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期间鲁迅文学思想的生成(1902—1909)
摘要
留日期间(1902—1909)鲁迅文学思想的生成,是在民族救亡、明治镜鉴和探索20世纪新文明这三者之间的交织中铺展进行的。南京时期鲁迅对文学的认识"还未脱去旧的观念"。1902年东渡日本以后,受梁启超影响,才开始主张以科学小说来"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其指向乃在于以"新民"而实现民族救亡之目标。幻灯片事件以后,通过对日本明治模式存在问题的体认,鲁迅的视野由民族救亡拓展到更为整体性的东亚危机和弱小民族的生存危机。通过否弃以"力"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进而否弃立基于此的民族帝国主义的发展模式,鲁迅对于文学的认识,已经不是师法西方或日本明治模式的"新民"理念所能牢笼的了;此时,作为通向"真人"社会的核心途径,作为"心声"之展露的文学,已然成为解决弱小民族生存危机的枢纽性工程,是鲁迅民族救亡,乃至建设20世纪新文明的核心之点。这是我们现在重新理解鲁迅文学思想生成的一个思想基点。
引文
(1)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高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4、71页。
(2)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以“走异路,逃异地”来形容他到南京的求学之路,可见彼时心理之一斑。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
(3)鲁迅文学思想转变的时间节点,我与周作人的判断略有不同。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认为,1906年之前的鲁迅虽“也未尝不喜欢文学,不过只是赏玩而非攻究,且对于文学也还未脱去旧的观念”(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载《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但从鲁迅留日以后的文字来看,我认为,至少在1903年,他对文学的理解就已经从传统诗文的格局中走出来。
(4)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5)参见《周作人日记》1903年三月廿九日条,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89页;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剪辫》,载《鲁迅传》,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5页(按,此书名易引起误解,所谓《鲁迅传》,实际上就是收录了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回忆鲁迅》两篇文字,并非许氏别有《鲁迅传》传世);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一卷(1881-192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1)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载《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6-579页。
(2)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载《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3)参见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载《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饮冰室合集》第7卷,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6页。同样的意思,《三十自述》也说:“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9页。
(5)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4-30页。
(6)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第1号,第75页。
(7)石川祯浩探讨了梁启超避居日本以后,福泽谕吉对其文明观形成的影响,认为“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和文明开化时期的福泽所面对的共同课题是创造‘国民’以建设‘国民国家’”。参见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袁广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第1号,第5-7页。
(2)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73页。
(1)在同一篇文章中,周作人甚至说,“《十五小豪杰》终于未曾登完,心里很不满足,今年我还托人找到新出的日本全译本来,可是事隔五十年以上,读了并不像当时那么有趣”。五十年后还记着当时的阅读热情,可见影响之深。
(2)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3)这样的逻辑思路在两篇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中,也有充分体现。《说鈤》1903年10月10日发表于《浙江潮》月刊第8期,其起首鲁迅评述说:“……若能力保存说,若原子说,若物质不灭说,皆蒙极酷之袭击,跄踉倾欹,不可终日!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中国地质略论》亦发表于《浙江潮》第8期,在这篇文章的《绪言》《结论》部分,鲁迅基于“凡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者;虽曰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矣,而亦惟地质学不发达故”的缘故,着力介绍中国地质方面的知识,期以“斩绝妄念,文明乃兴”(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由此可见,鲁迅在介绍科学的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改造文明的思想背景。
(4)这一点在编译的《斯巴达之魂》中有更为明显的展露。《斯巴达之魂》1903年6月15日、11月8日发表于《浙江潮》第5、9两期。此前梁启超已在《斯巴达小志》(载1902年7-8月的《新民丛报》第12-13号)、《新民说》第17节《论尚武》(连载于1903年3-4月间的《新民丛报》第28、29两期)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斯巴达的国民精神,及其在“民族帝国主义”时期的价值意义。鲁迅对斯巴达尚武精神的推扬,并非完全基于民族帝国主义的立场,但他仍以相对于梁启超更为文艺的方式,以一种悲壮的美学格调,将梁启超所张扬的斯巴达这种尚武的精神,渲染得淋漓尽致。这是以文艺的形式从正面灌输国民精神的典型范例。
(1)参见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载《鲁迅传》,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23页;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438页。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西医之间关系的文章,1933年周作人曾有《兰学事始》一篇介绍,表彰“求知识者的先驱的言行”的“悲壮意味”。参见周作人:《夜读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49页。对于这个文本的分析,参见朱晓江:《伟大的捕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6-179页。
(2)在《鲁迅入门》中,竹内好认为鲁迅的“志向并不在于那种文学---即梁启超式的文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为了逃避它才离开了东京。而且实际上他再次回到东京时也不再追随梁启超而是章炳麟,这足以为证”,“我以为鲁迅去仙台以后,就脱离了他的影响。等他再回到东京的时候,选择的道路就不是梁启超,而是梁启超的批判者章炳麟了”。参见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9、72页。我个人认为,鲁迅与梁启超的思想分歧,一直要到幻灯片事件发生以后才凸显出来,1904年,鲁迅仍处于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之中。
