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储蓄与金融权利——兼议蒋硕杰的货币流量理论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货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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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货币理论史上,流量分析和存量分析的是非曲直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对相关文献进行重新梳理。由于此问题进一步牵扯到储蓄效应和金融权利结构,因此对于理解中国金融改革的货币逻辑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初步确认,借助以蒋硕杰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的努力,货币流量分析曾经更胜一筹,但因囿于完全市场假设,加之未能直面货币起源双重逻辑的挑战,这一分析最终在理论范式的重建方面无功而返。不过,中国的金融改革为甄别和评判这两种货币分析的利弊优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文的讨论发现,中国的金融改革过程使长期隐藏于货币流量存量内层的金融权利结构得以凸显,从而有可能将货币分析引向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的正确路径。
The paper intends to present a review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flow approach and stock approach,a traditionally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theory. In view of its relation to savings effect and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right,the issue will carry a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netary logic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The paper finds that flow approach,represented by Tsiang,S. C. and some other economists,seems to have held the upper hand. Yet,due to its rigid confinement to the full market assumption and its failure to tackle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logic of the dual origin of money,their analysis ended up in vain in the effort to reestablish theoretical paradigm. Later,the progress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 offer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two approaches,for it brought into surface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right that had been hiding underneath. Thus,money analysis might therefore be able to step onto the correct path leading to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paradigm of financial analysis.
The paper intends to present a review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flow approach and stock approach,a traditionally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theory. In view of its relation to savings effect and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right,the issue will carry a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netary logic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The paper finds that flow approach,represented by Tsiang,S. C. and some other economists,seems to have held the upper hand. Yet,due to its rigid confinement to the full market assumption and its failure to tackle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logic of the dual origin of money,their analysis ended up in vain in the effort to reestablish theoretical paradigm. Later,the progress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 offer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two approaches,for it brought into surface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right that had been hiding underneath. Thus,money analysis might therefore be able to step onto the correct path leading to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paradigm of financial analysis.
引文
埃克伦德、赫伯特,1997:《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中译本,杨玉生、张凤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弗里德曼,1956:《货币数量论研究》,中译本,瞿强、杜丽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哈里斯,1981:《货币理论》,中译本,梁小民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哈耶克,1976:《货币的非国家化》,中译本,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
黄春兴、干学平,1999:《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载《蒋硕杰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文集》(台北)。
基恩,2011:《经济学的真相》(第二版),中译本,霍彦立、王艳萍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蒋硕杰,1969:《评适度货币供给论》,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蒋硕杰,1979:《货币理论的时尚与错误看法及其对金融政策与银行政策的影响》,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蒋硕杰,1980:《凯恩斯的“筹资的”流动性需求、罗伯逊的可贷资金理论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蒋硕杰,1982a:《货币理论的存量分析或资产组合分析与詹姆斯·托宾的新凯恩斯学派》,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蒋硕杰,1982b:《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载《中央日报》(台湾),7月18-20日。
蒋硕杰,1982c:《“五鬼搬运法”观念之澄清》,载《中国时报》(台湾),8月31日。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4。
坎蒂隆,1730-1734:《商业性质概论》,中译本,蔡受百译,载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商务印书馆,1985。
科恩,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序》,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莱德勒,1985:《货币需求:理论、证据和问题》,中译本,戴国强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莱德勒,1989:《蒋硕杰货币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李建勇,1992:《稳定的货币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访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先生》,《经济学家》第1期。
刘易斯、米曾,2000:《货币经济学》,中译本,勾东宁、王天凤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陆家骝,1998:《货币分析的结构与变迁》,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罗特温,1987:《休谟》,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中译本,孙世铮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麦金农,1993:《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中译本,周庭煜、尹翔硕、陈中亚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门罗,1924:《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中译本,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
饶余庆,1983:《现代货币银行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斯托克曼,1989:《国际经济学中的“预留现金”约束》,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托宾、戈卢布,1998:《货币、信贷与资本》,中译本,张杰、陈未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王传纶,2001:《货币数量论研究·序言》,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惠林,1999:《蒋硕杰先生经济理念的现实印证与启示---观念力量的诠释》,载吴惠林编,2002:《台湾自由经济之路》,华泰文化事业公司(台北),第三章,pp.48-94。
希克斯,1989:《可贷资金与流动性偏好》,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希勒,2012:《金融与好的社会》,中译本,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政治学-伦理学》,载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中译本,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
张杰,2015:《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制度金融学导论》,打印稿。
Clower,R.W.,1967,“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Theory”,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6:1-9,Reprinted in Clower,ed.(1969).
