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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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Through analyzing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by Zhang Tianjue, Ex-director of the Guangdong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emergent work of rescuing overseas Chinese in 1941 and 1942. From a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alysi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nherent problems of the rescue work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especially after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It points out problems such as sluggish communication, bureaucracy within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mbigu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Chinese overseas. Overseas Chinese were passionate about supporting China, which prompted the KM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m and thus achieved a great succ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cuing-overseas Chinese policy.
Through analyzing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by Zhang Tianjue, Ex-director of the Guangdong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emergent work of rescuing overseas Chinese in 1941 and 1942. From a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alysi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nherent problems of the rescue work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especially after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It points out problems such as sluggish communication, bureaucracy within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mbigu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Chinese overseas. Overseas Chinese were passionate about supporting China, which prompted the KM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m and thus achieved a great succ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cuing-overseas Chinese policy.
引文
(1)“振济委员会、海外部侨务委员会、教育部、外交部、行政院秘书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二二,案卷号501。以下未特殊注明者,皆来自该报告书。
(2)有关晚清的侨务政策,可参阅黄小用:《晚清华侨政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有关北洋政府的侨务政策,可参阅杜裕根:《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及其评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关于紧急救侨委员会,学界多有论述。如唐凌:《抗战时期广西的救侨工作》,《八桂侨史》 1999年第4期;袁丁、李亚丽:《国民政府的救济难侨活动(1931—1937)——以广东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凌彦:《抗战期间云南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闫亚平:《抗战时期的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于此,笔者只是简述之。
(2)见刘维炽:《紧急救侨经过》,《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而财政部发表的数字为44,300,000元:“其确实统计如下,由该部径奉行政院紧急命令拨发者,截至本年(1943年)二月十日,拨发救济经费共计四四三○○○○○元,内拨振委会之国外战区及归国侨胞救济费二七○○○○○○元,归国侨生救济费二○○○○○○及侨胞招待经费八○○○○○元。云南省政府建筑华侨新村经费一○○○○○○元,及救济经费六五○○○○○元。广东省政府救济费四○○○○○○元,贵州省政府二○○○○○○元及广西省政府一○○○○○○元云。”参见《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1期。
(1) 1935年8月的海外党务委员会机关刊物《海外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救济华侨的几个原则》的文章,作者刘仲英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责政府当时救济华侨只有声明,而无切实救济办法。政府虽然声称“恤海外侨民近年受世界不况和各地排华的影响,痛苦万千,将拟定救济办法切实予于救助”,但其洋洋得意的侨务政绩,如“兴办侨乐村,津贴一批由日本被逐回国的侨民”等,比起华侨逐年来为祖国的革命和赈灾所捐献的巨款,则简直是“一句笑话”!
[1]张金马主编:《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2][4]“救济失业华侨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二二,案卷号92。
[3]侨务委员会编辑:《侨乐村》,侨务月刊社,1935年,第44页。
[5]陈仲道编:《抗战中的中国国民党》,生活书店,1938年,第8页。
[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05、632、683、684页。
[7]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716页。
[8]许世英:《一年来之救侨工作》,《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9]“广东及汕头侨务局处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1。
[10]“广东处处长徐天深函侨委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1。
[11]刘维炽:《紧急救侨经过》,《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12]“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振济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一六,案卷号229。
[13]刘维炽:《紧急救侨经过》,《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14]“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振济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一六,案卷号229;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739页。
[15]许世英:《一年来之救侨工作》,《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16]“侨委会准振济委员会函为侨民许连捷报告梧州冰泉镇难民收容所收容非法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277。
[17][18][20]“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振济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一六,案卷号229。
[19]陈立夫:《一年来侨生之救济》,《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21]王辟尘:《当前侨务的几个重要问题》,《现代华侨》1942年第3卷第8期。
[22]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45页。
[23]李屏、周辑:《侨眷家书一束》,《现代华侨》1942年第3卷第7期。
[24]“河口海口江门侨务局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4。
[25]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760~1761页。
[26]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第1744、1741页。
[27]袁丁、李亚丽:《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侨眷救济--以广东省为中心》,《八桂侨刊》2007年第2期。
[28]“侨委会工作成绩考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87。
