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的年代、性质与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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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进行类型划分,并将其与欧亚草原地区同类器进行类比分析,认为这类器物是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人群在与更北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现象人群接触交流的结果,但并非异域器物的直接输入,而是制作技术的传入,即为齐家文化人群"仿制"欧亚草原地区同类器的产物。淅川下王岗遗址H181中新近出土者,应系从齐家文化的分布地域甘青地区传入中原地区,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因素在二里头文化中得以传承和保存。
Through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broad-leaf bronze spears discovered in northern China and an analogical analysis with similar artifacts widely discovered in Eurasian steppes,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presence of these artifacts to be the result of thei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ijia people in Gansu-Qinghai area and the Seima-Turbino people found further north of the region.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ronze spear technology,the Qijia People imitated and cast similar spears by themselves.Thus the bronze spearheads newly excavated from Pit H181 of Xiawanggang site in Xichuan Count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imported objects from the Qijia culture,while being inherited and preserved in the Erlitou culture sites.
Through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broad-leaf bronze spears discovered in northern China and an analogical analysis with similar artifacts widely discovered in Eurasian steppes,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presence of these artifacts to be the result of thei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ijia people in Gansu-Qinghai area and the Seima-Turbino people found further north of the region.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ronze spear technology,the Qijia People imitated and cast similar spears by themselves.Thus the bronze spearheads newly excavated from Pit H181 of Xiawanggang site in Xichuan Count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imported objects from the Qijia culture,while being inherited and preserved in the Erlitou culture sites.
引文
[1]高江涛:《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第七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河南省南阳市文物局:(2008年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浙川下王岗遗址发掘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1月,第7074页。
[2][俄]E.H.切尔内赫、[俄]C.B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原书著于1989年。
[3]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24页。
[4]发掘简报对这件铜镞的描述为:“铤部以劈裂圆棍相夹,棍外绕有细线”,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第704-712页。
[5]王国道:《西宁市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60-261页;《青海文物》编辑部:《青海文物》1994年第8期,封三,1。
[6]《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38,第208、266-267、313-314页。
[7]同[1]。
[8]王龙:《流过往事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在安阳开展》,《安阳日报》2014年11月20日第一版。
[9]刘霞、胡保华:《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倒钩阔叶铜矛》,《江汉考古》待刊;下文所引南阳市博物馆0232号阔叶铜矛材料出处同此。
[10]#12(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原载于《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林坛:《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55-64页。
[11]#12
[12]李刚:《中国北力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91页图3.3-8:10。
[13]刘翔:《青海大通县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考察与相关研究》,《文物》2015年第10期,第64-69页。
[14]汤惠生:《条析与整合—读水涛的<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第81-86页。
[15]林坛:《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55-64页。
[16]太原铜业公司编:《沧海遗珍—太原铜业公司拣选文物荟萃》,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18、119页。
[17]承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俊先生提供帮助,带领笔者一行在山西博物院文物库房现场观摩到S3090号阔叶铜矛,据库房管理员称亦为太原铜业公司拣选,“因《沧海遗珍》上那件保存状况较好,就选用了那一件在图集上发表”。从器物形态上看,53090号阔叶铜矛与本文图四:2并非同一件器物,笔者对S3090号阔叶铜矛进行了现场测量并绘制线图,因未得许可,我们未将其线图排列在本文图四上。
[18]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第49-63页。
[19]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24、28页;承蒙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成景塘先生提供铜矛图片,其详细信息请以正式发表材料为准。
[20]高江涛:《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第七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河南省南阳市文物局:《2008年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浙川下王岗遗址发掘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1月,第70-74页;李水城:《关于河南渐川下王岗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发言的更正》,《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9日第七版。
[21]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51~552页。
[2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
[23]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24]同[14]。
[25]张文立:《青海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91~126页。
[26]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27]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第5期,第73-88页。
[28]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第七版。
[29]同[28]。
[30]#12
[31]#12
[32]同[2]。
[33]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俄]E.H.切尔内赫、[俄]C.B.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原书著于1989年。
[34]同[22],第48页。
[35]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Translated by Sarah Wri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94.