Robertson,Dennis H.,1951,“Some Comments about the Theory of Interest”,Essays in Money and Interest(edited by John Richard Hicks),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1966).
Thornton,Henry,1802,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New York:Augustus Kelley,1965.
(1)哈里斯(1981,p.25)曾经强调指出:“货币经济学中有一些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对存量和流量之间区别的错误理解一度引起了严重的混乱。”
(2)休谟认为货币数量的一次增加不一定会提高物价,但能刺激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货币供给会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和收入),这似乎与重商主义者所强调的货币本身的增加意味着财富的积累“殊途同归”。难怪罗特温(1987)作如是评论:“休谟在批判重商主义者的立场时,运用了货币数量说,但休谟的货币数量说也暴露出与重商主义者观点的相似之处。”
(1)货币理论界主流的观点倾向于认同,将货币确认为资产是弗里德曼的一种贡献。如刘易斯和米曾(2000,p.137)就曾强调,“弗里德曼对纯粹货币理论的贡献是他把货币当成是一种持久的资本资产,而不是像标准价值理论一样,把它当成是一种消费服务”。
(1)根据信贷配给理论,由于信息成本(从而市场不可能完全)的存在,价格(利率)不可能像出清商品市场那样出清货币(信贷)市场。
(2)哈里斯(1981,pp.16-17)曾经盛赞货币的资产选择(资产组合)方法是“整个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他引用图威所倡导的消费者理论加以佐证,认为“资产选择分析的原则类似于消费者理论的原则”。具体地说,“在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要把收入流量分配到各种物品的消费上,以便从消费这种收入中实现效用最大化。在所消费的各种物品的量达到了一种物品每一美元的边际效用等于另一种物品每一美元的边际效用时,个人就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在资产选择分析中,个人把财产(而不是收入)分配到作为资产的各类有价证券(而不是一组消费品)中,所依据的是同样的原则”。显然,哈里斯从一开始就混淆了货币与普通消费品(商品)的区别,当然这也是所有坚持货币存量分析的经济学家的通病。普通消费品不存在“理性悖论”,一个苹果你咬了一口,别人只能咬剩下的部分;但在货币那里则不然,你用过的一块钱,别人照样可以再用。普通消费品市场可以用价格“出清”,货币(信贷)市场则不能;对于后者,价格(利率)升高的结果往往是“信贷配给”。普通消费品的总效用既可由个体效用加总也可分解为个体效用;货币的效用则不然,由于存在外部性和理性悖论,因此根本不存在效用的加总和分解问题。总而言之,哈里斯将个人行为理解为“货币经济学的核心”(1981,p.20)是对货币理论逻辑的严重误导。
(1)从整体上看,演进至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仍然偏爱“市场过程”,而处于构建中的制度范式(特别是基于中国故事的部分)则进一步将市场、文化、制度、政府等整合成一幅能够刻画长期经济变迁过程及其绩效的“全景图”。
(1)若着眼于理论史的角度,早在19世纪初,Thornton(1802)就在一份有关大不列颠信用券本质以及影响问题的调查文献中引入了银行体系,从而开启了货币以及利率分析的新境界。后来,这一传统被李嘉图所采用,并经由威克塞尔的重新发现,成为其著名的“双利率”(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机制以及“累积过程”框架的重要思想渊薮。有关威克塞尔的货币(利率)理论框架及其对制度分析范式的贡献,可参见张杰(2015)。
(1)根据吴慧林(1999)的记述,蒋硕杰认为经济学是人类的智慧结晶,由其道一以贯之来看,应指止于亚当·斯密。因为自那以后,经济学愈来愈往“技术”层面发展,而冠以“科学”(指与自然科学相模拟)称谓,恐怕对人类福祉不但增进不了,反而会形成伤害。特别是自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兴起之后,人被物化、机械化地压进“数理模型”,可以说已完全丧失“人味”,怪不得有人直接指责现代经济学框架中已经“没有人”了。科斯时常挂在嘴边的“黑板经济学”,哈耶克指称的“科学迷”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以数理的包装,加上“严谨”、“科学”的要求,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极端艰深、复杂化但“与世隔绝”的专业工作,使经济学者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团体,或者提供政策工具作政客“帮凶”的学问。
(1)蒋硕杰(1982b)是这样阐释“五鬼搬运法”的“假使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之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上来购买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这不是和窃盗行为一样么?而且这窃盗行为是极神秘而不露痕迹的。它能够不启人门户,不破人箱笼,而叫人失去财物。吾人不妨戏称之谓‘五鬼搬运法”,。