(3)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载《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一卷(1881-192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5-106页。
(5)按,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异的选择。据明治三十二年(1899)八月二十一日《读卖新闻》刊登的《岛村抱月氏盐原杂俎》,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据说其中只有六人进入专门学校的政治科,余则大学的法科、工科者甚多,医学虽人劝之亦绝不首肯”,这让岛村抱月颇觉“有趣”,以为“此中事理机微颇与我邦当年情形相异”,盖日本维新得益于新医学者正多;而就在鲁迅到达日本以后不久的1902年7月,《东京朝日新闻》等媒体报道了吴汝纶参观东京帝国大学时的活动,彼时帝大校长山川健次郎仍向吴建议,“支那开发最有效力者乃兴盛医学”,“贵国当效仿我邦维新当时,首先奖励医学,以此为清国开发之方法”。鲁迅的选择学医,应该与当时日本知识界普遍存在的此类认识有关。参见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陈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98-99页。
(1)李欧梵、罗岗:《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代序)》,载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类似的意思,竹内好在讨论鲁迅思想的形成时也有提及。他在讨论幻灯片事件时曾下判断说:“他(按,指鲁迅)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参见竹内好:《思想的形成》,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7页。
(2)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转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一卷(1881-192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3)鲁迅:《致蒋抑卮》(041008),载《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4)这种压力,许寿裳在《回忆鲁迅》中即将之描述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参见许寿裳:《鲁迅传》,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23页。
(1)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以“力”为文野之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苟曰是惟往古为然,今则机械其先,非以力取,故胜负所判,即文野之由分也。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罟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章太炎对此也有提示:“……就言宗法、军国胜败之故,岂非以一者为未进化,一者为已进化,故得以优劣定之耶?……何南宋之卒亡于蒙古也?西罗马灭于峨特,东罗马灭于突厥,印度灭于莫卧尔,此皆以劣等社会战胜优等社会者也。是则国之兴废,非徒以社会文化高下为衡,顾民气材力何如耳。”(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0页)鲁迅此处的议论,显然是受到了太炎的启发。
(2)1907-1908年间,鲁迅译作了一批文言论文,按写作次序分别为:《人之历史》(原题《人间之历史》,《河南》第1号,1907年作)、《摩罗诗力说》(《河南》第2、3号,1907年作)、《科学史教篇》(《河南》第5号,1907年作)、《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号,1907年作)、《破恶声论》(《河南》第8号,1908年作)。在《坟》中,鲁迅收录了前4篇文字,并将其次序调整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无论是写作、发表,还是鲁迅将它收录到文集,《人之历史》都被安排在了首篇的位置。
(3)李泽厚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将《人之历史》定位为“前一时期宣传进化论和科学思想的尾声”。按,《人之历史》确有1903年那些文章介绍新知的风格,但在对“进化论”的把握上,它却具有转折的意义,而并非前期思想的“尾声”。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25页。
(4)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载《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2)鲁迅对于严复译本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中说:“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周作人:《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许寿裳也回忆,严复的译书“出版之后,鲁迅每本必读”,而对于《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能够背诵”。(许寿裳:《鲁迅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2-13页)
(3)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1页。
(4)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说:“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页)按,《訄书》初刻本,朱维铮认为成书于“公元一九○○年一月底以前”(参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卷之《本卷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鲁迅阅读的时间未能完全确定。但至少在1903年《浙江潮》创刊之际,鲁迅就已经接触到了章太炎的文字,而且“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这与许寿裳回忆说太炎狱中诗“最为鲁迅所爱诵”相符,参见《鲁迅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7页)。
(5)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6页。
(6)许寿裳:《鲁迅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3页。
(7)章太炎的原文是:“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极尽讽刺之能事,而鲁迅取其“载飞载鸣”四字为严复之新绰号,可见其对于严复,已经不是那么佩服了。这和许寿裳所说的,鲁迅受过严复、林纾的影响,“后来却都不大佩服了”(许寿裳:《鲁迅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2页),也是符合的。
(8)按,章太炎1898年曾和曾广銓合作翻译过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1卷中的两篇:《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马勇认为,“当章太炎对进化论有更深研读,特别在与曾广銓合作编译《斯宾塞尔文集》后,他对进化论的信念发生动摇,由进化论信徒渐渐变为批判者,以为单线进化论极富局限性”。参见马勇:《章太炎文集·译文集·整理说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关于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采用底本及两者思想关联的考证,参见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问题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5页。
