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勣與廢王立武
摘要
李勣,曾用名李世勣,是唐初傑出軍事將領。傳統史學對李勣的評價很低,有的甚至徑直以"姦臣"相稱。關鍵是在唐高宗"廢王立武"事件中,李勣采取了支持唐高宗的立場。陳寅恪先生不以道德觀念評價歷史人物,認爲李勣支持武則天當皇后是因爲他們同屬於一個地域政治集團,這一觀點影響巨大。有學者棄用地域集團概念,轉用階層概念,認爲李勣與武則天同屬於"庶族地主"階層。考察李勣與唐高宗的關係發現,唐高宗長期信任李勣,在高宗的故臣中,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都是廢王立武的支持者。以李勣爲代表的高宗故臣在唐高宗與長孫無忌的政治鬥爭中的立場與作用,具有必然性。研究"廢王立武"事件,地域集團説和階層集團説,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Li Ji also named Li Shiji who was a great general in early Tang dynasty. Traditional history documents had a very poor opinion of Li Ji and regarded him as a traitor directly. The main reason of this is that Li Ji was a supporter of emperor GaoZong in the event of abolishment of Queen WANG and setting up of Queen WU. Chen Yinke illustrate that the encouragements for Wu Zetian from Li Ji should attribute to the geographical political power bloc where they both belonged. This opinion affected profoundly and suggested that morali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thing for judgment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fter Chen Yinke,some scholars transferred research emphasis to th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group and political stratum and argued that both Li Ji and Wu Zetian were landocracy class. This essay demonstrated that GaoZong believed in Li Ji in a long-term in their relationship,in addition other supporters of Wu Zetian such as Li Yifu and Xu Jingzong were old ministers in GaoZong's reign. To conclude,it is of a great necessity that in the palace politics struggles,GaoZong's old ministers( such as Li Ji) endorsed their emperor rather than ZhangSun Wuji. Review previous studies,both the geopolitical method and the class analysis did not immune from over-interpreting.
Li Ji also named Li Shiji who was a great general in early Tang dynasty. Traditional history documents had a very poor opinion of Li Ji and regarded him as a traitor directly. The main reason of this is that Li Ji was a supporter of emperor GaoZong in the event of abolishment of Queen WANG and setting up of Queen WU. Chen Yinke illustrate that the encouragements for Wu Zetian from Li Ji should attribute to the geographical political power bloc where they both belonged. This opinion affected profoundly and suggested that morali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thing for judgment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fter Chen Yinke,some scholars transferred research emphasis to th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group and political stratum and argued that both Li Ji and Wu Zetian were landocracy class. This essay demonstrated that GaoZong believed in Li Ji in a long-term in their relationship,in addition other supporters of Wu Zetian such as Li Yifu and Xu Jingzong were old ministers in GaoZong's reign. To conclude,it is of a great necessity that in the palace politics struggles,GaoZong's old ministers( such as Li Ji) endorsed their emperor rather than ZhangSun Wuji. Review previous studies,both the geopolitical method and the class analysis did not immune from over-interpreting.