(2)根据有限的文献检索,亚里士多德(前4世纪)在其著作《政治学-伦理学》中曾经提及,“一个人如果拥有货币,他就有权取得他所需要的事物”(参见门罗,1924,p.26),这可能是理论史上有关货币权利观点的最早记载。主流经济学涉及金融权利结构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希勒(2012,pp.217-219)极有可能是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他初步领悟到权利与金融演变的关系,如其认为,“在形成我们关于人类基本权利的观念的背后有许多古老的传统,有时这些关于权利的观点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而它们背后的传统有时会与现实中的金融发生冲突。换句话说,人类的权利在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金融演变不是一贯的,它是通过武断的或者长时间对某个概念的加工形成的,它不是理智的哲学推演得到的结论”。但遗憾的是,他并未作深入考察。
(1)蒋硕杰(1979,p.127)在系统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后期中国台湾地区货币金融运行的基本状况后得出如下结论:“台湾经验令人信服地一再证明这样的事实,即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利率是吸引公众储蓄存入银行系统的必要诱因,并且成为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因此,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论者反对提高官定银行利率作为反通货膨胀手段的论点,确实是不实之词。”
(1)若将斯托克曼(1989,p.400)在评论货币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简称“OG模型”)时说过的一席话借用到此处作为补充或者引申,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他认为,该模型在“写出‘货币'和‘名义债券'时,通常有着特定的约束,暗示阻止某些人持有名义债券,例如它有时假定名义债券只发行大面值的,较为贫穷的人们买不起。因此债券和货币可以并存,富人拥有债券,穷人持有货币”。可以换一种说法,一般而言,富人更亲近资本市场,穷人则更亲近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老百姓货币收入普遍较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标准的“穷人”,因此在理论上更适合接受银行体系相对廉价和大众化的金融服务。此时此刻,资本市场的光环再靓丽绚烂,也是“中看不中用”;无论是对于老百姓“连筋带骨”的金融安全渴望还是对于国家“如饥似渴”的金融支持需求,它毕竟都“远水救不了近渴”。
(2)实际上,凯恩斯(1936,p.170)并不否认“银行存款也是货币”,因此其所指持有货币中自然也包括持有银行存单。当然,凯恩斯语境中的银行存款特指无息(活期)存款,仅相当于“窖藏”。凯恩斯的纠结之处在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了维护其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合理性,他坚持认为人们持有货币(包括银行存款)一定会使投资不足,而忽视这些货币中的银行存款(无论其是否有息)会通过银行体系的信贷机制转化为投资,结果是不会对社会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银行体系的储蓄动员机制以及信用创造能力,人们普遍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货币,不但不会减少投资,反而会增加投资甚至导致投资过剩。
(1)蒋硕杰(1982a,pp.296-299)对此似乎有所察觉,如其认为,依据“简化了的货币流通流程”,“来自家庭的储蓄流量有可能分岔到停滞资金的水坑与泥潭之中,或者成为不活动的余额滞留在那里(即窖藏现象)”。显然,“如要分析决定这些不活动余额的停滞水坑和泥潭的深度,以及导致其从支出和储蓄的主流中流进来或流出到该主流中的原因,肯定需要一种称之为资产组合调整的动态分析”。虽然他并未明确告诉我们这种“动态分析”的具体框架到底是什么,但从围绕此问题的初步表述还是不难判断其中所包含的妥协或者折中的意味。他明确指出,“对我来说,更加合理的是以可靠的流量分析,结合对不活动的资金泥潭的动态存量调整分析,处理支出与收入的主要循环流动中的货币”。他坚信,“将存量调整与流量结合在一起的折中分析法应无根本上的困难”。同时强调,“这就是我一再努力地向经济学界推荐过的可贷资金分析的实质”。
(2)弗里德曼(1956,pp.15-16)在其货币理论框架中也排除了银行体系。根据他本人的解释,之所以没有对银行或者“货币生产者”加以论述,是因为“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与货币供给而不是货币需求相联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引入会使我们上述分析中的一些观点变得模糊不清:银行的存在使得生产性企业可以不通过从最终的财富所有者那里筹集资本的方式来获得货币余额”,也就是说,“银行将特殊的负债改造成一般可接受的负债”。让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是,上述经由银行体系完成的“负债转换”,正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信贷支持型”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
弗里德曼,1956:《货币数量论研究》,中译本,瞿强、杜丽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哈里斯,1981:《货币理论》,中译本,梁小民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哈耶克,1976:《货币的非国家化》,中译本,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
黄春兴、干学平,1999:《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载《蒋硕杰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文集》(台北)。
