6 000万贯以上,然每年的回收额前期似只有商税约15万贯,洪武二十三年前后才达2 000万贯,其投放回收比例不仅极不对称,且其支出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流通关系不大。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49-53页;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第74-76页。万志英提醒道,经济学理论常常忽略对另一种货币职能---国家支付手段的分析,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18。
(6)关于这一点,学界有不少误解之处。笔者认为,从法理角度看,至景泰间全面放开钱禁以前,除正统初期短暂放开两广地区钱禁外,明政府一直执行限制铜钱流通的政策。其间的永乐、宣德两次铸钱主要是用于对外赏赐、维持朝贡贸易,无涉国内钱法;金银禁政策虽经历了日渐松弛的过程,但明廷完全承认金银的地位也有待于正统之后。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3、4章,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1)岩井茂树等从财政角度、黄阿明等从货币角度分别论述了这个问题。参见[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292页;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31-32页。
(2)檀上寬「初期王朝の通貨政策」『明清專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1995年。
(3)参见[美]黄仁宇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栾成显《宋元明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明太祖的经济政策》,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0辑,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版。更详细的阐述,参见William Guanglin Liu,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等等。
(4)赵善轩:《重评“大明宝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黄阿明认为,宝钞大体维持了近20年的“稳定”流通期,参见《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54页。
(5)典型看法参见张彬村《明朝纸币崩溃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赵善轩《重评“大明宝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唐文基《论明朝的宝钞政策》,《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1期等。
(6)笔者曾将明初的货币体制简要概括为“洪武货币秩序”,关于其含义,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3章,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7)许倬云论述了精耕细作式的中国小农经济在政权稳固的情形下,逐步发展成为重商性农业模式的过程。农民为了出售剩余的劳动产品会自发寻求与市场逐渐发生联系,使得小商品经济因势崛起。参见[美]许倬云著,张鸣等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此时期农业恢复发展的状况,可参见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
(1)永乐之后,宝钞的回笼数额逐步攀升:永乐前四年由2 800万贯升至3 830万贯,永乐五年(1407)至八年达5 000万贯以上,后期再升至9 000万贯以上。到了洪宣时期,宝钞回笼数额进一步攀升至2亿-3亿贯上下,宣德十年(1435)后,宝钞急速回笼告一段落,下降至4 750万贯。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64-78页;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2)《明宣宗实录》卷77,宣德六年三月丁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783页。以下所引实录皆系此版本,不再标注。
(3)《明宣宗实录》卷88,宣德七年三月庚申,第2018页。
(4)《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壬午,第12页。
(5)参见万历《明会典》卷31《户部一八·库藏二·钞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25页。
(6)参见王毓铨等《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675页。
(7)徽州土地交易契约鲜明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方志远指出,正统景泰时期国家动员富民出资赈灾济饷的缴纳物种主要有粮、草、豆、马、布等类,偶有纳银之例,一定程度说明实物货币的盛行,参见《“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8)正统三年八月、十月,正统四年六月,正统八年七月俱有钞法疏通的记载,参见《明英宗实录》卷45,正统三年八月戊午,第868页;卷47,正统三年十月丁巳,第910页;卷56,正统四年六月戊戌,第1075页;卷106,正统八年七月壬午,第2164页。
(9)《明英宗实录》卷104,正统八年五月辛酉,第2101页。
(10)《明英宗实录》卷142,正统十一年六月癸丑,第2816页。
(11)《明英宗实录》卷145,正统十一年九月癸巳,第2864页;卷150,正统十二年二月癸巳,第2935页;卷151,正统十二年三月乙酉,第2968-2969页;卷152,正统十二年四月癸卯,第2979页;卷158,正统十二年九月乙未,第3072页。
(1)[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3页下栏。
(2)《明英宗实录》卷166,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第3209页。
(3)《明英宗实录》卷175,正统十四年二月壬申,第3378页。
(4)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第132页表5.1。黄阿明根据《续文献通考》,认为正统十一年宝钞市值达1/40-1/50,倘如此,可说宝钞的价值得到极大提升。参见《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56页。
(5)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参见方志远《“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217、321-329页。
(6)南炳文、汤纲:《明史》,第219页。
(7)《明英宗实录》卷197,景泰元年十月戊寅,第4179页。
(8)《明英宗实录》卷216,景泰三年五月壬寅,第4659页。
(9)《明英宗实录》卷230,景泰四年六月丁未,第5033页。
(1)《明英宗实录》卷243,景泰五年七月戊辰,第5290页。
(2)[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本,第367页上栏。
(3)[清]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0《钱币考·钞·附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6册,第231页上栏。