(2)鲁迅:《坟·人之历史》,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7页。下引《人之历史》的文字皆据此,不另注。
(3)鲁迅:《二心集·〈进化和退化〉小引》,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1)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2)按,“宇宙过程”(cosmic process)和“伦理过程”(ethical process)是赫胥黎《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中使用的两个概念。鲁迅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接触到赫胥黎的思想。关于严复译作与赫胥黎原著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对于鲁迅思想的影响,参见北冈正之:《严复〈天演论〉---鲁迅“人”之概念的一个前提》,载《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18-182页。
(3)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北冈正之:《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参见北冈正之:《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5-46页。此外鲁迅和滨田的雪莱形象、和八杉的普希金形象也都有所不同,参阅第52-54、59-63页。同样,根据伊藤虎丸的研究,鲁迅在德国诗人柯尔纳的形象接受上,也从明治时期日本的七种译介中,独独接受了斋藤野之人在日俄战争以后所推出的他对于柯尔纳的理解,即野之人基于对“缺乏精神根底的战争”的批评而提出的“日本需要的不是柯尔纳的剑,而是柯尔纳的诗”的观点(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16页)。我认为,这种选择的眼光,是我们在理解鲁迅早期文化思想时所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3)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1)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32页;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92-93页。本文据后者引用。
(2)载《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署名索子。
(3)参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一卷(1881-192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9、121页;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3、99页;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0页。
(4)关于20世纪初期留日学生的受辱、压抑及反抗,参见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第3章《“人类馆”现象与“游就馆”体验》,陈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5)参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6-57页;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8-439页。
(6)竹内好:《鲁迅·思想的形成》,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7页。
(7)参见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第100期上(1947年)刊登的同人座谈会《东方文学中的世界性与地域性》的发言记录,转引自坂井洋史:《关于“东方”现代文学的“世界性”---以竹内好、石母田正和周氏兄弟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为例》,谭仁岸译,《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1)转引自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2)1910年,李氏朝鲜灭亡,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3)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李朝津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88-289页。
(1)也只有在这样的思想结构中,我们才可以理解,反对兽性遗留的鲁迅,却并不主张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并由此批评中国文化传统中“不撄人心”的弊端。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说:“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故杀机之昉,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以此,他批评“中国爱智之士”之远慕唐虞时代,认为他们那种“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的论调,“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历史,事正背驰”。他又批评中国道家的“不撄人心”之术,认为其术虽善,然而“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在《破恶声论》中,鲁迅还批评了托尔斯泰“和平主义”的立场,认为此类观点“平议以为非是,载使全俄朝如是,敌军则可以夕至,民朝弃戈矛于足次,迨夕则失其土田,流离散亡,烈于前此。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即同矣,见一异者,而全群之治立败,民性柔和,既如乳羔,则一狼入其牧场,能杀之使无遗孑,及是时而求保障,悔迟莫矣”。这样,一方面否定民族帝国主义的强者立场,另一方面又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不抵抗政策,鲁迅凸显的,就是一种建立在弱者的立场之上的人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弱者对于强者、个性对于统治的反抗。在鲁迅看来,人类赖有此种抵抗力,乃能进化至人,故曰“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蔓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引文参见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9页;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2)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3)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4)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1)鲁迅:《科学史教篇》,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9页。
(2)按,和《摩罗诗力说》一样,《科学史教篇》应该也有材源。但在材料的取舍间,以及对照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对维新人士之私欲的猛烈批评,我认为,鲁迅将个人名誉私利从科学的理想中排除出去的立场,仍然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3)鲁迅:《科学史教篇》,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2-33页。
(1)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7页。
(2)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3)北冈正之:《严复〈天演论〉---鲁迅“人”之概念的一个前提》,载《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40页。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7、171页。
