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京艺术大学藏西汉金错铜管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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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藏西汉金错铜管实物进行观察的基础上,从马车伞盖杠中部管箍的形式和视觉特征入手,探讨这一时期图像和观看的关系。对于铜管图像从三组不同层次的概念来解读,第一个层次包括尺度、器形、材质和技术等物质性概念;第二个层次包括图像的题材、风格、功能、意义等美术史的常规概念;第三个层次包括礼制、宗教、道德、身份等艺术作品外部的概念,以及与这些概念相关各种话语。这些外部因素形成了西汉中国美术特殊的风貌。
On the basis of observing the Jincuo Bronze Tub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collected in the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and the viewing in this period was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form and visual features of the tube in the middle of the bar supporting the cover of the carriage. To interpret the tube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concepts, the first level includes the physical concepts such as scale, shape, material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level includes common concepts such as the theme of the image, style, function, meaning and other art history.The third level includes external concepts of arts such as rituals, religion, morality, identity, etc., and various discourses related to these concepts. These externalfactors formed the specialstyle of Western Han Chinese art.
On the basis of observing the Jincuo Bronze Tub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collected in the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and the viewing in this period was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form and visual features of the tube in the middle of the bar supporting the cover of the carriage. To interpret the tube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concepts, the first level includes the physical concepts such as scale, shape, material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level includes common concepts such as the theme of the image, style, function, meaning and other art history.The third level includes external concepts of arts such as rituals, religion, morality, identity, etc., and various discourses related to these concepts. These externalfactors formed the specialstyle of Western Han Chinese art.
引文
(1)鲁迅1935年9月9日致李桦信中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张光福编注《鲁迅美术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0、497页。鲁迅原文特指汉代石刻,今人引用时则往往不注意所讨论的对象,推而广之。
(2)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文物》1973年第6期,第70页,图版六;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编《河北出土文物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242。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3)孙机认为这种构件称作俾倪,或輗(孙机《中国古代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第25~40页;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3~34页;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7~108页),此说得到不少学者赞同。袁仲一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关于輗是在轼中央的环形构件用以持盖杠的说法,比较合理”(袁仲一《秦陵铜车马有关几个器名的考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第24~31页)。汪少华进一步认为輗“是指处于被环持括约状态表现为略微曲斜的盖杠,因为也指称这种在车轼中央或车舆某处用以括约固定盖杠的环或环形构件”,而与这种铜管无涉(汪少华《“輗”考---〈考工记〉名物考证之一》,《语言研究》2002年第4期,第68~63页)。另有学者称此物为车铤(郑滦明《定州三盘山错金银铜车伞铤纹饰内容分析》,《文物春秋》2000年第3期,第43~48页;郑绍宗《定县三盘山122号汉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2~165页)。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6~57页,彩版三三~三五。
(5)《MIHO MUSEUM南館図録》,1997年,MIHO MUSEUM,第212~213页。
(6)对于这件铜管较重要的著录有下中弥三郎编:《世界美術全集》,東京:平凡社,1930年,第四卷,図版。
(7)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第70页;刘敦愿《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出土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第74~79页;后以《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分析》为题收入氏著《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台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1994年,第342~349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61~266页)和《刘敦愿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4~349页)。此据《刘敦愿文集》本。Wu Hung,A Sanpan Shan Chariot Ornament and the Xiangrui Design in Western Han Art,Archives of Asian Art,XXXVLL(1984),pp.38-59,中译本见巫鸿《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张勃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3~166页。郑滦明《定州三盘山错金银铜车伞铤纹饰内容分析》,《文物春秋》2000年第3期,第43~48页。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第56页。
(9)Inlaid Bronze and Related Material from Pre-Tang China,Catalogue of Exhibition 11 June-5 July 1991,Eskenazi Ltd.,London:1991,No.16.
(10)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彩色图版17,图版207:A~D。
(11)Osvald Siré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Han Period,London:Ernest Benn,Limited,1929-30,p.37,note 1.