(4)[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123页。
(5)参见[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2、84页。
(6)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303页下栏。
(7)《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第3417页。
(8)近来的考古出土表明洪武禁钱令在全国许多地方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窖藏的铜钱数额不大,且多以历代钱为主,体现了交易规模的有限,但同时反映了明初国家法令之威力、全国上下嚣然的特点。参见屠燕治《谈洪武年间的铜钱窖藏》,《浙江金融》1987年第1期。
(9)参见王裕巽《明代钱法变迁考》,《文史哲》1996年第1期。
(10)参见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第10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江苏南京,2004年;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1)《明太宗实录》卷113,永乐九年二月丙辰,第1443页。
(2)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3)[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303页上栏。
(4)《明英宗实录》卷12,宣德十年十二月戊午,第224页。
(5)[明]戴金等:《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五刑类》,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下栏。
(6)万志英据此认为,明初的货币流通确存在多种通货并存的情形,铜钱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带具备交易优势。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77。
(7)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9页。
(8)明代货币地域流通呈现分割化特征,最典型便是“行钱地”与“不行钱地”的区别。与宋代的货币分区管理不同,明代的货币地域分割化现象乃由市场自发形成,且屡有变动。
(9)《明英宗实录》卷166,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第3209页。
(10)关于明前中叶铜钱购买力稳定的情形,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8页等。
(1)[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303页下栏。
(2)《明英宗实录》卷244,景泰五年八月乙酉,第5300页。
(3)[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304页上栏。
(4)雍正《浙江通志》卷87《钱法》,《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805页上栏。
(5)[清]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6册,第241页下栏。
(6)《明英宗实录》卷168,景泰七年七月甲申,第5684-5685页。
(7)关于相关机理分析,参见[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8)关于明代私钱问题的研究,参见刘光临《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9)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246.
(10)《明史》卷81《食货志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4页。
(11)万志英、足立启二、唐文基等具有此种看法。万志英将转向白银经济的时限断在1435年、足立启二认为白银财政的转向从正统时期开始,即是例证,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contents;足立啟二「初期銀財政の歲出入構造」『明清中國の經濟結構』汲古書院,2012年;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41页。
(1)万明即持此种看法。她考察了“金花银”问题的实质,继而批驳前述看法,认为正统初期既没有“弛用银之禁”的法令,亦没有“朝野率用银”的现实,此时宝钞尚处于疏通时期,且国家极力维持,大量实物折征的存在表明实物财政还是主流。参见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9页。
(2)参见邱永志《论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
(3)参见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
(4)参见[日]森正夫著,伍跃等译《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180、218页;正德《姑苏志》卷15《徭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317页下栏等。
(5)《明英宗实录》卷10,宣德十年十月壬寅,第189页。
(6)《明英宗实录》卷45,正统三年八月辛巳,第883页。
(7)《明英宗实录》卷51,正统四年二月甲戌,第989页。
(8)《明英宗实录》卷55,正统四年五月丁巳,第1053-1055页。这些例子不少。
(9)《明英宗实录》卷105,正统八年六月庚寅,第2132页;卷109,正统八年十月癸巳,第2205页。
(10)《明英宗实录》卷154,正统十二年五月庚戌,第3016页;正统十二年五月戊午,第3020页。
(1)《明英宗实录》卷91,正统七年六月庚戌,第1883页;卷97,正统七年十月丁酉,第1948页,等等。
(2)《明英宗实录》卷165,正统十三年四月壬申,第3199页。
(3)《明英宗实录》卷174,正统十四年正月己丑,第3346页。
(4)《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辛亥,第3452-3453页。
(5)《明英宗实录》卷177,正统十四年四月辛亥,第3407页;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丙寅,第3464页。
(6)英宗被俘后,也先将其劫持至大同,并询问大同库藏,得知有库银14万两。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秋七月戊辰,第3514页。景泰五年九月,户部奏大同府万亿库见有官银31万余两。参见《明英宗实录》卷245,景泰五年九月壬申,第5328页。
(7)具体详情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附录A“正统至弘治年间田赋折银情况表”、附录B“徭役折银情况表”,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8)《明英宗实录》卷119,正统九年闰七月戊寅,第2395页。
(9)《明英宗实录》卷,182,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午,第3545页。
(10)《明英宗实录》卷184,正统十四年冬十月壬子、己未、丁卯,第3617、3619-3620、3622页,等等。
(11)《明英宗实录》卷187,景泰元年春正月癸卯,第3802页;卷188,元年闰正月辛酉,第3839页;卷192,元年五月戊午,第4008页;卷197,元年冬十月丙午,第4185页;卷198,元年十一月甲子,第4213页;卷215,二年四月戊寅,第4624-4625页。
(12)参见黄阿明《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