(5)根据狭间直树的考证,“《新民说》全20节内容分26次在创刊号至第72期(1906年3月)的‘论说’栏中连载。第17节‘论尚武’(应该是梁启超访美前写的)刊登在第29期(1903年4月),在那之前,如果把代替相关论说的部分也算在内,可以说每期都有连载。但是,梁启超访美以后,自写完第18节‘论私德’,前后的连载有时会间隔近一年”,“第18节‘论私德’发表在第38/39期合刊(出版日期写作1903年10月,但实为1904年2月左右发刊)、第40/41期合刊(出版日期写作1903年11月,但实为1904年3月左右发刊)、第46/47/48期合刊(出版日期写作1904年2月,但实为1904年6月左右发刊)这三册期刊上。”参见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高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0-81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载《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7-128页。
(2)梁启超:《论私德》,载《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7页。按,此段引文出自《传习录》卷2《答顾东桥书》,本文引用时参照了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6页),并略作校勘。
(3)梁启超:《论私德》,载《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7、140页。
(4)据《周作人日记》,1904年鲁迅曾有书寄周作人,“书共11册,并摄影一枚。内有《生理学粹》、利俾瑟《战血余腥录》、《月界旅行》《旧学》等,皆佳。又《浙江潮》《新小说》等数本。灯下煮茗,读之。”其中仍有《新小说》。参见《周作人日记》上册1904年部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1)梁启超:《论私德》,载《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8-119页。这个意思,鲁迅后来在《破恶声论》中简捷地以“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加以概括。引文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2)李贽:《童心说》即云:“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参见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8页。
(1)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2)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6页。
(3)北冈正之:《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1页。
(4)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5)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1)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58页。
(2)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3)在这一点上,鲁迅应该是受到了日俄战争以后斋藤野之人对于柯尔纳形象的译介之影响。伊藤虎丸梳理了明治时期日本关于柯尔纳的七种译介,其中日俄战争以后,“野之人认为,日本需要的不是柯尔纳的剑,而是柯尔纳的诗。柯尔纳的军歌并不是因为军歌而受到尊崇,它也和柯尔纳的恋歌、野花之歌一样,由于是‘人生活力的激响’,是‘向上之声’,是‘永恒的德意志国民之声’,因此才能在德国国民中唤起对自由和统一的觉醒。倘若缺乏这些内容,则无论怎样奢谈‘爱国’也毫无意义。”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16页。
(4)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9-71页。
(5)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1)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2)北冈正之:《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8-50页。
(3)关于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参阅朱晓江:《语言与思想: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受抑及转向---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为参照》,《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
(2)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以“走异路,逃异地”来形容他到南京的求学之路,可见彼时心理之一斑。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
(3)鲁迅文学思想转变的时间节点,我与周作人的判断略有不同。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认为,1906年之前的鲁迅虽“也未尝不喜欢文学,不过只是赏玩而非攻究,且对于文学也还未脱去旧的观念”(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载《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但从鲁迅留日以后的文字来看,我认为,至少在1903年,他对文学的理解就已经从传统诗文的格局中走出来。
(4)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5)参见《周作人日记》1903年三月廿九日条,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89页;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剪辫》,载《鲁迅传》,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5页(按,此书名易引起误解,所谓《鲁迅传》,实际上就是收录了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回忆鲁迅》两篇文字,并非许氏别有《鲁迅传》传世);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一卷(1881-192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1)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载《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6-579页。
(2)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载《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3)参见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载《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饮冰室合集》第7卷,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6页。同样的意思,《三十自述》也说:“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9页。
(5)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4-30页。
(6)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第1号,第75页。
(7)石川祯浩探讨了梁启超避居日本以后,福泽谕吉对其文明观形成的影响,认为“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和文明开化时期的福泽所面对的共同课题是创造‘国民’以建设‘国民国家’”。参见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袁广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第1号,第5-7页。
(2)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73页。