引文
(1)《舊唐書》卷六九《薛萬徹傳》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518。
(2)《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820。
(3)《資治通鑑》卷一九九永徽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6290。
(4)此事看法,今人卻有疑問。黄永年先生著《論李勣》一文,認爲李勣是不參與的立場,原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收入作者《文史存稿》(更題爲《李勣與山東》),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128—145。趙文潤先生著《關於李勣評價的幾個問題——與黄永年同志商榷》,則表達相反意見,認爲李勣參與了廢王立武,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頁52—61。趙先生的觀點,是陳寅恪先生以來比較主流的看法,大家細微差别只在李勣爲什麽支持廢王立武而已。此類觀點,還可參見石冬梅《李勣論》,《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3期,頁75—77。
(5)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66。
(6)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〇唐太宗第二六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16。
(7)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二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37。所言徐敬業發動揚州事變以反武則天,史載分明,但《唐書》明言徐敬業是李勣之孫。
(8)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原載《嶺南學報》第12號第1期(1952年),收入作者《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54。此論,汪籛先生更有申論,《唐高宗王武二后廢立之爭》,收入《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65—188。
(9)胡如雷《論武周的社會基礎》,原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1期,收入作者《隋唐政治史論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250—263。但胡先生文章重點討論武則天掌權之後的情況,對於廢王立武涉及不多,如果自然延續地看,那麽涉及李勣的部分會有差異,因爲李勣支持武則天當皇后,但他的孫子徐敬業卻起兵反對武則天,而胡先生認爲徐敬業本來就屬於武則天打擊的勢力範圍。
(10)趙文潤先生曾著《李勣評價中的幾個問題》(《人文雜誌》1980年第4期)、《關於李勣評價的幾個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新著《唐高宗與蘇定方、李勣、薛仁貴的關係考論》(《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頁215—223)等,重點闡述唐高宗對將帥任命的控制權,持續批評傳統的高宗“昏懦”説。值得參考。
(11)《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6。
(12)《資治通鑑》卷一九三,頁6087。《唐會要》記載的是“五年,封晉王”,不如《通鑑》詳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
(13)《資治通鑑》卷一九一,頁6007。
(14)《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6。
(15)《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6。
(16)《唐六典》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662。
(17)貞觀五年,李勣擔任晉王府長史,十一年又遥領左衛率,似乎與當時的東宫(太子承乾)也有關係。但是十七年李承乾被廢,李治立爲太子,原來東宫官多受牽連,李勣不僅毫無影響,而且被太宗稱爲新太子的舊長史,顯見李勣與李治的這層關係更重要。
(19)《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頁3819。
(20)《資治通鑑》卷一九一,頁6009。
(21)《資治通鑑》卷一九七,頁6196。
(22)趙文潤《唐高宗與蘇定方、李勣、薛仁貴的關係考論》一文中,認爲李勣“遵從太宗旨意,擁立晉王李治爲皇太子”,是高宗與李勣關係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本文深表贊同。
(23)寧志新《李勣評傳》,用“忠於太宗,不入派爭”來概括李勣在貞觀末的政治立場,認爲“李勣既不是李承乾的人,又不是李泰的人,也不是李治的積極擁立者。儘管李治長期遥領并州大都督,李勣長期擔任并州大都督府長史,二人有直接的上下級關係,但他們並未直接共事過,不存在那種親密的藩屬關係”。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頁176—177。只從唐太宗親自提到的“舊長史”來説,以上這些判斷恐怕不確。
(24)《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頁3819。
(25)李勣任兵部尚書的具體時間,只有《資治通鑑》有記載,爲“十一月庚申”,見卷一九六,頁6170。參見嚴耕望先生《唐僕尚丞郎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98。
(26)《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頁2619。類似的記載也見於《册府元龜》:“馬周,貞觀中爲御史中丞,兼知諫議大夫事。高宗在藩,盛隆府望,周以本官檢校晉王長史,及升儲位,加中書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册府元龜》卷七〇八《宫臣部·選任》,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8175。
(27)《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7。
(28)《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7。
(29)《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6266—6267。
(30)《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6267。
(31)如牛致功先生就認爲胡三省的看法是一針見血,並申論説:“太宗以籠絡的手段達到利用李勣的目的,李勣以唯命是從的手段取得太宗的歡心。二者互相利用,又互存戒心。”見《〈李勣墓誌銘〉的有關問題》,原載《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收入作者《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頁27—38。
(32)《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7。
(33)《全唐文補遺》(1),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頁57上。
(34)雷家驥《武則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14。
(35)李治任太子,《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十七年四月己丑,“加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太子太傅,特進、宋國公蕭瑀太子太保”。頁55。或許有人會認爲“太子三師”、“太子三少”也是東宫屬官,其實他們是太子老師,不是屬官。從《李勣墓誌》看,皇帝唐高宗也不敢把他們稱作“舊臣”。