(13)《明英宗实录》卷189,景泰二年五月丁酉,第3890页。
(14)《明英宗实录》卷200,景泰二年正月丙辰,第4256页。
(1)《明英宗实录》卷194,景泰元年七月辛酉,第4090页。
(2)《明英宗实录》卷205,景泰二年六月辛未,第4391页。
(3)《明英宗实录》卷229,景泰四年五月丁丑,第5014页。
(4)《明英宗实录》卷232,景泰四年八月乙未,第5075-5076页。
(5)《明英宗实录》卷234,景泰四年十月庚子,第5112页。
(6)《明英宗实录》卷218,景泰三年七月丙申,第4698页。
(7)《明英宗实录》卷229,景泰四年五月庚辰,第5015页。
(8)《明英宗实录》卷230,景泰四年六月甲寅,第5035页。
(9)《明英宗实录》卷250,景泰六年二月丁酉,第5417-5418页。
(10)《明英宗实录》卷218,景泰三年七月丙辰,第4714页。
(11)《明英宗实录》卷262,景泰七年正月丙戌,第5597页。
(12)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第40-41页。
(13)[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翰林文字润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
(14)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p.76-79.
(2)全汉昇、刘光临、张宁及邱永志等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指出由于钱法不振、私钱恶滥等原因导致基层市场出现“银进钱退”的演化过程。
(3)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银钱并行”格局并非简单指“大数用银、少数用钱”的格局,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流通格局:首先,两者无主、辅币之分;其次,银钱各自有相对独立的流通地域、阶层、领域,但又相互联结;最后,两者流通的领域盈缩变化不定。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3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等。
(1)目前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有万志英、张瑞威、刘光临等关于明中叶政府货币政策、私钱问题及银进钱退问题的产生等研究。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p.83-103;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4-548页;刘光临《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参见李义琼《明王朝的国库---以京师银库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4年;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等。
(3)参见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4)结合宋元以来纸币发行经验看,纸钞的配套措施应包括:重视初期信用的建立(包括实行可兑换或实施与金属币兼行的制度),设置机构稳定有效,发行面额齐全、完备,用于兑换金属币和倒换旧钞的各类钞库遍及各地,实施平衡稳健且以国家财政为中心的投放回收措施(称提理念),建立严格的防伪技术和法律制度等。此外,还应包括对于民间市场的认可和尊重,不然国家货币只会成为无源之水。
(5)洪武时期的宝钞投放区分为常规性支出和临时性支出两大类:常规性支出额逐步达900万贯;临时性支出在前期并不高,维持在300万-500万贯水平,洪武十九年(1386)达1 500万贯以上,洪武二十一年及其后3年更达6 000万贯以上,然每年的回收额前期似只有商税约15万贯,洪武二十三年前后才达2 000万贯,其投放回收比例不仅极不对称,且其支出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流通关系不大。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49-53页;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第74-76页。万志英提醒道,经济学理论常常忽略对另一种货币职能---国家支付手段的分析,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18。
(6)关于这一点,学界有不少误解之处。笔者认为,从法理角度看,至景泰间全面放开钱禁以前,除正统初期短暂放开两广地区钱禁外,明政府一直执行限制铜钱流通的政策。其间的永乐、宣德两次铸钱主要是用于对外赏赐、维持朝贡贸易,无涉国内钱法;金银禁政策虽经历了日渐松弛的过程,但明廷完全承认金银的地位也有待于正统之后。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3、4章,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1)岩井茂树等从财政角度、黄阿明等从货币角度分别论述了这个问题。参见[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292页;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31-32页。
(2)檀上寬「初期王朝の通貨政策」『明清專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1995年。
(3)参见[美]黄仁宇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栾成显《宋元明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明太祖的经济政策》,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0辑,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版。更详细的阐述,参见William Guanglin Liu,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等等。
(4)赵善轩:《重评“大明宝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黄阿明认为,宝钞大体维持了近20年的“稳定”流通期,参见《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54页。
(5)典型看法参见张彬村《明朝纸币崩溃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赵善轩《重评“大明宝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唐文基《论明朝的宝钞政策》,《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1期等。
(6)笔者曾将明初的货币体制简要概括为“洪武货币秩序”,关于其含义,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3章,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7)许倬云论述了精耕细作式的中国小农经济在政权稳固的情形下,逐步发展成为重商性农业模式的过程。农民为了出售剩余的劳动产品会自发寻求与市场逐渐发生联系,使得小商品经济因势崛起。参见[美]许倬云著,张鸣等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此时期农业恢复发展的状况,可参见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