(12)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5件鎏金铜管和其妻窦绾墓出土的2件鎏金铜管内也大多有木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91~192、195、322~324页。
(13)黄土山2号墓、东京艺术大学、Miho铜管的骆驼背部各刻画一猴,许全胜兄提示,这一细节反映了养猴避驼、马疫病的观念和习俗。邢义田讨论了中国古代文献和艺术中所见养猴避马疫病的问题(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3~540页),他的新著《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25页)对此加以补充,增加了对于猴避骆驼疫病的论述。
(14)巫鸿《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第147~156页;郑滦明《定州三盘山错金银铜车伞铤纹饰内容分析》,第46页。铜管与山东嘉祥东汉元嘉元年(151年)武梁祠内顶上雕刻的祥瑞画像相比,后者画面分为若干方格,每格一图,并配以较详细的榜题,呈现为一种“图录式”(cataloguing style)的结构。这种画像源于汉代的“瑞图”,其历史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见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91~124页),是对一种宗教理论和知识直接的图解,而铜管图像的风格生动,是一种更为自由的绘画,缺少后者所特有的来自于文本的规定性,而予人以审美的愉悦,故而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15)在另外两件西汉铜管上可以看到人物、动物与山峦、云纹其他的组合方式,第一个例子是早年卢芹斋经手转卖(M.Rostovtzeff,Inlaid Bronz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Paris and Brussels:G.Vanoest.Publisher for Librairie Nationale D'Art et D'Histoire,1927,pl.II),后为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一件金银错铜管(Osvald Siré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Han Period,pl.47;水野清一《殷周青銅器と玉》,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59年,図版167)。其体量略小,外壁只分为上下两个区段,其主体的纹样是U形或倒U形的云气按二方连续的形式有规律地排布,细小的动物穿插其间。喜龙仁指出,从动物跳跃、追逐的姿态可以看出,凸起的云气表现的应是山峰(Osvald Siré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Han Period,p.37),而宗像清彦(Kiyohiko Munakata)注意到,许多云气的端部演化为鸟头或龙爪(Kiyohiko Munakata,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p.21)。第二个例子是纽约蓝理捷公司(J.J.Lally&Co.)图录中公布的一件西汉银错铜管(Arts of the Han Dynasty,New York:J.J.Lally&Co.,1998,pl.28),高40厘米,其外壁四个区段上的主体纹样是翻卷穿插的云纹,一些细小的鸟兽和至少两位仙人刻画在云气纹的曲线中。在这两个例子中,云气的形状更注重装饰性,呈现出一种秩序感和韵律感,而动物则一概保持着严谨的写实作风。永青文库铜管和蓝理捷公司铜管所见仙人、动物与山峦、云气的组合进一步证明二者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16)永城黄土山2号墓多件金银错铜车器也装饰同类的题材,由于器形多样,所呈现的图像也随之变化。一些比较细长的器物因为面积有限,仅仅装饰一些中小型的动物和云纹,而一件衡末轭首饰圆形的顶部则刻画了一只形体丰满的虎,两件柱状铜冒外壁分别描绘羽冠华美的凤鸟和腾跃的龙,两件轭端饰件的顶部面积较大,分别为一只虎和一只凤鸟所占据。这组器物显示出各种母题是可以灵活分解的,说明匠师们在设计铜管时,拥有某些较为固定的母题资源。
(17)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遺物に表はされた“氣”の圖像的表現》,《東方学報》第六十一册(1989年),第2~63页。
(18)杨泓《战国绘画初探》,《文物》1989年第10期,第53~59转36页。
(19)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70~271页。
(20)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7、354页,附图下八七五;John Alexander Pope,Rutherford John Gettens,James Cahill,Noel Barnard,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ume I,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7,pp.484-489.此外,陕西甘泉县博物馆2001年入藏两件形制和大小相同的金错铜管,外壁分为三个区段,装饰车马、武士、走兽和飞禽等,画像题材和风格与弗利尔美术馆藏车马狩猎纹铜鉴几乎完全相同(王勇刚、崔风光《陕西甘泉县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错金狩猎纹铜车饰》,《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第108~109页)。笔者未目验这两件铜管,因为其图像与弗利尔铜鉴高度一致,或许应对于其真伪问题更为慎重。
