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02年,桐城派后期大师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期间,与日本各阶层的汉诗人广为交流,这对双方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激发了对方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深化了自己作品的意境。他将对明治维新、中日关系的评判与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懑融入诗歌,或直抒胸臆,义正辞严,或托物言志,含蓄隐晦,使其诗歌感情沉郁深厚,艺术风貌绚丽多姿,开辟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境界。在《答客论诗》的笔谈中,吴氏贬斥日本流行的性灵派诗风,主张学习黄庭坚诗歌以矫正其轻俗之弊,这可从吴氏诗学渊源与日本民族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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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池为永坂石埭之号,其看到森槐南赠吴氏诗后曾携梁川星岩诗集拜访吴氏,以作订交之礼。
(1)《大公报》1902年9月23日“时事要闻”栏:“日本某报馆北京访事人已有专电告知该报馆,详论某邸某相欲杀吴汝纶氏之故,日本志士大为震动。”吴汝纶回国后作诗《六迭前韵答伦叔》,吴闿生注曰:“轩未返而中都啧有烦言,奕劻、荣禄等辈至欲致不测之祸。”可知某邸某相指荣禄诸人。《新民丛报》1902年11月14日“中国近事”之“拟改教习”条:“大学堂总教习吴挚甫京卿有辞退之说,于是荐举湖南湘潭王王闿运者纷纷。闻王氏之学,原属中国卓卓者,惟于西学则未知何如。”
(2)《新民丛报》1902年8月18日“国闻短评”之“尺素六千纸”栏。从日记与诗集来看,吴氏对吴敬恒事件极为愤慨,但出于理性,他并未一概拒绝日人的求见请求,依然主动至政府部门考察。
(3)《大公报》1902年10月5日“时事要闻”日本东京专函云:“日本志士因中国政府不能用吴挚甫京卿,且从而媒孽之,欲留京卿在日本。特设一学堂,聘京卿为总教授,提倡汉学。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事事步武泰西,汉学将有歇绝之叹,故汉学家心甚忧之。幸得大师,为通国人心所倾仰,故忽发此借材异地之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