[29]宁骚主编:《公共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56、459、466页。
[30]“侨务委员会向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提出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全宗号二,案卷号6667,微缩号16J-1331。
[31]“广东及汕头侨务局处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1。
[32]《MPA必读核心课程》编写组编:《公共政策分析》,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3]张金马主编《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34]李朴生:《广东的侨务问题》,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第108页。
[35]“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致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人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1。
[36]陈崇仁、吴洪敏:《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综述》,《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37]“侨务法规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92。
[38][40]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独立出版社,1945年,第80、109页。
[39]陈国威:《蒋介石侨务理念分析(1927-1945)》,《晋中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侨务官员的侨务思想分析》,《八桂侨刊》2012年第3期。
[41]周启刚:《海外问题言论选辑》(第一集),海外月刊社,1935年,第27、11页。
(2)有关晚清的侨务政策,可参阅黄小用:《晚清华侨政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有关北洋政府的侨务政策,可参阅杜裕根:《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及其评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关于紧急救侨委员会,学界多有论述。如唐凌:《抗战时期广西的救侨工作》,《八桂侨史》 1999年第4期;袁丁、李亚丽:《国民政府的救济难侨活动(1931—1937)——以广东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凌彦:《抗战期间云南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闫亚平:《抗战时期的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于此,笔者只是简述之。
(2)见刘维炽:《紧急救侨经过》,《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而财政部发表的数字为44,300,000元:“其确实统计如下,由该部径奉行政院紧急命令拨发者,截至本年(1943年)二月十日,拨发救济经费共计四四三○○○○○元,内拨振委会之国外战区及归国侨胞救济费二七○○○○○○元,归国侨生救济费二○○○○○○及侨胞招待经费八○○○○○元。云南省政府建筑华侨新村经费一○○○○○○元,及救济经费六五○○○○○元。广东省政府救济费四○○○○○○元,贵州省政府二○○○○○○元及广西省政府一○○○○○○元云。”参见《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1期。
(1) 1935年8月的海外党务委员会机关刊物《海外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救济华侨的几个原则》的文章,作者刘仲英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责政府当时救济华侨只有声明,而无切实救济办法。政府虽然声称“恤海外侨民近年受世界不况和各地排华的影响,痛苦万千,将拟定救济办法切实予于救助”,但其洋洋得意的侨务政绩,如“兴办侨乐村,津贴一批由日本被逐回国的侨民”等,比起华侨逐年来为祖国的革命和赈灾所捐献的巨款,则简直是“一句笑话”!
[1]张金马主编:《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2][4]“救济失业华侨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二二,案卷号92。
[3]侨务委员会编辑:《侨乐村》,侨务月刊社,1935年,第44页。
[5]陈仲道编:《抗战中的中国国民党》,生活书店,1938年,第8页。
[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05、632、683、684页。
[7]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716页。
[8]许世英:《一年来之救侨工作》,《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9]“广东及汕头侨务局处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1。
[10]“广东处处长徐天深函侨委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1。
[11]刘维炽:《紧急救侨经过》,《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12]“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振济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一六,案卷号229。
[13]刘维炽:《紧急救侨经过》,《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14]“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振济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一六,案卷号229;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739页。
[15]许世英:《一年来之救侨工作》,《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16]“侨委会准振济委员会函为侨民许连捷报告梧州冰泉镇难民收容所收容非法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277。
[17][18][20]“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振济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一六,案卷号229。
[19]陈立夫:《一年来侨生之救济》,《华侨先锋》1943年第5卷第3期。
[21]王辟尘:《当前侨务的几个重要问题》,《现代华侨》1942年第3卷第8期。
[22]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45页。
[23]李屏、周辑:《侨眷家书一束》,《现代华侨》1942年第3卷第7期。
[24]“河口海口江门侨务局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4。
[25]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760~1761页。
[26]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第1744、1741页。
[27]袁丁、李亚丽:《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侨眷救济--以广东省为中心》,《八桂侨刊》2007年第2期。
[28]“侨委会工作成绩考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87。
[29]宁骚主编:《公共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56、459、466页。
[30]“侨务委员会向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提出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全宗号二,案卷号6667,微缩号16J-1331。
[31]“广东及汕头侨务局处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1。
[32]《MPA必读核心课程》编写组编:《公共政策分析》,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3]张金马主编《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34]李朴生:《广东的侨务问题》,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第108页。
[35]“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致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人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501。
[36]陈崇仁、吴洪敏:《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综述》,《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37]“侨务法规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92。
[38][40]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独立出版社,1945年,第80、109页。
[39]陈国威:《蒋介石侨务理念分析(1927-1945)》,《晋中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侨务官员的侨务思想分析》,《八桂侨刊》2012年第3期。
[41]周启刚:《海外问题言论选辑》(第一集),海外月刊社,1935年,第27、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