(36)《舊唐書》卷四《高宗紀》,頁65。
(37)此前,從“舊臣”關係的視角討論李勣與廢王立武關係的並不多,任士英先生《李勣與唐朝前期的政局》一文,是爲數不多值得參考的論文,《歷史教學》1998年第9期,頁16—18。
(38)《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頁2705。
(39)《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頁66。
(40)《舊唐書》卷六五《長孫無忌傳》,頁2454。
(41)《舊唐書·許敬宗傳》記載此時的許敬宗擔任的是右庶子。據嚴耕望先生考證,本紀記載誤,且不是兼任。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考》卷一五,頁822。
(42)《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頁1347。晉州地震事,《舊唐書·張行成傳》也有如此記載,文字差異不大,頁2705。
(43)《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6270。
(44)高宗與長孫無忌的關係,是理解永徽政治的關鍵。參見作者另文《永徽政治論》,《乾陵文化研究》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頁196—210。
(45)《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頁1350。
(46)《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頁2705。
(47)《舊唐書》卷七八《高季輔傳》,頁2703。
(48)《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頁2762。
(49)《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頁2764。
(50)《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6287。
(51)《新唐書》卷二二三上《李義府傳》,頁6339—6340。《舊唐書·李義府傳》記載没有如此詳細,只説:“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卷八二,頁2766。《通鑑》主要采用《新書》的描述,見卷一九九,頁6288—6289。
(52)《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頁2766。
(53)《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頁2770。
(54)參見作者另文《上官儀研究三題》,《唐研究》(2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09—228。
(55)黄永年《説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曾認爲許敬宗、李義府等屬於高宗“另行培植在外朝的新勢力”,應該是有所疏略了。原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11。
(56)參見作者另文《略論李義府》,《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頁180—192。
(57)《説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文史探微》,頁217。
(58)參見孫英剛《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一文,强調唐前期王府參與最高權力鬥爭的規律性存在,《唐研究》(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63—287。
(59)《唐大詔令集》卷七三《典禮·明堂》,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411。
(2)《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820。
(3)《資治通鑑》卷一九九永徽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6290。
(4)此事看法,今人卻有疑問。黄永年先生著《論李勣》一文,認爲李勣是不參與的立場,原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收入作者《文史存稿》(更題爲《李勣與山東》),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128—145。趙文潤先生著《關於李勣評價的幾個問題——與黄永年同志商榷》,則表達相反意見,認爲李勣參與了廢王立武,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頁52—61。趙先生的觀點,是陳寅恪先生以來比較主流的看法,大家細微差别只在李勣爲什麽支持廢王立武而已。此類觀點,還可參見石冬梅《李勣論》,《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3期,頁75—77。
(5)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66。
(6)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〇唐太宗第二六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16。
(7)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二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37。所言徐敬業發動揚州事變以反武則天,史載分明,但《唐書》明言徐敬業是李勣之孫。
(8)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原載《嶺南學報》第12號第1期(1952年),收入作者《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54。此論,汪籛先生更有申論,《唐高宗王武二后廢立之爭》,收入《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65—188。
(9)胡如雷《論武周的社會基礎》,原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1期,收入作者《隋唐政治史論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250—263。但胡先生文章重點討論武則天掌權之後的情況,對於廢王立武涉及不多,如果自然延續地看,那麽涉及李勣的部分會有差異,因爲李勣支持武則天當皇后,但他的孫子徐敬業卻起兵反對武則天,而胡先生認爲徐敬業本來就屬於武則天打擊的勢力範圍。
(10)趙文潤先生曾著《李勣評價中的幾個問題》(《人文雜誌》1980年第4期)、《關於李勣評價的幾個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新著《唐高宗與蘇定方、李勣、薛仁貴的關係考論》(《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頁215—223)等,重點闡述唐高宗對將帥任命的控制權,持續批評傳統的高宗“昏懦”説。值得參考。
(11)《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6。
(12)《資治通鑑》卷一九三,頁6087。《唐會要》記載的是“五年,封晉王”,不如《通鑑》詳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
(13)《資治通鑑》卷一九一,頁6007。
(14)《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6。
(15)《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6。
