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散文批评史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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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造社会主义新散文是"十七年"散文批评界的核心诉求。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建国初期散文的形态呈现出严重的特写化倾向,五四新文学所建立的"美文"传统及其美学精神受到压抑。承继五四新文学道统的老一辈散文名家及批评家们在时代的夹缝中审慎探索,在1956年和1962年短暂的文艺调整中策略性地掀起复兴"美文"传统的潮流,在书写范围、书写方式、文体意识、作家个性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探求。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探求并没有被确认、巩固下来,而是在随即而来的激进时势及其文化逻辑中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理论批评主张。
Creating new socialist prose is the core appeal of the "Seventeen Years" prose criticism community. However,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the form of pros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showed a serious close-up tendency. The "Belles-lettres" tradition and its aesthetic spirit established by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were suppressed.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prose and critics who inherited the new literary ethic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refully explored the gap between the times and strategically initiated the revival of the "Belles-lettres" tradition in the short-term literary adjustments of 1956 and 1962.Important methods have been explored in terms of writing style, stylistic awareness, and writer personality. Regrettably, these searches have not been confirmed and consolidated, but are regarded as anachronistic theoretical criticisms in the radical radicals and their cultural logic.
Creating new socialist prose is the core appeal of the "Seventeen Years" prose criticism community. However,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the form of pros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showed a serious close-up tendency. The "Belles-lettres" tradition and its aesthetic spirit established by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were suppressed.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prose and critics who inherited the new literary ethic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refully explored the gap between the times and strategically initiated the revival of the "Belles-lettres" tradition in the short-term literary adjustments of 1956 and 1962.Important methods have been explored in terms of writing style, stylistic awareness, and writer personality. Regrettably, these searches have not been confirmed and consolidated, but are regarded as anachronistic theoretical criticisms in the radical radicals and their cultural logic.
引文
(1)选本本身也是一种批评。但本论题暂时把批评限于专业批评文章一端。在“十七年”的散文选本中,编选者的原则标准既体现在选目中,也真诚地表露在序言中,因而序言基本上代表了选本批评的实践指向,本论题讨论这些选本时,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序言上。
(1)袁鹰:《散文求索小记》,《收获》1982年第6期。
(2)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422页。详细情况可参阅肖章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引起的风波》,《世纪》2000年第1期。
(3)中国作家协会编选:《1956散文小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序言第1页。
(1)中国作家协会编选:《1956散文小品选》,序言第2页。
(2)萧乾:《礼赞短短篇》,《文艺报》1957年第6期。
(3)“新观察”编辑部编选:《1958散文特写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序言第1页。
(4)《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页。此文写于1959年9月12日,收入建国十周年文学选集序言集《文学十年》中。
(5)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1)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此二书。由于文章便于在二书中查找,且引文众多,为避免繁琐,不再一一作注。