(21)《淮南子·氾论训》:“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2页)《后汉书·张衡传》记张衡有言:“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12页)
(22)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卢辅圣主编《中国画学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一册,第161页。
(23)按照东汉王逸《天问章句序》的说法,《天问》是屈原遭放逐后,观“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因书其壁,何(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重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119页)。汉武帝诏令图画金日磾母休屠王阏氏之像于甘泉宫,“日磾每见画常拜,乡之涕泣,然后乃去”(《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60页)。
(24)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67~268页。关于“母猴”的问题,许全胜教授提示我参考张永言《“沐猴”解》一文。张文指出,《韩非子》故事中的“母猴”与“沐猴”属同词异写,“沐”字是一个非汉语成分,是汉藏语系中mjok(mjuk)/muk一词的对音,而后者语义为“猿/猴”;就构词法而论,“母猴”“沐猴”属于“同义连文”或“大名冠小名”(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212~219页)。
(25)这种想象力总有付诸实践的一天,例如,考古发现多组汉代金属细工制品也体现了同样的追求。江苏甘泉双山2号东汉墓出土一组金饰件,包括3件两面带有掐丝花瓣形图案的泡形饰、2件镶嵌绿松石的亚形饰、2件表面以小金珠粘连成三胜形的饰件、1件“宜子”铭盾形饰、1件挂锁形饰、1件“王冠”形金圈、1件空心金球、1件龙形片饰和1件嵌水晶泡金圈等,这些金饰品大多长度不足1厘米,其中的龙形片饰原来可能附着在其他器物上,残长4.6厘米,重2克,在黄豆粒大小的龙头上用金丝、金珠焊缀出眼、鼻、牙齿、角、须,精美异常(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11页,图版三)。山东莒县双河村出土汉代“宜子孙”铭金灶、金蟾、金盾也十分精美灵巧,其中金灶高0.9厘米,宽0.9厘米,通长1.25厘米,重2.9克,烟囱、锅、灶膛等一应俱全,灶面上一条鱼清晰可辨,锅中镶嵌金珠以示饭食;金蟾长1.9厘米,最宽处2厘米,厚0.2厘米,重4.35克;金盾高2.8厘米,最宽1.5厘米,厚0.15厘米,重5.1克(刘云涛、张开学《莒县出土的汉代金器》,《东南文化》2000年第6期,第84~85页)。
(26)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70页。
(27)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数件西周早期青铜策,多呈长条形,有一定弧度,有库、穿、刺等,装饰兽面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68~369页);也有一件呈素面管状。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2号铜车也有策,铜质,竿形带节,前端有刺,饰云纹(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第14页,图四二。有关论述见孙机《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文物》1983年第7期,第23~24页;又见孙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6~8页)。
(28)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67页。
(29)郑玄注,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3~1264页。
(30)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87~392页。
(31)郑玄注,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第1241页。
(32)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183页。这段话在马王堆帛书甲本中保存完好,作“大直如诎,大巧如拙,大赢如(肭)”。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3页。
(33)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3页。
(34)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2194页。关于倕的研究,见李松《巧倕的命运》,《装饰》1993年第4期,无页码。关于中国早期艺术中“巧”的文化意义的研究,见Martin J.Powers,Pattern and Person:Ornament,Society,and Self in Classical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2006,pp.130-132.