(16)《唐六典》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662。
(17)貞觀五年,李勣擔任晉王府長史,十一年又遥領左衛率,似乎與當時的東宫(太子承乾)也有關係。但是十七年李承乾被廢,李治立爲太子,原來東宫官多受牽連,李勣不僅毫無影響,而且被太宗稱爲新太子的舊長史,顯見李勣與李治的這層關係更重要。
(19)《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頁3819。
(20)《資治通鑑》卷一九一,頁6009。
(21)《資治通鑑》卷一九七,頁6196。
(22)趙文潤《唐高宗與蘇定方、李勣、薛仁貴的關係考論》一文中,認爲李勣“遵從太宗旨意,擁立晉王李治爲皇太子”,是高宗與李勣關係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本文深表贊同。
(23)寧志新《李勣評傳》,用“忠於太宗,不入派爭”來概括李勣在貞觀末的政治立場,認爲“李勣既不是李承乾的人,又不是李泰的人,也不是李治的積極擁立者。儘管李治長期遥領并州大都督,李勣長期擔任并州大都督府長史,二人有直接的上下級關係,但他們並未直接共事過,不存在那種親密的藩屬關係”。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頁176—177。只從唐太宗親自提到的“舊長史”來説,以上這些判斷恐怕不確。
(24)《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頁3819。
(25)李勣任兵部尚書的具體時間,只有《資治通鑑》有記載,爲“十一月庚申”,見卷一九六,頁6170。參見嚴耕望先生《唐僕尚丞郎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98。
(26)《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頁2619。類似的記載也見於《册府元龜》:“馬周,貞觀中爲御史中丞,兼知諫議大夫事。高宗在藩,盛隆府望,周以本官檢校晉王長史,及升儲位,加中書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册府元龜》卷七〇八《宫臣部·選任》,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8175。
(27)《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7。
(28)《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7。
(29)《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6266—6267。
(30)《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6267。
(31)如牛致功先生就認爲胡三省的看法是一針見血,並申論説:“太宗以籠絡的手段達到利用李勣的目的,李勣以唯命是從的手段取得太宗的歡心。二者互相利用,又互存戒心。”見《〈李勣墓誌銘〉的有關問題》,原載《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收入作者《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頁27—38。
(32)《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頁2487。
(33)《全唐文補遺》(1),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頁57上。
(34)雷家驥《武則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14。
(35)李治任太子,《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十七年四月己丑,“加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太子太傅,特進、宋國公蕭瑀太子太保”。頁55。或許有人會認爲“太子三師”、“太子三少”也是東宫屬官,其實他們是太子老師,不是屬官。從《李勣墓誌》看,皇帝唐高宗也不敢把他們稱作“舊臣”。
(36)《舊唐書》卷四《高宗紀》,頁65。
(37)此前,從“舊臣”關係的視角討論李勣與廢王立武關係的並不多,任士英先生《李勣與唐朝前期的政局》一文,是爲數不多值得參考的論文,《歷史教學》1998年第9期,頁16—18。
(38)《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頁2705。
(39)《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頁66。
(40)《舊唐書》卷六五《長孫無忌傳》,頁2454。
(41)《舊唐書·許敬宗傳》記載此時的許敬宗擔任的是右庶子。據嚴耕望先生考證,本紀記載誤,且不是兼任。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考》卷一五,頁822。
(42)《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頁1347。晉州地震事,《舊唐書·張行成傳》也有如此記載,文字差異不大,頁2705。
(43)《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6270。
(44)高宗與長孫無忌的關係,是理解永徽政治的關鍵。參見作者另文《永徽政治論》,《乾陵文化研究》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頁196—210。
(45)《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頁1350。
(46)《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頁2705。
(47)《舊唐書》卷七八《高季輔傳》,頁2703。
(48)《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頁2762。
(49)《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頁2764。
(50)《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6287。
(51)《新唐書》卷二二三上《李義府傳》,頁6339—6340。《舊唐書·李義府傳》記載没有如此詳細,只説:“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卷八二,頁2766。《通鑑》主要采用《新書》的描述,見卷一九九,頁6288—6289。
(52)《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頁2766。
(53)《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頁2770。
(54)參見作者另文《上官儀研究三題》,《唐研究》(2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09—228。
(55)黄永年《説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曾認爲許敬宗、李義府等屬於高宗“另行培植在外朝的新勢力”,應該是有所疏略了。原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11。
(56)參見作者另文《略論李義府》,《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頁180—192。
(57)《説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文史探微》,頁217。
(58)參見孫英剛《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一文,强調唐前期王府參與最高權力鬥爭的規律性存在,《唐研究》(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63—287。
(59)《唐大詔令集》卷七三《典禮·明堂》,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