(2)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笔谈散文续编·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
(3)秦牧此时的散文观念具有明显的复兴五四知识小品的意味。他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受周作人和林语堂影响极大,解放前出版的《秦牧杂文》中的杂文多是知识小品。他对五四以来的知识小品文在散文中的分量十分清楚,也十分怀念。因而,在此前此后写了《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思想和感情的火花》《散文、小品、杂文的写作问题》《园林·扇面·散文》等文章,在散文复兴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1)杨朔:《海市·小序》,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此后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针对一位批评家“我总觉得你的散文有个共同的特点。究竟在哪里,一时还捉不住。你能把你自己写作散文的想法告诉我吗?”的提问,杨朔回答道:“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写的是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见杨朔《东风第一枝》,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杨朔所理解的诗意,其实着重指结构的精巧,至于抒情意境、用字精炼等更接近一般化诗意的元素,在杨朔散文中有所表现,但并不突出,杨朔散文的叙事化或小说化倾向十分明显,远非诗意的抒情性所能及。
(2)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3)“新观察”编辑部编选:《1958散文特写选》,序言第6页。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2)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1962年9月7日,《中国青年》1962年第23期,《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新闻业务》1962年第8期,《上海文学》1962年第4期,《人民日报》1961年8月19日。
(3)引文分别出自林志浩的《时代的礼赞革命的凯歌——谈刘白羽同志的〈红玛瑙集〉》、井岩盾的《评〈冬日草〉和〈平明小札〉》、黄政枢的《杨朔的散文艺术》、洁泯的《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杜埃的《论秦牧的散文——〈花城〉读后》、秋耘的《闲话〈花城〉》。
(4)冰心:《〈海市〉打动了我的心》,《文艺报》1961年第6期。
(1)北京出版社编:《雪浪花》,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序言第1页。
(2)编排目录中间隔号后的7篇文章更多地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反映的内容都是过去很久的事,特写的味道很淡。而具有特写风味的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等,则在目录上和散文混编在一起。
(3)(4)(6)(7)(8)(9)(10)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组织编选:《1959—1961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序言第1、2、10、3、3、4、4、5页。
(5)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1)三大家之中,秦牧是最后被论及的,且提及时用了“秦牧同志也是具有特色的一家”的表述,分配给他的评述文字也较少,因而秦牧排列第三是没有疑义的。刘白羽是排在最前面被论及的,大概是因为“多年以来,刘白羽同志就是新生活的热情的颂赞者”,政治上过硬吧,但涉及文字相对于杨朔来说较少。杨朔排在刘白羽和巴金之后,但获得的评论文字最多,而且周立波在文中说“近年以来,在散文这个行当里,努力独树一帜的作家,首先使人想到了杨朔同志”。可见,对于刘白羽和杨朔的排名及高下,周立波是心存犹豫的。巴金由于是资深的老作家,自然另论。这些推断,从字里行间来,对于谨慎细致、精于笔墨的周立波来说,当不是臆测。
(2)(3)(4)刘白羽:《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在上海一次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海文学》1963年7月号。
(1)杜埃:《论秦牧的散文——〈花城〉读后》,《文艺报》1962年第12期。此文写于1962年9月12日。
(2)杜埃:《读陈残云的〈珠江岸边〉》,见杜埃:《谈生活、创作和艺术规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此文写于1963年。
(3)欧阳文彬:《赏花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此文写于1962年11月19日。
(4)方纪:《两篇散文——夜读随笔》,《天津日报》1962年9月14日。此文写于1962年8月25日。
(5)峻青是为数不多的在1962年下半年之后集中发表散文的作家,并且在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秋色赋》。当时的评论界集中出现了关于峻青散文的评论文章,重要的有:姚文元的《反映人民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读〈傲霜篇〉和〈壮志录〉有感》(《解放日报》1962年12月12日),陈辽的《“傲”的英雄性格——喜读〈傲霜篇〉》(《上海文学》1962年12月号),林志浩的《激越的时代战歌——谈峻青同志的几篇散文》(《上海文学》1963年2月号),林志浩的《为农村的新貌和英雄的人民讴歌——谈峻青同志的几篇作品》(《大公报》1963年7月9日),王虹的《春风·秋色·英雄——读峻青的散文集〈秋色赋〉》,(《文汇报》1963年12月17日),谢云的《读〈秋色赋〉》(《人民日报》1964年4月25日)。
(6)(7)(8)林志浩:《激越的时代战歌——谈峻青同志的几篇散文》,《上海文学》1963年2月号。
(1)林志浩:《激越的时代战歌——谈峻青同志的几篇散文》,《上海文学》1963年2月号。
(1)袁鹰:《散文求索小记》,《收获》1982年第6期。
(2)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422页。详细情况可参阅肖章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引起的风波》,《世纪》2000年第1期。
(3)中国作家协会编选:《1956散文小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序言第1页。
(1)中国作家协会编选:《1956散文小品选》,序言第2页。
(2)萧乾:《礼赞短短篇》,《文艺报》1957年第6期。