基恩,2011:《经济学的真相》(第二版),中译本,霍彦立、王艳萍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蒋硕杰,1969:《评适度货币供给论》,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蒋硕杰,1979:《货币理论的时尚与错误看法及其对金融政策与银行政策的影响》,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蒋硕杰,1980:《凯恩斯的“筹资的”流动性需求、罗伯逊的可贷资金理论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蒋硕杰,1982a:《货币理论的存量分析或资产组合分析与詹姆斯·托宾的新凯恩斯学派》,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蒋硕杰,1982b:《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载《中央日报》(台湾),7月18-20日。
蒋硕杰,1982c:《“五鬼搬运法”观念之澄清》,载《中国时报》(台湾),8月31日。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4。
坎蒂隆,1730-1734:《商业性质概论》,中译本,蔡受百译,载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商务印书馆,1985。
科恩,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序》,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莱德勒,1985:《货币需求:理论、证据和问题》,中译本,戴国强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莱德勒,1989:《蒋硕杰货币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李建勇,1992:《稳定的货币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访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先生》,《经济学家》第1期。
刘易斯、米曾,2000:《货币经济学》,中译本,勾东宁、王天凤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陆家骝,1998:《货币分析的结构与变迁》,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罗特温,1987:《休谟》,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中译本,孙世铮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麦金农,1993:《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中译本,周庭煜、尹翔硕、陈中亚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门罗,1924:《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中译本,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
饶余庆,1983:《现代货币银行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斯托克曼,1989:《国际经济学中的“预留现金”约束》,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托宾、戈卢布,1998:《货币、信贷与资本》,中译本,张杰、陈未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王传纶,2001:《货币数量论研究·序言》,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惠林,1999:《蒋硕杰先生经济理念的现实印证与启示---观念力量的诠释》,载吴惠林编,2002:《台湾自由经济之路》,华泰文化事业公司(台北),第三章,pp.48-94。
希克斯,1989:《可贷资金与流动性偏好》,载科恩编,1989:《金融约束与货币理论---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中译本,范家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希勒,2012:《金融与好的社会》,中译本,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政治学-伦理学》,载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中译本,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
张杰,2015:《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制度金融学导论》,打印稿。
Clower,R.W.,1967,“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Theory”,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6:1-9,Reprinted in Clower,ed.(1969).
Robertson,Dennis H.,1951,“Some Comments about the Theory of Interest”,Essays in Money and Interest(edited by John Richard Hicks),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1966).
Thornton,Henry,1802,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New York:Augustus Kelley,1965.