(1)永乐之后,宝钞的回笼数额逐步攀升:永乐前四年由2 800万贯升至3 830万贯,永乐五年(1407)至八年达5 000万贯以上,后期再升至9 000万贯以上。到了洪宣时期,宝钞回笼数额进一步攀升至2亿-3亿贯上下,宣德十年(1435)后,宝钞急速回笼告一段落,下降至4 750万贯。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64-78页;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2)《明宣宗实录》卷77,宣德六年三月丁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783页。以下所引实录皆系此版本,不再标注。
(3)《明宣宗实录》卷88,宣德七年三月庚申,第2018页。
(4)《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壬午,第12页。
(5)参见万历《明会典》卷31《户部一八·库藏二·钞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25页。
(6)参见王毓铨等《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675页。
(7)徽州土地交易契约鲜明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方志远指出,正统景泰时期国家动员富民出资赈灾济饷的缴纳物种主要有粮、草、豆、马、布等类,偶有纳银之例,一定程度说明实物货币的盛行,参见《“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8)正统三年八月、十月,正统四年六月,正统八年七月俱有钞法疏通的记载,参见《明英宗实录》卷45,正统三年八月戊午,第868页;卷47,正统三年十月丁巳,第910页;卷56,正统四年六月戊戌,第1075页;卷106,正统八年七月壬午,第2164页。
(9)《明英宗实录》卷104,正统八年五月辛酉,第2101页。
(10)《明英宗实录》卷142,正统十一年六月癸丑,第2816页。
(11)《明英宗实录》卷145,正统十一年九月癸巳,第2864页;卷150,正统十二年二月癸巳,第2935页;卷151,正统十二年三月乙酉,第2968-2969页;卷152,正统十二年四月癸卯,第2979页;卷158,正统十二年九月乙未,第3072页。
(1)[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3页下栏。
(2)《明英宗实录》卷166,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第3209页。
(3)《明英宗实录》卷175,正统十四年二月壬申,第3378页。
(4)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第132页表5.1。黄阿明根据《续文献通考》,认为正统十一年宝钞市值达1/40-1/50,倘如此,可说宝钞的价值得到极大提升。参见《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56页。
(5)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参见方志远《“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217、321-329页。
(6)南炳文、汤纲:《明史》,第219页。
(7)《明英宗实录》卷197,景泰元年十月戊寅,第4179页。
(8)《明英宗实录》卷216,景泰三年五月壬寅,第4659页。
(9)《明英宗实录》卷230,景泰四年六月丁未,第5033页。
(1)《明英宗实录》卷243,景泰五年七月戊辰,第5290页。
(2)[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本,第367页上栏。
(3)[清]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0《钱币考·钞·附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6册,第231页上栏。
(4)[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123页。
(5)参见[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2、84页。
(6)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303页下栏。
(7)《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第3417页。
(8)近来的考古出土表明洪武禁钱令在全国许多地方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窖藏的铜钱数额不大,且多以历代钱为主,体现了交易规模的有限,但同时反映了明初国家法令之威力、全国上下嚣然的特点。参见屠燕治《谈洪武年间的铜钱窖藏》,《浙江金融》1987年第1期。
(9)参见王裕巽《明代钱法变迁考》,《文史哲》1996年第1期。
(10)参见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第10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江苏南京,2004年;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1)《明太宗实录》卷113,永乐九年二月丙辰,第1443页。
(2)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3)[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303页上栏。
(4)《明英宗实录》卷12,宣德十年十二月戊午,第224页。
(5)[明]戴金等:《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五刑类》,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下栏。
(6)万志英据此认为,明初的货币流通确存在多种通货并存的情形,铜钱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带具备交易优势。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77。
(7)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9页。
(8)明代货币地域流通呈现分割化特征,最典型便是“行钱地”与“不行钱地”的区别。与宋代的货币分区管理不同,明代的货币地域分割化现象乃由市场自发形成,且屡有变动。
(9)《明英宗实录》卷166,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第3209页。
(10)关于明前中叶铜钱购买力稳定的情形,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8页等。
(1)[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303页下栏。
(2)《明英宗实录》卷244,景泰五年八月乙酉,第5300页。
(3)[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41《钱法》,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第1304页上栏。
(4)雍正《浙江通志》卷87《钱法》,《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805页上栏。
(5)[清]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6册,第241页下栏。
(6)《明英宗实录》卷168,景泰七年七月甲申,第5684-5685页。
(7)关于相关机理分析,参见[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8)关于明代私钱问题的研究,参见刘光临《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9)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246.