[36][俄]E.H.切尔内赫:《附文序二十年之后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问题》,《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249-250页。
[37][俄]E.H.切尔内赫:《附文一欧亚大陆草原带畜牧文化的形成过程—从冶金考古和碳十四年代的角度来分析》,《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251-268页。
[38]张良仁:《译者序》,《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1-3页。
[39]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327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40]相关文章甚多,诸如:胡博(Louisa G.FitzgeraldHuber):《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此文原载于Early China 20(1995);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4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42]同[21],第96-97页。
[43]李维明:《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线装书局,2009年,第124、143-151页。
[44]同[1]。
[4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第2次印刷,第76~77、86页。
[46]同[22]。
[47]同[15]。
[48]同[2],第44页。
[49]2010年6月1日下午,梅建军先生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做了题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研究的新进展》的学术报告,笔者曾就沈那矛与淅川矛的合金成分求教于他,得如是回答:我们测定了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四件阔叶铜矛中的其中之一,为纯铜;沈那矛也已由同事测定,亦为红铜。
[50]刘瑞、高江涛、孔德铭:《中国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合金成分》,《文物》2015年第5期,第77-85页。
[51]同[2],第44页。
[52]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第75-84页。
[53]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第56-64,69页;赵春燕等:《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部分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4~36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9-694页。
[54]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第56-64、69页。
[55]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夏代遗存或对探讨二里头文化时期丹江文明通道具有重要意义,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2011年。
[56]同[41]。
[57]陈国梁先生在先前的研究中将图九,2、3两件器物归入二里头文化青铜工具类别,参见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一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图一三,6、5。
[2][俄]E.H.切尔内赫、[俄]C.B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原书著于1989年。
[3]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24页。
[4]发掘简报对这件铜镞的描述为:“铤部以劈裂圆棍相夹,棍外绕有细线”,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第704-712页。
[5]王国道:《西宁市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60-261页;《青海文物》编辑部:《青海文物》1994年第8期,封三,1。
[6]《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38,第208、266-267、313-314页。
[7]同[1]。
[8]王龙:《流过往事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在安阳开展》,《安阳日报》2014年11月20日第一版。
[9]刘霞、胡保华:《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倒钩阔叶铜矛》,《江汉考古》待刊;下文所引南阳市博物馆0232号阔叶铜矛材料出处同此。
[10]#12(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原载于《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林坛:《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55-64页。
[11]#12
[12]李刚:《中国北力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91页图3.3-8:10。
[13]刘翔:《青海大通县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考察与相关研究》,《文物》2015年第10期,第64-69页。
[14]汤惠生:《条析与整合—读水涛的<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第81-86页。
[15]林坛:《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55-64页。
[16]太原铜业公司编:《沧海遗珍—太原铜业公司拣选文物荟萃》,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18、119页。
[17]承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俊先生提供帮助,带领笔者一行在山西博物院文物库房现场观摩到S3090号阔叶铜矛,据库房管理员称亦为太原铜业公司拣选,“因《沧海遗珍》上那件保存状况较好,就选用了那一件在图集上发表”。从器物形态上看,53090号阔叶铜矛与本文图四:2并非同一件器物,笔者对S3090号阔叶铜矛进行了现场测量并绘制线图,因未得许可,我们未将其线图排列在本文图四上。
[18]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第49-63页。
[19]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24、28页;承蒙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成景塘先生提供铜矛图片,其详细信息请以正式发表材料为准。
[20]高江涛:《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第七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河南省南阳市文物局:《2008年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浙川下王岗遗址发掘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1月,第70-74页;李水城:《关于河南渐川下王岗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发言的更正》,《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9日第七版。
[21]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51~552页。
[2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
[23]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24]同[14]。
[25]张文立:《青海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91~126页。
[26]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27]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第5期,第73-88页。
[28]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第七版。
[29]同[28]。
[30]#12
[31]#12
[32]同[2]。
[33]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俄]E.H.切尔内赫、[俄]C.B.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原书著于1989年。
[34]同[22],第48页。
[35]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Translated by Sarah Wri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94.
[36][俄]E.H.切尔内赫:《附文序二十年之后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问题》,《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249-250页。
[37][俄]E.H.切尔内赫:《附文一欧亚大陆草原带畜牧文化的形成过程—从冶金考古和碳十四年代的角度来分析》,《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251-268页。
[38]张良仁:《译者序》,《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1-3页。
[39]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327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40]相关文章甚多,诸如:胡博(Louisa G.FitzgeraldHuber):《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此文原载于Early China 20(1995);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4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42]同[21],第96-97页。
[43]李维明:《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线装书局,2009年,第124、143-151页。
[44]同[1]。
[4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第2次印刷,第76~77、86页。
[46]同[22]。
[47]同[15]。
[48]同[2],第44页。
[49]2010年6月1日下午,梅建军先生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做了题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研究的新进展》的学术报告,笔者曾就沈那矛与淅川矛的合金成分求教于他,得如是回答:我们测定了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四件阔叶铜矛中的其中之一,为纯铜;沈那矛也已由同事测定,亦为红铜。
[50]刘瑞、高江涛、孔德铭:《中国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合金成分》,《文物》2015年第5期,第77-85页。
[51]同[2],第44页。
[52]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第75-84页。
[53]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第56-64,69页;赵春燕等:《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部分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4~36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9-694页。
[54]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第56-64、69页。
[55]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夏代遗存或对探讨二里头文化时期丹江文明通道具有重要意义,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2011年。
[56]同[41]。
[57]陈国梁先生在先前的研究中将图九,2、3两件器物归入二里头文化青铜工具类别,参见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一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图一三,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