(1)哈里斯(1981,p.25)曾经强调指出:“货币经济学中有一些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对存量和流量之间区别的错误理解一度引起了严重的混乱。”
(2)休谟认为货币数量的一次增加不一定会提高物价,但能刺激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货币供给会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和收入),这似乎与重商主义者所强调的货币本身的增加意味着财富的积累“殊途同归”。难怪罗特温(1987)作如是评论:“休谟在批判重商主义者的立场时,运用了货币数量说,但休谟的货币数量说也暴露出与重商主义者观点的相似之处。”
(1)货币理论界主流的观点倾向于认同,将货币确认为资产是弗里德曼的一种贡献。如刘易斯和米曾(2000,p.137)就曾强调,“弗里德曼对纯粹货币理论的贡献是他把货币当成是一种持久的资本资产,而不是像标准价值理论一样,把它当成是一种消费服务”。
(1)根据信贷配给理论,由于信息成本(从而市场不可能完全)的存在,价格(利率)不可能像出清商品市场那样出清货币(信贷)市场。
(2)哈里斯(1981,pp.16-17)曾经盛赞货币的资产选择(资产组合)方法是“整个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他引用图威所倡导的消费者理论加以佐证,认为“资产选择分析的原则类似于消费者理论的原则”。具体地说,“在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要把收入流量分配到各种物品的消费上,以便从消费这种收入中实现效用最大化。在所消费的各种物品的量达到了一种物品每一美元的边际效用等于另一种物品每一美元的边际效用时,个人就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在资产选择分析中,个人把财产(而不是收入)分配到作为资产的各类有价证券(而不是一组消费品)中,所依据的是同样的原则”。显然,哈里斯从一开始就混淆了货币与普通消费品(商品)的区别,当然这也是所有坚持货币存量分析的经济学家的通病。普通消费品不存在“理性悖论”,一个苹果你咬了一口,别人只能咬剩下的部分;但在货币那里则不然,你用过的一块钱,别人照样可以再用。普通消费品市场可以用价格“出清”,货币(信贷)市场则不能;对于后者,价格(利率)升高的结果往往是“信贷配给”。普通消费品的总效用既可由个体效用加总也可分解为个体效用;货币的效用则不然,由于存在外部性和理性悖论,因此根本不存在效用的加总和分解问题。总而言之,哈里斯将个人行为理解为“货币经济学的核心”(1981,p.20)是对货币理论逻辑的严重误导。
(1)从整体上看,演进至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仍然偏爱“市场过程”,而处于构建中的制度范式(特别是基于中国故事的部分)则进一步将市场、文化、制度、政府等整合成一幅能够刻画长期经济变迁过程及其绩效的“全景图”。
(1)若着眼于理论史的角度,早在19世纪初,Thornton(1802)就在一份有关大不列颠信用券本质以及影响问题的调查文献中引入了银行体系,从而开启了货币以及利率分析的新境界。后来,这一传统被李嘉图所采用,并经由威克塞尔的重新发现,成为其著名的“双利率”(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机制以及“累积过程”框架的重要思想渊薮。有关威克塞尔的货币(利率)理论框架及其对制度分析范式的贡献,可参见张杰(2015)。
(1)根据吴慧林(1999)的记述,蒋硕杰认为经济学是人类的智慧结晶,由其道一以贯之来看,应指止于亚当·斯密。因为自那以后,经济学愈来愈往“技术”层面发展,而冠以“科学”(指与自然科学相模拟)称谓,恐怕对人类福祉不但增进不了,反而会形成伤害。特别是自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兴起之后,人被物化、机械化地压进“数理模型”,可以说已完全丧失“人味”,怪不得有人直接指责现代经济学框架中已经“没有人”了。科斯时常挂在嘴边的“黑板经济学”,哈耶克指称的“科学迷”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以数理的包装,加上“严谨”、“科学”的要求,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极端艰深、复杂化但“与世隔绝”的专业工作,使经济学者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团体,或者提供政策工具作政客“帮凶”的学问。
(1)蒋硕杰(1982b)是这样阐释“五鬼搬运法”的“假使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之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上来购买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这不是和窃盗行为一样么?而且这窃盗行为是极神秘而不露痕迹的。它能够不启人门户,不破人箱笼,而叫人失去财物。吾人不妨戏称之谓‘五鬼搬运法”,。