(1)在同一篇文章中,周作人甚至说,“《十五小豪杰》终于未曾登完,心里很不满足,今年我还托人找到新出的日本全译本来,可是事隔五十年以上,读了并不像当时那么有趣”。五十年后还记着当时的阅读热情,可见影响之深。
(2)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3)这样的逻辑思路在两篇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中,也有充分体现。《说鈤》1903年10月10日发表于《浙江潮》月刊第8期,其起首鲁迅评述说:“……若能力保存说,若原子说,若物质不灭说,皆蒙极酷之袭击,跄踉倾欹,不可终日!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中国地质略论》亦发表于《浙江潮》第8期,在这篇文章的《绪言》《结论》部分,鲁迅基于“凡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者;虽曰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矣,而亦惟地质学不发达故”的缘故,着力介绍中国地质方面的知识,期以“斩绝妄念,文明乃兴”(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由此可见,鲁迅在介绍科学的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改造文明的思想背景。
(4)这一点在编译的《斯巴达之魂》中有更为明显的展露。《斯巴达之魂》1903年6月15日、11月8日发表于《浙江潮》第5、9两期。此前梁启超已在《斯巴达小志》(载1902年7-8月的《新民丛报》第12-13号)、《新民说》第17节《论尚武》(连载于1903年3-4月间的《新民丛报》第28、29两期)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斯巴达的国民精神,及其在“民族帝国主义”时期的价值意义。鲁迅对斯巴达尚武精神的推扬,并非完全基于民族帝国主义的立场,但他仍以相对于梁启超更为文艺的方式,以一种悲壮的美学格调,将梁启超所张扬的斯巴达这种尚武的精神,渲染得淋漓尽致。这是以文艺的形式从正面灌输国民精神的典型范例。
(1)参见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载《鲁迅传》,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23页;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438页。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西医之间关系的文章,1933年周作人曾有《兰学事始》一篇介绍,表彰“求知识者的先驱的言行”的“悲壮意味”。参见周作人:《夜读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49页。对于这个文本的分析,参见朱晓江:《伟大的捕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6-179页。
(2)在《鲁迅入门》中,竹内好认为鲁迅的“志向并不在于那种文学---即梁启超式的文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为了逃避它才离开了东京。而且实际上他再次回到东京时也不再追随梁启超而是章炳麟,这足以为证”,“我以为鲁迅去仙台以后,就脱离了他的影响。等他再回到东京的时候,选择的道路就不是梁启超,而是梁启超的批判者章炳麟了”。参见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9、72页。我个人认为,鲁迅与梁启超的思想分歧,一直要到幻灯片事件发生以后才凸显出来,1904年,鲁迅仍处于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之中。
(3)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载《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一卷(1881-192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5-106页。
(5)按,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异的选择。据明治三十二年(1899)八月二十一日《读卖新闻》刊登的《岛村抱月氏盐原杂俎》,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据说其中只有六人进入专门学校的政治科,余则大学的法科、工科者甚多,医学虽人劝之亦绝不首肯”,这让岛村抱月颇觉“有趣”,以为“此中事理机微颇与我邦当年情形相异”,盖日本维新得益于新医学者正多;而就在鲁迅到达日本以后不久的1902年7月,《东京朝日新闻》等媒体报道了吴汝纶参观东京帝国大学时的活动,彼时帝大校长山川健次郎仍向吴建议,“支那开发最有效力者乃兴盛医学”,“贵国当效仿我邦维新当时,首先奖励医学,以此为清国开发之方法”。鲁迅的选择学医,应该与当时日本知识界普遍存在的此类认识有关。参见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陈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98-99页。
(1)李欧梵、罗岗:《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代序)》,载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类似的意思,竹内好在讨论鲁迅思想的形成时也有提及。他在讨论幻灯片事件时曾下判断说:“他(按,指鲁迅)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参见竹内好:《思想的形成》,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7页。
(2)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转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一卷(1881-192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3)鲁迅:《致蒋抑卮》(041008),载《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4)这种压力,许寿裳在《回忆鲁迅》中即将之描述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参见许寿裳:《鲁迅传》,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23页。
(1)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以“力”为文野之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苟曰是惟往古为然,今则机械其先,非以力取,故胜负所判,即文野之由分也。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罟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章太炎对此也有提示:“……就言宗法、军国胜败之故,岂非以一者为未进化,一者为已进化,故得以优劣定之耶?……何南宋之卒亡于蒙古也?西罗马灭于峨特,东罗马灭于突厥,印度灭于莫卧尔,此皆以劣等社会战胜优等社会者也。是则国之兴废,非徒以社会文化高下为衡,顾民气材力何如耳。”(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0页)鲁迅此处的议论,显然是受到了太炎的启发。
(2)1907-1908年间,鲁迅译作了一批文言论文,按写作次序分别为:《人之历史》(原题《人间之历史》,《河南》第1号,1907年作)、《摩罗诗力说》(《河南》第2、3号,1907年作)、《科学史教篇》(《河南》第5号,1907年作)、《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号,1907年作)、《破恶声论》(《河南》第8号,1908年作)。在《坟》中,鲁迅收录了前4篇文字,并将其次序调整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无论是写作、发表,还是鲁迅将它收录到文集,《人之历史》都被安排在了首篇的位置。
(3)李泽厚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将《人之历史》定位为“前一时期宣传进化论和科学思想的尾声”。按,《人之历史》确有1903年那些文章介绍新知的风格,但在对“进化论”的把握上,它却具有转折的意义,而并非前期思想的“尾声”。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25页。