(35)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66~267页。这个故事又见《墨子·鲁问》。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80~482页。
(36)洛阳市博物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第174页,图三之4,图版三之3。
(37)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出土一号青铜马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89~190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79~80页。报告将该铜管称作(4,不确,孙机已予以更正,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4~35页。
(39)《史记·魏公子列传》:“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78页。
(40)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8~730页。
(41)《汉书·贾谊传》,第2222页。
(42)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8页。
(43)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70页。
(44)《史记·封禅传》:“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见《史记》,第1387~1388页。
(45)详细的讨论,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146页。
(46)有关“发瑞”的讨论,见巫鸿《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第151页。
(47)《说文》卷一:“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许慎《说文解字》(影印1873年陈昌智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页。又,《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王弼注,孔颖达疏,卢光明、李申整理《周礼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1页。
(48)商周青铜器中有自铭带“弄”字者,近年来也有部分小型青铜器出土,属于“祀与戎”之外把玩的弄器。黄铭崇《殷代与东周之“弄器”及其意义》,《古今论衡》2001年第6期,第66~88页;见李零《说匮---中国早期妇女用品: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第69~86页。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比较典型的弄器为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26号春秋墓出土的6件小巧的青铜器,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期,第4~21页。相关研究又见高西省、叶四虎《论梁带村新发现春秋时期青铜鍑形器》,《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第33~38页;Jessica Rawson,Carnelian beads,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ca.1000-650 BC,Bridging Eurasia,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Mainz,2010,pp.1~36;王洋《梁带村芮桓公夫妇墓随葬青铜器的性别观察》,《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第69~77页。
(49)《礼记·王制》:“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仪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3页;《仪礼·既夕礼》:“燕器,杖、笠、翣。”郑玄注:“燕居安体之器也。”贾公彦疏:“以杖者,所以扶身;笠者,所以御暑;翣者,所以招凉,而在燕居用之,故云燕居安体之器也。”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55页。
(5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7~141页,彩版一四,图版九一、九二。
(51)关于这件方案更详细的分析,见莫阳《战国中山王墓研究---一种艺术史的视角》之“引论”,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北京,2015年。
(5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第57~82、110~114、118~122、133~144、259~281页。
(53)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6~97页。
(54)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0页。
(55)郑玄注,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第1248页。
(56)对于有关文献的汇集,见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57)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87页。
(58)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第66~69页。
(59)崔大庸不赞成史树青所说的錾刻“厶”形凹槽再以金银丝片嵌入的说法,认为“类似的凹槽还应是先在范上预先刻好后,再铸器,然后嵌入金银丝、片”,提出有双乳山车马器可能使用了“鎏金银”的方法。(崔大庸《试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中出土的几件错金银车马器》,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2~430页)如果是在范上预先制作线条,则必须是凸出的阳线,而不是阴线,然而,均匀的阳线极难完成。细审东京艺术大学铜管,其线条确有直接雕刻的痕迹,而不可能是在范上雕刻。何晏《景福殿赋》“丹绮离娄”注云:“离娄,刻镂之貌。刘向《熏炉铭》曰:雕镂万兽,离娄相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册,第528页)刘向所言,应指类似山中靖王刘胜墓博山炉之类金银错铜熏炉,所谓“雕镂”“离娄”,均指直接在器物上雕刻线条。崔大庸所说的鎏金银技术的运用,则是正确的。东京艺大铜管上有些十分细小,不成形状的细碎金点,应是鎏金的痕迹,这也证明《说文》“错,金涂也”的说法可能反映了汉代此类工艺的特征。梁书台结合修复平山三汲战国中山王墓四龙四凤案的经验,对此问题有详细的论证,见氏著《“错金银”质疑》,《文物春秋》2000年第4期,第71~72页。
(60)《国语·齐语》记管仲言:“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1页)郭沫若指出:“所谓‘美金’是指青铜。剑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铜铸造的。所谓‘恶金’便当是铁。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3页)。白云翔则认为,“美金”和“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白云翔《“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4~57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下册,彩版23;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图版肆。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38~48页。其中两件鸟篆文壶上的铭文分别有“盛兄盛味,於心佳都”“口味,充闰血肤,延寿却病,万年有余”等吉语,可知口福之欲有关,而非礼器。