(2)根据有限的文献检索,亚里士多德(前4世纪)在其著作《政治学-伦理学》中曾经提及,“一个人如果拥有货币,他就有权取得他所需要的事物”(参见门罗,1924,p.26),这可能是理论史上有关货币权利观点的最早记载。主流经济学涉及金融权利结构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希勒(2012,pp.217-219)极有可能是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他初步领悟到权利与金融演变的关系,如其认为,“在形成我们关于人类基本权利的观念的背后有许多古老的传统,有时这些关于权利的观点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而它们背后的传统有时会与现实中的金融发生冲突。换句话说,人类的权利在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金融演变不是一贯的,它是通过武断的或者长时间对某个概念的加工形成的,它不是理智的哲学推演得到的结论”。但遗憾的是,他并未作深入考察。
(1)蒋硕杰(1979,p.127)在系统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后期中国台湾地区货币金融运行的基本状况后得出如下结论:“台湾经验令人信服地一再证明这样的事实,即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利率是吸引公众储蓄存入银行系统的必要诱因,并且成为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因此,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论者反对提高官定银行利率作为反通货膨胀手段的论点,确实是不实之词。”
(1)若将斯托克曼(1989,p.400)在评论货币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简称“OG模型”)时说过的一席话借用到此处作为补充或者引申,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他认为,该模型在“写出‘货币'和‘名义债券'时,通常有着特定的约束,暗示阻止某些人持有名义债券,例如它有时假定名义债券只发行大面值的,较为贫穷的人们买不起。因此债券和货币可以并存,富人拥有债券,穷人持有货币”。可以换一种说法,一般而言,富人更亲近资本市场,穷人则更亲近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老百姓货币收入普遍较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标准的“穷人”,因此在理论上更适合接受银行体系相对廉价和大众化的金融服务。此时此刻,资本市场的光环再靓丽绚烂,也是“中看不中用”;无论是对于老百姓“连筋带骨”的金融安全渴望还是对于国家“如饥似渴”的金融支持需求,它毕竟都“远水救不了近渴”。
(2)实际上,凯恩斯(1936,p.170)并不否认“银行存款也是货币”,因此其所指持有货币中自然也包括持有银行存单。当然,凯恩斯语境中的银行存款特指无息(活期)存款,仅相当于“窖藏”。凯恩斯的纠结之处在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了维护其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合理性,他坚持认为人们持有货币(包括银行存款)一定会使投资不足,而忽视这些货币中的银行存款(无论其是否有息)会通过银行体系的信贷机制转化为投资,结果是不会对社会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银行体系的储蓄动员机制以及信用创造能力,人们普遍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货币,不但不会减少投资,反而会增加投资甚至导致投资过剩。
(1)蒋硕杰(1982a,pp.296-299)对此似乎有所察觉,如其认为,依据“简化了的货币流通流程”,“来自家庭的储蓄流量有可能分岔到停滞资金的水坑与泥潭之中,或者成为不活动的余额滞留在那里(即窖藏现象)”。显然,“如要分析决定这些不活动余额的停滞水坑和泥潭的深度,以及导致其从支出和储蓄的主流中流进来或流出到该主流中的原因,肯定需要一种称之为资产组合调整的动态分析”。虽然他并未明确告诉我们这种“动态分析”的具体框架到底是什么,但从围绕此问题的初步表述还是不难判断其中所包含的妥协或者折中的意味。他明确指出,“对我来说,更加合理的是以可靠的流量分析,结合对不活动的资金泥潭的动态存量调整分析,处理支出与收入的主要循环流动中的货币”。他坚信,“将存量调整与流量结合在一起的折中分析法应无根本上的困难”。同时强调,“这就是我一再努力地向经济学界推荐过的可贷资金分析的实质”。
(2)弗里德曼(1956,pp.15-16)在其货币理论框架中也排除了银行体系。根据他本人的解释,之所以没有对银行或者“货币生产者”加以论述,是因为“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与货币供给而不是货币需求相联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引入会使我们上述分析中的一些观点变得模糊不清:银行的存在使得生产性企业可以不通过从最终的财富所有者那里筹集资本的方式来获得货币余额”,也就是说,“银行将特殊的负债改造成一般可接受的负债”。让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是,上述经由银行体系完成的“负债转换”,正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信贷支持型”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