(4)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载《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2)鲁迅对于严复译本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中说:“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周作人:《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许寿裳也回忆,严复的译书“出版之后,鲁迅每本必读”,而对于《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能够背诵”。(许寿裳:《鲁迅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2-13页)
(3)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1页。
(4)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说:“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页)按,《訄书》初刻本,朱维铮认为成书于“公元一九○○年一月底以前”(参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卷之《本卷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鲁迅阅读的时间未能完全确定。但至少在1903年《浙江潮》创刊之际,鲁迅就已经接触到了章太炎的文字,而且“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这与许寿裳回忆说太炎狱中诗“最为鲁迅所爱诵”相符,参见《鲁迅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7页)。
(5)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6页。
(6)许寿裳:《鲁迅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3页。
(7)章太炎的原文是:“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极尽讽刺之能事,而鲁迅取其“载飞载鸣”四字为严复之新绰号,可见其对于严复,已经不是那么佩服了。这和许寿裳所说的,鲁迅受过严复、林纾的影响,“后来却都不大佩服了”(许寿裳:《鲁迅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12页),也是符合的。
(8)按,章太炎1898年曾和曾广銓合作翻译过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第1卷中的两篇:《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马勇认为,“当章太炎对进化论有更深研读,特别在与曾广銓合作编译《斯宾塞尔文集》后,他对进化论的信念发生动摇,由进化论信徒渐渐变为批判者,以为单线进化论极富局限性”。参见马勇:《章太炎文集·译文集·整理说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关于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采用底本及两者思想关联的考证,参见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问题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5页。
(2)鲁迅:《坟·人之历史》,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7页。下引《人之历史》的文字皆据此,不另注。
(3)鲁迅:《二心集·〈进化和退化〉小引》,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1)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2)按,“宇宙过程”(cosmic process)和“伦理过程”(ethical process)是赫胥黎《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中使用的两个概念。鲁迅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接触到赫胥黎的思想。关于严复译作与赫胥黎原著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对于鲁迅思想的影响,参见北冈正之:《严复〈天演论〉---鲁迅“人”之概念的一个前提》,载《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18-182页。
(3)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北冈正之:《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参见北冈正之:《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5-46页。此外鲁迅和滨田的雪莱形象、和八杉的普希金形象也都有所不同,参阅第52-54、59-63页。同样,根据伊藤虎丸的研究,鲁迅在德国诗人柯尔纳的形象接受上,也从明治时期日本的七种译介中,独独接受了斋藤野之人在日俄战争以后所推出的他对于柯尔纳的理解,即野之人基于对“缺乏精神根底的战争”的批评而提出的“日本需要的不是柯尔纳的剑,而是柯尔纳的诗”的观点(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16页)。我认为,这种选择的眼光,是我们在理解鲁迅早期文化思想时所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3)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1)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32页;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92-93页。本文据后者引用。
(2)载《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署名索子。
(3)参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一卷(1881-192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9、121页;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3、99页;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0页。
(4)关于20世纪初期留日学生的受辱、压抑及反抗,参见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第3章《“人类馆”现象与“游就馆”体验》,陈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5)参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6-57页;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8-439页。
(6)竹内好:《鲁迅·思想的形成》,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7页。
(7)参见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第100期上(1947年)刊登的同人座谈会《东方文学中的世界性与地域性》的发言记录,转引自坂井洋史:《关于“东方”现代文学的“世界性”---以竹内好、石母田正和周氏兄弟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为例》,谭仁岸译,《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1)转引自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2)1910年,李氏朝鲜灭亡,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3)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李朝津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88-289页。