(63)郑岩《墓主画像研究》,《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8~194页。
(64)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1~73页。
(65)例如西汉前期的广东广州1174、1175、1177号墓和西汉晚期的河南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出土的几件铜管即无纹饰,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6~147页;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第120页,图九之4。
(66)先师刘敦愿先生认为三盘山和东京艺大铜管“很可能是皇家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因赏赐而在郡国地区发现,或是根据宫廷画家的粉本小样进行模仿创作的”。见氏著《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分析》,第349页。
(67)郑滦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考古》2002年第1期,第70页;郑绍宗《定县三盘山122号汉墓》,第162~165页。
(68)郑绍宗《定县三盘山122号汉墓》,第165页。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179~206,311~331页。
(7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第1~10页,图版壹~贰。
(71)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第223~266页,图版拾叁~贰拾。
(72)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第39~43转54页。
(73)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第1~9转26页。
(7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第3~16页,图版壹~陆。
(75)崔大庸《双乳山一号汉墓一号车马的复原与研究》,《考古》1997年第3期,第16~26页;崔大庸《试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中出土的几件错金银车马器》,第422~430页。
(76)崔大庸《试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中出土的几件错金银车马器》,第429~430页。
(77)《史记·平准书》,第1417页。
(78)从考古发现可以观察到,诸侯王以车马殉葬的制度也在武帝时期建立起来。见高崇文《西汉诸侯王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第37~43页。
(79)《论语·雍也》,见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400页。
(80)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0页。
(2)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文物》1973年第6期,第70页,图版六;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编《河北出土文物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242。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3)孙机认为这种构件称作俾倪,或輗(孙机《中国古代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第25~40页;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3~34页;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7~108页),此说得到不少学者赞同。袁仲一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关于輗是在轼中央的环形构件用以持盖杠的说法,比较合理”(袁仲一《秦陵铜车马有关几个器名的考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第24~31页)。汪少华进一步认为輗“是指处于被环持括约状态表现为略微曲斜的盖杠,因为也指称这种在车轼中央或车舆某处用以括约固定盖杠的环或环形构件”,而与这种铜管无涉(汪少华《“輗”考---〈考工记〉名物考证之一》,《语言研究》2002年第4期,第68~63页)。另有学者称此物为车铤(郑滦明《定州三盘山错金银铜车伞铤纹饰内容分析》,《文物春秋》2000年第3期,第43~48页;郑绍宗《定县三盘山122号汉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2~165页)。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6~57页,彩版三三~三五。
(5)《MIHO MUSEUM南館図録》,1997年,MIHO MUSEUM,第212~213页。
(6)对于这件铜管较重要的著录有下中弥三郎编:《世界美術全集》,東京:平凡社,1930年,第四卷,図版。
(7)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第70页;刘敦愿《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出土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第74~79页;后以《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分析》为题收入氏著《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台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1994年,第342~349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61~266页)和《刘敦愿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4~349页)。此据《刘敦愿文集》本。Wu Hung,A Sanpan Shan Chariot Ornament and the Xiangrui Design in Western Han Art,Archives of Asian Art,XXXVLL(1984),pp.38-59,中译本见巫鸿《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张勃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3~166页。郑滦明《定州三盘山错金银铜车伞铤纹饰内容分析》,《文物春秋》2000年第3期,第43~48页。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第56页。
(9)Inlaid Bronze and Related Material from Pre-Tang China,Catalogue of Exhibition 11 June-5 July 1991,Eskenazi Ltd.,London:1991,No.16.
(10)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彩色图版17,图版207:A~D。
(11)Osvald Siré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Han Period,London:Ernest Benn,Limited,1929-30,p.37,note 1.