(3)“新观察”编辑部编选:《1958散文特写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序言第1页。
(4)《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页。此文写于1959年9月12日,收入建国十周年文学选集序言集《文学十年》中。
(5)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1)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此二书。由于文章便于在二书中查找,且引文众多,为避免繁琐,不再一一作注。
(2)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笔谈散文续编·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
(3)秦牧此时的散文观念具有明显的复兴五四知识小品的意味。他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受周作人和林语堂影响极大,解放前出版的《秦牧杂文》中的杂文多是知识小品。他对五四以来的知识小品文在散文中的分量十分清楚,也十分怀念。因而,在此前此后写了《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思想和感情的火花》《散文、小品、杂文的写作问题》《园林·扇面·散文》等文章,在散文复兴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1)杨朔:《海市·小序》,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此后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针对一位批评家“我总觉得你的散文有个共同的特点。究竟在哪里,一时还捉不住。你能把你自己写作散文的想法告诉我吗?”的提问,杨朔回答道:“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写的是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见杨朔《东风第一枝》,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杨朔所理解的诗意,其实着重指结构的精巧,至于抒情意境、用字精炼等更接近一般化诗意的元素,在杨朔散文中有所表现,但并不突出,杨朔散文的叙事化或小说化倾向十分明显,远非诗意的抒情性所能及。
(2)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3)“新观察”编辑部编选:《1958散文特写选》,序言第6页。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2)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1962年9月7日,《中国青年》1962年第23期,《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新闻业务》1962年第8期,《上海文学》1962年第4期,《人民日报》1961年8月19日。
(3)引文分别出自林志浩的《时代的礼赞革命的凯歌——谈刘白羽同志的〈红玛瑙集〉》、井岩盾的《评〈冬日草〉和〈平明小札〉》、黄政枢的《杨朔的散文艺术》、洁泯的《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杜埃的《论秦牧的散文——〈花城〉读后》、秋耘的《闲话〈花城〉》。
(4)冰心:《〈海市〉打动了我的心》,《文艺报》1961年第6期。
(1)北京出版社编:《雪浪花》,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序言第1页。
(2)编排目录中间隔号后的7篇文章更多地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反映的内容都是过去很久的事,特写的味道很淡。而具有特写风味的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等,则在目录上和散文混编在一起。
(3)(4)(6)(7)(8)(9)(10)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组织编选:《1959—1961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序言第1、2、10、3、3、4、4、5页。
(5)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1)三大家之中,秦牧是最后被论及的,且提及时用了“秦牧同志也是具有特色的一家”的表述,分配给他的评述文字也较少,因而秦牧排列第三是没有疑义的。刘白羽是排在最前面被论及的,大概是因为“多年以来,刘白羽同志就是新生活的热情的颂赞者”,政治上过硬吧,但涉及文字相对于杨朔来说较少。杨朔排在刘白羽和巴金之后,但获得的评论文字最多,而且周立波在文中说“近年以来,在散文这个行当里,努力独树一帜的作家,首先使人想到了杨朔同志”。可见,对于刘白羽和杨朔的排名及高下,周立波是心存犹豫的。巴金由于是资深的老作家,自然另论。这些推断,从字里行间来,对于谨慎细致、精于笔墨的周立波来说,当不是臆测。
(2)(3)(4)刘白羽:《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在上海一次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海文学》1963年7月号。
(1)杜埃:《论秦牧的散文——〈花城〉读后》,《文艺报》1962年第12期。此文写于1962年9月12日。
(2)杜埃:《读陈残云的〈珠江岸边〉》,见杜埃:《谈生活、创作和艺术规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此文写于1963年。
(3)欧阳文彬:《赏花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此文写于1962年11月19日。
(4)方纪:《两篇散文——夜读随笔》,《天津日报》1962年9月14日。此文写于1962年8月25日。
(5)峻青是为数不多的在1962年下半年之后集中发表散文的作家,并且在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秋色赋》。当时的评论界集中出现了关于峻青散文的评论文章,重要的有:姚文元的《反映人民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读〈傲霜篇〉和〈壮志录〉有感》(《解放日报》1962年12月12日),陈辽的《“傲”的英雄性格——喜读〈傲霜篇〉》(《上海文学》1962年12月号),林志浩的《激越的时代战歌——谈峻青同志的几篇散文》(《上海文学》1963年2月号),林志浩的《为农村的新貌和英雄的人民讴歌——谈峻青同志的几篇作品》(《大公报》1963年7月9日),王虹的《春风·秋色·英雄——读峻青的散文集〈秋色赋〉》,(《文汇报》1963年12月17日),谢云的《读〈秋色赋〉》(《人民日报》1964年4月25日)。
(6)(7)(8)林志浩:《激越的时代战歌——谈峻青同志的几篇散文》,《上海文学》1963年2月号。
(1)林志浩:《激越的时代战歌——谈峻青同志的几篇散文》,《上海文学》1963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