(1)也只有在这样的思想结构中,我们才可以理解,反对兽性遗留的鲁迅,却并不主张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并由此批评中国文化传统中“不撄人心”的弊端。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说:“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故杀机之昉,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以此,他批评“中国爱智之士”之远慕唐虞时代,认为他们那种“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的论调,“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历史,事正背驰”。他又批评中国道家的“不撄人心”之术,认为其术虽善,然而“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在《破恶声论》中,鲁迅还批评了托尔斯泰“和平主义”的立场,认为此类观点“平议以为非是,载使全俄朝如是,敌军则可以夕至,民朝弃戈矛于足次,迨夕则失其土田,流离散亡,烈于前此。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即同矣,见一异者,而全群之治立败,民性柔和,既如乳羔,则一狼入其牧场,能杀之使无遗孑,及是时而求保障,悔迟莫矣”。这样,一方面否定民族帝国主义的强者立场,另一方面又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不抵抗政策,鲁迅凸显的,就是一种建立在弱者的立场之上的人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弱者对于强者、个性对于统治的反抗。在鲁迅看来,人类赖有此种抵抗力,乃能进化至人,故曰“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蔓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引文参见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9页;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2)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3)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4)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1)鲁迅:《科学史教篇》,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9页。
(2)按,和《摩罗诗力说》一样,《科学史教篇》应该也有材源。但在材料的取舍间,以及对照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对维新人士之私欲的猛烈批评,我认为,鲁迅将个人名誉私利从科学的理想中排除出去的立场,仍然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3)鲁迅:《科学史教篇》,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2-33页。
(1)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7页。
(2)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3)北冈正之:《严复〈天演论〉---鲁迅“人”之概念的一个前提》,载《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40页。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7、171页。
(5)根据狭间直树的考证,“《新民说》全20节内容分26次在创刊号至第72期(1906年3月)的‘论说’栏中连载。第17节‘论尚武’(应该是梁启超访美前写的)刊登在第29期(1903年4月),在那之前,如果把代替相关论说的部分也算在内,可以说每期都有连载。但是,梁启超访美以后,自写完第18节‘论私德’,前后的连载有时会间隔近一年”,“第18节‘论私德’发表在第38/39期合刊(出版日期写作1903年10月,但实为1904年2月左右发刊)、第40/41期合刊(出版日期写作1903年11月,但实为1904年3月左右发刊)、第46/47/48期合刊(出版日期写作1904年2月,但实为1904年6月左右发刊)这三册期刊上。”参见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高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0-81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载《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7-128页。
(2)梁启超:《论私德》,载《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7页。按,此段引文出自《传习录》卷2《答顾东桥书》,本文引用时参照了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6页),并略作校勘。
(3)梁启超:《论私德》,载《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7、140页。
(4)据《周作人日记》,1904年鲁迅曾有书寄周作人,“书共11册,并摄影一枚。内有《生理学粹》、利俾瑟《战血余腥录》、《月界旅行》《旧学》等,皆佳。又《浙江潮》《新小说》等数本。灯下煮茗,读之。”其中仍有《新小说》。参见《周作人日记》上册1904年部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1)梁启超:《论私德》,载《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8-119页。这个意思,鲁迅后来在《破恶声论》中简捷地以“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加以概括。引文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2)李贽:《童心说》即云:“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参见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8页。
(1)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2)鲁迅:《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6页。
(3)北冈正之:《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1页。
(4)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5)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1)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58页。
(2)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3)在这一点上,鲁迅应该是受到了日俄战争以后斋藤野之人对于柯尔纳形象的译介之影响。伊藤虎丸梳理了明治时期日本关于柯尔纳的七种译介,其中日俄战争以后,“野之人认为,日本需要的不是柯尔纳的剑,而是柯尔纳的诗。柯尔纳的军歌并不是因为军歌而受到尊崇,它也和柯尔纳的恋歌、野花之歌一样,由于是‘人生活力的激响’,是‘向上之声’,是‘永恒的德意志国民之声’,因此才能在德国国民中唤起对自由和统一的觉醒。倘若缺乏这些内容,则无论怎样奢谈‘爱国’也毫无意义。”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16页。
(4)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9-71页。
(5)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1)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2)北冈正之:《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8-50页。
(3)关于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参阅朱晓江:《语言与思想: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受抑及转向---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为参照》,《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