(12)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5件鎏金铜管和其妻窦绾墓出土的2件鎏金铜管内也大多有木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91~192、195、322~324页。
(13)黄土山2号墓、东京艺术大学、Miho铜管的骆驼背部各刻画一猴,许全胜兄提示,这一细节反映了养猴避驼、马疫病的观念和习俗。邢义田讨论了中国古代文献和艺术中所见养猴避马疫病的问题(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3~540页),他的新著《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25页)对此加以补充,增加了对于猴避骆驼疫病的论述。
(14)巫鸿《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第147~156页;郑滦明《定州三盘山错金银铜车伞铤纹饰内容分析》,第46页。铜管与山东嘉祥东汉元嘉元年(151年)武梁祠内顶上雕刻的祥瑞画像相比,后者画面分为若干方格,每格一图,并配以较详细的榜题,呈现为一种“图录式”(cataloguing style)的结构。这种画像源于汉代的“瑞图”,其历史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见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91~124页),是对一种宗教理论和知识直接的图解,而铜管图像的风格生动,是一种更为自由的绘画,缺少后者所特有的来自于文本的规定性,而予人以审美的愉悦,故而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15)在另外两件西汉铜管上可以看到人物、动物与山峦、云纹其他的组合方式,第一个例子是早年卢芹斋经手转卖(M.Rostovtzeff,Inlaid Bronz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Paris and Brussels:G.Vanoest.Publisher for Librairie Nationale D'Art et D'Histoire,1927,pl.II),后为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一件金银错铜管(Osvald Siré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Han Period,pl.47;水野清一《殷周青銅器と玉》,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59年,図版167)。其体量略小,外壁只分为上下两个区段,其主体的纹样是U形或倒U形的云气按二方连续的形式有规律地排布,细小的动物穿插其间。喜龙仁指出,从动物跳跃、追逐的姿态可以看出,凸起的云气表现的应是山峰(Osvald Siré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Han Period,p.37),而宗像清彦(Kiyohiko Munakata)注意到,许多云气的端部演化为鸟头或龙爪(Kiyohiko Munakata,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p.21)。第二个例子是纽约蓝理捷公司(J.J.Lally&Co.)图录中公布的一件西汉银错铜管(Arts of the Han Dynasty,New York:J.J.Lally&Co.,1998,pl.28),高40厘米,其外壁四个区段上的主体纹样是翻卷穿插的云纹,一些细小的鸟兽和至少两位仙人刻画在云气纹的曲线中。在这两个例子中,云气的形状更注重装饰性,呈现出一种秩序感和韵律感,而动物则一概保持着严谨的写实作风。永青文库铜管和蓝理捷公司铜管所见仙人、动物与山峦、云气的组合进一步证明二者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16)永城黄土山2号墓多件金银错铜车器也装饰同类的题材,由于器形多样,所呈现的图像也随之变化。一些比较细长的器物因为面积有限,仅仅装饰一些中小型的动物和云纹,而一件衡末轭首饰圆形的顶部则刻画了一只形体丰满的虎,两件柱状铜冒外壁分别描绘羽冠华美的凤鸟和腾跃的龙,两件轭端饰件的顶部面积较大,分别为一只虎和一只凤鸟所占据。这组器物显示出各种母题是可以灵活分解的,说明匠师们在设计铜管时,拥有某些较为固定的母题资源。
(17)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遺物に表はされた“氣”の圖像的表現》,《東方学報》第六十一册(1989年),第2~63页。
(18)杨泓《战国绘画初探》,《文物》1989年第10期,第53~59转36页。
(19)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70~271页。
(20)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7、354页,附图下八七五;John Alexander Pope,Rutherford John Gettens,James Cahill,Noel Barnard,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ume I,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7,pp.484-489.此外,陕西甘泉县博物馆2001年入藏两件形制和大小相同的金错铜管,外壁分为三个区段,装饰车马、武士、走兽和飞禽等,画像题材和风格与弗利尔美术馆藏车马狩猎纹铜鉴几乎完全相同(王勇刚、崔风光《陕西甘泉县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错金狩猎纹铜车饰》,《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第108~109页)。笔者未目验这两件铜管,因为其图像与弗利尔铜鉴高度一致,或许应对于其真伪问题更为慎重。
(21)《淮南子·氾论训》:“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2页)《后汉书·张衡传》记张衡有言:“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12页)
(22)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卢辅圣主编《中国画学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一册,第161页。
(23)按照东汉王逸《天问章句序》的说法,《天问》是屈原遭放逐后,观“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因书其壁,何(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重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119页)。汉武帝诏令图画金日磾母休屠王阏氏之像于甘泉宫,“日磾每见画常拜,乡之涕泣,然后乃去”(《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60页)。
(24)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67~268页。关于“母猴”的问题,许全胜教授提示我参考张永言《“沐猴”解》一文。张文指出,《韩非子》故事中的“母猴”与“沐猴”属同词异写,“沐”字是一个非汉语成分,是汉藏语系中mjok(mjuk)/muk一词的对音,而后者语义为“猿/猴”;就构词法而论,“母猴”“沐猴”属于“同义连文”或“大名冠小名”(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212~219页)。