(10)《明史》卷81《食货志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4页。
(11)万志英、足立启二、唐文基等具有此种看法。万志英将转向白银经济的时限断在1435年、足立启二认为白银财政的转向从正统时期开始,即是例证,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contents;足立啟二「初期銀財政の歲出入構造」『明清中國の經濟結構』汲古書院,2012年;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41页。
(1)万明即持此种看法。她考察了“金花银”问题的实质,继而批驳前述看法,认为正统初期既没有“弛用银之禁”的法令,亦没有“朝野率用银”的现实,此时宝钞尚处于疏通时期,且国家极力维持,大量实物折征的存在表明实物财政还是主流。参见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9页。
(2)参见邱永志《论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
(3)参见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
(4)参见[日]森正夫著,伍跃等译《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180、218页;正德《姑苏志》卷15《徭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317页下栏等。
(5)《明英宗实录》卷10,宣德十年十月壬寅,第189页。
(6)《明英宗实录》卷45,正统三年八月辛巳,第883页。
(7)《明英宗实录》卷51,正统四年二月甲戌,第989页。
(8)《明英宗实录》卷55,正统四年五月丁巳,第1053-1055页。这些例子不少。
(9)《明英宗实录》卷105,正统八年六月庚寅,第2132页;卷109,正统八年十月癸巳,第2205页。
(10)《明英宗实录》卷154,正统十二年五月庚戌,第3016页;正统十二年五月戊午,第3020页。
(1)《明英宗实录》卷91,正统七年六月庚戌,第1883页;卷97,正统七年十月丁酉,第1948页,等等。
(2)《明英宗实录》卷165,正统十三年四月壬申,第3199页。
(3)《明英宗实录》卷174,正统十四年正月己丑,第3346页。
(4)《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辛亥,第3452-3453页。
(5)《明英宗实录》卷177,正统十四年四月辛亥,第3407页;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丙寅,第3464页。
(6)英宗被俘后,也先将其劫持至大同,并询问大同库藏,得知有库银14万两。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秋七月戊辰,第3514页。景泰五年九月,户部奏大同府万亿库见有官银31万余两。参见《明英宗实录》卷245,景泰五年九月壬申,第5328页。
(7)具体详情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附录A“正统至弘治年间田赋折银情况表”、附录B“徭役折银情况表”,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6年。
(8)《明英宗实录》卷119,正统九年闰七月戊寅,第2395页。
(9)《明英宗实录》卷,182,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午,第3545页。
(10)《明英宗实录》卷184,正统十四年冬十月壬子、己未、丁卯,第3617、3619-3620、3622页,等等。
(11)《明英宗实录》卷187,景泰元年春正月癸卯,第3802页;卷188,元年闰正月辛酉,第3839页;卷192,元年五月戊午,第4008页;卷197,元年冬十月丙午,第4185页;卷198,元年十一月甲子,第4213页;卷215,二年四月戊寅,第4624-4625页。
(12)参见黄阿明《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
(13)《明英宗实录》卷189,景泰二年五月丁酉,第3890页。
(14)《明英宗实录》卷200,景泰二年正月丙辰,第4256页。
(1)《明英宗实录》卷194,景泰元年七月辛酉,第4090页。
(2)《明英宗实录》卷205,景泰二年六月辛未,第4391页。
(3)《明英宗实录》卷229,景泰四年五月丁丑,第5014页。
(4)《明英宗实录》卷232,景泰四年八月乙未,第5075-5076页。
(5)《明英宗实录》卷234,景泰四年十月庚子,第5112页。
(6)《明英宗实录》卷218,景泰三年七月丙申,第4698页。
(7)《明英宗实录》卷229,景泰四年五月庚辰,第5015页。
(8)《明英宗实录》卷230,景泰四年六月甲寅,第5035页。
(9)《明英宗实录》卷250,景泰六年二月丁酉,第5417-5418页。
(10)《明英宗实录》卷218,景泰三年七月丙辰,第4714页。
(11)《明英宗实录》卷262,景泰七年正月丙戌,第5597页。
(12)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第40-41页。
(13)[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翰林文字润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
(14)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p.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