(25)这种想象力总有付诸实践的一天,例如,考古发现多组汉代金属细工制品也体现了同样的追求。江苏甘泉双山2号东汉墓出土一组金饰件,包括3件两面带有掐丝花瓣形图案的泡形饰、2件镶嵌绿松石的亚形饰、2件表面以小金珠粘连成三胜形的饰件、1件“宜子”铭盾形饰、1件挂锁形饰、1件“王冠”形金圈、1件空心金球、1件龙形片饰和1件嵌水晶泡金圈等,这些金饰品大多长度不足1厘米,其中的龙形片饰原来可能附着在其他器物上,残长4.6厘米,重2克,在黄豆粒大小的龙头上用金丝、金珠焊缀出眼、鼻、牙齿、角、须,精美异常(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11页,图版三)。山东莒县双河村出土汉代“宜子孙”铭金灶、金蟾、金盾也十分精美灵巧,其中金灶高0.9厘米,宽0.9厘米,通长1.25厘米,重2.9克,烟囱、锅、灶膛等一应俱全,灶面上一条鱼清晰可辨,锅中镶嵌金珠以示饭食;金蟾长1.9厘米,最宽处2厘米,厚0.2厘米,重4.35克;金盾高2.8厘米,最宽1.5厘米,厚0.15厘米,重5.1克(刘云涛、张开学《莒县出土的汉代金器》,《东南文化》2000年第6期,第84~85页)。
(26)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70页。
(27)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数件西周早期青铜策,多呈长条形,有一定弧度,有库、穿、刺等,装饰兽面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68~369页);也有一件呈素面管状。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2号铜车也有策,铜质,竿形带节,前端有刺,饰云纹(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第14页,图四二。有关论述见孙机《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文物》1983年第7期,第23~24页;又见孙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6~8页)。
(28)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67页。
(29)郑玄注,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3~1264页。
(30)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87~392页。
(31)郑玄注,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第1241页。
(32)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183页。这段话在马王堆帛书甲本中保存完好,作“大直如诎,大巧如拙,大赢如(肭)”。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3页。
(33)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3页。
(34)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2194页。关于倕的研究,见李松《巧倕的命运》,《装饰》1993年第4期,无页码。关于中国早期艺术中“巧”的文化意义的研究,见Martin J.Powers,Pattern and Person:Ornament,Society,and Self in Classical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2006,pp.130-132.
(35)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66~267页。这个故事又见《墨子·鲁问》。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80~482页。
(36)洛阳市博物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第174页,图三之4,图版三之3。
(37)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出土一号青铜马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89~190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79~80页。报告将该铜管称作(4,不确,孙机已予以更正,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4~35页。
(39)《史记·魏公子列传》:“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78页。
(40)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8~730页。
(41)《汉书·贾谊传》,第2222页。
(42)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8页。
(43)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70页。
(44)《史记·封禅传》:“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见《史记》,第1387~1388页。
(45)详细的讨论,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146页。
(46)有关“发瑞”的讨论,见巫鸿《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第151页。
(47)《说文》卷一:“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许慎《说文解字》(影印1873年陈昌智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页。又,《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王弼注,孔颖达疏,卢光明、李申整理《周礼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1页。
(48)商周青铜器中有自铭带“弄”字者,近年来也有部分小型青铜器出土,属于“祀与戎”之外把玩的弄器。黄铭崇《殷代与东周之“弄器”及其意义》,《古今论衡》2001年第6期,第66~88页;见李零《说匮---中国早期妇女用品: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第69~86页。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比较典型的弄器为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26号春秋墓出土的6件小巧的青铜器,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期,第4~21页。相关研究又见高西省、叶四虎《论梁带村新发现春秋时期青铜鍑形器》,《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第33~38页;Jessica Rawson,Carnelian beads,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ca.1000-650 BC,Bridging Eurasia,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Mainz,2010,pp.1~36;王洋《梁带村芮桓公夫妇墓随葬青铜器的性别观察》,《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第69~77页。
(49)《礼记·王制》:“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仪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3页;《仪礼·既夕礼》:“燕器,杖、笠、翣。”郑玄注:“燕居安体之器也。”贾公彦疏:“以杖者,所以扶身;笠者,所以御暑;翣者,所以招凉,而在燕居用之,故云燕居安体之器也。”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55页。
(5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7~141页,彩版一四,图版九一、九二。
(51)关于这件方案更详细的分析,见莫阳《战国中山王墓研究---一种艺术史的视角》之“引论”,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北京,2015年。
(5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第57~82、110~114、118~122、133~144、259~281页。
(53)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6~97页。
(54)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0页。
(55)郑玄注,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第1248页。
(56)对于有关文献的汇集,见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57)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87页。
(58)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第66~69页。
(59)崔大庸不赞成史树青所说的錾刻“厶”形凹槽再以金银丝片嵌入的说法,认为“类似的凹槽还应是先在范上预先刻好后,再铸器,然后嵌入金银丝、片”,提出有双乳山车马器可能使用了“鎏金银”的方法。(崔大庸《试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中出土的几件错金银车马器》,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2~430页)如果是在范上预先制作线条,则必须是凸出的阳线,而不是阴线,然而,均匀的阳线极难完成。细审东京艺术大学铜管,其线条确有直接雕刻的痕迹,而不可能是在范上雕刻。何晏《景福殿赋》“丹绮离娄”注云:“离娄,刻镂之貌。刘向《熏炉铭》曰:雕镂万兽,离娄相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册,第528页)刘向所言,应指类似山中靖王刘胜墓博山炉之类金银错铜熏炉,所谓“雕镂”“离娄”,均指直接在器物上雕刻线条。崔大庸所说的鎏金银技术的运用,则是正确的。东京艺大铜管上有些十分细小,不成形状的细碎金点,应是鎏金的痕迹,这也证明《说文》“错,金涂也”的说法可能反映了汉代此类工艺的特征。梁书台结合修复平山三汲战国中山王墓四龙四凤案的经验,对此问题有详细的论证,见氏著《“错金银”质疑》,《文物春秋》2000年第4期,第71~72页。
(60)《国语·齐语》记管仲言:“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1页)郭沫若指出:“所谓‘美金’是指青铜。剑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铜铸造的。所谓‘恶金’便当是铁。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3页)。白云翔则认为,“美金”和“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白云翔《“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4~57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下册,彩版23;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图版肆。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38~48页。其中两件鸟篆文壶上的铭文分别有“盛兄盛味,於心佳都”“口味,充闰血肤,延寿却病,万年有余”等吉语,可知口福之欲有关,而非礼器。
(63)郑岩《墓主画像研究》,《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8~194页。
(64)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1~73页。
(65)例如西汉前期的广东广州1174、1175、1177号墓和西汉晚期的河南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出土的几件铜管即无纹饰,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6~147页;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第120页,图九之4。
(66)先师刘敦愿先生认为三盘山和东京艺大铜管“很可能是皇家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因赏赐而在郡国地区发现,或是根据宫廷画家的粉本小样进行模仿创作的”。见氏著《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分析》,第349页。
(67)郑滦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考古》2002年第1期,第70页;郑绍宗《定县三盘山122号汉墓》,第162~165页。
(68)郑绍宗《定县三盘山122号汉墓》,第165页。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179~206,311~331页。
(7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第1~10页,图版壹~贰。
(71)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第223~266页,图版拾叁~贰拾。
(72)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第39~43转54页。
(73)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第1~9转26页。
(7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第3~16页,图版壹~陆。
(75)崔大庸《双乳山一号汉墓一号车马的复原与研究》,《考古》1997年第3期,第16~26页;崔大庸《试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中出土的几件错金银车马器》,第422~430页。
(76)崔大庸《试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中出土的几件错金银车马器》,第429~430页。
(77)《史记·平准书》,第1417页。
(78)从考古发现可以观察到,诸侯王以车马殉葬的制度也在武帝时期建立起来。见高崇文《西汉诸侯王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第37~43页。
(79)《论语·雍也》,见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400页。
(80)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0页。